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隆基早期革命生涯 ‍秦江水（12-1）

法律与人生

【随笔】

江隆基早期革命生涯

陆廷仁　

我的岳父江隆基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２４日是他诞辰１２０周年。

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又赴日本、德国留学，曾参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后致力于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高等教育工作，先后在陕北公学、华北联大、陕甘边区教育厅、延安大学、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北京大学、兰州大学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于１９６６年６月文革初期被康生之流迫害致死。岳父的整个革命历程，可分为早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早期革命活动阶段（１９２５－１９３６），主要是接受马克思学说，在大革命处于低潮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反帝、反封建和抗日救亡运动。后期革命活动（１９３７－１９６６）主要是从担任西安二中校长开始，走上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的历程，长达三十年。可以说，岳父早期的革命历练为后期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期为教育事业奋斗的阶段则实现了他“教育是立国之本”的夙愿。对此知道的人并不多。

1勤学不辍

１９０５年１２月，岳父出生在陕西省西乡县丰东乡白杨沟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家乡读完私塾和高小，１５岁便来到省城西安，进入省立二中。这是一所受“五四运动”新思想、新文化影响较大的学校。教务长杨明轩是早期的共产党员、“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校园里可以看到《独秀文存》《共产主义ＡＢＣ》《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这给岳父的青少年时期打开了思想和知识的新窗户。尤其是杨明轩先生经常向学生们强调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对岳父后来走上以教育为业的道路起了很大作用。岳父在读书期间参加爱国学生抗议“九国公约”的示威游行及抵制日货运动，加入进步学生组织“共同社”，担任会刊《二中旬刊》的编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熏陶下，岳父已由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上升为探求中国政治前途的先进思想者。

１９２４年，岳父与其兄长江裕基从陕西省立二中毕业，兄长考取了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官费留学生，岳父则考取了北京农业大学。岳父仰慕北京大学已久，认为北京大学有最著名的校长蔡元培，有胡适、鲁迅等知名教授，有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还有他最爱读的《新青年》杂志等进步书刊，于是翌年春由北农大转考到北京大学，由此走上更为广阔的人生天地。

在北大，课业负担很重，他尽量利用课余时间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参加各类讲座活动。当时，正值孙中山主持召开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科学社会主义的演讲深受学生欢迎，岳父几乎一次不落地聆听他的讲演，朴素的进步思想得到大大升华，认识到“以唯物史观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到来是有道理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才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并开始“赞同共产主义”。后因学费难筹，岳父暂时辍学回乡。

在家乡，岳父察觉一些鱼肉乡里的豪劣官绅骑在乡亲头上横行无忌，岳父不能容忍家乡存在以势凌人的现象，串联本乡热血青年刘泽民等十余人组织了“丰东青年促进会”。在岳父的领导下，很快制服了作恶多端的团总余子明，迫使他交出敲诈勒索的民财数千银元，用作全乡在外留学生的学费资助，大大伸张了正义。此事曾被收入《西乡革命斗争史》及县志、县党史中，至今仍为人们传颂。岳父还积极参加地方的教育活动，主持一年一度的小学竞赛考试。他建议由过去只考国文、算术两门功课再增加自然常识的考试，由他亲自授课、出题、阅卷。这些新鲜考题的出现，给穷乡僻壤的小学教育带来冲击波，使家乡小学校长、教师们开始意识到必须不断增加新的科学知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

次年春，岳父回北大复学。为给家乡介绍北京及全国的革命形势及教育情况，促进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与旅京同学集资创办《西乡》月刊，内容丰富，见解精辟，为县内外人士所重视。如月刊刊登了他撰写的早期教育论文《替小学教师说几句话》，他在文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小学教员有责不尽的原因，“替社会服务而叫父母妻子挨饿，教别人的子弟而叫自己的子弟失学，这种事情，除开热心公益到十二分的人而外，我相信绝不会有人去干的。那么就无怪乎有学问、有才力的人视教育界为畏途，相率改业换行了。至于少数存留在教育界有学识的人，迫于生活的困苦、家庭的要求，不得不另谋活动，另图兼差。然而一个人力量终究有限，顾了此就不能顾彼，于是就把教育事业视为无足轻重、可急可缓了。”他在文中明确指出：“若不改良教员的待遇而想教育发达，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 主张“小学教员须经考试任命，薪金应逐年增加，设立奖金和旅明确费”等四项条陈。

岳父重返北大后，就遇上被鲁迅先生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北京各界群众在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和国民党北京执行委员会领导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万余人反帝示威大会，岳父清晨早早地加入了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游行示威活动遭到段祺瑞政府的血腥镇压，致死４７人，伤１９９人。岳父的同乡、同学共产党员张仲超成了屠刀下的英烈。在追悼大会上，岳父抱着张的遗体，嚎啕痛哭。翌年４月，蒋介石又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南呼北应，张作霖也在北京悍然绞杀李大钊等１９位革命者，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此破裂。反动派的暴行和李大钊英勇就义彻底唤醒了岳父，１９２７年６月，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到为中国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事业中，为他的一生注入伟大的内涵，提升了生命的质量和高度，使他的人生变得厚重而博大。

2在日本交往杨虎城　

岳父加入共产党后，政治上有了明确的目标，生活上却是捉襟见肘，其父已数月未寄生活费，他忍饥挨饿修满学分，却因交不起下学期的学费，面临失学的困境。他看到仅上学年就有１５５名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被勒令退学。在日本留学的兄长得知消息后，立即写信给弟弟，说自己在东京每月有官费助学金，如果节省一点，可以维持两个人的基本生活，劝弟弟来日本读书。

1927年９月，岳父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态东渡日本，入读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本科。到东京后，他与兄长住在东京的大岗山，这是一个小商业区，是中国留学生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只有一条狭窄的街道，有两家华人经营的中餐馆，专门承包中国留学生的伙食。为节省开支，兄弟两人租赁了一间当地居民的简易小房，可吃居民包饭，也可自己做饭。岳父到东京后，随即与中共东京特别支部取得联系，参加了支部工作。在明治大学，岳父与冯乃超等人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社（简称社科社），并任该校校友会主席。社科社名义上是学术团体，实则是一个扩大社会宣传、与国民党新军阀作斗争的政治组织。“留日学生反帝同盟”成立后，岳父又担任宣传委员，组织留学生从事革命活动。

１９２８年４月，爱国将领杨虎城（1893—1949）携夫人谢葆真及秘书米暂沉来到日本东京，借疗病、休养为名，实地考察日本的政治军事状况。他们也住在大岗山附近，距兄弟两人居住地不远。岳父对杨将军爱国护民、为民除暴的事迹早有所闻，但并不相识。杨为人诚恳、热情，在陕西籍留学生心目中，他不仅是乡党，且是一位英勇善战的爱国将领而受到尊敬。杨也没有因与留学生职业不同而产生隔阂，很快就和大家熟悉了，经常找留学生聊天，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各种情况。一天，杨虎城对米暂沉说想吃家乡饭，米知道岳父兄弟居住在附近，其兄又能做一手好面条，就找到兄弟两人居住地，请杨虎城吃了一顿美味可口的“油泼辣子面”，从此，杨认识了岳父。他在东京半年中，亲自找岳父作了两次长谈。兄弟两人也多次去看望杨虎城。

杨虎城找留学生谈话，事先都要出个题目，先让留学生做准备，然后再交谈。他与岳父的谈话也是这样。杨虎城第一次出的题目是，让岳父介绍日本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劳务党、总评议会等进步团体的状况。经过充分准备，岳父详细介绍了这些团体的情况。杨接着问“你看到日本共产党反对它的政府对外侵略，同情中国革命，是不是孤立了自己？”岳父没有想到杨将军会问这样的问题，他思索后很快回答说，“据我所知，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日本共产党反对的只是对外侵略的政府，而不是它的国家，日本共产党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古语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侵略者是不得人心的。” “根据我接触的许多日本、朝鲜青年，他们大多同情中国革命，很多青年和我们一道参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就说明了这个道理。”“日本共产党也好，社会民主党也好，劳务党也好，总评议会也好，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政见，但只要他们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我们就应当和他们搞好联合。这是一些很重要的力量，能起到我们起不到的作用。”杨虎城与岳父的第二次谈话，是了解中国留学生中的“派别”问题。他问岳父：“听说你们有的挂青天白日旗，有的挂五色旗，还有的挂黄龙旗，相互争斗，还打架闹事，这实在不像留学生。”岳父回答：“留学生中情况比较复杂，中国国内派别复杂，我们这里也很复杂。思想分歧、政见不一，相互斗争是免不了的。我的看法是应当求同存异，在反对日本侵吞中国的大目标下团结起来。大敌当前，应以国耻为重，应当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

杨虎城虽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讲起话来有条不紊，颇有见地。他也经常向岳父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日本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作为一个军人，更不能无动于衷。”他非常关心留学生的进步爱国活动，说“我支持大家的爱国活动，但是不喜欢这种吵吵闹闹”。他在与留学生的接触中，对我岳父很欣赏。曾多次对米暂沉说：“这个学生很好，是一位深沉、不轻浮的青年，有许多独到的看法，是一位有出息的青年！” 岳父坚定的政治信仰、沉着朴实的品德，赢得了杨虎城的赏识和友谊。杨虎城回国后仍与岳父保持通信联系，后来他在选送陕西籍青年出国留学时，钦点岳父的名字，绝不是偶然的。

岳父到日本后，开始有目标、系统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认为河上肇（1879—1946）的著作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很多方面切中中国的时弊。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做了大量翻译工作，完成了对河上肇著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批判者的批判》等的翻译与出版。１９２９年９月４日，岳父组织“反帝同盟”在东京银座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遭到日本当局的血腥镇压，他和二十多位留学生被捕入狱。岳父被单独关押三个多月，受尽酷刑，遍体鳞伤，毫不屈服。１２月７日被日本军政府以“共产党之卵”的罪名押解驱逐出境。岳父回到北京大学，立即组织声援留日被捕学生的活动。翌年４月，因筹备“五一”纪念活动，又被北洋当局抓捕拘留三周。释放后，被党组织派往上海，担任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候补委员，并担任社联下设的街道党支部书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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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廷仁2025年11曰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