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工册里的人生账

东宝诗联 湖北荆门曾氏文化传播

　　一九八二年的夏天，知了声嘶力竭。我高中毕业，回到了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庄——瓦瓷滩。彼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已在全国逐步推行，我所在的生产队叫工农四队（后为瓦瓷四组）仍延续着生产队的集体生产模式。我们队里的地，一半是种水稻的“山田”，最远的与邻村石牌公社官堤二队相连；一半是种棉花、小麦的“湖田”，最远的抵着沙洋杨林一队的地界。日子像村口的黄土路，朴实，也看不到太多别的指望。直到队里的老队长郑士凯，还有会计耿瑞清，陪着刚高中毕业不久的新任队长陈天刚，一起找到我。陈队长神情诚恳，开门见山：“东风，队里缺个记工员，你念过书，识文断字，又是家里的老幺，做事细发，你来干。”

没有仪式，更没有像样的办公用品。队里穷，连一把像样的算盘、一本现成的记工册也拿不出。任务派下来了，家什却得自己“凑”。

“凑”的过程，至今记忆犹新。我翻箱倒柜，找出家里所有能用的纸——那是我用过的作业本、哥哥包过东西的牛皮纸、父亲的卷烟纸、甚至还有几张过年裁剩下的红纸。我把它们仔细地裁成一般大小，用姐姐纳鞋底的棉线，一针一针、笨拙地缝缀起来。这本“书”厚薄不均，封面是硬挺的牛皮纸，内页却五颜六色，但它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本账册。

没有算盘，计数全凭心算和笔算。复杂的加减，就在草稿纸上列竖式，一遍遍验算，直到确认无误。遇到拿不准的工分标准，我还会跑去问耿瑞清会计，或是找陈天刚队长请示，老队长郑士凯也常叮嘱我：“东风老幺，记工是良心活，乡亲们的口粮都在你这本册子里，可不能马虎啊。”会计家的赵甫桂姐姐、队长家的金家玉姐姐，也常笑着嘱咐我：“老幺别急，慢慢记，咱队里人都信你。”

记得乡亲们扛着锄头、背着镰刀，或是挎着摘棉花的布袋，从山田、湖田路过我家时，总会主动与我打招呼：

“东风，我们今天到山上田里去扯秧草。”说话的是表姐王秀英，她总是最早出工的。

“记下了，表姐。”

“小记员，我们去湖田摘棉花，工分咋算？”这是农技员陈国怀的妻子周德珍姐姐，她种棉花是一把好手。

“德珍姐，摘棉花是技术活，满工10分，放心吧！”

“东风，给我看看这个月的工分够不够换口粮？”大爸的二媳妇沈桂英嫂子凑过来，身后跟着王广伦老师的妻子钟德秀姐姐，贺必君表姐，贺秀珍表姐，赵明秀姐姐。

我便一行行指给她们看，尽管她们中有识字的，也有不太懂的，但看到我工整的字迹和清晰的“正”字（那时最简单的方法），两人都露出了放心的笑容。

男劳力们也陆续走来，耿瑞清会计的堂兄耿瑞杰，干活麻利的郑士祥、壮实的付明武、彭家立、付登武，沉默寡言的吴克祥，他们大多要去山田干耕地、挑谷的重活，路过时总会喊一声：“东风，记着啊，今天去山田！”我一一应着，把名字和去向认真记在草稿上。

最考验人的是晚上。煤油灯下，我把那本手“凑”的册子摊开，根据白天的记录，一笔一笔地誊写、汇总。山田的插秧、割稻，湖田的播种、摘棉，不同地块的农活各有侧重，工分标准也得一一对应。耿瑞杰、付明武他们干重活，记10分工；表姐王秀英、嫂子沈桂英，钟德秀、周德珍姐姐她们做农活细致，按标准记8分或10分；我都竭力把每个人的名字写得横平竖直，像印版一样工整，把每一项工分算得清清楚楚，不敢有半分差错。我知道，我笔下这些歪歪扭扭的数字，关联着的是张家的盐、李家的油，是孩子们期盼已久的新衣裳。

记工员的核心是“准”与“公”，刚走出校门的我，深知工分直接关系到乡亲们的口粮和收入，不敢有丝毫懈怠。壮劳力全天10分，妇女8分，山田的重活、湖田的技术活适当加分，这些规则我烂熟于心，核算时反复核对，绝不掺杂半分私情。日子久了，乡亲们的夸赞渐渐传开。

“东风老幺，心细得像绣花，不管是远地的农活，还是咱队里每个人的工分，都记得明明白白。”

“瞧这字写的，跟书上印的一样，看着就公道！”

“没算盘，账目也清亮，不愧是念过书的，真是个吃‘墨水饭’的料。”

有一回队里收水稻，官堤二队、三队边上的山田上男女老少齐上阵，耿瑞杰、付明武、彭家立、郑士祥、陈锦朋他们割稻、挑穗，吴克祥、付登武负责打谷，表姐王秀英、周德珍、贺必君姐姐们帮忙拾穗，工种杂、人数多，收工后大家累得直喘气，却都围在记工板前等着对账。我逐一把每个人的工分念出来：“耿瑞杰10分，陈锦朋10分，吴克祥10分，付明武10分，王秀英8分，周德珍8分，贺必君8分……”谁是满分、谁因中途帮老人挑谷多记1分、谁请假半天按5分算，条理清晰、毫厘不差。一位平时爱较真的大叔，听完后特意凑到工分手册前翻了又翻，指着我写的字乐呵呵地对大伙儿说：“你们快看，东风这字写得跟印的似的，横平竖直，咱的工分记在这儿，看着就舒坦！”旁边的沈桂英嫂子和钟德秀姐姐也跟着附和：“可不是嘛，每次算完都清清楚楚，从没跟谁兑不上账，这孩子心细又公正，咱信得过！”陈天刚队长和耿瑞清会计路过，看着这场景，也笑着点头：“没看错人，东风办事，靠谱。”

还有一次，吴克祥和付明武记不清自己上周的出勤天数，一个说去了湖田整地，一个说去了山田插秧，说着说着便起了争执，最后专程来找我评理。我拿出工分手册，按日期一个个指给他们看：“克祥哥你上周二、四、六去杨林一队旁边的湖田整地，明武哥你是一、三、五去官堤二队边上的山田插秧，周日咱们一起去修水渠，都在这儿记着呢。”两人看着手册上工整清晰的字迹，看着明确无误的记录，立马消了气，还一个劲向对方道歉，转头又对我说：“多亏了你记得准，东风，不然咱哥俩还得闹误会，真是辛苦你了！”

虽然我做记工员的时间不长，不足一年，却在这段短暂的经历里收获了最真挚的认可与成长。我那本用废纸缝成的记工册上，密密麻麻记着王秀英、周德珍、沈桂英、钟德秀、赵甫桂、赵明秀、金家玉、贺必君、贺秀珍姐姐们，还有耿瑞杰、陈锦朋、吴克祥、付明武、郑士祥、彭家立、付登武等乡亲的名字和工分，它在大家眼中，成了公平和信任的象征。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用过计算器，换过电脑，经手过成千上万的账目，担任过企业的财务主管。但梦里，却常常回到那个打谷场，耳边是老队长郑士凯的叮嘱、陈天刚队长的认可、耿瑞清会计的指点，还有表姐和各位婶子、大叔们熟悉的招呼声——那是我内心深处，为自己拨响的、关于责任与严谨的第一声回响。

我一生算账的根基，并非始于任何先进的工具，而是从那本自己“凑”的记工册开始。它教会我：条件匮乏，不是马虎的借口；资源有限，更要用心把事做扎实。人生的路，原来早就在那个一针一线缝制本子的下午，就已铺展开了。而这份早年在记工员岗位上练就的精准核算、公平公正、严谨细致的品格，也让我进工厂后从普通财务岗位一步步成长为财务主管，面对繁杂的报表、严苛的审计、重要的资金调配，始终能从容应对、不负所托。这段不足一年的记工员经历，虽短暂却厚重，是我青春里最珍贵的馈赠，更是我职业道路上最坚实的基石。

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用姐姐们纳鞋的棉线将作业本、牛皮纸缝制成记工册，桌上散落着各色纸张和剪刀。

山田收稻场景，男劳力在割稻打谷，女劳力们拾穗，收工后大家围着我核对工分，我逐一点名报分。

图片由AI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