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岸芷汀兰

我前前后后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啃完这本史书，读完让我醍醐灌顶！在作者的笔下原来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实质上就是一个文官集团在统治全国千千万万蒙昧的农民，而且用的手段仅仅是儒家道德礼教！

明朝更是把“以德治国”推到极致，试图通过伦理规范而非法律体系维系社会运转。然而，当道德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时，制度便陷入僵化与虚伪的泥潭。这种道德至上的治理模式，表面上维系了社会秩序，实则掩盖了技术落后、经济停滞的现实矛盾。正如黄仁宇所言：“道德不过是文官集团操控权力的工具，而非解决问题的实际手段”。

作者是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他出生于1918年，2000年逝世，湖南长沙人。早年辗转于求学、从军之途，曾梦想成为中国的拿破仑，然而时代却不允许他有这样的机缘。其后赴美研习历史，于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中国少了一个拿破仑，却多了一个以其睿智打开人们视野的历史学家。

代表作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他传奇性的一生以及大历史观的由来详见自传《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作者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为了让我们普通读者看得懂看得下去，特创造性采用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分七章叙述了六个主要的人物，有万历皇帝朱诩钧，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孤独将领戚继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书中所叙，上自天子，下至高官，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统统没有好结果。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

万历皇帝贵为九五至尊，实际上只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象征，处处被文官集团用道德规范牵制，不过是紫禁城里的囚徒。

1572年，刚九岁的皇太子朱诩钧就被群臣拥戴下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必须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前期十五年里，他曾经祭天地祀祖庙庆元旦赏端阳，接见外国使臣和解职退休著有勋劳的官员耆老，检阅军队颁发战旗……

在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全国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自不能不归功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1582年元辅张居正去世后，万历摆脱了翰林学士的羁绊，成为独揽大权的名副其实的君主。他励精图治，想大展宏伟抱负，不料却被文官集团束缚，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甚至连给他一生唯一宠爱的郑贵妃的儿子立太子都遭群臣极力反对，不能如愿以偿，以致心灰意冷。

1587年，万历才二十四岁，已登上宝座已十五年了。对他来说，这十五年似乎特别漫长，因为有许多重复的事件和不变的礼仪要他去应付，皇帝陛下却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单调和疲劳，从此皇帝就消极怠工，彻底“躺平”了。

张居正：一代权臣，除了首辅之外，还是万历的老师。推行改革卓有成效。改革的过程中，张居正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官僚地主因"一条鞭法"失去特权，联名弹劾张居正"苛政虐民"；部分官员因"考成法"被罢免，散布谣言说张居正"擅权专断"。但张居正毫不退让，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为了推动改革，他甚至不惜得罪万历帝的外祖父李伟（李伟想利用特权逃税，被张居正坚决拒绝）这种"铁腕"，正是他隐忍半生后，对大明王朝的担当。

万历十年（1582 年），张居正病逝，享年 58 岁。他的去世，标志着"万历新政"的终结。此后，万历帝亲政，在官僚地主的怂恿下，下令抄没张居正的家产，剥夺他的封号，甚至差点将他开棺鞭尸 -- 那些曾被张居正压制的势力，纷纷跳出来翻案，改革措施也逐渐被废除。

但张居正留下的"万历中兴"，却实实在在影响了明朝的命运。他改革期间积累的财富，支撑了万历朝后期的"三大征"（平定宁夏叛乱、抗倭援朝、平定播州叛乱）；他整顿的吏治，为明朝延续了数十年的稳定；他推行的"一条鞭法"，虽然后来有所变形，但一直沿用至清朝，成为中国古代税制改革的重要里程碑。正如《明史》评价：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

他的死后被清算，改革也随之失败。这反映出在封建体制下，改革的艰难以及权力斗争的残酷。

在《万历十五年》中，大多数权臣都不得善终，但唯有一人能从纷争中全身而退。

这个人，就是申时行。

张居正病逝后，申时行临危受命担任首辅。起初，大家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因为与张居正的高调狠厉相比，申时行显得过于软弱，他个性温和，从不与任何人起正面冲突。但其实，申时行早已从上任的悲惨下场里，悟出了为官的真谛：唯我独尊的做派，只会冒犯他人，惹祸上身。想要为国效力，同时保全自己，需得温润圆滑，兼顾多方利益。

因此，在八年首辅生涯中，他始终谨慎行事、宽厚待人。有人上书弹劾他时，他没有心生报复，反而在官员考核中对其网开一面。万历皇帝不上早朝后，他也竭力在君臣之间周旋，一次次化解了危机。

正是这一系列中庸的做法，让他总能化敌为友，平息纷争。渐渐地，群臣敬重他，皇帝认可他，各方势力在他的调和下暂时休战。大明王朝，也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这份宽厚通融，为他博得了一个好结局。他得以功成身退，并且活到了八十岁，寿终正寝。《中庸》一书中写道："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戚继光：军事天才，他使军队恢复了元气，独立编撰了军事操典，创制了新的战斗队形和战斗技术，享有抗击沿海倭寇和北方蒙古人的辉煌战绩，却在重文轻武的环境中难以施展才华，最终成为政治斗争的牺 牲品，体现了明朝军事制度的弊端。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情况的允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

他和谭纶、张居正的关系非常密切， 但是最后仍不能逃避政治中的现实。张居正死后，廷臣提醒万历：戚继光是伏在宫门之外的一头猛兽，只听张居正的操纵，别人无法节制。这也正是控诉张居正意图谋逆的理由：张居正和戚继光没有造反的证据，却有造反的能力。所以，在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法官追问张的儿子懋修，为什么他父亲在日，要在夜间派人与戚帅书面联络？

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他在贫病交迫中死去。在少数几个没有遗弃他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就是为他写作墓志铭的汪道昆。当他写到"口鸡三号，将星殒矣"，显然有无限凄怆的感触"。汪道昆自然不会知道，当他润笔作书的时候，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这事情的意义，即是军备的张弛，立即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世界局势如是，而这阳历1588年一月十七号清晨，将星西陨之际，我们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三十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戚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海瑞：清官代表，刚正不阿，敢于在一封公开的奏疏中批评嘉靖皇帝“虚荣、残忍、多疑和愚蠢”，却无法改变整个官场的腐败，在同僚和皇帝眼中既无聊可笑，又不合时宜。他的凄凉离世，象征着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力。

1587年阳历十一月十三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他是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对他的生平行事应该如何评论，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这争执一直延续到多少年以后还会成为问题的焦点。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十余两，不够殓葬之资。

然则在法律教条文字不及之处，海瑞则又主张要忠实地体会法律的精神，不能因为条文的缺漏含糊就加以忽略。例如他在南直隶巡抚任内，就曾命令把高利贷典当而当死的田产物归原主，因而形成了一个引起全国注意的争端。

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意见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他说，他充当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诉讼，十之六 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数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

李贽：思想家，其离经叛道的思想在当时难以被接受，反映出明朝思想的僵化。

总之，万历十五年，看似平平无奇， 实则暗流涌动。

这一年是24岁的万历皇帝不上朝的第一年，元辅张居正逝世的五周年，首辅申时行上任的第四年，海瑞逝世，一代名将戚继光离世，哲学家李贽削发为僧的前一年。

放眼世界，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如火如荼，西班牙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而我们的古老帝国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在北方，努尔哈赤正在侵蚀壮大，几十年后，多尔衮将率领八旗铁骑踏破山海关的大门。

《万历十五年》以1587年为关节点，在历史的脉络中延伸，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大事与人物着手，记叙了明朝中晚期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开始走向衰败的迹象。作者指出，“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正是从这些细枝末节的中间，作者认识到，万历十五年是明朝甚至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转折点，是历史的关节点。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仅是对历史的复盘，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治理体系僵化带来的危机。它让我们明白，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从来不是依靠个人的道德与权威，而是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灵活的机制与包容的社会环境。历史的尘埃早已落定，但那些关于治理、关于变革、关于人性的思考，却始终具有跨越时空的价值，值得我们反复品读与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