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往事(57)《母亲落实政策始末记》

大千视界

　　晚饭过后，去老父亲家，推开门，只见父亲正坐在沙发上翻看旧照片，见我进来，他放下相册，眼神里带着几分认真与期许说：“你平日写这写那的，怎么没想着写写咱们家的恩人孙维本书记呢？”父亲一说，我随即应允。是啊，孙维本这位改变我们命运曾经的黑龙江省委书记，早已不是一个遥远的名字，而是深深镌刻在我们家几代人记忆里的恩人。

1978年的冬天，收音机里反复播报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消息像一股暖流，淌进了千万个家庭。母亲坐在炕沿上，手里拿着一张泛黄的毕业证书，眼眶渐渐红了——那是她1960年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师范学校毕业时的凭证，也是她心里压了十六年的遗憾。

　　听母亲说，1960年的夏天格外闷热，‘那年她16岁从佳木斯师范学校毕业了，被分配到桦川县梨树中心小学东分屯小学当了一名教师，登讲台二年了，却连日咳嗽、脸色苍白，一天被校长孙志恒叫去中心校办公室。教导主任吴奎元坐在一旁，语气温和却坚决：“你这身体得好好养，先回家休息，学校这边一有合适的岗位，马上通知你回来上班。”那时的母亲单纯，只当是暂时的休整，认认真真收拾了行李回家了。可这“随时等候通知”，一等就是六年。1968年，父亲举家搬回辽宁，母亲临走前还特意去中心校问了消息，得到的仍是“等着吧”的答复。这一等，又是十一年。

1979年开春，母亲看着广播电台上各地落实政策的新闻，终于按捺不住心底的期盼，和父亲说：“我得回黑龙江找找我的工作，不能就这么算了。”从那以后，每年弟弟、妹妹放寒假了，母亲都会揣着攒下的几十块钱，坐二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辽宁赶回黑龙江桦川县。她一边探望年迈的姥姥，一边揣着毕业证书和当年校长、主任的口头承诺，一次次往原学校跑。

　　起初，接待她的老师还会耐心听她诉说，可次数多了，态度便渐渐冷淡。“年代太久了，当年的记录找不到了”“你这情况特殊，得往上反映”“现在岗位满了，没法安排”——各种各样的理由像软钉子，一次次将母亲的希望敲碎。有一年冬天，母亲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去桦川县教育局，回来时手脚冻得通红，嘴唇也裂了口子，她坐在姥姥的炕头，一边搓手一边低声叹气：“咋就这么难呢？我就想要个说法啊。”可叹完气，转过年来，她还是从辽宁踏上了那趟上访的火车。

转眼到了1987年，母亲已经四十四岁了，近十年的奔波磨白了她鬓角的头发，也磨掉了她大半的锐气。她最后从桦川回来后，再也没提上访的事，只是偶尔翻出那张毕业证书，默默发呆。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转机就出在一个寻常的中午。父亲在沟帮子公社的粮管所上班，和沟帮子公社林业站是隔壁，那段时间，林业站里来了位辽宁省林业厅下派支援辽西的干部，姓李我叫李叔。和父亲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慢慢就熟悉了。那天中午歇晌，两人在办公室里唠嗑，李叔随口问起：“你家嫂子干啥的？”父亲叹了口气，把母亲的事一五一十说了，1960年师范毕业、因身体原因被学校劝回家等通知、十六年没等到消息、近十年年年回黑龙江上访却屡屡碰壁。

李叔听完，思忖了片刻说：“这事不该就这么搁着！现在落实政策的风正劲，你们得找对人。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你知道不？他是咱辽宁过去的干部，重乡情、讲原则，你们找他准没错。”父亲愣了愣，随即摇头：“孙书记是大官，咱跟人家素不相识，人家能管咱这小事吗？”李叔说：“你试试啊！他既然能从辽宁到黑龙江任职，肯定念着老乡情分，而且这是正经的落实政策的事，他只要知道了，指定会管。”

父亲心里犯着嘀咕，却还是把这话记在了心里。晚上下班回家，他一进门就把李叔的话告诉了母亲。母亲正坐在灯下缝补衣服，手里的针线猛地一顿，眼里瞬间亮起一丝微弱的光，又很快黯淡下去：“人家是省委书记，那么忙，能看咱们的信吗？”父亲坐在她对面，语气坚定：“试试总比不试强！小李子是省里来的干部，他的话肯定有道理。咱以你的名义写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相信党和领导，总有说理的地方。”

　　母亲沉默了半晌，缓缓点了点头，手里的针线却再也没动——她心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可十年的失望让她不敢轻易抱有期待。

父亲文笔很好，个把小时他就把母亲1960年毕业的学校、当时任教学校的校长孙志恒和教导主任吴奎元的安排、六年间等待的煎熬、搬回辽宁后的牵挂、近十年上访的种种遭遇，都写得明明白白。字里行间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朴实的陈述和最真切的期盼，末尾还特意注明“恳请孙书记能为平民百姓做主，还我一个公道”。

第二天母亲来到邮局，母亲用微微发抖的手将信寄了出去。走出邮局，她望着天上的太阳，自言自语道：“希望这次能有个结果。”

　　没想到，这封信真的起了作用。半个多月后，母亲突然接到了桦川县政府的电报，让母亲速到桦川县政府办理落实政策一事，母亲手握着电报，激动得声音都在发抖，她在屋里来回走了好几圈，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那是委屈的泪，也是看到希望的泪。随后母亲和父亲赶到桦川县政府得知，省委孙维本书记看到了信件，已经批示让县里组织调查，尽快处理其结果必须通知本人。随着桦川县政府组织调查进行得很顺利，当年的校长孙志恒虽然已经退休，但还记得母亲的情况，教导主任吴奎元也出具了证明。在这里非常感谢母亲的学生，时任桦川县委办主任盖国富大叔，在母亲落实政策工作推进中，用车出车，并及时帮助寻找当年的知情人起到了非常关健积极作用，同时也感谢表姨孟祥芬、孟祥波在母亲在桦川等待结果期间的热情招待以及大表姑蒋志勤在母亲办理粮食关系时给予粮票的无私援助表示深深感谢。1987年4月15日，母亲终于接到了桦川县政府的通知，让她去办理复工手续。当工作人员把崭新的工作证递到她手里时，母亲抚摸着上面的照片和公章，哽咽着说不出话。那一刻，十六年的等待、十年的奔波，所有的艰辛与委屈，都化作了释然的泪水。

　　后来，母亲虽然没能重返讲台，但恢复公职后，在父亲的努力下，将她调回了北镇县面粉厂做了一名保育员，一直1992年9月光荣退休，享受着应有的待遇。她常跟我们说：“多亏了李叔的点拨，多亏了孙书记的重视，更多亏了党的好政策，不然我这一辈子，心里都得堵着个疙瘩。”那张泛黄的毕业证书，被母亲小心地夹在相框里，旁边放着那张省委书记的批示和当年的信封，它们见证了一段跨越二十余年的坚守，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温度与公正。

如今，岁月流转，三十八年过去，孙书记或许早已不记得我们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但他给予我们的帮助与温暖，却如同暗夜中的星光，始终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今天，在父亲的提醒下，我终于提起笔，写下这段尘封的往事，写下这份沉甸甸的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