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玫瑰歌舞厅

三单

千禧年的西安，夜晚还没被后来的霓虹彻底浸透。城墙根下的老街区里，路灯昏黄得像蒙了层灰，偶尔有自行车铃叮铃而过，划破寂静的夜色。我那时候二十出头，在一家小汽修厂当学徒，没结婚，浑身的力气像没处撒的野草，总爱趁着下班后天色还没黑透，在城里瞎晃悠，琢磨着找点新鲜事。

那天晚饭啃了两个肉夹馍，兜里揣着刚发的几十块零花钱，实在闲得发慌。路过西门外的巷口时，瞥见一个褪色的红漆招牌——“红玫瑰歌舞厅”，下面用白粉笔歪歪扭扭写着“门票2元”。以前听厂里的老师傅提过，这地方原本是正经给中老年人跳舞解闷的，后来渐渐变了味，可我那时候没往深了想，只觉得两块钱不贵，进去凑个热闹也好。

推开那扇掉漆的木门，一股混合着劣质香烟、汗味和雪花膏的味道扑面而来。舞厅里光线昏暗，只有舞台中央挂着一盏旋转彩灯，转出红的、绿的光，晃得人眼晕。地板是磨得发亮的水泥地，踩上去偶尔会发出“吱呀”的声响。舞池里果然大多是中老年人，男的穿着不合身的旧西装或夹克，领口泛着油光；女的几乎都化着浓妆，粉底涂得太厚，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僵硬，口红却涂得鲜红，像是刚吃了什么东西。

他们跳的大多是慢三、快四，伴奏是老式磁带机里放的邓丽君的歌，声音忽大忽小。有的舞伴显然是老熟人，跳着舞还低声聊着家常；还有一群人围成圈跳集体舞，脚步整齐，脸上带着熟稔的笑意，一看就是这里的常客。我找了个靠墙的塑料凳子坐下，点了根五块钱的“红河”，吸了一口，觉得没意思得很——既没有年轻姑娘，也没有热闹的氛围，早知道还不如回宿舍看录像。

就在我掐灭烟头准备起身离开时，一道目光无意间扫过斜对面的墙角，瞬间定住了。那里也坐着一个女人，三十来岁的样子，穿着一件合身的米黄色连衣裙，不像其他人那样穿得花哨。她没化浓妆，只淡淡的描了眉，涂了层豆沙色的口红，眉眼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韵味，在满是油腻和粗糙的舞厅里，像一朵意外绽放的花。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股莫名的勇气涌了上来。攥了攥衣角，深吸一口气，迈着有点发飘的步子走了过去。“大姐，能请你跳支舞吗？”话一出口，我感觉脸都热了，手心也冒了汗。

女人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里没什么波澜，嘴角却轻轻扬了扬：“行啊。”她的声音不算高，带着点西安女人特有的软糯。

我笨拙地伸出手，她轻轻搭了上来。她的手微凉，指尖有点粗糙，一握住就没松开。舞池里的音乐刚好换成《甜蜜蜜》，我跟着节奏瞎晃，脚步磕磕绊绊，眼睛盯着她的裙子，生怕踩上去。

她却故意往我身上贴，左手搭着我的肩，右手攥着我的手往她那边带，身体猛地前倾——温热的腹部死死贴在我下身的敏感区，隔着薄薄的衣料，那软乎乎的触感直往骨头里钻。我瞬间僵住，下面一下就硬了，呼吸粗得像拉风箱，脚步彻底乱了，差点绊倒。

她像没看见我的反应，嘴角勾着笑，头凑到我耳边，用气声说“慢点儿”，温热的气息吹在耳廓上，腹部还故意轻轻蹭了蹭。我浑身发麻，心跳快得要炸，下面被贴得又胀又烫，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只能僵着身子任由她带着跳。

一支舞跳完，我还没来得及缓过劲，就有一个穿着黑夹克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笑着对她说：“李姐，该轮到我了吧？”她冲我点了点头，转身就和那个男人走进了舞池，动作熟练得像是搭档了很久。

我站在原地，下身的胀痛还没消，心里又空落落的，原本就没什么兴致，这会儿更觉得索然无味。收拾了一下，我走到她刚才坐的地方，她刚好跳完舞回来，正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喝水。“大姐，谢谢你陪我跳舞，我先走了。”我礼貌地说了一句。

没想到她闻言，放下搪瓷缸，站起身来：“巧了，我也准备走了。你住哪儿啊？”

“就前面那条老街，离这儿不远。”我随口答道。

“这么巧？我也住那片。”她眼睛亮了亮，走近了两步，声音压低了些，带着一种难以抗拒的温柔，“反正顺路，去我那里坐一下？喝口水再走。”

那句话像钩子一样，勾得我心里痒痒的。二十出头的年纪，面对一个有姿色的女人主动邀请，哪里有拒绝的道理？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好啊。”

跟着她走出歌舞厅，晚风一吹，我才稍微清醒了点。她走在前面，连衣裙的下摆随着脚步轻轻摆动，背影窈窕。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墙皮斑驳，偶尔能听到屋里传来电视的声音。走了大概五分钟，她在一间不起眼的小屋前停下，掏出钥匙打开了那扇破旧的木门。

一进门，我就愣住了。屋里的景象，和她的长相、穿着简直是天壤之别。总共也就五六个平方，逼仄得很。墙壁上没刷涂料，糊着一层旧报纸，有些地方已经泛黄卷边，露出里面的土墙。屋角支着一个烧炭的小炉子，烟囱从窗户伸出去，炉边堆着几块炭，地上落了一层黑灰。一张单人床占了屋子大半空间，床上铺着洗得发白的粗布床单，旁边放着一个掉漆的木柜子，除此之外，再没别的家具。

我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炭灰和淡淡的肥皂味。她倒是毫不在意，随手关上门，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搪瓷盆，倒了点温水，蹲在炉子边开始洗脚。“你要不要也洗洗脚？解解乏。”她抬头看我，眼里带着笑意。

“不了不了，我不渴也不累。”我连忙摆手，找了个墙角的小马扎坐下，浑身都觉得不自在。

她洗完脚，擦干，把盆放在一边，走到床边坐下，看着我，语气很自然：“今晚就住这儿吧。”

我脑子里嗡嗡的，像是有无数只蜜蜂在飞，张了张嘴，最终只嗯了一声。

夜里的小屋很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狗叫声。她比我饥渴得多，身上带着淡淡的皂角味，俯身过来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她的动作很熟练，嘴唇温热，含裹着来回动，还特意低头用舌尖蹭过顶端，竟然在顶端缝隙里面搅动，又抬起身含着轻轻吞吐，两手不停抓捏着蛋，那陌生的刺激让我瞬间忘了周遭的简陋，也忘了心里那点莫名的不安，一阵抖动之后，所有黏液被拔出来，想抽丝一样抽了几次，瞬间消失了，只听到了静静夜里吞咽声显得格外响。

千禧年的西安，夜晚还没被后来的霓虹彻底浸透。城墙根下的老街区里，路灯昏黄得像蒙了层灰，偶尔有自行车铃叮铃而过，划破寂静的夜色。我那时候二十出头，在一家小汽修厂当学徒，没结婚，浑身的力气像没处撒的野草，总爱趁着下班后天色还没黑透，在城里瞎晃悠，琢磨着找点新鲜事。

那天晚饭啃了两个肉夹馍，兜里揣着刚发的几十块零花钱，实在闲得发慌。路过西门外的巷口时，瞥见一个褪色的红漆招牌——“红玫瑰歌舞厅”，下面用白粉笔歪歪扭扭写着“门票2元”。以前听厂里的老师傅提过，这地方原本是正经给中老年人跳舞解闷的，后来渐渐变了味，可我那时候没往深了想，只觉得两块钱不贵，进去凑个热闹也好。

推开那扇掉漆的木门，一股混合着劣质香烟、汗味和雪花膏的味道扑面而来。舞厅里光线昏暗，只有舞台中央挂着一盏旋转彩灯，转出红的、绿的光，晃得人眼晕。地板是磨得发亮的水泥地，踩上去偶尔会发出“吱呀”的声响。舞池里果然大多是中老年人，男的穿着不合身的旧西装或夹克，领口泛着油光；女的几乎都化着浓妆，粉底涂得太厚，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僵硬，口红却涂得鲜红，像是刚吃了什么东西。

他们跳的大多是慢三、快四，伴奏是老式磁带机里放的邓丽君的歌，声音忽大忽小。有的舞伴显然是老熟人，跳着舞还低声聊着家常；还有一群人围成圈跳集体舞，脚步整齐，脸上带着熟稔的笑意，一看就是这里的常客。我找了个靠墙的塑料凳子坐下，点了根五块钱的“红河”，吸了一口，觉得没意思得很——既没有年轻姑娘，也没有热闹的氛围，早知道还不如回宿舍看录像。

就在我掐灭烟头准备起身离开时，一道目光无意间扫过斜对面的墙角，瞬间定住了。那里也坐着一个女人，三十来岁的样子，穿着一件合身的米黄色连衣裙，不像其他人那样穿得花哨。她没化浓妆，只淡淡的描了眉，涂了层豆沙色的口红，眉眼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韵味，在满是油腻和粗糙的舞厅里，像一朵意外绽放的花。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股莫名的勇气涌了上来。攥了攥衣角，深吸一口气，迈着有点发飘的步子走了过去。“大姐，能请你跳支舞吗？”话一出口，我感觉脸都热了，手心也冒了汗。

女人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里没什么波澜，嘴角却轻轻扬了扬：“行啊。”她的声音不算高，带着点西安女人特有的软糯。

我笨拙地伸出手，她轻轻搭了上来。她的手微凉，指尖有点粗糙，一握住就没松开。舞池里的音乐刚好换成《甜蜜蜜》，我跟着节奏瞎晃，脚步磕磕绊绊，眼睛盯着她的裙子，生怕踩上去。

她却故意往我身上贴，左手搭着我的肩，右手攥着我的手往她那边带，身体猛地前倾——温热的腹部死死贴在我下身的敏感区，隔着薄薄的衣料，那软乎乎的触感直往骨头里钻。我瞬间僵住，下面一下就硬了，呼吸粗得像拉风箱，脚步彻底乱了，差点绊倒。

她像没看见我的反应，嘴角勾着笑，头凑到我耳边，用气声说“慢点儿”，温热的气息吹在耳廓上，腹部还故意轻轻蹭了蹭。我浑身发麻，心跳快得要炸，下面被贴得又胀又烫，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只能僵着身子任由她带着跳。

一支舞跳完，我还没来得及缓过劲，就有一个穿着黑夹克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笑着对她说：“李姐，该轮到我了吧？”她冲我点了点头，转身就和那个男人走进了舞池，动作熟练得像是搭档了很久。

我站在原地，下身的胀痛还没消，心里又空落落的，原本就没什么兴致，这会儿更觉得索然无味。收拾了一下，我走到她刚才坐的地方，她刚好跳完舞回来，正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喝水。“大姐，谢谢你陪我跳舞，我先走了。”我礼貌地说了一句。

没想到她闻言，放下搪瓷缸，站起身来：“巧了，我也准备走了。你住哪儿啊？”

“就前面那条老街，离这儿不远。”我随口答道。

“这么巧？我也住那片。”她眼睛亮了亮，走近了两步，声音压低了些，带着一种难以抗拒的温柔，“反正顺路，去我那里坐一下？喝口水再走。”

那句话像钩子一样，勾得我心里痒痒的。二十出头的年纪，面对一个有姿色的女人主动邀请，哪里有拒绝的道理？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好啊。”

跟着她走出歌舞厅，晚风一吹，我才稍微清醒了点。她走在前面，连衣裙的下摆随着脚步轻轻摆动，背影窈窕。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墙皮斑驳，偶尔能听到屋里传来电视的声音。走了大概五分钟，她在一间不起眼的小屋前停下，掏出钥匙打开了那扇破旧的木门。

一进门，我就愣住了。屋里的景象，和她的长相、穿着简直是天壤之别。总共也就五六个平方，逼仄得很。墙壁上没刷涂料，糊着一层旧报纸，有些地方已经泛黄卷边，露出里面的土墙。屋角支着一个烧炭的小炉子，烟囱从窗户伸出去，炉边堆着几块炭，地上落了一层黑灰。一张单人床占了屋子大半空间，床上铺着洗得发白的粗布床单，旁边放着一个掉漆的木柜子，除此之外，再没别的家具。

我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炭灰和淡淡的肥皂味。她倒是毫不在意，随手关上门，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搪瓷盆，倒了点温水，蹲在炉子边开始洗脚。“你要不要也洗洗脚？解解乏。”她抬头看我，眼里带着笑意。

“不了不了，我不渴也不累。”我连忙摆手，找了个墙角的小马扎坐下，浑身都觉得不自在。

她洗完脚，擦干，把盆放在一边，走到床边坐下，看着我，语气很自然：“今晚就住这儿吧。”

我脑子里嗡嗡的，像是有无数只蜜蜂在飞，张了张嘴，最终只嗯了一声。

夜里的小屋很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狗叫声。她比我饥渴得多，身上带着淡淡的皂角味，俯身过来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她的动作很熟练，嘴唇温热，含裹着来回动，还特意低头用舌尖蹭过顶端，竟然在顶端缝隙里面搅动，又抬起身含着轻轻吞吐，两手不停抓捏着蛋，那陌生的刺激让我瞬间忘了周遭的简陋，也忘了心里那点莫名的不安，一阵抖动之后，所有黏液被拔出来，想抽丝一样抽了几次，瞬间消失了，只听到了静静夜里吞咽声显得格外响。

完事之后，屋子里陷入一阵短暂的沉默。我正想着该怎么开口告辞，她却先说话了，语气很平淡：“这个月的电话费还没交，你能不能帮我交二百块钱？”

那句话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我心头的余温。我猛地回过神，看着眼前这个刚和我温存过的女人，刚才的旖旎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种被算计的膈应和慌乱。“我怎么觉得，你叫我来这儿，有点被骗的感觉？”我皱着眉，声音发紧，本来我还有点亏疚，因为刚才她吞下的量太大了。现在我只想尽快逃离，我的手手不自觉地摸向裤兜，那里揣着我仅有的几十块零花钱，还有刚从工友那借的一百多，本打算攒着买双新球鞋。

她闻言，正准备穿上衣服，我这才看清她的脖子，胸脯上很多伤痕，仔细看，只有一个乳头，另外一个是平的，或者说是陷进去的。我呆住了，她看出来我的疑惑，脸上没了刚才的柔媚，只剩下一种麻木的平静，叹了口气：“看你年纪小，人也老实，我就不绕弯子了。我是‘刀子’。”

“‘刀子’？啥意思？”我一头雾水，后背却莫名冒起冷汗，总觉得这两个字透着股邪气。

她往炉子里添了块炭，火苗窜了窜，映得她的脸忽明忽暗。“就是公安局的‘线人’，每年给我定了抓人的任务。我刚从号子里出来没俩月，不帮他们办事，就得回去蹲大牢。”她顿了顿，眼神直直地看着我，“今晚把你叫过来，就是设个圈。等会儿他们就来抓现行，到时候把我放了，你就得留在里面。要么交五千块罚款，要么叫你家人来领人——你一个外地学徒，能拿得出钱，还是敢让家人知道这事？”

我吓得浑身一哆嗦，手脚瞬间发软，脑子里“嗡”的一声炸了，满是“完了”的念头。五千块？对我来说就是天文数字，而我要是被抓进去，让厂里和老家的人知道，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你……你别吓我，我……我要走了！”我慌忙爬起来，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指尖抖得连扣子都扣不上。

她没拦我，只是坐在床边看着我，眼神里说不清是怜悯还是冷漠。我摸遍全身，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凑了凑刚好二百块，狠狠塞进她手里：“就这些，全给你，我真的没钱了！”

她接过钱，数都没数，塞进枕头底下，忽然轻声说：“你太老实了，以后别再这么冲动，外面的坑多着呢。”

我哪里还敢多话，几乎是逃一样地拉开门，冲进了漆黑的巷子里。晚风带着寒意，吹得我浑身发冷，后背的冷汗把衣服都浸透了，心脏狂跳得像要撞碎胸腔。我一路狂奔，不敢回头，直到冲进宿舍，反锁上门，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还在不停地喘气。

后来我才知道，“刀子”是那时候西安老巷里的黑话，专指那些帮警方“钓鱼”抓嫖的线人。那晚之后，我再也没去过任何歌舞厅，也再也不敢轻易相信陌生人的搭讪。每当想起那个逼仄的小屋，想起她最后说的那句话，我都忍不住后怕——那是我年轻时最冲动的一次荒唐，也是刻在骨子里的一个教训，让我明白，有些看似诱人的温柔里，藏着的可能是能把人拖进深渊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