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宁夏农垦情

人生滋味

——大学生徐茹莹口述

整理 祖宁平

　　我叫徐茹莹，1959年10月西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毕业的，同年12月组织分配来到宁夏农垦局，那时受的教育就是到艰苦的地方去，越艰苦越光荣。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说到边疆吧，边疆也没有个准，云南叫边疆，宁夏叫边疆，新疆也叫边疆。我当时报这三个地方，分到哪里就是哪里，最后分配到了宁夏。

我们来宁夏要转几趟火车，从重庆到成都，成都到宝鸡，宝鸡到兰州，兰州到银川。我们一帮同学分配到西北来的，到兰州就分开了，有去甘肃的、新疆的，青海的、还有宁夏的，我们学校是全国分配，但是重点还是西南那边比较多。

　　我们那一届分配到宁夏的有4个人，一个到农科院，一个到农业厅，一个到固原农科所，我分配在农垦局。因为农垦局没有土壤化验的机构，就暂时没有给我分配，让我住在招待所等候分配。南方人初到西北，一切都不习惯，一切都是陌生的。

我住的招待所，有一个大土炕，里边有一张床，中间有一个土炉子，我就睡在这个床上，土炕上还睡了两个人。在等待的日子里，有一天早上，睡在土炕上的一个人刚起身就栽倒了，我还在床上睡着，感觉没事，等起来就不行了，头晕得不行，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招待所的服务员早上打扫卫生的时候才发现，我们被煤烟打了，服务员给我那个已经分配到自治区农科所的同学打了电话，说是你同学被煤烟打了，她听说后就赶了过来。等我稍清醒过来以后，她就又陪我到农垦局说，你们赶快给分配工作，不能再待在招待所了。

农垦局的同志说：“农垦局没有土壤化验的部门，你愿意到哪个农场去？”

我说：“我又不知道农场，你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他就说：“你学土壤的，西大滩有一个农场，土壤复杂得很，说是土壤盐碱地的标本，苏联专家都来过，苏联专家说这个地方不适合建农场，你到哪去吧，看能搞出什么名堂。”

我说：“行吧，咋走呀？”他说：“你等着，前进农场经常有车来。”

我说：“我不等了，有火车吗？”

他说：“有火车。”

我又说：“那我就坐火车走吧，我都等着急了，”其实我是怕被宁夏看不着的煤烟再打了。

我接着又说：“我就坐火车去吧，行李也没啥，就一个小箱子一个被子。”

他说：“行李你放下，前进农场有车来的时候，给你带回去”。

他又说：“下了火车你看到那个高高的两栋楼房，那就是前进农场”

我心想，前进农场还有高高的楼房，那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一个现代化的农场。

　　1959年12月31日的早上，我背着简单的行李，走下了西大滩火车站，往南望去，满眼的白茫茫的盐碱荒滩，没有一棵树木，只有沧桑和荒凉，往南远眺，看到了两栋高高耸立的的楼房，我踩着盐碱浮起的荒滩，向着高楼的方向走去。

我思忖着，高楼的地方可能就是农场办公室的地方，就像我们学校的办公楼一样，那里可能有我的一间办公室，有我的一间土壤化验室，我穿着白白净净的大褂，在各种玻璃器皿的实验室里，进行着土壤化验，实现着我在大学里的理想和抱负。半个小时的路程，半个时间的遐想，半个小时的理想，在脚板与盐碱地的踩压声的陪伴下，慢慢地化为了乌有。

原来两栋高楼，是农场刚刚建成的米面加工厂，一栋是碾米大楼，一栋是磨面大楼，而周围是几栋低矮的土坯房子，场部道路满是低凹不平的土路。

办公室在两栋高楼南边的一个四合小院里。小院是由两排土坯房子，房子两边土坯围起的，东头开着一个大门。从这天开始，我一个四川姑娘就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宁夏农垦人了。

来到这里才知道，这个农场是一个由人民解放军农建一师创建的部队农场，又成为了宁夏地方的国营农场。农场还沿袭着部队的生活和工作作风，他们那个生活规律和作息时间跟我们在学校差不多。

那是冬天的时候，早上早早就上班，不是跑操、就是学习报纸，散了会后九点才开始吃饭，十点就上班，下午四点多钟再吃饭，一天吃两顿饭，都是吃集体的大锅饭，晚上也上班，一般工作到10点才下班，那个工作生活很有节奏和规律的。

那个时候农场提倡职工养猪，为了改善职工群众的生活，职工休息的时候，农场干部就去顶替职工去养猪。记得那是1960年的1、2月份，我在前进农场的猪舍度过了第一个春节。

　　我比第一批浙江支宁人员来得晚了半年时间，他们是1959年5月份来的，1960年又来了一批。59年来的那一批都是青年，单身的多，60年来的就托儿带口的一大家子人了。

1960年宁夏农垦局在前进农场成立了农业试验站，就是现在农场三站的地方，试验站站长是戈敢，我是技术员。

我来到农场的时候是一个前进农场，到1962年就成了三个农场，一场就是现在农场的一站，二场是现在农场的二站，三场就是现在农场的三站和现在的场部。

我分在了前进三场，在我的积极建议和要求下，三场建立一个土壤化验室，为三个农场开展土壤化验，开展科学的种植技术。这应该是宁夏农垦最早的土壤化验室，我到了宁夏农垦之后，虽然我学的是土壤研究，但没见过盐碱地白僵土，我们在四川都是紫色土壤，贵州云南都是红色土壤，所以到了这边盐碱土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那就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1964年宁夏农垦农业中专学校在试验站开始办学，我的化验室又用上了排场，我又做土壤化验，又成为了农业中专学校的土壤农化教师，真真有了我的用武之地。·

现在的沙湖那时叫前进农场渔湖，水少，鱼挺便宜的，当地人不爱吃，都是我们吃。

那时候我不会骑自行车，也没有交通工具，为了采集西大滩的土壤样本，我就跨沟渠过田拜，走荒滩踩盐碱，走的都是近道，就是直线距离，其实就是没有道路，很少走大道。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的采集，一个生产队如有多种土壤，就全部的采集到案，不能出现遗漏。西大滩前进农场十几个生产队的各种土壤标本，我通过一年多的时间都采集了回来，有时候采集工作进行到了某一个生产队，天色已晚，就住在生产队职工的家里，这已成为我工作的家常便饭。

记得当时从农场二站的生产队走到农场三站生产队的时候，就要穿过沙湖，那阵子沙湖的水很少，这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事情了，沙湖的水，都是多年积少成多的结果。

我刚来到前进农场的时候，工资是52元，一转正63元。本来是62.5元，是技术级别，结果他们把我弄成行政级别63元。一转正过后就再没调过，我们那时候在农场的工资还是比较高的。我一直在农场三站试验站住着，1965年搬过去的，直到1979年才搬到场部。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件往事，让我终身难忘，我和助手去一站各生产队采集土壤化验样土，我们从三站直接走到一站的一队，又走到现在的五队采集样土，走到一个排水沟前，就走不过去，这时候天将擦黑，我们眼睁睁的看到西大滩到汝箕沟那条公路上的车来车往，就是这个排水沟把我们挡住不能过去。怎么办啊，看着排水沟里明晃晃的水，不知深浅，也不敢下去，淌水过去，更不知道危险无处不在，十几米宽的排水沟，水面宽度就有五六米，在黑夜的衬托下，略显阴森恐怖，淌水过去，万一出事怎么办，但是感觉贺兰山就在不远处，我那助手当时不到二十岁，我才只有23岁。我说干脆我们就不要走了，就在这沟边等上一夜，那时候社会治安比较好，不怕人，就是怕西大滩上的黄鼠狼和野兔什么的，黑天半夜的突然出现在面前。4月份西大滩的夜晚还是寒气逼人，我们裹紧身上的衣服，助手睡在排水沟边的斜坡上，我就在排水沟边坐了一晚上。没想到，我一个南方大学生，来到宁夏农垦竟然也享受到了西大滩赐予的如此厚遇。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关于西大滩地区是否种植水稻，在我区农业专家和水利专家是有争论的，而且争论很大，因为你种水稻，地下水位会抬高，黄河水会倒灌，前进农场地理位置低，你越种水稻，水就越多，排不出去，所以水利专家就不让种水稻。农业专家认为，西大滩地区不种水稻，那就种不成其他作物。那时候，我们经常召开技术专家讨论会，反复讨论怎么办。现在你看西大滩都成了水浇地，采取的沟渠配套，排灌洗盐畅通，实现了水稻的种植，不过现在机械化程度高了，机械排水把它强排了出去，听说现在排灌洗盐都实现了科学的地下暗管技术，使农作物的增产技术有了质的提高。

文革时期，有几次造反派来到化验室，要砸了化验室，说是“封资修”的产物，我站在造反派的前面，疯似地保护住了我心爱的化验室。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就住在化验室，寸步不离我心爱的化验室。

让我回忆在前进农场土壤化验室的历史，那就说说1979年开始启动的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的事情。土壤普查那是宁夏农垦的大事情，农垦280多万亩的土地，分为银北和银南地区。银北地区的土壤全是我前进农场化验的。银北的各国营农场就是前进、暖泉、简泉、南梁等几个场子，他们派人送来土壤样本，我带领他们参加化验，所以我的徒弟这些农场都有。我先把它摸清规律，那个农场的土壤有几种，面积有多大，耕地怎么利用，根据化验结果怎样科学配肥，比如这种土壤种植小麦需要多少氮、磷、钾，那种土壤种植水稻需要多少氮、磷、钾，什么肥料的比列，粮食的产量会最高，什么肥料的比列，有机质的含量又有怎样的变化，为各国营农场提供科学的粮食增产的依据。

恰在土壤普查的关键时候，我接到四川老家发来的电报，说我父亲病危，父亲就我一个女儿，多年未见，突然接到这样的电报，让我进退两难，一边是我心爱的工作正处在关键的时刻，我一离开，整个土壤化验工作就会停止，就会影响多个农场的农业生产，一边是我没有尽到孝道而且处在病危的父亲，那些天的日子，我是犹豫不决，每天含着眼泪在工作，没过几天，我又收到老家的一份父亲病逝的电报，使我悲痛的感情闸门打开，我“哇”的一声在化验室里痛哭不止。我的确不是一个孝敬的孩子，不是一个孝敬的女儿。

1987年宁夏农垦整合土壤化验室，在农垦勘测设计队建立较规模的土壤化验室，让我负责这个化验室。1995年我把全农垦的土壤又进行了一次普查，把农垦的土壤做出了科学分析并进行了论文式的归纳总结，我们这个论文获得了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

在这次的农垦土壤普查工作，我带领技术人员，走遍了宁夏农垦的每一个农场，甚至每一个田间地头，根据制作分析、离样分析配肥。用计算机程序，根据土壤化验的结果配肥，农场根据我们配制出来的肥料，在飞播时节，用来喷洒。

　　我工作到60岁，当时我参加了植株营养分析课题项目，还没有完成，直至五年后完成课题才正式的退休，这个课题还得了自治区科研成果二等奖。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几次有机会调往自治区科研单位，有一次调令都拿到手了，手续办到农垦局的时候，农垦局的领导就是不同意。多次的机会都失去了。

我是1937年9月生人，家乡是四川仁寿县，到成都只有100来里，我来到西大滩的时候是22岁，今年已经88岁了。

22岁来到宁夏农垦，青春年华给了宁夏农垦，青春年华给了土壤化验，最后我还要与宁夏农垦的土地拥抱在一起，我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