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尊之家，悠悠晋魂——记山西省博物院

卢良贵

　　2025年9月11日上午，我和老伴参观了山西省博物院，深感山西博物院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文化殿堂。“晋魂”主题展尽显三晋文明风采，建筑如鼎似斗，古朴大气，是领略华夏历史与艺术魅力的绝佳之地。特作文以记之！

　　山西博物院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滨河西路北段13号，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其前身为民国八年（1919年）创建的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馆藏文物658253件/组。其中，珍贵文物 40878 件/组，包括一级文物1650 件/组。一级文物数量仅次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在省级博物馆中位居首位。基本陈列以“晋魂”为主题，由文明摇篮、夏商踪迹、晋国霸业、民族熔炉、佛风遗韵、戏曲故乡、天下晋商等 7 个历史文化专题和土木华章、玉韫华夏、翰墨丹青、方圆世界、瓷苑艺葩等 5 个艺术专题构成。

　　山西博物院大厅呈八角形，仿照应县木塔的外部轮廓设计，有着“鼎中藏塔，塔中藏宝”的寓意。整体外观造型“如斗似鼎”，既保留了传统建筑的美学特征，又与现代设计理念相得益彰，给人以宏伟大气的视觉感受。序厅的“晋字墙”十分引人注目，60个形态各异的“晋”字，来源于历朝历代的青铜铭文、各类书帖，中间最大的“晋”字出自覐（爻）公簋铭文，彰显了山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山西博物院的镇館之宝是：西周晋侯鸟尊、西周晋侯苏钟、商青铜龙形觥、西周晋侯夫人组玉佩、北魏木板漆画、北齐娄睿墓壁画。

　　1、晋侯鸟尊，西周中期偏早时期的文物，2000年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4号墓第一代晋侯燮父墓中，是《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晋侯鸟尊高39厘米，长30.5厘米，宽17.5厘米。整个鸟尊以凤鸟回眸为主体造型，整体是凤鸟直立造型，鸟首回眸微昂，尖喙上扬，高冠耸立，凤眼圆睁，眼神投向远方。禽体丰满，两翼上卷，双腿硕壮，扇形齐短尾微翘，双爪紧扣地面，身饰云羽纹，一副傲视群英，卓然于世的状态。在鸟尊身上一只小鸟静静相依，成为鸟尊器盖上的捉手。凤尾下设一象首，杏眼突起，长鼻撑地，末端内卷上扬，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全身布满纹饰，造型写实、生动，构思奇特、巧妙。鸟尊以它的雄伟精美和独特造型而名闻天下。鸟尊的盖内和腹底铸有大篆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可证明为晋侯宗庙礼器。

　　2、西周晋侯苏钟，首批禁止出境文物。全套钟共16件，分为两组，每组8件，大小相次，排编成两列音阶与音律相谐和的编钟。其中14件藏于上海博物馆，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館之宝。还有2件藏于山西博物院，是山西博物院的镇館之宝，一件高25.9厘米，铣间距14.9厘米；另一件高22.3厘米，铣间距12.9厘米。

钟上有铭文355字，首尾相连刻凿在16件钟上。铭文完整记录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苏率军参加周厉王讨伐东夷的战争。晋侯苏因战功多次受赏，故作此编钟。所记战争为史料所阙载，史籍中无从查考，故对研究西周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铭文中多种记时历日对西周的断代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1992年8月，晋侯墓地8号墓遭到盗掘，14件晋侯苏钟被盗往国外，流落香港。10月从被盗的8号墓中，出土了剩下的两枚晋侯苏钟，藏于山西博物院。12月，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的帮助下，斥巨资将14枚编钟买回，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经过与晋侯墓地考古出土的两枚编钟对比，其形制一致，铭文可连续，国宝晋侯苏钟得以完璧。

　　3、商青铜龙形觥，酒器，商代晚期“方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作品，高19厘米，长43厘米，宽13.4厘米，1959年石楼县桃花者村出土。因器形宛如一艘停泊在水波里的龙舟，被学界命名为“龙形觥”。被称为"国宝中的珍宝"，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龙形觥通体呈龙形，前端为龙首，露齿昂翘，瞠目张角，龇牙咧嘴为流。盖面饰龙纹与前端龙首衔接，衬涡旋纹。腹两侧以涡纹和云纹为衬托，主纹饰鼍纹和夔龙纹，头向与龙首相反，颇富动感。圈足饰相对的夔龙纹，更增稳定之感。鼍纹在青铜器中极为罕见，鼍即扬子鳄，其纹饰出现表明当时山西西部可能气候温暖湿润。龙形觥背部为弧形长盖，内有横榫与器腹扣合，盖面中央有蘑菇形钮，器身两侧各有一对穿耳可悬挂，方形圈足可聚热温酒。

　　4、西周晋侯夫人组玉佩是西周时期的玉器，1992年出土于山西临汾曲沃县曲村M63墓（晋穆侯次夫人墓），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西周晋侯夫人组玉佩复原长度约158厘米。由玉璜、玉珩、冲牙、玉管、绿松石珠、玛瑙管等组成，共有204件。大致有三列，中列有玉璜19件、玉珩3件、玉雁2件，左右两列各有玉璜13件，冲牙1件，上部由玉管、玉珠、玛瑙串联。组玉佩的下端是两件玉雁。该组玉佩极尽巧思，华丽无比，代表了当时晋国的最高治玉水平。

　　5、北魏木板漆画，1965年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司马金龙墓，故又称司马金龙漆画。较完整的共有五块，每块长约8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2.5厘米，木板之间用榫卯结构连接而成，现收藏于山西博物院（2块）、大同市博物馆（3块）。木板漆画上承汉代之遗风，下开隋唐之先河，绚丽多彩、气韵生动、技法纯熟，其绘画风格、技法、设色都富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代表着当时最高的艺术水平，成为南北朝时期我国古代漆器的一件代表作，首批禁止出国（境）文物。

司马金龙漆画屏风板，是与石床榻一起组合使用的围屏构件，为木胎漆绘，木胎外以麻布为底，再以漆填平。屏风板正、背面均绘漆画，画面自上而下分为四层，表现列女古贤人物故事，人物旁多有榜题和题记。画面以朱漆为地，以黑漆勾线，采用渲染和铁线勾描的手法，色彩非常浓艳。在艺术风格上与传顾恺之所作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较为接近，呈现出鲜明的东晋、南朝文化特征，反映出当时南方绘画对平城的影响，对于探讨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化交融具有重要价值。

　　6、娄睿墓壁画，娄睿是北齐东安王，与北齐皇帝高洋是亲姑表兄弟，娄睿墓位于今太原市晋祠王郭村西南1公里处，在其墓內发现了大量的壁画，称娄睿墓壁画。该墓壁画大部分保存完好，依据构图、布局与内容，大致分为七十一幅画面，残存壁画面积约为220平方米。可归纳为两大部分：一部分表现娄睿生前的戎马生涯和显赫的官宦生活，主要位于墓道东西两壁、天井、甬道和墓室四壁的下部；另一部分反映墓主人死后升天、回归西方极乐世界虚幻境界的情景，主要位于甬道与天井上部、墓门、墓室内第二层和第三层，还有位于墓室顶部的天空星象图。

北齐的壁画艺术成就，后代评价很高，可惜传世作品早已荡然无存。因此，娄氏墓壁画的发现，填补了我国美术史上的空白，十分难得。娄睿壁画技艺的精湛和涉猎事物的浩繁，是衡量北齐绘画发展水准，研究北齐音乐、服饰、内廷、丧葬等礼仪制度的重要例证，亦是北朝中原地区壁画艺术的卓越代表。

　　“鞍马骑游图”是娄睿墓壁画中的代表作，是墓道西壁的主体壁画，被誉为“改写中国美术史”的杰作，首批禁止出境文物。采用铁线勾勒与色彩晕染技法，描绘了墓主人生前的出行场景，线条顿挫有力，色彩鲜艳夺目，人物表情动作细腻生动，马匹神态各异，如那匹受惊后排便的马和被称为“马娜丽莎”的枣红马，尽显写实功底 。

全画分前、中、后三部分：

前部画面中有导骑二人，前面一人骑枣红色鞍马，安详凝视，纵轡缓行。后面一人勒马回首，马头高昂，前腿却步，尾巴上翘，因受惊竞拉出了长串粪便。画面反映出画师非常熟悉马的习性，也增加了壁画的性趣。

中部画面中共有八人三马。马均体态丰满，络头齐全，鞍鞯俱备。马鞍下面铺有障泥，佩带马镫。画家通过单层墨线勾画、平涂浓淡色彩和运用明暗映衬手法，表现出马匹的健壮体型，颇有立体感，特别是马的眼神，处理得出神入化，维妙维肖。

后部画面中有导骑二人，前者全神注意前方，后者骑枣红色马，马头高扬，前腿飞悬，后腿下跨，骑者躬身伏在马背，双手紧扣缰绳，脚踏马蹬。画家对人物马区的神态把握的十分精准。

　　参观从“文明摇篮”厅开始。山西地处华夏腹地，黄河中游，这里山川秀美，气候适宜，是中国远古人类和文明的摇篮。“文明摇蓝”展厅展出的是从远古到石器再到陶器时代的历史和文物。

　　新石器时代彩陶罐，是文明摇篮展厅最精美的展品。高45厘米，口径35厘米，腹径43厘米，底15.6厘米。1989年芮城县金胜庄村出土。泥质红陶，器表磨光。侈口，圆唇，短颈，宽肩，上腹突出，下腹内收，小平底，上腹部以黑彩绘以弧线和圆点等组成的花卉图案。体型硕大，器形完整无缺。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典型遗物。

　　三棱大尖状器，出土于山西省襄汾县丁村遗址，是10万年前汾河流域旧石器文化的典型工具。它由硬度较高的角页岩制成，器身厚重，左右对称，横断面呈三角形，底部圆钝方便手握，因在丁村文化中非常典型，也被称为“丁村尖状器”。 

　　石磨棒，属仰韶文化早期文物，距今约1.5—1万年，山西省吉县柿子滩遗址出土，是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工具，它的出现对研究农业起源有重要意义。 

　　陶壶，仰韶文化早期（距今约7000-5800年），山西省翼城县枣园村出土。

　　彩绘陶罐、彩绘陶壶，仰韶文化中期（距今约5800-5300年），山西省垣曲县下马村征集。

　　彩绘蟠龙盘，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300—3800年)，1970年代末出土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通高11.6厘米，口径40.9厘米，深10厘米，属大型礼仪用盘。该器物为磨光灰褐陶胎通体磨光，盘底涂饰红彩圆面，内壁以红灰双色绘制的蟠龙纹呈螺旋状环绕，龙身融合蛇形屈曲、鳄鳞斑纹及虎熊头部特征，被学界视为早期龙图腾的雏形。该文物与陶寺遗址发现的古观象台、最早汉字等共同构成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核心证据链，2024年被考古学界定位为阐释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的典型案例。

　　特馨、土鼓，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300-3800年），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出土。

特磬：为龙山文化时期文物，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它是用灰色角页岩打制，并经琢、磨等工序制成，四周边缘仍留有打制时形成的瘢痕，器形硕大，十分罕见，故称巨磬或特磬 。特磬是“八音”中的“磬石”音，音响清越，磬上有敲击的痕迹，是考古发现最早的石磬，为后世编钟的鼻祖。

土鼓：是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同样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其通高80.4厘米，上口径25.6厘米，最大腹径41厘米，为泥质灰陶。土鼓中空大口、筒状高颈、圆鼓腹，颈腹之间置双耳，底有四孔。接近器口部有一圈12枚“圆钮”，近旁有绳索勒绑的痕迹，这些“圆钮”是用来绑缚兽皮的。土鼓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实物鼓，对于研究中国礼乐制度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四联璜，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300-3800年），山西省临汾市下靳村出土。

　　这件玉神面是祭祀礼器，但不见通常的狞厉怪异，造型典雅柔和，神态安详神秘，玉质晶莹润泽，彰显出大墓主人不同寻常的尊贵身份。

　　朱书扁壶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1984年11月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山西博物院藏有其复制品，真品现收藏于中国考古博物馆 。扁壶为泥质灰陶，器表饰细条竖蓝纹，口部和腹部一面鼓凸，另一面扁平或微凹，是古人盛水的用具。

扁壶残片上朱书两个字，其中一个字符为“文”字，学界较认可其与商代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一脉相承；另一个字符则被释读为“邑”“昜”或“尧”字。朱书扁壶上的文字实证了在甲骨文之前约800年，中国已经拥有一定的文字系统，将汉字系统起源提前了约800年，对于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和判定“尧都”具有重要意义。

　　单把陶鬲为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300-3800年）的陶器，出土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这件单把陶鬲是比较罕见的黑陶，原本表面涂有黑漆，后因氧化和掉色变成灰色。它有一个把手，这在陶鬲中较为少见，一般的陶鬲没有把手，多为抱持使用。鬲是中国古代独有的炊器，这件单把陶鬲对于追溯中华古文化和古文明的起源具有特别意义。

　　直口肥足鬲是龙山文化时期文物，距今约4300-3800年，出土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 。直口肥足鬲是一种炊具，主要用于烹煮粥羹等食物。其口沿平直，无外翻或内收，简洁实用。颈部较短，部分饰有简单纹饰。腹部圆鼓，与足部连为一体，整体线条浑厚。三足粗壮饱满，呈袋状空心，这种设计可增大受热面积，提高炊煮效率。

　　小口折腹斝是龙山文化时期的文物，距今约4300-3800年，出土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这件文物仅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为泥质灰陶，侈口，斜颈，颈、腹间分界明显，腹一面略平，另侧明显鼓凸，鋬作桥形，双鋬相连在口部鼓凸一侧，器表饰竖条细篮纹。本件为修复品。

　　第二展厅是“夏商踪迹”，展示了山西境内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包括垣曲商城、平陆前庄遗址等重要考古发现，分为“大夏之墟”和“殷商重地”两个单元。

《史记·晋世家》记载：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圭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史称桐叶封弟。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唐叔虞子燮父继位后，迁都于晋水之畔，改国号为“晋”，为第一代晋侯。燮父光大了叔虞开创的基业，拉开辉煌晋史的序幕。山西称“晋”由此而来。

　　这是夏代文物陶甗和陶斝，出土于山西运城夏县东下冯遗址。

陶甗是古代的炊器，下部是鬲，中部有箅隔，上部是底部有透孔的甑，是中国人最早的蒸锅。 

陶斝是史前时期的生活容器，商周时期多为青铜材质，且由炊具演变成酒具。 

　　乳钉纹方鼎，1990年初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坡底乡前庄自然村修建东沿河公路时出土。为商代前期青铜器。高82厘米，口宽50厘米，鼎内深度44厘米，四足高度23.5厘米。鼎身口沿为正方形，侧面是长方形，身长腿短，有两只拱形耳立在口沿两侧。口沿下的上腹部为一周带状兽面纹，共八组；下腹部为乳钉纹，竖边有三行，底边有五行。鼎足上粗下细，为空心圆柱体，每一个足的上中部饰一周饕餮纹，共两组。采用拼铸法制作，由5个主要部分共17个部件拼铸而成，体现了商代前期的青铜铸造技术特点。

　　鸮卣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土于山西石楼县二郎坡村，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酒器。通高19.7厘米，宽13.4厘米，是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精美之作。其造型为两只猫头鹰背靠背站立，以盖为首，以器为身，四足似象腿，盖上有一捉手，腹部饰卷曲羽翼纹，盖面为雷纹，双翼采用龙纹浮雕，工艺精湛细腻，纹饰精美。整件器物圆润敦实，雄浑大气，凛然威武又不失可爱。它圆圆的大眼睛、尖尖的小鼻子、胖胖短短的“胳膊”、可爱的小脚丫，还有头顶上像小蘑菇一样的装饰无不诠释着“萌”这个文字。观众们对着这件青铜器无不啧啧称奇。！真的超级可爱！！！

　　兽形觥是一件商代的青铜盛酒器。 1976年出土于山西灵石县静升镇旌介村。高21.5厘米，长24厘米。器体椭圆，状如蹲兽，前有宽流，下承高圈足。盖前端为龙首形，与上翘的流口扣合为颈，盖后部作兽面。器身以三条扉棱为中轴组成兽面主纹，口沿下饰昂首卷尾夔龙纹，圈足饰夔凤纹，均以云雷纹衬地，形成三层花纹，精细繁缛。

兽形觥结合了中原商文化元素和北方青铜文化因素，体现了商代晚期青铜艺术的高超水平，是山西商代方国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这是山西省忻州市连寺沟遗址出土的商代（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兽面纹爵、兽面纹觚、夔（kui）纹提梁卣。

　　这是雷纹爵和弦纹壶，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桃花庄墓葬出土。

雷纹爵 ：商代青铜器，出土于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桃花庄墓葬。其颈部两侧装饰着鼍纹，这在商代青铜艺术中极为罕见。爵是古代的饮酒器，也是礼器，这件雷纹爵的造型和纹饰体现了商代青铜器的独特风格和高超工艺。

弦纹壶：山西博物院有多件弦纹壶，时代和材质各不相同。如青釉弦纹双系壶，为西汉时期的瓷器，肩部有两道细弦纹 。还有隋代青釉三系单龙柄壶，颈部有三道粗弦纹。另外，交龙纹壶是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颈部和下腹部均置四个铺首衔环钮，身饰细交龙纹六周，间以宽弦纹带 。

　　三鱼涡纹盘是山西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商代晚期青铜盘，为一级文物。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桃花庄墓葬出土。高19.6厘米，口径47.1厘米。宽斜折沿，弧腹下收，圜底，高圈足。口沿下平均分布三个桥形钮，圈足上部平均分布三个方形镂孔。盘内底中央饰涡纹，内壁沿顺时针方向平均分布三条鱼纹，腹外壁饰六组变形夔纹组成的纹带，上、下以圆圈纹带框边，圈足饰三组兽面纹。

商周时期，青铜盘常作为礼器，用于承接弃水，多与盉配套使用，在祭祀、宴飨等礼仪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贵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三鱼涡纹盘腹内壁的三条鱼纹首尾相连，绕盘一周，当盘中贮满清水时，会呈现出水波荡漾、鱼儿游动的生动画面，体现了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和独特创意。

　　第三展厅“晋国霸业”。西周初年，叔虞封唐，居河汾之东。燮父承继父业，改唐为晋，肇创晋祚。近300年间，历代晋侯，坚守屏藩王室的责任与担当，坚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兼容并蓄，开拓进取。公元前770年，晋文侯携郑武公、秦襄公等诸侯，佐平王东迁，开启东周，代王征伐，巩固王统。从此，晋国逐渐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央，称霸百余年。

烏尊、商青铜龙形觥和西周晋侯夫人组玉佩是本厅的镇厅之宝（前面已介绍过），布于展厅显著位置。

　　西周晋侯猪尊：通高22.4厘米，通长39厘米。2000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3号墓出土。盛酒器，出土于第一代晋侯燮父的夫人墓中。器作猪形，猪嘴凸出，嘴角獠牙外露，双耳斜耸，形体肥硕，腹部中空，四足粗壮，尾巴上翘，背脊有鬃毛，背部有圆形开口并附盖。盖面装饰目雷纹一周，腹部两侧均有圆形凸起，装饰火纹和变形兽纹。盖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作旅飤”。“飤”同“食”，多用于青铜食器铭文中，在酒器中自铭为飤，罕见。商周时期青铜猪形酒器仅见三件。

　　变体兽形盉，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92号墓出土。

　　晋侯喜父盘是山西博物院的一级文物，为西周晚期青铜器。1993年出土于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92号墓。该盘方唇、窄折沿、浅腹，双附耳如双翼轻展，圈足微撇，造型简约而不失庄重。口沿饰凤鸟纹，圈足饰斜角云纹，器身纹饰精美。

盘内底铸有铭文4行27字，内容为“唯五月初吉庚寅，晋侯喜父作朕文考厉侯宝盘，子子孙孙其永宝用”，意思是在五月初吉庚寅这一天，晋侯喜父为他的父亲厉侯制作了这件宝贵的盘，希望子子孙孙永远宝用。晋侯喜父即晋靖侯宜臼，这件盘是他为追思父亲厉侯所铸，体现了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和孝道观念，对于研究晋国早期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叔作旅鼎是山西博物院的一级文物，为西周早期偏晚的青铜器 。1993年出土于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3号墓，该墓是第一代晋侯燮父夫人的墓葬。

鼎方折斜平口沿，双立耳，斜直壁，垂腹，底略圜，四柱足。外壁近口沿处饰两道弦纹，整体器形和纹饰简朴大方。其高35cm，口横30.5cm，口径24cm，在同时期的方鼎中属于较大的。器内壁有铭文4字“叔乍旅鼎”，“乍”通“作”，学界多认为此类器物用于家族祭祀或宴饮场合，强调“序长幼、明尊卑”的礼制内涵。

　　晋侯温鼎，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3号墓出土。

　　杨姞壶，出土于晋侯墓地63号墓，墓主为晋穆侯夫人之一。共2件，器形、大小、纹饰和铭文均相同。器盖子口外壁与壶颈内壁铸对铭2行9字：“杨姑乍（作）羞醴（1Y）壶，永宝用”。有学者认为杨姞是杨国姞姓女子嫁到晋国，壶为陪嫁时的媵器；也有学者认为是姞姓国女子嫁到杨国，称为杨姞。壶为晋国灭杨国时的战利品。

　　楚公逆钟，出土于晋穆侯墓。一组8件。其中，形制和铸铭相同的6件，形制不同且无铸铭的2件，8件音律相谐。钟铭68字，记述楚公逆为祭祀祖先，得到纳贡的赤铜九万钧，制作了大量编钟。楚公逆钟出土于晋侯墓地，反映出西周晚期楚晋两国已有交往。

　　兽面纹铙，西周（元前11世纪前77年），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普侯墓地64号墓出土。

　　西周伯尊，1985年出土于山西曲沃曲村，是西周时期典型的青铜酒器，伯尊的发现为研究晋国早期的青铜器铸造工艺、礼制文化以及贵族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反映了西周时期晋国贵族在祭祀、宴饮等礼仪活动中对青铜礼器的使用规范，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与考古价值。

器型为敞口，方唇，颈部微收，鼓腹，高圈足，颈部和腹部装饰有精美的饕餮纹（兽面纹），这种纹饰在西周青铜器中常用于体现威严与神秘的礼制内涵。器身有突出的扉棱，既强化了器物的立体感，也在铸造工艺上起到了分范的作用，是西周时期高超的青铜器铸造技术的直观体现。

　　伯卣，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山西省曲沃县曲村出土。通高19.5厘米，口纵8.5厘米，口横11厘米，重1980克。器体扁圆，下腹鼓起，扁提梁两端铸塑兽首与器身套接，盖与腹部均饰扉棱及突目兽面纹。纹饰以云雷纹为地，兽面双目凸起，口沿、圈足等部位以粗线条勾勒龙纹、火纹及蝉纹，整体风格与同期青铜卣的浮雕式纹饰差异显著。器内铭文“白乍宝尊彝”表明其用途为酒器。该器工艺精湛，线条流畅细腻，兽面纹双目突出器表，与常见的宽条状浮雕纹饰形成对比。其造型端庄稳重，兼具神秘与威严感，是西周青铜器中的罕见佳作。 ‌

　　南宫姬鼎，出土于曲村6081号墓。鼎内底铸铭“南宫姬作宝尊鼎”。南宫家族曾活跃在西周初年的政治舞台，著名的南宫括、南宫忽都是辅佐文王、武王的重臣。该鼎束颈、腹部扁圆、底近平、柱足细长，为曾国风格，反映了西周早期晋曾两国已有往来。

　　晋侯□壶，“晋侯pi壶”，是西周时期的青铜盛酒器和祭祀礼器。 1992年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即晋献侯墓。壶高68.8厘米，口纵18厘米，口横22.8厘米。呈假盖形长颈垂腹椭圆形，带盖，盖顶有波带状山形捉手。器身是双层沿，曲长颈，垂腹，大圈足。颈部附双龙套环大耳，耳为象首形，长鼻向上弯曲形成龙形。

盖面饰交龙纹，龙首吐舌，体躯上下交绕。口下及圈足饰兽目交连纹，颈部饰有波曲纹、重鳞纹，腹部以高浮雕突出的龙首为中心，两旁分出龙身，龙尾相交，构成波带状主体纹样。

壶盖内铸有铭文4行26字，内容为“唯九月初吉庚午，晋侯□作尊壶，用享于文祖皇考，万亿永宝用”，表明是晋侯□为祭祀祖先所制。

　　人足方盒，盒作长方箱式，下承人形四足，顶部双翻盖，设虎形双钮，方盒四面中央各攀爬一条回首龙纹，盖面和四壁饰变形龙纹，造型奇特，做工精巧。这类器物多出于女性墓中，可能用作盛放化妆用品的奁盒。

　　“刖人守囿车”，是春秋时期的青铜艺术品。1989年出土于山西省闻喜县上郭墓地7号墓。车长13.7厘米，宽11.3厘米，高9.1厘米，为厢式六轮车，由两大四小共六个轮子组成，无辕，顶部有厢盖，前有车门。车厢四周及每面正中立一只伏兽，下缘两只伏虎各抓住两个小车轮。车身周围虎、熊奔窜，车前挡部位有一“刖人”守护囿门。盖顶有一蹲猴捉手，周边围绕四只小鸟，车厢左右壁饰凤鸟纹。

整器采用了圆雕、透雕、浅浮雕、高浮雕、阴线雕刻等多种技法，装饰有20多个动物形象，可转动部位多达15处，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和机械制造水平。

“刖人”指受刖刑（砍脚之刑）人，“囿”是贵族饲养禽兽的园林，这件器物印证了当时的刑罚制度和社会分工。

　　子范鬲，传20世纪90年代出土于闻喜县，流失海外。2021年，美籍华人范季融捐献给山西博物院。宽平折沿，短直竖颈，圆肩，鼓腹宽裆，三兽蹄足。器腹饰三组龙纹，以扉棱间隔。鬲口沿处铸铭：“子犯之造鬲”，子犯即晋文公舅父狐偃。

　　附耳蹄足鼎，1988年出土于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太原一电厂赵氏墓地），是春秋时期晋国青铜工艺的巅峰之作。墓主人赵简子是春秋末期晋国正卿、赵氏宗主，“赵氏孤儿”赵武之孙，晋阳城的奠基者。该鼎是研究晋国六卿争霸、“三家分晋”历史背景的关键实物。

鼎通高93厘米，口径102厘米，耳间距129厘米，重达220公斤，是目前所见春秋时期最大的青铜鼎。器型为附耳、敞口、唇平折、束颈、深腹、兽蹄足，腹部满饰蟠螭纹，以三角回纹、鱼鳞纹和瓦纹作填纹，一对环形耳钮设计精巧。

鼎身采用铜、锡、铅三元合金铸造，纹饰繁缛且铸造缺陷极少，体现了春秋时期晋国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与《考工记》“六齐”的合金配比规范高度契合，是中国冶金铸造史的重要文明成果

　　春秋蟠螭纹四耳铺首衔环铜鉴，1988年出土于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太原一电厂赵氏墓地），墓主人为春秋末期晋国正卿赵简子，该墓是目前所见春秋时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晋国贵族墓葬之一。这件铜鉴是赵简子身份与权力的象征，反映了春秋晚期晋国贵族的生活方式和礼制观念。是春秋时期晋国青铜鉴中的精品，是研究晋国青铜器纹饰演变、铸造技术以及春秋时期贵族礼仪制度的重要实物，它为我们了解晋国的历史文化、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的线索，是晋国青铜文明的典型代表之一，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器型为大敞口，沿平折，颈微敛，宽肩，曲壁，腹内收成弧形，平底，矮圈足。附有对称的四耳，耳上为铺首衔环，铺首是立雕的兽头，圆环扁平，铺首饰有云纹、回纹、瓦纹。颈部和下腹部饰蟠螭纹带，蟠螭纹正反交织成方形几何纹图案；上腹部饰饕餮纹带，整体纹饰繁缛华丽，铸造工艺精湛。

　　蟠螭纹双耳壶，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的青铜礼器，出土于山西省太原市一电厂赵氏墓地。该器体形硕大，结构分为盖、壶身两部分。平口外侈，束颈，配有回首虎形双耳，鼓腹，高圈足。

盖部饰有四组镂空兽首双身纹，纹样相互交缠，内圈口沿饰绚索纹一周。壶身以斜角云雷纹划分出多个纹饰带，颈上部是蕉叶形蟠螭纹，颈部、腹上部和腹部满布相互交缠的蟠螭纹，腹下部为兽首衔螭纹，圈足则饰有波曲纹和绹索纹。

它是东周三晋地区青铜工艺的典型代表，纹饰繁缛华丽，铸造工艺精湛，反映了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和审美风格，也是研究春秋时期晋国贵族礼制、艺术风格的重要实物资料。

　　蟠螭纹双环铜甗，1988年出土于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太原一电厂赵氏墓地），是春秋时期晋国的青铜蒸食器，其铸造工艺精湛，纹饰布局规整且层次丰富，蟠螭纹的细节刻画细腻。作为研究晋国青铜器纹饰演变、铸造技术以及春秋时期贵族礼仪制度的重要实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与工艺价值。

甗由上甑下鬲两部分组成。甑部折沿厚唇，直颈，下腹内收成平底，箅孔呈内外两周辐射形排列，颈部两侧有一对兽面铺首衔环。鬲部直口鼓腹，三蹄足，肩部也有一对兽面铺首衔环。甑与鬲套合严密，体现了高超的铸造与设计工艺。

甑的颈部和下腹部饰“S”形夔凤纹带，上腹部环绕牛头双身蟠螭纹带；鬲的肩部同样饰有一周牛头双身蟠螭纹。蟠螭纹是春秋时期晋国青铜器的典型纹饰，由盘曲的无角龙纹相互缠绕构成，富有动感与韵律。

　　为壶，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的青铜礼器，1952年山西省人民委员会文物室收藏。整体造型为长颈圆腹，圈足，颈部有一对衔环兽首耳。纹饰精美，通体分口下、颈和腹饰三层环带纹，各以弦纹为界，耳饰勾连云纹。口内铸有25字铭文，对于研究春秋时期的职官制度、宗族结构以及礼仪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是当时社会政治、文化面貌的实物印证。

　　荀侯匜，春秋（公元前770一公元前476年），山西省闻喜县上郭墓地出土。

　　鸟形饰，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山西省黎城县西关墓地出土。

　　夔凤纹铜罍，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山西省太原市赵卿墓出土。

　　高柄小方壶，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1988年山西省太原市赵鄭墓出土。高28厘米，最大腹径8.9厘米。共2件，大小、形制、纹饰相同。盝顶式盖，上有四个对称环形小钮，以子口插入壶的母口内。壶为小方口，颈部微敛，溜肩，鼓腹，下腹内收形成平底，下承高柄喇叭形足。盖面四角饰心形图案，中央方框内两龙呈“卍”形相交，龙昂首卷尾，其一加绘黑线，以示雌雄之别。壶身饰菱形和几何纹图案，高柄和圈足饰三组神鸟纹，鸟昂首阔步或伸颈长鸣，寓意深奥。该壶纹饰内嵌多种矿物组成的黑色物质，主要是石英、长石、褐铁矿、锡石、孔雀石等成分组成，制作精美，极富装饰效果。

　　铜牺立人擎盘，1965年出土于山西长治分水岭墓地126号墓出土，时代属战国早期。该器通高14.5厘米，牺身长18厘米，由镂空圆盘、圆形立柱及牺形底座组成。立柱下端插入底座环孔，上端承托盘体，牺背立一长发小铜人，双手执握立柱作支撑状。铜人身着长袍，牺体饰鳞纹、贝纹及绹索纹组合纹样，造型兼具实用功能与艺术装饰性，反映了战国时期青铜器铸造工艺与动物造型艺术的融合特征。

　　侯马盟书，是东周时期诸侯或卿大夫为了加强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举行盟誓活动的约信文书。1965年在侯马晋国遗址发现了盟誓遗址，共出土盟书5000多件，通过对字迹较清楚的650余件盟书的研究发现，其内容分为宗盟类、委质类、纳室类、诅咒类和卜筮等，对于探讨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展厅“民族熔炉”，展示从秦汉至隋唐期间，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交融的历史进程。代表性文物有：娄睿墓壁画、司马金龙墓漆屏风板、胡傅温酒樽、雁鱼铜灯、胡人吃饼俑、虞弘墓石椁等。这些文物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生动诠释了山西在民族融合与丝绸之路中的关键作用。

　　胡傅温酒樽，1962年出土于右玉县大川村，同出的还有胡傅酒樽等七件铜器。两件器形基本相同，一件器盖口沿阴刻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另一件文后多一“二”字。通体鎏金，盖中央有提环，周围饰三个凤形钮，器底装三个熊形足。盖部和器腹满饰高浮雕虎、羊、牛、猴等动物十余种。中原器型与草原装饰浑然一体，是胡汉民族文化交融的典型物证。

　　雁鱼铜灯，是一件西汉时期的青铜器，1986年出土于山西省襄汾县吴兴庄。铜灯构思巧妙，整体造型为一只鸿雁伫立，回首衔鱼。鱼腹下方接两块弧形屏板和带曲撬的灯盘，可自由转动调节灯光亮度及方向，也可以防御来风。灯光燃烧时产生的烟气可通过鱼腹和雁颈导入盛水的雁腹，起到净化室内空气的功效。雁鱼铜灯制作精美，代表了汉代青铜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

　　胡人吃饼骑驼俑为隋代陶俑，1980年出土于太原市沙沟村北齐著名大将斛律彻墓。该俑高45.7厘米，骆驼昂首站立于长方形托板，双峰间垫毯并驮载丝绢、皮囊等物品，皮囊端部饰虎头图案。骆驼背负的皮囊上坐一胡人，头戴圆毡帽，深目高鼻，身着圆领窄袖胡服，左手握缰绳，右手持饼作进食状。它生动地再现了丝绸之路上商人往来的盛况，体现了晋阳作为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上重要节点的地位。

　　虞弘墓石椁，1999年，虞弘墓发现于太原市王郭村，出土有墓志、俑等各类随葬品。其中最重要的文物是一座仿木构汉白玉石椁，为三开间歇山顶建筑，由顶、檩身、底座三部分数十块构件组成，其上浮雕画面施彩并局部描金。内容有宴饮、乐舞、射猎、家居和行旅等，具有浓郁的中亚和波斯风格以及鲜明的袄教性质，展现了墓主人不同寻常的外来文化背景，是北朝至隋唐中外文化交流繁盛的历史见证。

　　陶镇墓兽，北魏（386年—534年），山西省大同市雁北师院2号墓出土。

　　石雕人物动物砚，北魏（386年—534年），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出土。高8.5厘米，长21.2厘米，宽21厘米。1970年大同市南郊出土。浅灰色细砂岩雕成。砚面中心为方形砚池，周边饰连珠纹和莲瓣纹，砚池两侧各有一耳杯形水池和方形笔舔，其两端有成双的鸟兽作饮水状。对角有莲花形笔插。其间雕人物图案四组五人，有骑象、舞蹈、角抵等内容。侧面各雕人物、动物等。砚底雕莲花一朵，周边围以小莲花8朵。这是北魏石刻艺术的高水平佳作。

　　黄釉莲花尊，北齐·河清元年（562年)，山西省寿阳县贾家庄村厍狄迴洛墓出土。

　　鸡冠帽武士俑，北魏·太和元年（477年），山西省大同市曹夫楼村宋绍祖墓出士。

　　杂技俑，北檬（386年-534年），山西省大同市曹夫楼村出土。

　　四个展厅看下来，山西的历史脉络已了然于心！时间已近中午1点了，人也累了！

　　其它的展厅如佛风遗韵、戏曲故乡、天下晋商等 历史文化专题和土木华章、玉韫华夏、翰墨丹青、方圆世界、瓷苑艺葩等 5 个艺术专题，我们只在佛风遗韵和土木华章展厅中匆匆一瞥，其它的均因体力不支未能涉足。

　　至此，愉快而辛苦的博物院之行结束了！

　　踏入山西省博物院，汾水之畔的这座文化殿堂，瞬间将人拉入三晋大地的千年时光。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每一件文物都诉说着华夏文明的璀璨过往。漫步展厅，展品如同一条奔流不息的时光长河，串联起三晋大地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兴衰荣辱，构筑起三晋文明的精神谱系。

走出博物院，阳光为建筑的飞檐镀上一层金边。回望这座气势恢宏的殿堂，心中满是震撼与敬畏。山西省博物院的珍贵，不仅在于其馆藏文物的稀有与精美，更在于它以文物为媒介，让沉睡的历史“活”了过来，让我们得以跨越千年，与古人对话，触摸文明的温度。此次观展，不仅是一次视觉的盛宴，更是一场心灵的洗礼。那些穿越千年的文物，让我们读懂了脚下这片土地的厚重与荣光，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守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的责任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