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上执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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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上执政书》

天圣五年月日，丁忧人范仲淹谨择日望拜，上书于史馆相公、集贤相公、参政侍郎、参政给事：

「某居亲之丧，上书言事，逾越典礼，取笑天下，岂欲动圣贤之知，为身名之计乎？仲淹谓居丧越礼，有诛无赦，岂足动圣贤之知耶？矧亲安之时，官小禄薄；今亲亡矣，纵使异日授一美衣，对一盛馔，尚当泣感风树，忧思无穷。岂今几筵之下，可为身名之计乎？不然，何急急于言哉？盖闻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况今圣人当天，四贤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圣贤之朝，岂资下士之补益乎？盖古之圣贤，以刍荛之谈而成大美者多矣，岂俟仲淹引而质之？况儒者之学，非道不谈。仲淹敢企仰万一，因拟议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仲淹所不言也。」

恭惟相府，居百辟之首，享万锺之厚，夙兴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跻富寿，答先帝之知，致今上之美。况圣贤存诚，以万物为体，思与天下同其安乐。然非思之难，致之难矣。仲淹窃览前书，见周汉之兴，圣贤共理，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汉之衰，奸雄竞起，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兴也，如周汉焉；其衰也，亦周汉焉。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经之营之，长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圣之功，岂不大哉？

然否极者泰，泰极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环焉。惟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作易之大旨，以授于理天下者也，岂徒然哉？今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久困穷矣。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邻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

倘相府思变其道，与国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复行，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由今相府致君尧舜之功也。傥不思变其道，而但维持岁月，一旦乱阶复作，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亦今相府负天下之过也。昔曹参守萧何之规，以天下久乱，与人息肩而不敢有为者，权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礼乐，以防微杜渐者，道也。张华事西晋之危，而正人无徒，故维持纪纲，以延岁月，而终不免祸，以大乱天下。今圣人在上，老成在右，岂取维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

仲淹窃请相府报国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邻敌，杜奸雄，明国听也。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复游散，去冗僭，以阜时之财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备远人者，在乎育将材，实边郡，使人无觊觎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绝乱之阶也；明国听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于有道也。

夫举县令，择郡长，以救民之弊者，何哉？仲淹观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狥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故一邑之间，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蘜不增，孝悌不劝。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仲淹恐来代之书论得失者，谓相府有不救其弊之过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为民父母，以困穷其天下？又朝廷久有择县令、郡长之议而不遂行者，盖思退人以礼，不欲动多士之心，故务因循而重改作也，岂长世之策哉？倘更张之际，不失推恩，又何损于仁乎？

今约天下令录，自差京朝官外，不过千数百员，自来郊天之恩，鲜及州县。若天下令录，自大礼以前满十考者，可成资日替与职官；七考以上，可满日循其资俸，除录事参军，则县令中昏迈常常之流，可去数百人矣。盖职官录事参军，不甚亲民，为害亦细。此谓退人以礼，士岂有怨心哉？其间课最可尚，论荐颇多，俟到铨衡，别议畴赏。前既善退，后当精选。其判司簿尉，仍赐令录之俸。其曾任令录，有遇该恩合入本资者，可依初入之例，颁此数条。合入者鲜，然后委清望官于幕职判司簿尉中，历三考以上，具理绩举充。其川、广、福建县令，可委转运使等，就近于判司簿尉中举移，庶从人便。若此后诸处县令，特有课最可旌尚者，宜就迁一官，更留三载，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其侥幸者自从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县政可澄清矣。愿相府为天下生灵而行之，为国家磐固基本而思之，不以听刍荛为嫌而罢之，则天下幸甚幸甚。

仲淹又观今之郡长，鲜克尽心，有尚迎送之劳，有贪燕射之逸，或急急于富贵之援，或孜孜于子孙之计。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狱讼稍简为政成，以教令不行为坐镇，以移风易俗为虚语，以简贤附势为知几。清素之人，非缘嘱而不荐；贪黩之辈，非寒素而不纠。纵胥徒之奸克，宠风俗之奢僭。况国有职制，禁民越礼，颁行已久，莫能举按。使国家仁不足以及物，义不足以禁非。官实素餐，民则菜色。有恤鳏寡，则指为近名；有抑权豪，则目为掇祸。苟且之弊，积习成风。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从而兴乎？仲淹恐来代之书论得失者，亦谓圣朝有不救其弊之过矣。

然朝廷以黜陟郡长为难者，官有定制，不欲动摇，惧其招怨谤而速侥幸尔。故知县两任，例升通判；通判两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时，饰身修行，邀其清举；居上之后，志满才乏，愆于素持；止能偷安，未至覆𫗧。故贤愚同等，清浊一致。此乃朝廷避怨于上，移虐于下，俟其自败，民何以堪？故郑庄公伺共叔之自毙，而春秋罪焉，以其长恶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圣人昭昭之训，岂用于先王而废于今日者哉？

近年诸处郡长，以赃致罪者数人，皆贯盈之夫，久为民患。如此之类，至终不败者，岂止数人而已乎？虽转运使提点刑狱，职在访察，其如位望相亚，怨仇可敌，非致败露，鲜敢发明。宜乎论道之间，无以激扬天下。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皇上凝命，于今六载矣，以军国重大，未可行远古之道。今郊礼之余，宜宣大庆，可于两制以上，密选贤明，巡行诸道，以兴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惨四方，岂同常务？可命御史严谕百僚与出使之官，绝书刺往返之礼；仍翌日省途，以禁请托。苟利天下，大体何伤？所出使之官，宜以「宣庆」为名，安远听也。其诸道知州、通判，耄者，懦者，贪者，虐者，轻而无法者，堕而无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利弊，得以上闻。未举巡守之礼，而遣观风之使，非不典也。

然后委清望官，于朝臣通判中举诸郡长，于朝臣知县中举诸通判。今后通判之官，非著显效及有殊荐，虽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国之符，不当轻授。其知县之人入通判者，宜比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政其滥鲜矣。今一司一务，犹或举官，一郡之间，生灵数万，反可轻授于人乎？愿相府为天下生灵而行之，为国家磐固基本而行之，不以听刍荛为嫌而罢之，天下幸甚幸甚。

仲淹前所谓「官有定制，不欲动摇，惧其招怨谤而速侥幸」者。两宫圣人临轩命使，激扬善恶，澄清天下，何怨谤之有乎？自兹以降，非举不授。举官之责，厥典非轻，何侥幸之有乎？如所举之人，果成异政，则宜旌尚举主，以劝来者。圣朝未行此典，盖亦阙矣。

天圣五年某月某日，守丧之人范仲淹恭敬地选择日期，遥望朝廷行拜礼，上书给史馆相公、集贤相公、参政侍郎、参政给事：“我正在守丧期间，上书谈论国家大事，超越了常规礼仪，会被天下人取笑，难道我是想借此打动圣贤的知晓，为自己谋求名声和地位吗？我认为守丧期间超越礼仪，按罪当诛，绝不赦免，这哪里能够打动圣贤的知晓呢？况且母亲在世时，我官职小俸禄少；如今母亲已经去世，即使将来有一天能得到华美的衣服、丰盛的食物，尚且应当面对风中之树而哭泣，感怀无尽的忧伤。难道在如今灵座之下，我能为自己的名声和地位着想吗？如果不是这样，我为什么要急于上书言事呢？大概听说忠孝是天下的根本。我的孝行已经无法尽到，忠诚难道可以忘记吗？这就是我冒着守丧的哀痛上书，谈论国家大事的原因，不因为自己个人的悲伤而忘记天下的忧愁，希望四海的百姓，能够长久地看到太平景象。何况如今圣人在位，四位贤能的大臣同心同德，这是千百年中进言国事的好时机。然而在圣贤的朝廷中，哪里需要下层士人的补益呢？大概古代的圣贤，因为听取了普通人的意见而成就伟大事业的情况有很多，哪里需要我来引述证明呢？况且儒家的学说，不是关于道的内容就不谈论。我斗胆企望能有万分之一的作用，因此斟酌商议后上书言事，所说的都是如今容易施行的事情，那些不容易施行的事情，我就没有提及。”

恭敬地想到宰相府，位居百官之首，享受着优厚的俸禄，早起晚睡，未尝不想使国家安定，让百姓富足长寿，报答先帝的知遇之恩，成就当今皇上的美好德政。况且圣贤心存诚意，以万物为一体，想着与天下人共同享受安乐。然而不是思考这些问题困难，而是实现这些目标困难。我私下阅读前代的史书，看到周朝和汉朝的兴起，圣贤共同治理国家，使天下富足长寿达数百年，那么当时辅佐君主的人，功劳可想而知。周朝和汉朝的衰落，奸雄竞相兴起，使天下百姓遭受数百年的战乱之苦，那么当时辅佐君主的人，罪过也可想而知。李唐王朝的兴起，如同周朝和汉朝一样；它的衰落，也和周朝、汉朝一样。自从我们宋朝拥有天下以来，经营治理，养育百姓，以至于达到太平，历代圣君的功劳，难道不大吗？然而否极泰来，泰极否来，天下的道理，就像循环一样。只有圣人设置卦象观察现象，“事物发展到尽头就会发生变化，变化了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不知道变通的人，怎么能够长久呢？这是圣人创作《周易》的主要宗旨，用来传授给治理天下的人，难道是没有意义的吗？

如今朝廷长久没有忧患了，天下长久太平了，军队长久没有使用了，士人未曾受到良好的教育，朝廷内外正在崇尚奢侈，百姓却长久地陷入贫困。朝廷没有忧患，那么逆耳忠言就难以被听取；天下长久太平，那么福祸相依的情况就令人畏惧；军队长久没有使用，那么军事装备就不坚固；士人未曾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贤能的人才就不充足；朝廷内外崇尚奢侈，那么国家的用度就没有节制；百姓陷入贫困，那么国家就缺乏恩泽。逆耳忠言难以被听取，那么君主就会视听不明；福祸相依的情况令人畏惧，那么奸雄或许会等待时机；军事装备不坚固，那么邻国的敌人或许会趁机而入；贤能的人才不充足，那么名位和爵号或许会被他人借用；国家的用度没有节制，那么民力就会枯竭；国家缺乏恩泽，那么国家的根本就不稳固。倘若宰相府思考改变这些状况的方法，与国家一起巩固根本，一旦王道再次推行，使天下富足长寿达数百年，这就是如今宰相府辅佐君主成就的功劳。倘若不思考改变这些状况的方法，而只是维持现状，一旦祸乱的根源再次发作，使天下百姓遭受数百年的战乱之苦，这也是如今宰相府辜负天下的过错。

从前曹参遵守萧何的规矩，因为天下长久战乱，让百姓休养生息而不敢有所作为，这是变通的方法。如今天下长久太平，整顿政治教化，制定礼乐制度，来防微杜渐，这是正道。张华身处西晋危亡之际，而正直的人没有帮手，所以只能维持国家的纲纪来延续岁月，最终还是不免于灾祸，导致天下大乱。如今圣人在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在身边，怎么能只追求维持现状的功劳，而忘记巩固国家根本的道理呢？我私下认为宰相府报答国家、辅佐君主的功劳，正在于巩固国家的根本、增强百姓的实力、重视名位和爵号、防备邻国的敌人、杜绝奸雄的兴起、使君主视听清明。

巩固国家的根本，在于推举县令、选择郡守，来挽救百姓的弊病。增强百姓的实力，在于让游手好闲的人回归生产，去除奢侈僭越的行为，来增加当时的财富。重视名位和爵号，在于谨慎地选拔人才，重视教育，使每一代都不缺乏人才。防备邻国的敌人，在于培养将领的才能，充实边境的郡县，使敌人没有觊觎之心。杜绝奸雄的兴起，在于朝廷没有过错，百姓没有怨言，来断绝祸乱的根源。使君主视听清明，在于保护正直的大臣，斥退奸佞的小人，使君主能够治理有道。

推举县令、选择郡守，来挽救百姓的弊病，这是为什么呢？我观察如今的县令，按照惯例任命，大多不是清明有见识的人。年老体衰的人，为子孙考虑，就一心想着收取贿赂，行动都是为了自己；年轻力壮的人，以担任州县的官职为耻，那么政务大多敷衍了事，做事必定追求眼前的名声。所以在一个县里面，文书档案不精细，官吏不畏惧，徭役分配不均，刑罚不恰当，对百姓有利的事情不做，对百姓有害的事情不除去，鳏寡孤独的人得不到抚恤，游手好闲、懒惰的人不加以禁止，农业生产不增加，孝悌之道不加以劝勉。以一个县来观察，那么四方的县政像这样的十有七八，而希望王道兴起，不也是很困难吗？我担心后代书写历史评论得失的人，会说宰相府有不挽救这些弊病的过错。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去做百姓的父母官，从而使天下百姓陷入贫困呢？

另外，朝廷长久以来就有选择县令、郡守的议论却没有施行，大概是想着要以礼辞退那些不称职的人，不想触动众多士人的心思，所以就因循守旧，慎重于改革，这难道是长治久安的策略吗？在变革的时候，不失去施加恩泽，又怎么会损害仁爱呢？如今统计天下的县令、主簿，除了由京朝官直接任命的以外，不过一千几百人，向来祭祀上天的恩典，很少惠及州县。如果天下的县令、主簿，在大礼之前任职满十考的，可以在任期满后调任为职官；任职满七考以上的，可以在任期满后按照其资历和俸禄，任命为录事参军，那么县令中昏庸年迈、才能平常的人，就可以去除几百人了。大概职官、录事参军，不太接近百姓，造成的危害也比较小。这就是所说的以礼辞退人，士人怎么会有怨恨之心呢？其中政绩最为突出、被推荐较多的人，等到了吏部考核的时候，再另外商议赏赐。前面已经很好地辞退了不称职的人，后面就应当精心选拔人才。那些判司、簿尉，以及初次担任县令、主簿没有经过推荐的人，都可以任命为录事参军，如果没有空缺的职位，可以授予大县的簿尉，并仍然赐予县令、主簿的俸禄。那些曾经担任过县令、主簿，遇到恩典应当进入相应官资的人，可以依照初次任职的例子，颁布这几条规定。能够进入的人很少，然后委托有声望的官员在幕职、判司、簿尉中，选择任职满三考以上、有治理功绩的人举荐充任县令。四川、广东、福建的县令，可以委托转运使等，就近在判司、簿尉中举荐调任，希望能顺从人们的便利。如果此后各地的县令，有特别突出的政绩值得表彰的，应该就地升迁一级官职，再留任三年，希望那些宣扬政教的人能够形成良好的风俗，那些心存侥幸的人就依从朝廷的典章制度。像这样施行，三五年内，天下的县政就可以得到澄清了。希望宰相府为了天下的百姓施行这些措施，为了国家巩固根本而思考这些问题，不要因为担心听取普通人的意见而有所嫌隙就放弃，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我又观察如今的郡守，很少能够尽心尽责，有的注重迎接送往的劳累，有的贪图宴饮射猎的安逸，有的急于寻求富贵的援助，有的孜孜不倦地为子孙谋划。志向不在于政事，功劳又怎么能惠及百姓呢？把诉讼案件稍微减少就当作政事成功，把教令得不到执行当作安定，把移风易俗当作空话，把轻视贤能、依附权势当作懂得时机。清正廉洁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有人嘱托就不被推荐；贪婪腐败的人，如果不是出身贫寒就不被纠察。放纵官吏的奸诈苛刻，纵容风俗的奢侈僭越。况且国家有职官制度，禁止百姓超越礼仪，颁布施行已经很久了，却没有人能够检举查办。使得国家的仁爱不足以惠及万物，正义不足以禁止非法行为。官员实际上是在白白地享受俸禄，百姓却面有菜色。有抚恤鳏寡孤独的行为，就被指责为追求名声；有抑制权贵豪强的举动，就被视为招惹灾祸。敷衍了事的弊病，积习成为风气。让这样的人共同治理天下，王道从哪里兴起呢？我担心后代书写历史评论得失的人，也会说圣朝有不挽救这些弊病的过错。

然而朝廷把升降郡守当作困难的事情，是因为官职有固定的制度，不想轻易变动，害怕这样做会招来怨恨诽谤，加速人们的侥幸心理。所以知县担任两任，按照惯例升任通判；通判担任两任，按照惯例升任知州。为什么在下面任职的时候，修饰自身、修养品行，谋求得到清明的举荐；而在担任高位之后，志向满足而才能缺乏，违背了自己平素的操守；只能苟且偷安，还没有到失败的地步。所以贤能和愚笨的人同等对待，清廉和污浊的人没有区别。这就是朝廷在上面避免怨恨，却把暴虐转移到下面的百姓身上，等到他们自己失败，百姓怎么能够承受呢？所以郑庄公等待共叔段自己走向灭亡，而《春秋》责备他，因为他助长了恶行。《周易》说：“脚踏上霜，就知道坚冰将要到来。”这是因为没有早早地分辨清楚。这是圣人明白清楚的训诫，难道只适用于先王时代而在今天就废弃了吗？

近年来各地的郡守，因为贪污而获罪的有几个人，都是罪恶满贯的人，长久以来成为百姓的祸患。像这样的人，最终没有失败的，难道只有几个人吗？虽然转运使、提点刑狱，职责在于察访，但他们的地位和声望相当，怨恨和仇隙可以相抵，不是事情败露，很少有人敢揭发。难怪在谈论治国之道的时候，没有办法激励天下。古代天子五年巡视一次，皇上登基，到如今已经六年了，因为军国大事重大，不能施行远古的制度。如今在祭祀上天的大礼之后，应该宣布大庆，可以在两制以上的官员中，秘密选拔贤明的人，巡视各个道，来兴利除害，罢黜昏庸的官员，提拔贤明的官员，使各地的情况都能得到了解，这哪里是平常的事务呢？可以命令御史严肃地告知百官和出使的官员，断绝书信往来的礼节；并且第二天就精简行程，来禁止请托。如果对天下有利，对大局又有什么损害呢？派出的官员，应该以“宣庆”为名，使远方的人能够安心。

各个道的知州、通判，年老体弱的，懦弱无能的，贪婪的，暴虐的，轻佻而没有法度的，懈怠而没有政绩的，都可以上奏降职，来激励那些尸位素餐的人。这样又可以使四方的利弊得失，能够上报朝廷。没有举行巡视的礼仪，而派遣观察风俗的使者，这也不是不符合典章制度。然后委托有声望的官员，在朝臣、通判中举荐各个郡守，在朝臣、知县中举荐各个通判。今后通判的官职，如果没有显著的成效和特殊的举荐，即使任职时间很久，也只能施加恩典；郡守的职位，不应当轻易授予。那些从知县升任通判的人，应该比照这个例子。像这样施行，天下的郡政就很少有滥竽充数的情况了。如今一个部门、一项事务，尚且有人举荐官员，一个郡里面，有几万百姓，反而可以轻易地授予他人吗？希望宰相府为了天下的百姓施行这些措施，为了国家巩固根本施行这些措施，不要因为担心听取普通人的意见而有所嫌隙就放弃，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我前面所说的“官职有固定的制度，不想轻易变动，害怕这样做会招来怨恨诽谤，加速人们的侥幸心理”。如今两宫圣人亲临朝廷任命使者，激励善恶，澄清天下，哪里会有怨恨诽谤呢？从此以后，不是经过举荐的人不授予官职。举荐官员的责任，其典章制度非常重要，哪里会有侥幸心理呢？如果所举荐的人，果然有优异的政绩，那么就应该表彰举荐的人，来勉励后来的人。圣朝没有施行这个典章制度，大概也是一个缺失吧。

县令、郡守已经得到了有才能的人，然后让游手好闲的人回归生产，去除奢侈僭越的行为，来增加当时的财富，这是为什么呢？我观察天下的粮食和布帛，价格飞涨，议论的人认为是因为百姓众多，才使得这样。我认为百姓众多，那么从事生产的人也多，怎么会是因为人多而成为负担呢？大概古代有士、农、工、商四民，秦汉以后，又加上了僧尼、道士，一共六民了。如今在这六民之中，游手好闲的人不可胜数，而他们都依靠农民生活，怎么能让物价不贵呢？怎么能让农民不困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