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解脱”

潇潇暮雨

前几天，因为虚惊一场的事件，嗓子彻底失声。我的课堂就像在表演哑剧，夸张的口型加上比划的手势，学生有时理解了意思，或读或说；有时不明白，就瞪着茫然的眼睛看着我。

临近期中阶段测试，不得已，买了各种治疗咽炎的药物，大多不见疗效。身为大夫的先生最后提议：“去医院做雾化吧！”

于是“走后门”去了他所在的科室，先生把我放在换药室。护士小姐兑好药，拧开了墙上氧气管道的按钮，随着“滋滋”的响声，杯子里药水迅速变成雾气往上喷，我急忙把面罩戴在脸上。先生叮嘱我：“使劲做深呼吸，尽量把变成气体的药物吸到嗓子里。”

我听话地大幅度喘气，偶尔翻看手机分散些注意力，几十分钟倒也过得痛快。

第二天去医院，我依旧呆在换药室，可是十分钟后，门口就推来两个换药的病号，先生赶紧叫我出来。我默默地跟在他的后面来来回回寻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最后只好去了重症病房。

重症病房里有四个床位，已经有两个术后的患者躺在那里。一个紧挨着我的床，大约五十多岁，因为做的是开颅手术，头上包着厚厚的白纱布，平躺在床上，竟辨不出男女。我四下搜寻，在床底下发现了一双女式的鞋子，猜出她的性别。我不知她术后第几天了，反正眼睛能睁开，不会说话，手足也不会动。一个陪护的家人，一会拿棉签蘸水点点嘴，一会灌热水袋放在大腿旁，忙得不可开交。偏偏病号喉咙里又有了痰，还做了气管切开。家人听到她的气息不对，急忙给她吸痰。从我的角度看不到拿着什么样的工具，也看不到具体操作情形。只是那工具发出的声音让我联想到了皮搋子在吸抽水马桶，每一声收缩，都扣在我的心上，自己的五脏六腑仿佛也跟着在撕扯。

我想，如果这个女人的余生就此在病床上度过，吃喝拉撒全让家人伺候，假设她的意识清醒，是否愿意这样活着？

正胡思乱想间，对面床上的病人做出了更惊人的举动，突然踢掉了身上的被子，竟是一个赤身露体的老爷子。皱皱巴巴的皮囊包裹着一根根的肋骨，此起彼伏。那曲起的右腿如麻杆一样摇摇晃晃。陪床的家人惊见这一举动，赶紧给他盖被子。也许是热了，也许是傻了，他偏偏不让，盖了还蹬，盖了又踢。五十多岁的儿子只好在床边俯下身子按住被角。

目睹这一切，最初的惊恐逐渐被一种无奈的悲伤取代，如果生命的形态注定如此，那么坚持的意义究竟何在？

我再也待不下去，摸索着关掉了氧气管道的按钮。看看剩下的药，还有三分之一，狠狠心收了起来。

先生恰好过来，有些纳闷：“这么快就做完了？”

我谎称学校有急事，匆匆忙忙逃离了。

晚上，先生回家，我比划着谈起此事。他说：“傻瓜，那些病人的举动很正常，比你看到的更荒诞的也有。开颅手术轻的能够痊愈，重的都会留下这样或者那样的后遗症。有时我们也想，身为神经外科的大夫，救死扶伤的同时，也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有些人，你把他们救活了，实际上还真不如死了是解脱。”

听着先生的一席话，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们面对矛盾纠结也有过很多挣扎吧！死亡是每个人最终的归宿。倘若生命终究要面对无法治愈的疾病，或许，坦然地接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完整。试想，若倾尽所有，换来的只是意识模糊的残躯，或身不能动的余生，这样的“活着”，其尊严和价值，成了一个沉重而难解的命题。

忽然想起季羡林先生的一篇关于生命的文章，他说“我希望我的死亡能像家猫一样！”当猫感觉到自己快要死亡时，为了避免主人或者同伴伤心，它会提前离开，悄悄地找到一个山洞、一堆瓦砾、一垛稻草，在那里安详地死去。

而此刻，失声的嗓子似乎提醒我，能够健康地感受这个世界，我们应该珍惜分分秒秒。倘若必须离去，能像季羡林先生所向往的家猫那般，为自己和所爱的人保留一份体面，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