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饱饭才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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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思辨史

作者：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专栏作家）

导语：好日子并不长，值得珍惜。老年人不要用青春的回忆去美化过去，年轻人不要想着用过去的办法解决现在自己的问题，一切都要向前看。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GDP基数低（1498亿美元），年均名义增速约10%，但受计划经济惯性、国企改革阵痛及1990年代初国际制裁影响，增速呈现波动性。1996年GDP达8564亿美元，较1978年增长4.7倍，但增速斜率已显疲态。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才开始突飞向上猛进。

那是一个时代真正的开始。时间的起点，离现在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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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现在中国治安很好，但这样的情况，并不久。比如温江村青壮年犯罪团伙在广东多地实施抢劫，以砍手、砍脚等极端暴力手段作案，2000年至2011年间被捕或毙者超百人，仅2004年深圳一地就有40余名该村青年落网。想当年村民中一个18岁的年轻人，对警察轻飘飘地说：“我们村抢劫的人多了去了，我还算是迟的。”

2000年后，砍手党曾多次出现在广州、深圳等地，暴徒团伙多来自广西天等县，其作案手法极其残忍，在抢劫手机和财物时，若遇反抗，便直接用快刀将手臂砍断，造成了无数人的黑暗余生，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此外，除了砍手党，飞车党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熟悉的记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在珠三角，他们用摩托车进行抢劫偷盗，令人谈之色变。

比如：2006年5月，钟南山就被抢了电脑包。那年不少广州市民，都亲眼见过便衣警察狂追飞车党的场面。那会广州的治安队员，都配备了专门对付飞车党的钩镰枪。

当时飞车党已经严重影响了珠三角地区的治安，2007年1月1日开始，广州全面禁摩，摩前广州有20万摩的司机依赖摩托车谋生，政策迫使其转行至今没有恢复。当失去生存土壤的飞车党，逐渐销声匿迹。

图：治安员用钩镰枪对付飞车党世界银行研究显示，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后，财产犯罪率进入下降通道，说明安全本质是发展成果的分配问题。最终都是经济发展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安全。如果从2007年禁摩那一年算起，“烤串安全”也才18年。而近年来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频发，涉案金额较高，部分案件人均损失达8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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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农村出生的70和80后来说，农村集体积累制度的历史实践还记忆犹新。

比如三提留，指村提留，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从农民收入中提取的用于村一级的费用，包括三项，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比如五统筹，指乡统筹，是乡（镇）合作经济组织向所属单位和农户收取的，用于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但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当年的“三提五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998年，4亩地需缴纳三提五统整整204元（约合每亩51元），公粮527斤（约合每亩131.75斤）。按当时小麦市价0.6元/斤计算，公粮折现约316元，两项合计占农民现金收入的‌15%-20%‌‌。如果家贫或供孩子读书，则更是难上难。最后到了2002年，这笔钱才取消。

2006年2月22日发行的《全面取消农业税》80分面值的纪念邮票，是中国农业税制度终结的重要历史见证。在中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传统税收终结了，距今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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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年，催钱和计划生育，是农村的主要矛盾。而强制引产，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时间也不长。

1980年代各省《计划生育条例》普遍规定，计划外怀孕需通过人工流产或引产终止妊娠。那也就是说胎儿不管几个月了，都要流产，大月份就是强制引产。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样的表述已经被删除。

一晃眼又过了十年，2002年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作出了明确规范：“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推行计划生育工作中应当严格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才从法律意义上，禁止大月份引产。可实际上，一直到2012年，仍有大月份胎儿被强制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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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大家都说农业税走了，低保来了。而现在因为有低保制度。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基本的保障，不会饿死。其中也有不少人混在其中。1999年的全覆盖为后续农村低保，中国668个城市和1638个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建制镇已经全部建立了低保制度。为城乡统筹（2014年后）奠定了基础，推动中国从“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型‌。对城镇下岗职工实行城市低保政策（2002年）。到农村低保才在全国范围内实施（2006年）。而医保和低保，几乎同时开始。那会医保开始于1998年12月，到现在才27年。而且，这还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也就是说，有工作的人才有。在覆盖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要推迟到12年之后，从2010年才全国铺开的，到现在才15年。

当基本盘有了医保和低保兜底，民生的另一个大头是教育来了。直到如今依然还有人争论时说，“都是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实际上，很可能，他对面的人并没有机会享受到免费教育。说到九年义务教育，开始于1986年7月1日。虽规定免收学费，但学杂费条款（第十二条）允许学校收取书本费、作业本费等，实际形成明免暗收机制。据1990年国家教委抽查，农村小学年均杂费达48元，相当于当时农民月均收入的1/3。这个费用仍然导致了很多人失学。

经济惩戒案例‌：1989年《中国农民》杂志披露，河南某小学规定每迟交1天学杂费罚抄课文10遍。在那时候很多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会因为交不起学杂费被老师体罚，罚抄写。后来直到20年后，也就是2006年，才实现了学费、杂费全免的义务教育，到现在也才19年。

当我们谈到教育，现在很多人反对学英语，其实全民学英语的历史也不长。

1950年教育部《关于中学外国语教育的决定》明确俄语为第一外语，至1956年全国中学俄语教师达1.2万人，占外语教师总数的87%。

在1960年代以后，中苏交恶后，开始选择英语作为第一外语，特别是1983年以后，英语才在高考中同语文、数学等科目一样同等对待。而随着经济发展，民生权利得到了更好地保障，人的自由也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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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公私企业一般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工作制，但未明确每周工作天数‌。

1952年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实际形成每日8小时、每周6天的惯例，仅周日为法定休息日。

1990年代前，城镇居民将周日称为战斗的星期天，需集中处理购物、洗衣等事务。

1994年改革前，中国职工年均工作时间比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多出约400小时‌。直到1994年2月3日国务院发布第146号令，规定自3月1日起实行‌每日8小时、平均每周44小时‌的工时制度，即隔周双休制（大礼拜休2天/小礼拜休1天）‌，也就是五天半。

可见，将每两周中的两个半天休息时间调换为一天休息，这就是所谓的“大小周”制度。第一周休息星期六和星期日，第二周则只休星期日。

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发布第174号令，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进行修订，明确自‌1995年5月1日起‌实行‌每日8小时、每周40小时‌的标准工时制（即双休日制度）‌。双休制实行到如今，其实也才30年。

但凡比90后大，那么在上班、上学中，都经历过一周6天的辛苦。

可休闲时间多了，人们就要到处走走。

在1995年全面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前，中国公民出行、住宿、办理事务主要依赖‌单位或街道开具的介绍信‌。

而介绍信是一个人的通行证，然而，到单位、派出所开介绍信，必然要说自己要去哪里，去做什么，而身份证则不需要。可见，身份证制度，扩展了中国人的自由，到现在也才30年。没错，哪怕现在一个30岁的年轻人，他也曾生活在需要介绍信的年代。

但仅仅只有身份证，还不够…...2003年3月17日晚，27岁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携带身份证、暂住证和用工证明，在广州天河区黄村街被民警拦截并认定为“三无人员”（无身份证、无暂住证、无用工证明），随后被带至黄村街派出所。尽管其同事携带身份证赶到派出所请求保释，但警方仍以“严打”清查行动为由拒绝放人。

3月19日晚，因呼救引发护工不满，遭多名护工及被收容人员轮番殴打，最终于3月20日因创伤性休克死亡，被媒体报道后，引发全国关注。

2003年8月1日，中国正式废止了1982年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并同步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381号）。

这一改革标志着中国从强制收容遣送制度向自愿救助制度的根本性转变‌。

但现在很多年轻人爱说，想走就走，带上灵魂去流浪，去当三和大神。能过这种生活，不被打扰，不被抓走挖沙，也才20多年。

当人们有了身份证，不必担心被收容，旅游就兴起了。

可见以前人们多是借着出差走一走，到了1999年，开始有了5.1和10.1两个黄金周，很大程度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热持续升温，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距今，也才20多年。

那一代人当时不仅游览祖国的大好山河，还想去地球上其他地方看一看。可没多久，因1994年是中国公民因私出国管理的重要转折点，公安部统一规范了因私护照申请程序，但此时仍存在严格限制，需结合团队旅行等特殊方式实现出国需求。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后，出入境管理领域迅速启动了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改革，其中多项措施在入世后10天内即开始试点或实施，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这也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护照审批时代即将结束。

然后又过了5年，到了2006年，全国200多个大中城市实现按需申领。王思聪曾嘲讽说，都2020年了，还有人没出过国？但即便如他一样有钱，想去伦敦喂鸽子，说走就走，也才19年光景。

6

富二代王思聪1988年出生，或许还知道票证。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凭票供应，粮票、粮本、油票、肉票、自行车票、酒票等等。

年长的亲身经历过，年幼的多少听说过，所有人都觉得，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但这个记忆并不准确。

1993年4月1日，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延续近40年的粮票、油票制度全面退出历史舞台，粮油商品实现市场化敞开供应。

当前几年网络创业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人们都喜欢捧90后，所谓的互联网原住民，给人的感觉就是生在物质丰裕时代，长在技术爆发之中，从不知匮乏，所以敢于创新。

而这个集体记忆是不正确的，严格地说，他们仍然是票证一代。2001年12月，上海通用汽车推出别克赛欧（Sail），这款定价10万元左右的10万元家轿以安全、环保、经济为卖点，彻底点燃了中国家庭轿车市场的消费热情，被媒体称为中国家庭轿车元年的里程碑事件，纷纷争相报道。凯越、伊兰特等合资品牌，取代了更加官方化的桑塔纳。当买一辆车成为中国人的目标，这也才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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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物质丰富了，精神生活也更丰富了。

在1949年至1976年期间，中国引进外国影片主要采取‌非商业性买断发行‌模式，即通过政府间文化交流或电影交换协议，以‌固定价格（约2万美元/部）‌一次性支付版权费用。

但这个价格很低，买不到好的影片，或只是那些放过很久的影片。

1994年，中国电影市场面临严重萧条，全国观影人次从1979年的293亿骤降至42亿，电影行业陷入生存危机。在此背景下，时任中影公司总经理吴孟辰提出‌分账制引进进口大片‌的改革方案，进口最新的一流外国影片。

1994年年底，中国电影市场改革的关键一步——‌“10部进口分账大片”政策‌正式落地。这一决策由广电部电影局批准，明确每年以分账制引进10部符合“两个基本”标准的外国影片。

1994年11月，哈里森·福特主演的《亡命天涯》作为中国首部分账制进口大片，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郑州、广州6个城市试点上映，上座率超80%，票房达到了2500万，出现全家观影，单位包场能现象，创造了进口大片的第一个票房奇迹。

当时几部比较有名的电影至今仍是很多90后的童年记忆，比如，施瓦辛格的《真实的谎言》，基努李维斯的《生死时速》，动画片《狮子王》。说起来，中国人可以较多的看外国电影也才3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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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一切在改变，其实都是源于改革开放，以及加入WTO后的迅猛发展。

在市场经济改革中，GDP是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的概念了。

中国在1952年至1981年期间采用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体系）‌，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国民经济核算框架。1980年代前，MPS体系是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唯一核算标准。

1981年后，中国逐步探索‌国民账户体系（SNA）‌，1984年启动SNA研究，1992年正式转向GDP核算。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采用GDP这个词，对社会有深远的影响。

而在MPS体系下，只有创造物质产品和增加产品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这些物质生产行业包括：商业、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业。MPS不能反映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非物质服务业的情况，即金融保险、房地产、科学研究、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居民服务等行业。GDP和MPS，某种程度上，这就是经济虚实之辨的来源。

显然，这些非物质服务，对于人们的幸福生活至关重要。

张五常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源于县域竞争。

可见某种程度上，1992年有了GDP之后，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才更全面地成为一种各地政府追求的政绩。

这一切变化，都是因为改革开放，特别是WTO为标志的全球化。随着深化改革开放、面向世界，面向全人类，才能维持这种变化。

其实很多事，到现在为止，时间都不长，可却恍若隔世，或许，那是因为我们太善于忘记，再或者，在回忆中把过去加上了美好的滤镜。

如一个人生下来，从他有记忆开始，他会觉得自己所过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而当一个人老了，则会在记忆中重新构建、美化他的青春时代。

故此，他们都对当下的美好，缺乏真正的感知。只有知道从哪里来，才会知道应该往哪里去。

好日子并不长，值得珍惜。老年人不要用青春的回忆去美化过去，年轻人不要想着用过去的办法解决现在自己的问题。

一切都只有向前看，我们，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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