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下铃声里的暖，藏着母亲的岁月长

中轴线（拒私聊）

　　午后两点半，阳光透过窗帘的褶皱，在床铺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浮尘在光柱里轻轻舞动。我刚浅眠片刻，枕头下的手机突然“嗡嗡”震动起来，我摸索着掏出手机，屏幕上跳动的“嫂子”二字格外清晰，指尖划过接听键，嫂子温软的声音传了过来，嫂子的语气永远带着笑意，细细说着妈的近况，我靠在床头，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床单上的纹路，听着嫂子絮絮叨叨的讲述，心里暖暖的。过了一会，挂了电话，听筒残留的温度仿佛还留在耳廓，我却突然鼻子一酸，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坐在床边，双手撑着膝盖，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滴在米白色的衣摆上，晕开小小的湿痕。我抬手抹了抹泪，指尖触到温热的湿润，心里没有半分难过，只有满溢的感动，像温水慢慢浸润着五脏六腑。如果人真的有灵魂，此刻天上的父亲一定正咧着嘴笑吧？他这辈子最疼我们兄妹，更盼着家里和睦，如今哥哥娶了这样一位心细如发、孝顺体贴的好媳妇，父亲不仅多了个懂事的儿媳，母亲也多了个贴心的女儿。只可惜，父亲走得太早，六十岁就胃癌离世，没能亲眼看看嫂子给母亲剪发、打扮穿戴的模样，没能尝尝嫂子炖的鸡汤、蒸的包子，这份遗憾，像一根细细的线，轻轻系在我们心头，一想起来就微微发疼。

　　母亲今年八十五岁，身形纤细匀称，大眼睛，中等个头，站在那里背略有弯曲，依稀能看出年轻时的俊俏模样，但身体早已大不如前，高血压、骨质疏松缠身，腰疼得厉害时，连下床都要扶着助行器慢慢挪，更别说下楼遛弯了。

虽说哥嫂和妈妈同住一个城市，但由于他们生意繁忙，无法天天陪伴。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拎着大包小包登门看望母亲，嫂子总不忘带些当季的水果、牛羊鱼肉或衣服。每次和母亲聊天，都会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语气里的欣慰，像掺了蜜似的，隔着电话能感受到。

母亲的脸庞依旧白皙透亮，只是眼角的皱纹深了些，像被岁月精心雕刻的纹路，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看近处的东西时需要眯起，却依旧透着温和的光。她就像一本翻不尽的厚历史书，封面泛着时光的微黄，每一页都写满了岁月的故事，只要轻轻一翻，那些沉淀在时光里的记忆就会鲜活起来。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穷，只有一盏小小的玻璃桔灯，灯座是红色的，灯泡裹着橘色的灯罩，每晚我和哥哥趴在掉漆的木桌上写作业，母亲就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就着微弱的灯光给我们缝补衣服。桔灯的光晕暖暖的，映着她专注的眉眼，她左手捏着布料，右手拿着针，线在指尖灵活地穿梭，针脚细密均匀，每一针都带着她的疼爱。有时线用完了，她就咬断线头，把线轴在头发上蹭两下，让线沾点油脂，穿针引线的动作一气呵成。我记得她年轻时在单位五七连上班，挑水、拌灰、盖平房，每天下班身上像落了层白霜，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却还是先洗手做饭，灶台边的火光映着她的侧脸，她往锅里撒盐、翻炒的动作熟练，不一会儿，玉米粥的香气就飘满了小屋，她给我们兄妹俩盛好粥，又夹了腌萝卜条，自己才端起碗，就着我们剩下的菜汤喝起来。我记得我小时候总爱生病，有一次半夜发烧到39度，浑身滚烫，嘴里胡言乱语，母亲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医院跑。那时没有路灯，院子路面也不平整坑，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白色衬衣被汗水浸湿，贴在背上，我趴在她背上，能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却感受不到一丝摇晃，那坚定的步伐，是我童年里最安心的依靠。

母亲的一生，远比我记忆里的更坎坷。她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村庄，少年时就没了姥姥，跟着姥爷一起生活。姥爷是个脾气暴躁的庄稼汉，一辈子没读过书，唯一的追求就是一日三餐按时吃，对母亲少有温情，稍有不顺心，就会对着她呵斥，手里的旱烟袋在炕边“咚咚”敲得震天响，吓得母亲缩着肩膀不敢说话。母亲从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说话做事小心翼翼，却也早早练就了一身本事。白天跟着姥爷下地出工，割麦、掰玉米，样样在行，单薄的身影在田埂上穿梭，汗水浸湿了粗布衣裳也不叫苦；晚上回到家，还要借着煤油灯昏黄的光缝缝补补，给自己和姥爷做衣服、纳鞋底。她的手工活做得极好，缝的斜纹布褂子板板正正，针脚平整得像机器织的，纳的千层底布鞋样式好看，鞋底密密麻麻的针脚，像排列整齐的队伍，穿几年都不会磨破。母亲还特别聪明，当年农村扫盲班开班，白天公社干活，晚上顶着星星去上课，只认识几个简单的汉字和偏旁，可她不甘心，没事就拿着一张旧报纸，追着人问，把不认识的字反复看，反复记，反复琢磨。几十年过去，她不仅能流畅地读报看书，就连电视上一闪而过的字幕，都能准确地念出来，有时还会跟我们讨论电视剧里的剧情。每次说起这些，母亲总会轻轻叹口气，“你姥爷要是有远见，让我念念书，该多好”语气里有淡淡的遗憾，却没有半分怨恨。

后来，母亲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柳叶眉、大眼睛，皮肤白皙得像刚剥壳的鸡蛋，梳着两条乌黑的长辫子，走到哪儿都惹人注目。经媒人介绍，认识了同村的父亲。父亲家比母亲家还要穷，他自幼丧父，跟着患有气管炎的奶奶和两个未成家的叔叔过日子，冬天里，奶奶总咳嗽得整夜睡不着，家里连一床像样的被褥都没有，炕席上还打着补丁。奶奶为了给父亲娶媳妇，想尽了“办法”，跟母亲说“家里以后会好起来的”，连哄带骗地让母亲答应了这门亲事。结婚那天，家里的被褥都是从邻居家借来的，红绸被面洗得有些发旧。等母亲从娘家回门回来，那些借来的被褥早就不翼而飞了，床上只剩下一床薄薄的旧棉絮，风一吹就透着凉气。幸好母亲当年态度坚决，坚持让奶奶买了一件纯羊毛的红色毛衣，那毛衣是当时最时兴的样式，圆领、罗纹袖口，摸起来柔软厚实，是母亲唯一的新物件，那件毛衣伴随母亲几十年，直到后来实在没法穿了，才重新翻织，传给了我。

　　1964年春天，哥哥出生了；1968年秋天，我也来到了这个世界。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兄妹俩，还要照顾年迈的奶奶和姥爷，日子过得格外辛苦。她从小胆怯，做事小心翼翼，生怕姥爷不高兴，有时母亲受了委屈，也会领着我们兄妹俩去奶奶家“避难”，奶奶喜欢母亲的勤快懂事，更偏爱哥哥这个长孙，每次见到哥哥，都会从口袋里掏点东西，因为我是女孩，出于怕伤害到母亲，只能勉强抱抱我，母亲其实早就知道这一点，但从不说些什么。

1970年，为了投奔早已在新疆工作的父亲，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俩坐上了绿皮火车。那时候的火车又慢又挤，车厢里弥漫着汗味、烟味和方便面的味道，四面透风，冬天的寒风顺着窗户缝隙灌进来，冻得人瑟瑟发抖。这趟旅程一走就是五天，哥哥快五岁了，懂事地帮母亲递水、看行李，还会哄着哭闹的我；而我才两岁多，懵懂无知，饿了就哭，困了就趴在母亲怀里睡。母亲怕我冻着，把父亲留在家的军绿色皮大衣裹在我身上，将我紧紧抱在怀里，大衣的毛领蹭着我的脸颊，暖暖的。她自己却只穿着一件薄棉袄，双手冻得通红，却还是时不时搓搓手，给我捂捂脸蛋。到了晚上，我要小便，母亲只能抱着我，在拥挤的车厢里艰难地挪动，小心翼翼地避开别人的脚，到车厢连接处的铁皮平台上解决，冷风像刀子一样刮着她的脸，她却把我护在怀里，不让我受一点寒。每次想起这些，我都忍不住心疼母亲，那五天五夜，她怕是一眼都没合过。

下了火车，父亲在大河沿火车站接我们。走出车站，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光秃秃的，一眼望不到边，没有绿树，没有炊烟，只有几株骆驼刺在风中摇晃，风一吹，沙子就顺着裤腿往上钻，迷得人睁不开眼。母亲看着眼前的景象，眼圈瞬间红了，她偷偷用袖口抹了抹眼泪，却还是对着父亲挤出了一个笑容：“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在哪儿都好，比啥都强。”父亲牵着母亲的手，粗糙的手掌裹着她的手，我们兄妹俩跟在身后，踩着滚烫的沙子，一步步走向父亲单位接我们的小吉普。印象中，那些年的日子虽然清贫，却充满了欢乐，父母的脸上总是挂着甜蜜的笑容，饭桌上虽然只有简单的土豆、白菜，偶尔才能吃上一次肉，却总能吃出满满的幸福感。父亲会给我们讲他在野外勘查的趣事，母亲会给我们讲她儿时的故事，油灯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能传到隔壁邻居家。

1971年元旦，弟弟降生了，家里又多了一个新生命，母亲的担子也更重了。父亲生前在地质勘查单位工作，每年四五月份就要出野外，跟着队伍去戈壁、去山区，一去就是半年，家里的大小事务全靠母亲一个人打理。买菜要去几公里外的菜市场，母亲背着沉甸甸的菜篮子，一步步往回走，汗水浸湿了后背的衣服；买粮要用粮票，每次都要排很长的队，母亲总是早早地去，背着粮食回来时，腰都压得弯了；洗衣做饭、缝缝补补就更不用说了，三个孩子的衣服总是换着洗，刚缝好哥哥的裤子，弟弟的袖子又磨破了，母亲的针线笸箩里，永远堆着待补的衣物。母亲还在院子里还养了几只鸡，鸡下的蛋留给我们补身体，母亲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从早忙到晚，整天忙忙碌碌，却从未喊过一声苦、说过一声累，偶尔累得实在撑不住了，就坐在门槛上歇口气，喝一口凉白开，又接着忙活。

　　那个年代，计划经济实行配给制，买布要用布票，买粮要用粮票，哥哥参加工作后一个月挣70块钱，要养活三个孩子，还要定期给奶奶和姥爷寄生活费，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母亲常跟我们说：“省着点花，好日子是省出来的，细水才能长流。”她自己舍不得买新衣服，穿的都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旧衣服，领口磨破了就换个领子，裤子短了就接一截布，却总能把我们兄妹仨打扮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邻居家的夫妻总是因为柴米油盐的小事争吵，摔盘子摔碗的声音时常传来，而我们家，却始终充满了欢声笑语。母亲说话温和，从不与人争执，遇到事情总是先替别人着想，父亲性格坚韧，待人体贴，他们用自己的言行，教会了我们什么是包容，什么是相爱，什么是一家人该有的样子。

记得我们小时候，个个都像泥猴似的，整天在院子里疯跑，爬树、掏鸟窝、滚铁环，哪儿脏就往哪儿钻。每到夏季的夜晚，皎洁的月光洒满房前屋后，晚风带着青草的香气，只要有一个孩子吆喝一声“藏猫猫咯”，院子里的孩子们就会立刻聚集起来。“藏好没？”“藏好啦！”话音刚落，孩子们就像箭一样散开，有的藏在床底下，屏住呼吸不敢出声；有的躲进堆杂物的箱子里，闷得满头大汗；还有的甚至钻进菜窖里，沾了一身泥土。而我，最喜欢藏在煤池子里，把煤块扒开一个小洞，缩在里面，总觉得那里最隐蔽，却每次都因为身上沾着煤黑，被找的人一眼发现。回到家，母亲总会拿起我的衣服，轻轻摇摇头，眼里却满是宠溺：“女孩子家，穿衣服怎么一点都不注意？看看这一身煤黑，洗都洗不掉。”然后就坐在灯下，拿起剪刀剪掉磨破的边角，再用针线一针一线地给我缝补，有时还会在破洞处绣个小小的蝴蝶结，让衣服看起来更别致。那些早早被磨破的衣服，后来都成了母亲纳鞋底、做鞋面的好材料，她做的布鞋，鞋头是圆润的“虎头”样式，鞋底纳得厚实，既合脚又耐穿，我们兄妹仨穿了一双又一双，脚下的暖意一直传到心里。

可幸福的日子没过多少年，在我27岁那年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从那以后，母亲就很少再笑了。她时常望着那个曾经摆放过父亲遗体的地方，嘴里絮絮叨叨地说：“你爸走得太早了，他还没享过福呢，……这几十年，怎么就跟过了一天似的……”说着说着，大颗的泪珠就滚落下来，顺着脸颊滑进脖子里，哽咽声断断续续，像一把钝刀，轻轻割着我的心。我只能坐在她身边，默默递上纸巾，趁着她擦眼泪的时候，也悄悄抹去自己眼角的泪水，不敢让她看见我的难过，怕她更伤心。

　　如今，我们兄妹都已进入不惑之年，母亲用她那双纤细的手，把本是一匹素锦的漫长岁月，绣出了世上最绵长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