解读经典｜《答姚闢书》[北宋] 王安石 撰《通倅谢两府启○姚闢》皇朝文鉴[南宋]吕祖谦辑二篇

望星空（蓬安姚氏）

姚波收集录出整理解读，仅供参考！

《答姚闢书》[北宋] 王安石 撰

原页：临川先生文集（临川集）[北宋] 王安石 撰 卷75

句读

《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五》

答姚闢书

姚君足下：别足下三年于兹，一旦犯大寒，绝不测之江，亲屈来门，出所为文书，与谒并入，若见贵者然。始惊以疑，卒观文书，词盛气豪，于理悖焉者希。闲而论众经，有所开发，私独喜故旧之不予遗，而朋友之足望也。

今冠衣而名进士者，用万千计，蹈道者有焉，蹈利者有焉。蹈利者则否；蹈道者则未免离章绝句，解名释数，遽然自以圣人之术单此者有焉。夫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而已。而曰圣人之术单此者，皆守经而不苟世者也。守经而不苟世，其于道也几，其去蹈利者则缅然矣。

观足下固已几于道，姑汲汲乎其可急，于章句名数乎徐徐之，则古之蹈道者，将无以出足下上。足下以为何如？

译文

《答姚辟书》

姚辟先生足下：与您分别至今已有三年，（您）突然冒着严寒，横渡深不可测的大江，亲自屈尊来到我的门前，拿出所写的文章，并将名帖一并递上，礼节如同拜见显贵之人一般。我起初惊讶又疑惑，最终阅读文章后，发现文辞雄浑、气势豪迈，违背道理的地方很少。闲暇时讨论诸经，能有所启发，我私下里暗自欣喜于故交没有抛弃我，也感到朋友确实值得仰望。

如今身着儒服而称为进士的人，以千万计，其中有遵循道义的，也有追逐私利的。追逐私利者不值一提；而遵循道义者，仍不免割裂章节、断开句读，解释名称、考究数目，仓促地认为圣人的学问仅在于此。圣人的学问，在于修养自身，治理天下国家，关键在平定危局、处理乱世，而不在于章句、名物、数术而已。而那些声称圣人学问仅在于此的人，都是固守经书而不苟合于世的人。固守经书而不苟合于世，这样的人离大道已经很近了，他们与那些追逐私利者相比，则相差甚远。

我看您本来就已经接近大道了，且先急切追求那些应当急于求取的东西（指修身为政的大道），在章句名数这些方面可以慢慢来。这样的话，古代那些践行大道的人，恐怕也无法超过您了。您认为怎么样？

解读透析

1. 历史背景与人物

文本来源：本篇出自《临川先生文集》（北宋王安石撰），是王安石写给姚辟的回信。

核心人物：

姚辟：字子张，北宋学者。与苏洵（苏轼、苏辙之父）曾同修《太常因革礼》。此文与《欧阳文忠公集》中苏洵墓志铭形成互文，姚辟是连接王安石、欧阳修、苏洵等北宋文坛核心人物的关键角色。

王安石：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此时（约公元1059-1060年，即嘉祐年间）正处于变法思想酝酿期，尚未拜相。

时间推断：信中提及“别足下三年于兹”，结合姚辟于1066年（治平三年）前与苏洵修礼书，王安石此信大致写于嘉祐年间（1056-1063年），反映了王安石早期的学术思想。

2. 文本内容分析

文章结构：

1. 叙旧与赞赏：感念姚辟冒寒来访，赞其文章“词盛气豪”，讨论经学时“有所开发”。

2. 批判时弊：尖锐剖析当时进士群体的两类人——“蹈利者”（逐利之徒）与“蹈道者”（求道之人）。指出后者虽好，但多陷入“离章绝句，解名释数”的繁琐考据，误以为此即圣学全部。

3. 阐明己见：提出核心论点——圣人之术的本质在于“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而非拘泥于“章句名数”。这与他后来变法强调的“经世致用”思想一脉相承。

4. 劝导与期许：肯定姚辟已近于道，鼓励他分清主次，不要在章句名数上耗费过多精力，应“汲汲乎其可急”，致力于治国安邦的大道。

核心思想：

经世致用：王安石批判了当时学界脱离实际、沉迷于训诂考据的风气，强调学问的终极目的是解决现实问题。

道与术的区分：他将“圣人之术”的大道（修身治国）与“章句名数”的术业（学术工具）明确区分，并赋予“道”以绝对的优先性。

3. 补充文献与考据

与欧阳修观点的关联：欧阳修在《苏洵墓志铭》中记载苏洵晚年好《易》，并批判“诸儒以附会之说乱之”，其精神与王安石在此信中对章句之学的批判相通，反映了北宋中期儒学从汉唐注疏向宋明理学（重义理）转型的思潮。

王安石的其他论述：

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约公元1058年）中，他系统阐述了改革科举、培养实用人才的主张，可作为此信思想的延伸：“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在《读孟尝君传》等史论中，也体现了其重实绩、轻虚名的价值观。

4. 整体评价

《答姚辟书》虽为短札，但清晰地展现了王安石早期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抱负。它不仅是了解王安石个人思想演进的重要文献，更是管窥北宋中叶儒学复兴与革新思潮的典型文本。信中体现的“经世致用”思想，为他后来的“熙宁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与欧阳修、苏洵等同期人物的关联，此信也帮助我们勾勒出北宋中期一个活跃而富有批判精神的士人网络。

《通倅谢两府启○姚闢》 [南宋]吕祖谦

原页：皇朝文鉴[南宋]吕祖谦辑卷第一百二十一

启

句读

《皇朝文鉴·卷第一百二十一》启

通倅谢两府启姚闢

书局备员，仅逃于谴谪；海滨贰政，寔赖于奖提。脱去尘埃奔走之劳，遂获清闲风土之乐。养亲有裕，处分亦宜。

伏念闢学不知方，才非适用。尝欲慕古人之节，故穷达去就之粗明；不能当世俗之心，故毁誉是非之相半。向缘一第，偶窃小官，区区于米盐簿书之间，无所增益于旧学；碌碌于绳墨法制之下，固己丧失其本心。

适丁先帝之御图，闵悼太常之废礼，谓所职者因缘而无责，故其书皆颠错而不完。岁时凡欲按行，听于胥吏之所举。朝廷将大兴作，诘之有司而莫知。以国家文物宪章之盛仪，而君后祭祠燕享之大法，远则迹商周之故事，近则追汉唐之遗风，或革或因，有损有益。苟至于残脱而不考，将何以依据而奉行？求其本末之并存，莫若简编之备具。俾有定责，遂立别资。顾惟不才，辄亦被选。然而案牍繁多，而义皆无统，纪纲疏略，而事莫得详。夫以鄙陋不学之资，而当纂述所难之任，勉焉或局，浩乎无涯。磨精毕力者五年，补阙收残者百卷。虽未足发扬休美，大本朝制作之方，亦聊以缀缉绪余，备来者考求之用。

然不能秉义以攸处，保职而自安。顷因天变之来，妄以刍言之贡。击排所至，徒有爱君之苦心；忌讳不知，殆匪谋身之良术。幸赖主上宽仁之厚，明公保庇之全，谓罪虽可戮，而志亦无他；言虽甚危，而事或不妄。特蠲深宪，俾得自新。出于莫大之恩，获此非常之幸。引身自咎，固绝望于当时；窃禄苟安，谅卜休之有日。惟其沐浴于盛德之际，歌咏于太平之中，凡外物之傥来，皆虚心而顺受。过此以往，未知所裁。

《皇朝文鉴卷第一百二十一》

译文

《通倅谢两府启》姚闢

（我）在书局充数任职，仅仅得以免于贬谪；（如今）在海滨地区担任副职，实在是依靠（您的）奖励提携。得以脱离在尘俗中奔波劳碌的辛苦，于是享受到（此地）清闲水土的安乐。奉养双亲资用充足，如此安排也很适宜。

私下思量我（姚闢）求学不得其法，才能不堪实用。曾经想要仰慕古人的节操，所以对于困窘与显达、离职与就任的道理大致明白；但不能迎合世俗的心思，所以诋毁与赞誉、正确与错误各占一半。往日因为考中进士，偶然得到一个小官，在琐碎的米盐账册文书之间忙碌，对旧有的学问毫无增益；在规矩法制的约束下庸碌无为，确实已经丧失了本心。

恰逢先帝统治时期，（朝廷）哀悯太常寺礼制的荒废，认为所负责的官员因循旧例而无责任，所以那些礼书都颠倒错乱而不完整。每逢时节想要查考施行，只能听命于胥吏的举荐。朝廷将要大兴礼乐，向有关部门诘问却无人知晓。以国家典章制度这样的盛大仪轨，和君主祭祀、宴享的重要礼法，远则要追踪商周的旧例，近则要继承汉唐的遗风，有的要改革，有的要因袭，有删减也有增补。如果到了（礼制）残缺失传而不加考订，将来依据什么来奉行呢？要想求得其来龙去脉都能保存，不如让文献记录完备齐全。使（官员）有明确的责任，于是设立了专门的编修机构。想到我这样无才之人，也竟然被选入其中。然而（面对的）文书档案繁多，而义理都没有系统；纲领体制粗略，而事情原委无法详知。以我这样浅陋不学的资质，却担当这编纂著述的艰难任务，努力去做仍感局促，面对浩繁的材料如同无边无际。耗费精神、用尽心力达五年之久，修补缺漏、收集残篇成一百卷。虽然不足以发扬（朝廷的）美善，光大本朝制度创建的宏规，也姑且用来辑录残余，以备后来者考查探求之用。

然而（我）未能秉持道义以妥善立身处世，保全官职以求自我安宁。不久前因为天象异变的出现，妄自贡献了草野之人的言论。攻击排挤随之而来，空怀一片爱君的苦心；（我）不懂得避讳，实在不是为自身谋划的好办法。幸而依赖主上宽厚仁爱，以及明公（指收信的高官）周全的庇护，认为我的罪过虽然可以惩处，但心意并无其他企图；言论虽然非常危险，但所说的事情或许并非虚妄。特地减免严厉的刑罚，使我得以改过自新。出于（这样）莫大的恩典，获得如此不寻常的幸运。引咎自责，本已对当下的仕途不抱希望；苟且领取俸禄以求安宁，料想（这样）卜问吉凶（安稳度日）的日子会到来。只愿沉浸于（这）盛大恩德之中，在太平盛世里歌咏，凡是意外而来的外物（指官职利禄），都虚心顺其自然地接受。从此以后，（我）不知该如何裁度（自身行为）。

解读透析

1.历史背景与人物

文本来源：本篇出自《皇朝文鉴》（南宋吕祖谦辑），是北宋姚闢写给“两府”（通常指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即宰相和枢密使）的一封感谢信（谢启）。

核心人物：

姚闢：字子张，北宋学者。此信是其自述生平与心境的关键文献。

“先帝”：结合《欧阳文忠公集》中苏洵墓志铭，此“先帝”当指宋仁宗赵祯（在位1022-1063年）。姚闢与苏洵修礼书正在仁宗时期。

“主上”与“明公”：此信写于新帝登基后。姚闢因“天变”言事获罪，幸得宽宥，被贬为“通倅”（通判，州府副职）。此“主上”很可能是宋英宗赵曙（在位1063-1067年）或宋神宗赵顼（在位1067-1085年）。“明公”即当时执政的宰辅。

时间推断：

信中提及修礼书“磨精毕力者五年”，与苏洵墓志铭记载吻合，其成书在1065年左右（治平二年）。

此信写于修书完成、且经历“天变言事”风波并被宽宥之后，具体时间应在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末至神宗熙宁（1068-1077）初年。

2.文本内容分析

文章结构与核心内容：

1.现状与感恩：开篇陈述自己现任海滨通判的闲适，并感谢“两府”的提携与庇护。

2.回顾生平与修书经历：

自谦才学不足，性格耿直，不谙世事。

详细描述了奉命编修《太常因革礼》的背景：仁宗时期礼制废弛，文献散乱。他临危受命，历时五年，克服资料繁杂、义理不明的困难，最终修成百卷。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功业。

3.陈述获罪与赦免经过：

因“天变”（如日食、星变等自然异象，在古人看来是上天警示）而上书直言（“刍言之贡”），触犯忌讳，遭到“击排”（政治攻击）。

幸得皇帝宽仁和宰辅庇护，认为其心无他，才得以从轻发落，仅贬官处理。

4.表达心境与未来态度：

在感激“莫大之恩”的同时，也流露出仕途挫折后的灰心与谨慎（“引身自咎，固绝望于当时”）。

最后表示将安于现状，顺其自然，体现了贬官后士人典型的复杂心态。

核心价值与情感：

史料价值：此信是了解《太常因革礼》编纂过程、北宋中期礼制建设以及士大夫因言获罪情境的一手资料。

士人心态：展现了北宋一名中层官员在党争或政治风波中的真实处境——怀抱理想（修礼书、因天变进言），却因直言而遭挫，最终在感恩与惶恐中寻求苟安。这与王安石信中鼓励他追求大道的形象形成对比，反映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

文体特征：“谢启”作为一种官方应酬文书，通常充满谦卑与套话，但姚闢此信融入了真实的情感和具体的生平事迹，使其超越了单纯的应酬文字。

3.补充文献与考据

与之前文献的互文：

《欧阳文忠公集·苏洵墓志铭》：明确记载“（苏洵）与陈州项城县令姚闢同修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与此信内容完全相互印证。

王安石《答姚闢书》：王安石曾鼓励姚闢不要拘泥于章句。从此信看，姚闢确实承担了“纂述所难之任”，并关注“国家文物宪章”，其学术取向与王安石倡导的“经世致用”有相通之处。

“天变”与言事：北宋士大夫常借天文异象上书批评朝政。姚闢因此获罪，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的某种紧张状态。

4.整体评价

《通倅谢两府启》是理解姚闢其人和北宋中期士大夫生存状态的重要文献。它不仅仅是一封感谢信，更是一篇浓缩的个人小传和心境自白书。通过它，我们看到了一个王安石、欧阳修等巨擘之外的普通文官形象：他有学问、有抱负、有操守，曾为国家完成重要的文化工程，却也因正直敢言而在宦海沉浮中遭受打击，最终带着些许无奈力求自保。这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北宋政治与文化生态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窗口。

全文综合解读

王安石与姚辟的交往及思想互动，集中体现了北宋中期士大夫群体在学术转型与政治变革中的多元取向。以下从二人的交游背景、学术分歧、政治实践及历史定位四个层面展开综合分析：

一、交游背景：学术社群与政治网络的交织

1. 早年交游与学术共鸣

王安石与姚辟相识于仁宗朝，姚辟于皇祐元年（1049）中进士，而王安石早其八年（1042）登第。两人在庆历新政后的学术复兴浪潮中建立联系，姚辟曾携文拜访王安石，后者在《答姚辟书》中称其“词盛气豪，于理悖焉者希”，并赞赏其对经学的独特见解。这种学术认可源于两人对汉唐注疏之学的共同反思，王安石主张“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姚辟则在《通倅谢两府启》中自述“尝欲慕古人之节，故穷达去就之粗明”，显示出对儒家经世传统的共同关注。

2. 欧阳修的学术纽带

姚辟与欧阳修关系密切，曾参与欧阳修主持的《新唐书》编纂，并在其推荐下参与《太常因革礼》修撰。欧阳修在《与姚辟书》中讨论范仲淹谥号问题，显示两人在礼制改革中的共识。王安石虽与欧阳修存在政见分歧（如对青苗法的态度），但在古文运动和经学革新上仍有交集。姚辟作为欧阳修门下的重要学者，其学术路径与王安石的“新学”形成互补而非对立。

二、学术分歧：经世致用与文献考据的分野

1. 王安石的实用主义经学

王安石在《答姚辟书》中尖锐批评当时“蹈道者”沉溺于“离章绝句，解名释数”，主张将经学与治国实践结合。这种立场与其熙宁变法中的“三经新义”一脉相承——通过重新诠释《诗》《书》《周礼》，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他强调“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将学术视为政治改革的工具。

2. 姚辟的文献实证路径

姚辟的学术重心在于礼制文献整理。他与苏洵合作编纂的《太常因革礼》百卷，系统梳理了历代礼制沿革，被楼钥评价为“书成而人无异议”，体现出考据学的严谨性。在《通倅谢两府启》中，姚辟自述“磨精毕力者五年，补阙收残者百卷”，其工作虽未直接参与变法，却为宋代礼制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这种实证取向与王安石“舍经任己”的诠释路径形成鲜明对比。

3. 方法论差异的深层动因

王安石的学术激进主义源于对现实危机的焦虑，其“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主张具有强烈的革新色彩。姚辟则更倾向于通过文献重建维护传统秩序，这种差异折射出北宋士大夫在“变革”与“守成”之间的张力。值得注意的是，姚辟在启中提到“顷因天变之来，妄以刍言之贡”，暗示其对变法激进措施的隐忧，这与司马光等保守派的立场有微妙呼应。

三、政治实践：礼制改革与变法运动的错位

1. 姚辟的礼制贡献

姚辟在嘉祐至治平年间（1056-1067）参与的《太常因革礼》修撰，正值北宋礼制体系重构的关键时期。该书“远则迹商周之故事，近则追汉唐之遗风”，既保留传统，又适应时代需求，成为后世礼学研究的重要典籍。其工作虽未直接介入熙宁变法，但为神宗朝郊祀制度改革等提供了历史依据。

2. 王安石的变法冲击

熙宁变法（1069-1085）期间，王安石通过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等新机构，推行青苗、市易等新法，打破了既有政治格局。姚辟此时已远离权力中心，其晚年通判通州的经历（1070年后）与变法高潮期重合，但并无直接参与变法的记载。这种错位反映出学术精英与政治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姚辟的文献整理属于“文化基建”，而王安石的变法是制度重构，两者虽无直接冲突，却在资源分配和意识形态上形成潜在竞争。

3. 政治命运的对比

王安石在变法中遭遇激烈反对，最终被罢相；姚辟则因“妄以刍言”触怒朝廷，幸得执政者宽容，仅外放了事。这种差异源于两人不同的政治角色：王安石是变法的核心推动者，必然成为矛盾焦点；姚辟作为礼制专家，其言论对变法的直接威胁较小。然而，姚辟在启中“窃禄苟安，谅卜休之有日”的自嘲，暗示了士大夫在政治高压下的生存困境。

四、历史定位：学术转型的双重面相

1. 王安石的思想遗产

王安石的“新学”虽在南宋被边缘化，但其强调“经世致用”的精神深刻影响了后世。他对章句之学的批判，为朱熹等人重构理学体系提供了思想资源；其变法实践中的国家干预理念，亦成为明清实学的源头之一。

2. 姚辟的学术价值

姚辟的《太常因革礼》作为宋代礼学的集大成之作，被《宋史·艺文志》著录，对元明清礼制研究具有范式意义。其考据方法虽未形成学派，但为后来的浙东史学奠定了基础。楼钥在《跋姚编礼敕牒》中称其“功施后世，非止俗儒著述”，正是对其学术贡献的历史定位。

3. 时代精神的缩影

王安石与姚辟的互动，折射出北宋士大夫在“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平衡尝试。王安石试图通过制度变革实现儒家理想，姚辟则以文献整理守护文化传统，两者共同构成了宋代学术“创造性转化”的两翼。这种多元格局在神宗朝后逐渐被党争撕裂，但作为庆历以来学术复兴的产物，其遗产至今仍在思想史长河中回响。

结语

王安石与姚辟的关系，本质上是北宋中期士大夫群体在“变”与“常”之间的张力体现。王安石以雷霆手段推动制度革新，姚辟则以稳健姿态守护文化根脉，两者虽路径不同，却共同塑造了宋代学术的基本品格。这种互补性在《太常因革礼》与《三经新义》的对比中尤为显著——前者以历史实证回应现实需求，后者以哲学重构引领时代变革。他们的实践表明，传统与创新并非对立，而是可以在士大夫的文化自觉中实现动态平衡。这一历史经验，对当代学术与社会变革仍具有深刻启示。

综合概述

通过将王安石《答姚闢书》与姚辟《通倅谢两府启》对读，我们可以窥见北宋中期士人的思想交流与宦海浮沉。这两篇文献不仅反映了王安石与姚辟的个人交往，更展现了北宋儒学转型期"经世致用"思想与士人现实处境之间的张力。

一、两文的内在关联

1. 思想与实践的呼应

王安石在信中鼓励姚辟追求"修其身，治天下国家"的圣人之术，不必拘泥于章句名数

姚辟在谢启中详细记述了编修《太常因革礼》的实践历程，正是对"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践行

两文共同体现了北宋儒学从汉唐注疏向义理经世转型的时代特征

2. 理想与现实的对照

王安石代表的是理想主义的学术主张，强调学问的根本在于治国平天下

姚辟展现的是现实中的士人处境：虽怀抱理想，却在宦海中沉浮，因言获罪，幸得宽宥

这种对照揭示了北宋士人在理想追求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复杂处境

3. 士人网络的生动展现

通过这两篇文章，结合欧阳修《苏洵墓志铭》，可见北宋中期一个活跃的士人交往圈

王安石、姚辟、苏洵、欧阳修等人之间存在着多维度的思想交流和事业合作

这种网络关系是理解北宋政治文化生态的重要窗口

二、历史语境下的深层意涵

1. 学术思潮的转型

王安石对章句之学的批判，代表了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疑传求经"的新趋向

姚辟参与编修礼书的工作，体现了士人对国家典章制度建设的重视

两文共同反映了北宋儒学从注疏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过程

2. 政治生态的折射

姚辟因"天变"进言而获罪的经历，揭示了北宋党争背景下士人的政治风险

王安石在信中的期许与姚辟现实中的遭遇，形成了颇具深意的对比

这种对比反映了北宋士人在理想追求与现实约束之间的艰难平衡

3. 文体差异的深层意义

王安石的私人书信直抒胸臆，展现了士人间的思想交流

姚辟的官方谢启谦卑恭谨，反映了官场文书的特点

两种文体的差异，恰恰体现了宋代士人公私身份的转换与调适

三、历史价值与启示

这两篇文献不仅是了解王安石、姚辟个人思想的重要资料，更是观察北宋中期士大夫群体心态与处境的珍贵窗口。它们展现了：

士人在学术理想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抉择

儒学转型过程中不同思想倾向的交流碰撞

北宋官僚体系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张力

通过对这两篇文献的综合解读，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北宋士人的精神世界及其所处的历史语境，从而把握宋代政治文化发展的复杂脉络。这种理解不仅具有历史研究价值，也对认识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特质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