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闲宁 美篇号317279486</p><p class="ql-block">1959年9月26日，我国在松辽盆地发现第一个特大油田并正式命名为大庆油田，其发现彻底摘掉了我国“贫油”的帽子。为了扭转困难局面，从1960年下半年起，党和国家开始采取调整措施，并对“左”的错误作了一次比较集中的清理。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举行。全会公报宣布，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这表明国民经济建设由“大跃进”转入调整阶段。至1962年，调整工作取得很大成就，国民经济开始回升，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全面调整。根据会议精神，在这三年的调整中，主要采取六项措施。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六项：引进西方国家最新技术设备，建立新兴工业。1962年至1963年，批准进口20个石油化工成套设备项目（后实际进口14个）。1963年至1964年，批准100多个冶金精密机械、电子工业部门的项目引进西方国家先进技术设备。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建立了化肥、化纤、塑料、合成洗衣剂、电子工业等新兴工业的基础。经过1961年至1965年的艰苦努力，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首先，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全面地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计划规定的指标。农业生产总值增长8.3%，完成计划产值的107.2%，是新中国成立后增长最快的年份。工业产值增长26.4%，完成计划产值的117.6%。全民所有制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22.5%。1965年工业发展速度之快和经济效益之好，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的。财政收入增长18.5%，财政支出增长16.9%，财政结余7亿元。其次，基本实现了综合平衡的目标，这集中表现为国民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大跃进”时期的失衡的比例关系逐步得到了纠正，逐步恢复到1957年或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第三，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由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再加上从1962年以后，市场稳定，物价下降，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圆满实现，标志着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胜利完成。鉴于在实施“二五”期间出现的复杂情况，为全面反映这一阶段的建设情况，《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编写了《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总结》一节，指出：“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但也历经曲折甚至遭受过严重挫折。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都是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正确地加以总结，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见该书第536页）关于巨大成就，工业建设，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90%以上。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发展，到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交通运输业长足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科学技术发展成绩显著，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震惊国内外。“尽管这个时期发生了‘大跃进’运动，给工农业生产和其他事业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但多方面的建设也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一百年》第537页）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纺锭占25.9%。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些开工项目和新增能力，获得扎实的成果。这十年在精神力量上也获得了巨大丰收，涌现出了大量的彪炳史册的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例如王进喜、焦裕禄和雷锋等。“这是新中国建设困难重重、艰苦奋斗的年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精神昂扬的年代。为了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翻身做了主人的中国人民与时间赛跑，用生命和鲜血描绘了一幅幅最新最美的图画，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前进。”（《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2021年2月第204页）“三五”和“四五”计划的艰难实施“三五”计划的制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3年初到1964年5、6月间，第二阶段从1964年5、6月间到1965年8月。“三五”计划的最终形成是在1965年8月。“三五”计划编制的第一阶段，计划的重点是解决吃穿用。“三五”计划编制的第二阶段，计划的重点有所变化，这一变化是与三线建设的开展分不开的。1964年5月1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听取计划领导小组关于“三五”计划编制工作的汇报时说：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工业要为农业服务，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只能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搞多了，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留有余地。毛主席这一想法后来成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编制工作的指导思想。在1964年6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改进计划工作方法和进行备战的问题。关于计划工作方法，毛主席指出：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这几年我们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198-1199页）◆1973年，世界上第一株籼型杂交水稻终于在我国培育成功。1965年6月16日，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要考虑的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备战；第三是备荒。毛主席还提出安排计划的几条原则。后来的实施结果表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三五”计划，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计划。（参见上书第1207-1208页）1966年年中，“文革”开始。由于有上半年增长的基础，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仍比上年增长10.7%，工业总产值增长20.9%，农业总产值增长8.6%。但1967年至1968年的局面是最为混乱的两年，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67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5.7%，工业总产值下降13.8%，农业总产值仅增长1.6%。196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又下降4.1%，工业总产值下降5%，农业总产值下降2.5%。1969年以后，随着国内局势稍趋安定，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等领导人抓住时机，加强了对经济的计划管理。使“三五”后两年生产先后出现了23.8%和25.7%的超高速增长。这种跳跃式的增长从发展速度上对“三五”计划的基本完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三线建设成果引人注目。三线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使一大批当时属于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来到西部，为西部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991年评价，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1971年，我国开始执行第四个五年计划。由于忽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矛盾，继续追求高指标，经济建设的冒进之风增长。1972年至1973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73年下半年，经济形势明显好转，成为1966年以来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但1974年又成为“四五”计划期间遭受干扰、破坏严重的一年。1975年初，邓小平在毛主席、周恩来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经过全面整顿，国民经济迅速回升。1975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都按照“四五”计划基本完成。“四五”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是一个阶段性的标志。1956年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国家工业化。按通行标准，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70%以上即算工业化。而到1975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1.5%。毛主席1964年强调的“屁股”的目标已达到。农业这个“拳头”，以粮食生产为例，基本保持稳定增长，1976年比1965年增长47.2%。另一个“拳头”国防工业，“国防科技业绩显著，民用科技也有突破。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6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于1975年11月发射成功。”“科技战线上的这些重大成就，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不仅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战略防御能力，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一百年》第590页-591页）“这些建设成就决不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成果，而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排除干扰、共同奋斗的结果。在社会严重动乱的局面下，他们一直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守岗位，克服困难，排除干扰，辛勤劳作，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这些多方面的成就，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显示了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长期凝聚形成的巨大力量。</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