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武汉援疆简史 节选

新齐摄影

第四章 武汉支青在新疆（下）

安置武汉支青的多数单位，都能认真落实国家各项政策，关心支青的生产、生活，并注重发挥支青有文化、善于动脑的特点，选拔支青中的高中生以及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支青，担任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工作。纵观武汉支青在兵团的表现，可知他们无论分配到哪个农场、哪个岗位，在老职工的带领下，绝大多数都能努力工作，迅速学会各种劳动知识和技能，成为各条战线上的生力军和骨干力量；同时，他们也懂得了什么叫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懂得了如何克服困难、如何关爱他人。这些宝贵财富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使得他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逆境，都能从容面对。

8000 余名武汉支青，对新疆有三大贡献：第一，补充了兵团发展中的人力资源；第二，有效改善了兵团人员的年龄结构，提高了兵团人员的文化层次；第三，充实了兵团保卫祖国的戍边力量。

一、武汉支青对新疆的三大贡献

（一）补充了兵团发展中的人力资源

关于补充兵团发展中的人力资源，上章已有明确陈述，此处只记录几则事例以资证明。1966 年春，农四师可克达拉农场的兵团战士，接到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的命令，即在霍尔果斯河红卡子段修筑保护河岸的拦水坝。霍尔果斯河主河道是中苏边界的分界线。这年春天，山洪暴发，洪水冲向中国的河岸。由于河岸弯曲，如果不及时阻拦住河水，主河道将向中国方向偏移。祖国的领土寸土必争，兵团高层下令：修筑拦水坝，逼河水回到原来的河道。

包括武汉支边青年黄绍彭在内的兵团战士们，接到命令的当天就赶到红卡子，把距离河水二三百米处的废弃羊圈作为营地，在里面支起帐篷。两个月前，他们看到的霍尔果斯河，河水清澈而温驯，此时河面陡增三四倍，河水浑浊而湍急，将冬瓜大的石头冲击得向前翻滚。黄绍彭等人向河里扔进一块近百斤重的石头，瞬间被冲得无影无踪。如何束缚如野马奔腾的河水？经过讨论，战士们决定用编铁丝网固定石头的方法，由岸边向河里延伸筑坝。

为了保证石头不被河水冲走，支青们将三、四百斤重的石头装在铁丝筐里，争先恐后地用碗口粗的杠子将石头抬起，你追我赶地运往七八十米远的筑坝处。收工回到营地，才发现双肩被压得红肿。第二天早上起床，看见双肩竟像蒸熟的馒头一样又烫又肿。但支青们强忍剧烈疼痛，咬牙坚持。凭着坚强的毅力，凭着对祖国山河的热爱，支青们的双肩上长出一层厚厚的茧子。但繁重的工作，让支青们饭量大增，一个月的饭票不到半个月就吃完了，超额部分只能吃杂粮。

6 月开始筑坝，规定 30 天完成任务。6 月的新疆还是晚春，河里奔流着的是雪山上融化的雪水，冰冷刺骨。支青们分为两班，每班半小时，穿着背心短裤，轮流下水。下水前每人喝上两口白酒，岸上还要燃起篝火。初次下到河水中的支青，牙齿打颤、嘴唇发乌，湍急的河水随时有卷走他们的危险。但在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支青们摸到了水流的规律，加快了筑坝的速度。每次轮换时，颤抖着爬上岸的支青，都冻得说不出话，围在篝火旁烤半天才能缓过劲来。

筑坝的过程中，副师长曾来视察工作，问在河水里工作的支青冷不冷？河里的人本想回答“不冷”，但回答成了“不、冷……冷”，引起一片哄笑。因为工作环境艰苦，但工作进度仍然超前，副师长不停地称赞他们。得知他们只能吃杂粮时，副师长当即表示：一定要让大家吃上白面和大肉（猪肉）。果然，第二天，支青们就吃上了大肉包子。30 天

的任务，在支青们的努力下，20 天就完成了。在大坝拦截下，河水又回到原来的主河道。为捍卫祖国领土，武汉支青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改善了兵团的年龄结构，提高了兵团的文化层次

兵团成立初期，10 多万兵团职工基本来自新疆军区集体转业的生产部队。这支部队的战士们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但他们中大多是文盲及半文盲，而且他们转业时，年龄也偏大了。因此，提高兵团的文化层次、改善兵团的年龄结构，成为兵团发展的重要任务。要快速完成这个任务，只能依靠移民。

河南省是人口大省，大规模移民新疆便从河南省开始。1956 年，河南信阳、许昌、开封、南阳、商丘 5 个专区 28 个县的 5.6 万青壮年开赴新疆。1958 至 1962 年 5 年的时间里，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四省也组织近百万农村青壮年举家迁往新疆。他们的到来改善了兵团的年龄结构，增加了兵团的劳动力，但并未达到提高兵团文化层次的目的。

大规模移民，使兵团总人数急剧膨胀到 140 多万，建设的农、牧团场总数达到 158 个。

伴随着兵团人数的增长和农、牧团场的扩张，武汉持续三年向新疆输送知识青年，8000余名武汉知识青年，绝大部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其中相当一部分为高中学历，还有少量大学生。例如农七师一二四团有武汉支青 47 名，高中生（含师范及高中肄业）16 人，占该团武汉支青总数的 34%；农八师 148 团有 226 名武汉支青，高中毕业生 31 人，占该团武汉支青总数的 13.7%；农八师一五零团，有武汉支青 132 人，其中高中毕业生 30 人，占该团武汉支青总数的 22.7%。从上述数据可知，武汉支青分布在兵团各团场的文化层次虽然不尽相同，但高中生的比例平均仍占武汉支青总人数的 23%左右。这批年轻的支青，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富有理想、抱负。他们充实到兵团，成为改变兵团人口结构、年龄结构与文化层次的重要力量，也是兵团发展壮大的有生力量

（三）充实了兵团保卫祖国的戍边力量

1969 年，前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集结重兵。中共中央针对前苏联的行为，认为必须立足最严重的情况，做好应对准备。当年 10 月 18 号，军委副主席林彪通过军委办事组，给全军发出“一号号令”：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特别是东北、华北、西北的边防驻军，要严阵以待。新疆边境线上的战备形势陡然紧张起来。

1、成为民兵武装队伍的主要力量之一

兵团党委根据国内外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决定在边境农场组建民兵武装队伍，充实和加强兵团的戍边实力。兵团副政委张仲瀚要求建设一支“一旦有事，能够做到不分昼夜，不分山川，不用向导，运用自如，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民兵武装部队”。随即各团场相继成立“武装值班连”，因连队战士全部为未婚男女青年，又称“单干民兵连”。

“武装值班连”都有番号，以农四师为例，14●●的含意为，1 代表兵团，4 代表农四师，后面两个数字则是按顺序排列的“武装值班连”的序号。如农四师六十七团民兵连的番号是 1412 连，七十三团民兵连的番号是 1435 连。“武装值班连”的战士都配有武器弹药，和正规部队一样训练站岗，全力投入到战备之中。

“武装值班连”（以下简称值班连）的成员，很多都是来自上海、武汉的援疆支青。

值班连成立之时，正值隆冬季节，滴水成冰，但为防止国境线对面随时可能发起的突然袭击，连队必须经常进行备战演习。值班连的民兵们，冒着严寒和生命危险，昼夜值守在边防线上。农四师六十二团的杨成伟、关汉林等武汉支青，都是值班连的战士。1970 年 1

月，新疆军区命令边境线上的“因塔尔”

①边防站上的边防军后撤，让值班连顶上去。为了不被对方发现部队的调动，以找借口发动战争，战士们必须在雪夜里悄然进入预定区域埋伏，待白天进入“因塔尔”边防站，代替边防军在边境

线上巡逻。杨成伟、关汉林谈起夜间在雪地里的埋伏，不约而同地感叹道：“那时非常年轻，思想很单纯，真的是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啥也不考虑，根本就是一条，执行上级命令，保卫祖国。”在那个严寒季节，他们整夜趴在

冰冷的雪地里，尽管全身裹着厚厚的棉衣、棉裤，脚穿棉胶鞋，但身体依然冻得发麻，他们只能卧在原地稍微活动

一下腿脚，松一松麻痹了的筋骨。坚持到第二天早上时，站立起来都很困难。

张运川是六十二团值班四连二排的重机枪手。1970年春节前夕，值班连接到命令，要求快速进入前沿阵地。

前沿阵地距离连队有几里地，张运川手提两箱重机枪子弹，跟着队伍一路小跑，途中无法换手，浑身被汗浸的透

湿，进入前沿阵地后，连长一声令下，作好隐蔽，趴下不许动。在摄氏零下一、二十度的雪地里，张运川浑身立即出现冰凉的感觉，但也必须坚持，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当年 11月，根据毛泽东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精神，四连又奔赴霍城县清水河大西沟山里构筑战备工事。到达山里后，必须立即挖出当晚住宿的窑洞。一位老战士因没有窑洞顶须挖成拱形的常识，而是把洞顶挖成平的遭遇塌方。张运川等人立即开始救人，当老战士被从泥土中扒出时，下半身已经失去知觉。为了救人，连长命令排长亲自带队，并挑选包括张运川在内的八位战友抬担架送伤员下山。他们 4 人一组，行走在大雪中，最艰难的是淌过漫到胸部的冰河，历经艰辛，终于在天亮时把伤员送到了医院。

六十一团房建队的彭明亮、韩洪福也是

值班连的成员。值班连实行军事化管理，白天军训学习，晚上站岗放哨。该团值班连有120 人，分为三个步兵排，配备有 56 式步枪、冲锋枪和机枪；一个炮排配备有 60 炮、40火箭筒，加上后勤人员。彭明亮、韩洪福先分到步兵排，后调到 40 火箭筒班，担负训练执勤、战备值班的任务。为了提高民兵部队的军事素质，增强战备意识，连队经常在半夜紧急集合，进行长距离野营拉练也是常态。

据彭明亮回忆，1970 年元月进行的一次拉练异常艰苦。那天晚上，连队紧急集合，迅速出发，在零下 20 多度的气温下，背着被包、干粮，全副武装行走在 30 多公分深的积雪中，经过芦草沟公社、伊车嘎善乡、清水河农场、六十五团、六十四团，然后从六十二团返回，

行军途中还要进行各种军事训练，前后历时八天，行程 130 多公里。

边境农场的武汉女支青更不让须眉。1964 年分配到农四师六十七团一四一二连的 11名女青年，于 1965 年 2 月组成第一个女子民兵班。班长马桂花，成员有刘丽芳、何玉华、祁翠玉、尹大华、罗汉华、杨五梅、夏碧琳、熊小燕、张怀芳和薛巧云。他们立下誓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在马桂花带领下，女

子民兵班成员手握“五四”式步枪，无论是学习站姿、瞄准、上弹、打靶、刺杀、射击、站岗、放哨，还是参加农业劳动等，样样都走在前面，真正做到了训练、生产两不误。据何玉华回忆，在一个寒冬之夜，司号员吹响紧急集合号，姑娘们在几分钟内打好背包，紧急集合后，连长说前面有敌情，率领女子

民兵班上了一个山坡，分开站岗。正值天降大雪，大约站了十几分钟后，连长命令何玉彭明亮在值班连训练女华、祁翠玉两人留下继续站岗，其他人全部撤回。这可苦了何玉华，因为紧急集合，她穿双布鞋跑了出来，站在雪地又冷又怕。站岗结束后，何玉华回到房间，抱着背包大哭一场。

后来，姑娘们才知道，因为何玉华、祁翠玉胆子小，为了锻炼她们，连长才如此行事。姑娘们就是这样在边疆成长。他们的优秀表现多次受到上级嘉奖，农四师师部还专门发行小册子，向兵团及师属单位宣传、表彰他们的事迹。

1964 年 11 月，分配到十二团农场一

四三二连的 20 名武汉女支青，也组建女

子民兵班，成员分别是刘丽霞、刘丽娟、邓翠兰、高丽华、王简英、王腊香、许还香、杨火云、熊丽君、熊才英、易桂兰、戎国洲、施谭英、程啟芝、魏菊梅、马若梅、李明英、王清英、刘巧云和李萍。由一位廖姓转业军人担任女子民兵班的大班长。平常她们都在大田劳动，但每天早上要出操，按一定的时间集中训练，练习投弹、射击；担负连队站岗任务，冬季还进行全副武装的长途行军训练。在野营拉练过程中，女子民兵班和男子一样，在雪地里摸爬滚打。

这仅仅只是农四师四个边境农场的武汉支青在值班连的情况，农四师在霍城县和察布查尔县的边境线上有六十一团、六十二团、六十三团、六十四团、六十七团、六十八团等团场。每个团的值班连都有较多的武汉支青，他们有文化、有理想、有抱负，有保卫边疆的热诚和决心，并实践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誓言！

工二师十二团在巴尔鲁克山下的裕民县，也是边境农场。该团有 12 个连队，其中二二一二连是值班连，韩友荣等七名武汉女支青是该连战士。她们除了完成生产任务之外，也要摸爬滚打、射击打靶，夜间轮流值班站岗。为了让战士们紧绷“时刻准备打仗”这根弦，该值班连也是经常紧急集合，进行野营拉练。无论白天黑夜，只要紧急集合号吹响，

《20世纪60年代中期武汉援疆简史》编委会

董玉梅 崔啟建 杨照谟

卢迪生 孙奇忠 曾宪斌 刘恭信

编 著：董玉梅 崔啟建 杨照谟

封面设计：郭思瑜

前言

多年前，崔啟建先生送给我一本回忆录《西眺烟云》。随手翻了前面几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看到了一个火红的年代，一批武汉知识青年，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感召下，毅然决然，奔赴新疆。心里便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但到底是什么，我当时并不清楚。

大约在2015年，崔啟建先生又送给我一套上、下册的《青春的选择》，这也是以回忆录为主的书籍。但不同于前者的是，这是由新疆兵团博物馆组织编写的，卷首处有部分黑白照片，有录取通知书，有当时的衣物、茶缸及各类证件的展示。仔细看照片，照片上的青年们淳朴自然、青春昂扬，他们身上焕发出的是属于一个时代的气息；尤其是《武汉晚报》在头版或头条多次进行宣传报导的照片，更是让那个年代的历史呼之欲出，这是一个全民参与的重大事件。我突然有了一种想了解那个年代的强烈愿望。

我把《西眺烟云》和《青春的选择》都放在桌面上，并从中挑选部分文章仔细阅读，很多闻所未闻的故事扑面而来：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一批花季少女，为了奔赴新疆，割破自己的手指，写下血书“坚决赴疆干革命”；一批武汉支青们，住着地窝子，吃着“二转子”，在寒冬中的戈壁大漠间，起早摸黑的挖大渠、积粪肥、拖沙子，让荒芜的盐碱地最终成为稻花飘香的良田；在此之前，我不知道，“CLWS”等一批武汉支青，凭着热血、勇气，亲手建成了一个工厂；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通过刻苦自学，成为工厂里无人不知的革新能手；在此之前，我不知道，武汉支青“萨地克”，凭着仅有的医学知识，在天山深处救助了重病的少数民族兄弟，被誉为“神医”；几名武汉支青，为了救人，急速奔向十几里外的医院，献出自己的鲜血；在此之前，我不知道，绿茵茵的草地上，羊群竟然诗意的可以听懂武汉支青的呼唤；所谓的老“海军”，不过是千米条田中负责浇水的一个工种；在此之前，我不知道，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批武汉支青成为武装民兵，在国际形势异常紧张之时，担负起了保卫祖国边疆的任务；而大批分配到边境农场的武汉支青，都是国境线上不可缺少的耕战结合的戍边力量。武汉支青的西去，不仅缓解了城市的升学和就业压力，而且将都市的文明、科学、知识洒到新疆那片广袤但又贫瘠的土地上。

是的，1964年至1966年，大批武汉“支青”，用自己的青春承载了一个时代的重任。他们是城市的骄傲，是国家的功臣，是时代的丰碑。不管当初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西去，但怀着火热的革命激情，希望报效祖国，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是主导方向。这批人有多少呢？当时知道的数量是7952人。

如此重要的、持续了三年的重大事件，在武汉地方志及各区的区志中，竟然一个字都没有提及。当我放下那一本本厚实的各类志书时，我的心怦怦乱跳，大脑也像遭到雷击般的轰鸣着。时间可以流逝，但近8千江城儿女奔赴新疆，这段史诗般的、特殊而不可复制的历史不能湮没，他们当在历史的幕墙上有一道不可磨灭的印迹。

从这时起，我就考虑编辑一部武汉支青援疆的书籍。2016年，一家省级出版集团的编辑向我索要选题，希望我为他们写一本书。我便把崔啟建先生请到我的办公室，征求他的意见，希望合作编这本书。当时，我心里还没有如何编辑此书的完整想法，但我已经知道，编辑援疆一书，搜集全部援疆人员的名单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因对这段历史的缘起还不太了解，错以为当初是以学校为单位报名援疆的，所以，我曾经想过以学校为单位，把援疆支青名单全部按时间排列。编辑书籍并搜集全部名单的想法得到崔啟建先生的支持。我便把选题报出去了，没有回音。后来，我又向两家出版社报过此选题，都没有下文。想想也能够理解，自2009年以来，为了社会安定，为了国家大局，涉及新疆的选题通过审定都不容易。

2020年9月，为了把支青援疆这段不应该被湮没的历史载入史册，我们决定开始编写武汉支青的援疆简史。决定一旦做出，编辑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投入这项工作之后，我才开始真正的走进这个群体，不断的认识这个群体，不断的了解他们的过往。与他们接触得越多，我越觉得他们的青春岁月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生活的年代是祖国至上的年代。他们用鲜血、甚至生命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他们用汗水、智慧刻画着自己的人生，他们曾经度过的艰难岁月，曾经遭受的各种挫折，都让他们历经磨炼，终至脱胎换骨、重塑人生。所以，他们回首往事，少有抱怨，多有感恩。听听他们的心声吧：

感谢兵团那段艰苦生活的磨炼，养成了我勤奋踏实、积极进取、坚韧不拔的性格，以及一个诗人、作家所要具备的敏锐的内心、丰富的感情、跳跃的思维。（田先瑶）

在新疆建设兵团战天斗地的那些岁月，虽然是处于人生的逆境，充满艰难困苦，但锻炼了体魄，磨炼了意志，体验人生，茁壮成长，成为我人生难得的财富，也为边疆建设挥洒了血汗和青春。我想，这也是众多支青们共同的体会吧。（高作信）

“虽然当年我们不曾有过像今天这样充足的物质享受和自在的休闲，但挫折和苦难让我们“学会了忍耐、理解了后悔”，这才是我们人生最有价值的财富；对新疆那片热土的眷念和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怀念，也成为我们终生难以解脱的情结。……也许我们的人生历程和归属都很微不足道，但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曾经担当起了我们应该担当的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涂吉民）

“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青年时期多经历一点摔打、挫折、考验，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这段话用在支青身上真是非常合适，因为他们的青春就是在奋斗中度过的，他们正是在摔打、挫折、考验中成长。“对新疆那片热土的眷念和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怀念，也成为我们终生难以解脱的情结。”50多年过去后，支青们即使已经回到内地，在新疆的那些日子仍是他们永远的青春回忆。更何况，还有一批武汉支青坚守在新疆，他们深深地扎根在那片土地上，甘愿“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直至此时，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坚持称自己为“支青”，而否认自己是“知青”。

至此，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作为从事了30多年的地方志工作者，我编撰这本书，就是在替地方志还八千援疆支青的一笔债，就是在替地方志还武汉历史的一笔债。因此，我分文不取，全力投入。

这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历史的角度记录支青援疆、返城的过程、作用；第二部分是援疆支青回忆录；第三部分，是搜集的援疆支青名录。

从一开始，我就得到了崔啟建、杨照谟先生的全力支持。崔啟建先生是支青中的热心人、有心人，几十年间，他一直不间断地搜集支青史料。他就像一个宝库，我需要的内容，他大多都能提供。不仅如此，崔啟建还承担了搜集、整理援疆支青名录的繁琐工作。说起与杨照谟先生的相识，也颇有意思。我退休前几年，担任《武汉春秋》的执行主编，老作者胡昌华先生曾向我推荐了一篇3万余字的长文，反映的正是援疆历史。文章的作者杨照谟是1964年的第一批援疆支青。《武汉春秋》破天荒用三期连载了这篇文章。由文章我认识了杨照谟先生，编撰书籍时，杨照谟先生成为了我的合作者，不仅撰写了两章内容，而且担当起了挑选和编辑回忆录的任务。有他们两位，我便安下心来，一门心思进行简史的编撰。

为了编撰简史，崔啟建组建了“援疆史料编撰工作群”，把热心于书籍编撰的老支青们集中到群中。我常常在群中询问一些不甚明了的问题，大家都积极参与讨论并主动提供资料。我也非常留意群中支青的聊天内容，常常可以从他们的聊天内容中，找出很值得书写的内容。比如，马名刚先生在群中曾提及他向武汉市政府写过一封信，要求武汉市政府执行一个子女可以回汉落户的政策。我抓住这句话，仔细追问，并通过马名刚找到周裕新先生，后又找到林汉先生，不断进行调查核实，在查询了武汉市政府的相关文件和落实了政策享受人的名单后，证明武汉市政府确实解决了支青们的三大问题：援疆支青子女回汉落户、支青退休后回汉落户、“自主返汉”支青的养老保险。由此说明，政府没有忘记援疆支青对国家的贡献，并尽力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也是在群中询问支青们在新疆的工资待遇和生活待遇时，得知支青们都是国防部没有备案的“3108部队”“3892部队”“3912部队”的“战士”，支青在兵团的工资待遇因而一目了然。

在书中，专门设置的第四章《武汉支青在新疆》（下），集中展现了武汉支青在工业、农机、教育、医疗、农牧业等战线上为新疆做出的贡献。这一章中的每一个名字，都仿佛带着金属般的响声，每一个与名字对应的人，其故事都足以写成一部书。把他们组合起来，构勒出的就是武汉支青的群体形象。就在本书即将封笔之时，我又得知两个绝对不应该遗漏的支青故事：一是武汉支青程克玲、王惠中，他俩于1966年代表军工企业八一云母厂，到四川雅安参加全国云母厂技术比武现场会，而她俩是1964年援疆的新工人；二是农四师六十九团的武汉支青周仁浩，1972年便担任水稻科研组组长，他带领科研组，历经几个寒暑，成功地培育出了优质水稻品种“伊粳一号”。杂交水稻这个科学难题，居然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武汉支青攻克了！今天，新疆成为粮仓，武汉支青功不可没。这样的历史如何能湮没？由此，我敢肯定，一定还有为兵团、为新疆做出大贡献却被遗漏的武汉支青，在我们编撰书稿时，他们因各种原因没有浮出水面。还有一大批武汉支青，他们默默无闻为新疆做出了更多的贡献，但他们却没能载入此书。在这里，我代表编写组向他们鞠躬致歉。

60年代中期，八千武汉支青是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的新疆，在新疆，又经历了“新疆好，新疆好，修的楼房三尺高，下面顶了四根棍，上面盖着芨芨草”的生活。但是，他们在新疆，唱的最多的是希望之歌、是建设之歌、是奋斗之歌。

61年的岁月过去了。当初青春焕发的支青已然苍老。但他们的歌声还在延续，虽然歌声没有以前那么雄壮有力了，但真正雄壮的歌，即使轻轻地唱，也还是雄壮有力的。我们编撰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把支青这首歌保存下来，不管到什么时候，只要翻开这本书，就可以听到那一首雄壮的歌。

董玉梅

2022年2月22日于惠济路

第一部分 援疆简史

武汉支青援疆已经成为了历史，“武汉支青”也成为一个时代的标签。现在之所以记录这段历史，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为了“屯垦戍边”的崇高事业，当年有八千余江城儿女，踏上西去的征程，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兵团、献给了边疆。他们无愧于养育了他们的故乡——武汉。

1950 年初，王震（左二）、陶峙岳（中）等人共同研究石河子垦区规划第一章 “屯垦戍边”战略是治国安邦的重要国策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武汉市先后有 8000 余名支边青年，组成一支援疆大军，奔赴祖国的大西北，投入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屯垦戍边”的滚滚洪流中去。武汉支边青年（以下简称支青）在兵团与新疆各族人民及老一辈的军垦战士并肩战斗，为发展地方经济，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加强国防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每当人们提及这段史实，很自然地会产生一些疑惑，组织城市支青参与边疆建设这一课题，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并付诸实施的？

回顾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动员内地民众到边疆参加屯垦戍边，是一个世代相袭、源远流长的历史过程，从来没有因为政权的更迭而终止，也没有因为决策者的更换而改变。历朝历代，凡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都会把积极推行“屯垦戍边”策略看作是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英明之举。

1961 年，武汉市曾经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支青援疆。1964—1966 年三年间，武汉市多批次组织支青参加兵团“屯垦”的援疆行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基于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进行认真研判以后，作出的战略安排。一、屯垦戍边战略的历史沿革

屯垦戍边思想的理论根源是农战思想和屯戍思想，农战亦称耕战，是中国历史上一种主张把农业和战备相结合的思想观点，最早提出农战之名的是战国时的商鞅。他在《商君书·农战》中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他主张兵农合一，亦兵亦农，“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应对匈奴伺机南下的威胁，即派蒙恬在西北驻兵屯田，以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这一时期，边境长期无敌来犯，十分太平。“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衅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②由此可以看出，一旦忽视屯垦

戍边的战略，废弃驻兵屯田的举措，疆土无从固守，国家亦难统一。

进入汉代，朝廷更是把在边境“屯田”作为“戍边”的一项重要内容，张骞出使西域，就是意在拓展西汉的战略空间。“凡有军兴，必修屯政”，只是这时的屯政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目的主要为“养兵”，以至于“师行则举，师旋则废”。西域距离中原路途遥远，一旦边境发生战事，部队的给养补充往往决定军事上的胜负，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是军事物质要从内地运往边境，除了耗费惊人，时间上也十分紧迫。汉文帝十一① 《商君书·农战》，引自熊武一、周家法主编《军事大辞海（下）》，长城出版社，2000 年 5 月，第 1879 页。

② 摘自《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第五十》，引自《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3 期，第 56年（前 169 年），当朝名臣晁错，给汉文帝上《募民实边书》，其核心思想是“募民徙塞屯田”。他提出两点谏言：一是驻军扼守边境，二是劝民屯田兴农。“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又说：“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他提倡“徙远方以实广虚”，而且要做到“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使中原移民“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

①他认真阐述的理念是：从内地招募大量人力支援边疆，和平时期军民齐心屯垦，打起仗来军民共同戍边；以边疆水土养边疆军民，以边疆军民保边疆安全；他认为“屯垦戍边”是“利施后世，民称圣明”的长治久安之策。汉文帝采纳了他的主张，大举向北部边塞移民，兴办屯田。

公元前 119 年，汉后将军赵充国建议朝廷在西北、东北边境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宣帝下诏采纳他的建议，向西北移民 70 万人口，并在该区域设立团官，“以步兵屯田戍卫”，朝廷供给移民牛犁谷种，变大片牧场为农田。这些重要举措既及时地解决了军队的补给与需求，也有效维护了疆土的完整与统一。

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 105 年），汉武帝派军队到眩雷（今伊犁河谷一带）屯田，“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援国。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

②此后，至西汉灭亡为止的 113 年间，西汉中央政府就组织了两万多汉族移民，在西域都护府附近地区屯田 50 万亩，使新疆的屯垦事业进入了历史上第一个发展时期。

进入唐代，新疆的屯垦事业又有了量和质的飞跃。当时屯田的规模、范围、人数、时间及成效，都大大超过了前朝，这是历史上新疆屯垦事业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屯垦造田，确保了新疆在一个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各民族紧密团结，新疆在中国版图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初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促进了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古丝绸之路的基石与繁荣。

到了清朝，新疆屯垦戍边事业进入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清乾隆二十年（1755 年），清政府从江浙、鲁豫和湖广地区遣派大批军民进驻天山南北，陆续在新疆全境开发出 20多个垦区，开荒造田 300 万亩。道光二十年（1840 年），又新垦荒地 125 万亩，“屯丁”高达 11 万余众，总人口接近 50 万人，成为稳定边疆的重要力量。所以，道光皇帝说：“屯

田一事，实为安边、便民、足食、足兵之良法。”

③

同治三年（1864 年），浩罕国的阿古柏和沙俄来犯，蚕食中国的领土，致使新疆的屯垦事业遭到重创。光绪四年（1878 年），清朝名将左宗棠率兵入疆，收复丢失的疆土，将来犯之敌赶出国门。左宗棠以及新疆省首任巡抚刘锦棠尤为重视民屯，在原有的基础上开荒造田 960 万亩，千古荒原上新增大片绿洲，呈现出“农桑辐辏，阡陌成群”的景象。

光绪十年（1884 年），清政府正式宣布设立新疆省，开始对这块中国最大的行政区实行有效的管辖。可以说，在中国屯垦戍边的发展史中，清朝的屯田规模之庞大，组织之严密，影响之广泛，成效之显著，都是前朝不可企及的。

自战国时期始，历经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随、唐、宋、元、明、清多个朝① 摘自“二十四史”之《汉书·一百章·爰盎晁错传》，转引自《国学导航—汉书》，2019 年 4 月 21 日，95 页。② 摘自《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转引自《国学导航》，2014 年 9 月 22 日，第 102 页。③ 摘自《清宣宗实录》，转引自《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代，只要是一代明君，诸如汉武帝刘彻、魏武帝曹操、唐太宗李世民、一代女皇武则天、明太祖朱元璋以及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和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等千古帝王，还有班超、晃错、林则徐、左宗棠等将帅名臣，都是屯垦戍边国策的倡导者、推行者和组织者。曹操曾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①朱元璋也说：“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若屯田。”

②他为了实践自己的这一理念，特遣派两个儿子亲赴蒙古边境筑城屯田，由于他的率先垂范，加上两个皇子亲历亲为，所有戍边将士和屯垦百姓，无一

敢不同心。明代思想家李贽说得也很直白：“屯田是千古之策。”清代名将左宗棠也持同样观点：“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于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于事定之后，以规划久远。”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也留下了“盖新疆本秦陇之屏障，燕晋之藩篱，亟宜经营”之语。③由此可知，这些名君名臣对西北边防的战略地位看得十分清楚。

我国历朝历代，凡建国之初，都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境外强敌的军事威胁，但只要国力强盛，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再配以正确的移民屯田政策，就能克服边疆地区因远离中原而造成的诸多弊端，大量的内地移民支援边疆，不仅能有效地解决边疆地区劳动力匮乏和给养不足的难题，还能优化边境区域内的民族结构，使得中央政府能够有效地对边疆地区实施控制和治理。“屯田兴则西域兴，屯团废则西域废。”这是古代有识之士对于安邦治国的经验积累。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屯垦戍边战略的思考与实践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把维护新疆政治、经济的稳定，促进各民族的大团结和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与统一，作为治理开发新疆的根本，新疆的屯垦戍边事业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新疆位于中国西北边陲，与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俄罗斯等 8 国接壤，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第二座“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这就决定了新疆在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新疆的边境线长达 5600 多公里，绝大多数地区地势险要，渺无人烟，且因多民族杂居，导致文化、宗教的差异较大。因此，外防入侵，内防分裂的压力很大。如果没有重兵驻守，国家安全随时都会受到威胁。而大量部队在此扎营，则必须保障军需物资的持续供给。而刚刚和平解放的新疆，经济凋敝，生产落后，民生贫苦，交通不便。要想依靠人均占有粮食不足 200 公斤的新疆农民，为重兵提供所需粮食补给，必将增加农民的负担，也会引发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造成人心向背和社会动荡。然军需物资的供应又是十分迫切的问题，如不能很好的解决，边防部队就难以在新疆立足，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就难以为继。两千多年的新疆屯垦史证明了“屯垦兴，则西域① 摘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转引自《中学语文教学》，佚名：《语文新课程初探（魏书译文）》，第 242 页。② 摘自《明史·明高祖实录·卷十二》，转引自《中国通史·第九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版。③ 摘自《光绪朝东华录·卷 49》，中华书局兴，屯垦废，则西域乱”，进而影响全国。所以，屯垦戍边作为治国安邦的良策，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便决定驻疆全军开展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大生产运动，大规模屯垦戍边的大幕就此拉开。

1950 年 1 月 21 日，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将军发布命令，指示“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任何人站在劳动生产之外”，“全新疆部队 193000 人，除担任祖国边防警卫和城市卫戍勤务者外，必须发动 11 万人到开垦种地的农业生产战线上去。”1952年 2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将光荣的祖国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保卫祖国。”

1954 年，党中央颁布实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军队也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加速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为了加强对新疆驻军生产部队的领导，实现对新疆生产部队集团化、现代化和科学化的管理，有利于将部队的生产计划纳入国民经济的总计划，同时能让广大干部和战士安心扎根新疆，长期

稳定地屯垦戍边，中央军委总参谋部 8 月 6 日电令新疆军区：将新疆和平解放时整体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二十二兵团“与军区生产部队合并，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武汉支青在农八师的分布

农八师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第九军步兵第二十六师，1953 年改编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师部在石河子市。1964 年有 132 名武汉支青、1965 年有 1283名武汉支青分配到农八师。两年间，分配到农八师的武汉支青有 1415 人，约占援疆支青总数的 18％。分配到农八师的支青，到达乌鲁木齐后，有的会在车站附近的团结旅社休

整几日，再前往石河子农八师师部招待所，从这里分配到各自的单位。现找到的支青名录有 1354 人，尚有 61 人未能找到名录。表 3－5 1965 年农八师所属团场武汉援疆青年分布情况团场老番号 团场新番号 1965 年（人）

安集海七场 一四一团 287

二十二团 一四二团 30

二十三团 一四三/一四四团 229

石河子总场 一四五/一四六团 148

三十团 一四七团 57

莫索湾二场 一四八团 227

莫索湾五场 一四九团 41

共青团农场 一五零团 133

紫泥泉种羊场 一五一团 10

师直属单位 192

合 计 1354

说明 1、此表依据本次搜集的数据编制，属不完全统计。

2、农八师直属单位有八一制糖厂、南山煤矿（南山水泥厂）、石河子粮油

加工厂、石河子印刷厂、石河子八一棉纺厂、石河子造纸厂、染织厂、修理厂、

大海子水庫、金沟河水管处、师机关、商业处、物资处、莫索湾拖拉机修配厂。

3、1964—1966 年农八师所属团场武汉支青分布数据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志》，与实际到位人员数据存在差别。

1964 年 10 月 28 日进疆的 132 名武汉支青，有 67 人分配到安集海七场，65 名硚口支青分配到石河子八一制糖厂。1965 年 9 月 5 日进疆的 800 余名武汉支青，有 220 名分配到安集海七场，229 人分配到二十三团农场，133 人分配到共青团农场。1965 年 9 月 13 日进疆的武昌、青山支青，人数不多，全部分配到农八师，其中 148人分到石河子总场，总场专门为他们组建了“武汉支边青年连”，也称为二分场七队，总场还有“上海支边青年连”。在兵团历史上，只有农八师专门为武汉支青和上海支青组建了连队。石河子总场后来分为一四五团和一四六团。但一四六团存在时间很短，编制取消后又并入一四五团。同日还有 10 名武昌、青山的支青分配到紫泥泉种羊场；另有 192 名高中毕业生留在师部石河子，他们中有 13 人分配到南山煤矿（南山水泥厂），5 人分配到石河子粮油加工厂，14 人分配到石河子印刷厂，2 人分到石河子八一棉纺厂医院，5 人分到石河子造纸厂，4 人分到染织厂，11 人分到工程处，2 人分到修理厂，4 人分到大海子水庫，3 人分到人分到莫索湾拖拉机修配厂。另有 42 人因资料缺乏，分配情况不详。

1965 年 9 月 17 日进疆的武昌支青分配到 5 个农场，其中 227 人分配到莫索湾二场 6个连队；41 人分配到莫索湾五场；57 人分配到三十团农场；24 人分配到共青团农场，他

们的队长毕传清后来成为该团的副团长、副政委；同批进疆的江岸支青 25 人，分配到二

十三团农场，二十三团六分场号称“二十三团的西伯利亚”，意为环境恶劣，生活艰苦。

二十三团后来分成了一四三、一四四团。

1965 年 9 月 19 日进疆的江岸支青 30 人，分配到二十二团一营农场。根据以上分配方案可知，武汉支青进疆时，分布在农八师 10 个团场和师机关等单位。

从农四师、农六师、农七师、农八师所属团场的武汉支青分布情况看，表中的统计数据与武汉支青援疆总数存在明显误差。其中原因在于：一是有些单位在合并、撤销、再合并的过程中，对档案资料的保护欠缺，故而导致部分资料散失，难以全面统计；二是 1975年 5 月，兵团建制撤销，兵团所属各单位划归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人员流动频繁，无暇顾及档案资料的保护，导致大量档案资料散失；三是 1981 年兵团建制重新恢复时，有些已经离去的支青并未重回兵团；加之有些单位，地方也并未归还给兵团。如铁门关水电站划归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云母厂划归自治区轻工业厅。这也是支青人数不能完全搜集的

原因之一。但从这份不完全的统计中，仍然可以清楚地得知武汉支青在诸多团场的分布概况。

60 年过去了，新疆的变化举世嘱目。当初的兵团场部所在地，在新的行政区划中变成了市、镇。如 2015 年春，原农四师六十六团团部所在地，被国务院批准设立直辖县级市可克达拉市，由兵团第四师管理。可克达拉市的成立，使农四师管辖之地成为兵地融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新城。伊犁河大桥建成后，六十六团和六十八团连成一体。2019 年，农四师师部迁驻该市；又如农六师师部所在地发展成为五加渠市；农七师师部所在地发展成为奎屯市。1965 年，武汉支青来到奎屯时，奎屯的面积很小，不多的楼房几乎都是农七师下属的各单位办公地，是农七师的到来，才让奎屯翻天覆地，成为一座较大的新城。

农八师师部所在地石河子市，挂农八师、石河子市两块牌子，并称为“师市”。武汉支青到达石河子时，石河子市最高大的建筑是兵团联合加工厂的面粉车间，它的造型像一艘远航的巨轮。 站在顶楼，可俯瞰石河子的城市风光，也可看到洒满阳光的农田。 那些农牧团场所在地，也逐渐繁荣起来，成为了一个单位、两块牌子的“镇”。团场成为市、镇，是兵团给新疆带来的特色，这个特色的形成，也有武汉支青的贡献。 三、分配或调动到其他农业师的武汉支青

农一师是兵团历史最悠久的农业师，其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八路军三五九旅。

1949 年 11 月，在王震、徐国贤的率领下，这支部队分别进驻新疆阿克苏、和田地区。1953农一师，多为调动和二次分配而来，至今仅知 16 名在农一师工作的武汉支青。其中王式一、高振鹏、夏经民、檀志昌 4 人是维训班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农一师十一团民族大队。另外 12 人是调入的，其名单如下：文回姬、何森森、明楚富、包小棉、马国政、徐照英、赵荣、王步奇、胡剑、易祥、赵水婷。

农二师前身也是三五九旅。1947 年 2 月，三五九旅在陕甘宁解放区改编成渤海军区教导旅，后又改称一野二军步兵第六师。1949 年 11 月，师长张仲瀚组成一支先遣队，进抵新疆南北疆分界处的天山咽喉焉耆、库尔勒地区。1953 年 2 月，第六师整体就地转业，执行农垦任务。同年 6 月，改称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二师。1960 年 9 月，师部从焉耆移

驻库尔勒。目前所知，农二师仅有 18 名武汉支青，除了二十五团的汪侬、三十四团的周腊群、三十六团的维训班学员袁良安之外，另外在三十六团的 15 人名单如下：张勤、屈新维、宋水军、宋俊德、许少平、雷付照、盛香元、李志华、朱目琴、陈楚桥、唐汉武、李朝顺、王万云、郑志方、陈昌福。1965 年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上海支青代表后，又与兵团领导进行开发南疆、

加强兵团力量等战略问题的研究。经兵团领导研究部署，决定组建农三师。1966 年，兵团从各师抽调 3、4 万人，聚集在南疆叶尔羌河流域两岸，擂响开发南疆的战鼓。组建农三师时，有少数武汉支青随农六师支援农三师。但具体名单未能找到。“维训班”结业后，有 10 人分配到农三师，其中柳光栋分到保卫科，贾顺祥分到司法处，陈佩凡分到永安坝

水泥厂，夏少平、肖城东分到团结农场民族一连，刘昌云分到四十四团，杨普棉分到五十团，吴松樵分到五十一团，陈昌福分到其克里克农场，方晓华分到师部秘书科。杨普棉所在的五十团民族连队，除了个别连领导是汉族外，全都是维族人，但很多维族人都能讲汉语，用不上专职翻译，杨普棉便成为连队的普通农工。因长期和维族人一起生活，杨普棉逐渐习惯于维族的生活方式和着装。冬季，穿件黑灯芯绒棉袄，腰间捆一根绳子，脚上蹬一双翻毛皮鞋，活脱脱一个维族老乡。武汉支青徐国起原是农八师一四八团的，“药训班”结业后，二次分配到农三师政治处宣传科。他和杨普棉很熟悉，在他的回忆中，杨普棉认为开发沙漠，将整片整片的胡杨林毁于一旦，让这种原始的自然景观消失是非常可惜的事情。由此得知，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武汉支青就有了对自然的保护意识。在农三师，徐国起从事宣传工作。1967 年，在叶尔羌河清淤大会战中，徐国起作为宣传报导员，写了50 多篇宣传稿件。

农五师位于天山北麓西段，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其前身是解放军一野一兵团六军十六师，这支参加过长征、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和延安大生产运动的队伍，1949 年 11 月随王震将军进驻哈密地区，创建了哈密垦区。1953 年 6 月改番号为农业第五师。60 年代初，农五师西迁博乐，开始建设博尔塔拉垦区。“维训班”结业后，余济民、翟德润、黄平、

陈庆华 4 人分配到农五师，其中余济民分配到八十二团中学，翟德润分配到哈密红星一牧场，黄平分配到八十六团，陈庆华分配到保卫科。加上目前所知的李全衡、董崇礼、冯美芝、吴继华、高进武、毛仁发 6 人外，找到的武汉支青仅有 10 人。

在农十师的武汉支青，仅找到董国华 1 人。

武汉支青的工资待遇和生活待遇

（一）工资待遇

在新疆，支青的工资待遇按年龄分为两个级别。年满 18 岁领取成人工资，未满 18岁领取童工工资。由于新疆面积广大，兵团下属各师及所属团场地域不同，工资收入也存在差异。20 世纪 60 年代，兵团曾流行有“穷六师富八师，不穷不富农七师”的说法，如

果比较武汉支青集中的 3 个农场的工资标准，这说法可改为“穷四师富八师，不穷不富农七师”。

支青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和边疆津贴两部分组成，年满 18 岁的成人工资中，基本工资是 28 元，不满 18 岁的童工基本工资 25 元。基本工资各兵团都是相同的，所谓的穷和富，关键是各师发放的边疆津贴区别较大。武汉支青最集中的农四师，大多是边境农场，但边疆津贴仅有 6％左右，津贴高低不一，使本来就低的工资标准，也有区别。以农工一级工

资标准为例，十二团农场、十三团农场、东风农场、幸福农场等的工资标准为 31.08 元，童工 27.75 元，①他们故而戏称自己是“3108 部队”；但察布查尔一场的工资标准为 30.52元；更边远的高尔基农场，工资标准仅有 29.68 元，童工 26.5 元。1967 年春，高尔基农场一连连部曾试行按劳取酬的工分制，制定了不同工种应该完成的定额，职工完成或超额完成定额（上下班时间自由掌握），工资水平就相应提高。结果，在 200 多人的工资总额不变的情况下，有的童工每也有个别原来每月领取 40 多元工资的，每月工资只有十几元左右。至 1967 年秋，有人对此做法提出质疑，认为在走回头路，该连才重新恢复工资制。①高尔基农场一连可能是 1949

年后国内较早实行按劳取酬的单位之一。

农四师各团场内部，不同工种的工资也不同。据农四师六十一团所编《六十一团志》中记录的该团 1963 年至 1983 年不同工种的工资情况可知，该团工资标准 20 年没有变（表3-6）。表中唯有农工一级工资标准 35.52 元和支青回忆有出入。

农七师的边疆津贴高达 39％，他们的工资标准远远超过农四师，农工一级工资标准达到 38.92 元，比农四师的工资水平分别多出 7.84 元、8.4 元和 9.24 元，童工的工资标准为 34.75 元，他们称自己为“3892 部队”；高尔基农场支青崔啟建曾选拔到石河子八一糖厂学习制糖技术，学习期间按石河子地区工资标准发放工资。谈到在石河子学习时的工资标准时说：“我们从伊犁到石河子学习，工资一下从 29.68 元增加到 38.92，每月增加了 9 块多钱，心里美呀，每个星期都去上馆子。”

农八师的边疆津贴也是 39％。农八师共青团农场是莫索湾最边远的农场，他们的农工一级工资标准 36.12，但每人又另加 3 元补贴，实际所得 39.12 元，故而称自己为“3912部队”，童工工资标准也高于其他团，达到 35 元左右。

工一师按学历定工资标准，具有高中学历的支青，第一年工资标准 36.5 元，第二年39 元；具有初中学历的支青，第一年 35 元，第二年 36.5 元，第三年 39 元。

八一制糖厂的工资标准以工作年限而定，第一年为实习阶段，工资标准 33 元；工作满一年后升至 35 元，工作满三年后，一级工工资标准达到 43 元，二级工达到 49 元。1978年后，二级工工资标准提高到 56 元，和机械工工资标准等同。

表 3－6 1963—1983 年农四师六十一团工资类型表

②

类别 级别

标准工资

月工资 类别 级别

标准工资

月工资 类别 级别

① 此段资料由高尔基农场肖作栋提供。

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一团志》，2000 年 12 月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 2000 年第490 号。1985 年后，新疆实行教师工资制度改革，施行结构工资，加上边疆地区工资可上浮一类别 级别

标准工资

月工资 类别 级别

标准工资

月工资 类别 级别

标准工资

机 务 4 52.8 61.44 卫 生 17 54 56.20 “文化大革命”之后，部分武汉支青因转岗、转干，开始领取 23％的干部边疆津贴。

中专毕业生可定为行管 25 级，由于新疆属于 8 类地区，基本工资达到 42.50 元，加上边疆津贴，实际领取 52.28 元。比如孙奇忠当教师后转干，定为行管 25 级，领取的就是 52.28

元的工资。

（二）生活待遇

武汉支青在兵团的生活待遇，值得记录。

1、免费住房 支青入疆时，分到农场的统称单干户，有的住地窝子，条件较好的住土坯房。分到工厂的条件较好，可以住平房或砖瓦楼房。一般情况下，4—8 人 1 间房。农场的支青结婚后，称双干户，条件一般的连队，可分配给支青一间面积在 18—24 平方米左右的地窝子；条件好的连队还会批给新人木料，让新人做一些必需的家具。由于连队

的条件不断改善，支青们自己打土块建房，逐渐都住上了平房。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有的会分到一间半、面积大约在 30 平方米的房子。支青如果调动，新单位也会为调入者准备好住房。20 世纪 80 年代后，有些单位采用激励办法分房。比如，刘杨森领导的设计院在石河子盖新房，没有成立分房委员会，而是按财务统计报表的统计结果，决定分房顺序，即按效益顺序排列，谁的效益好谁排在前面。结果，是武汉支青叶广治带领全机组十几户最先搬入新居，新居同样免费入住。

2、免费使用水、电 兵团人免费使用水

电，即使是冬天烧火墙的烤火煤，也由各连队从煤矿统一拉回后，免费分配给各家各户过冬。

3、免费医疗 各团场都有相对完善的三

级免费医个医生、一个护士。有的大连队因职工（包括退休职工）、家属、小孩较多，则配置相对也会增加，除了配置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外，还会配置一个卫生员；有的连队人数较少，条件较差，也会配有一个卫生员，兼医生、护士职能于一人；营部设有卫生所，即小型医院，进行分科诊疗，可作普通外科手术；团部设立卫生队，后改称医院，做到了一般疾病不出团场，遇到重大疑难疾病，就送往师部医院治疗。支青在各级医疗机构看病皆免费，也无掛号费。

1965 年，武汉支青涂三梅等人因没有经验，在大田迎风撒化肥导致中毒，送往师部医院，经救治脱离危险，不收分文。因为初进新疆，气候、饮食不适，从事的又是重体力劳动，很多支青患上胃溃疡，严重的导致了胃穿孔。在师、团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各连指导员、连长命令卫生员把身体有问题的支青送往团卫生队检查。如高尔基农场的王道谦、纪敦纲、单国符、方大德等人，就被“押”到卫生队。经检查，诊断方大德胃溃疡症状较重，便给方大德开出《转院证》，连队批给方大德 100 元作为转院旅差费。一个月后，方大德胃病好转，不仅治疗免费，100 元旅差费也不必归还！1977 年 10 月，农七师一二四

团二营孙奇忠因阑尾穿孔，在二营卫生所实施腹腔清洗手术，住院治疗半个月，直至康复；农八师二十三团六分场九连的方宗刚，1977 年因病住院一个半月，都是免费治疗。支青结婚后，便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兵团的《集体保健医疗证》。没有工作的家属、孩子，一年只需交纳两、三块钱，就可凭证享受免费医疗；生孩子免费，农四师六十九团周

杰的两个孩子都是在团卫生队出生；农四师七十一团三分院的护士高丽华在本院生了 3个孩子，不仅接生免费，医院还给产妇发红糖、卫生纸等用品；孙奇忠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正值元旦假期，产科大夫和接生员直接到家里接生，也未收取任何费用。农七师杨照

谟的小女儿 1975 年患上猩红热，也是凭证享受免费医疗。连队医务室还负责本连队新生婴儿的计划免疫、传染病上报、发病登记和防疫接种等工作。所以，各连队的新生儿都有出生登记，按出生时间列表归档，多大月份需要打什么疫苗一目了然。林汉的两个孩子，毎个孩子一本医疗证，上面有孩子免费接种各种疫苗的详细记录。

在兵团，不管是谁突发急病，连队会在第一时间安排车辆（拖拉机、牛车、马车、自行车），指派卫生员带着医药包，将病人护送到医院，直接进入急救

室。农八师一五零团于尚斌的女儿曾患上急性喉炎，因此病发病迅速，会导致喉咙水肿，影响呼吸，营部医生建议火速送往团部医院，以避免孩子因未及时救治导致实施气管切开术。营教导员得知情况后，立即抓起电话，命令通讯员以最快速度找人将孩子送往团部医院抢救。在团部医院，孩子又反复发烧，医生仔细检查后，确认孩子患上急性肺炎，需要立即送师部林汉孩子的疫苗接种医疗证疗网：连队设有医务室，通常配备农七师杨照谟女儿的医疗证，全年费用 3.6 元级，每月另有 15 元知识份子补贴，教师的工资达到 175 元。此表由彭明亮提供月工资水平甚至提高到 35 元左右

医院！时值大雪冰封，医生主动推起板车，在车头挂上一盏马灯，于尚斌拎上暖瓶，脸盆等杂物紧跟其后，直奔师部医院。半夜孩子又突发心衰，再次进行抢救，终于转危为安。孩子的几次急病抢救，全部免费！

4.托、幼教育及公共卫生 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全部免费。子女上小学、初中时，只需交纳微不足道的书本费，所以，兵团的孩子享受的是真正的免费教育。更重要的是，师、团、营卫生防疫部门常常会突然检查连队的食堂、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及厕所的公共卫

生，以保证这些部门符合卫生标准。为保证不出意外，连队医务室常常对上述部门进行日常检查和指导，对食堂、幼儿园和托儿所的饮食卫生标准是“一净、二分、三保、四防、五不吃”。连队卫生室对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确保食堂的食物洁净、安全，确保托儿所、幼儿园的婴幼儿用品清洁卫生，衣被必须勤洗勤晒，饭碗和茶杯必须开水消毒，以杜绝传染病的发生。

住房、医疗、教育免费，大大提高了支青的生活待遇。当涉及到上述往事时，支青们不约而同的说：“兵团最值得留念和感恩的是它的住房、医疗和教育制度。”

5、粮食供应 在兵团，粮食定量是固定的，不会按季节变化。不管哪个师团，男女职工粮食定量每月 43 斤，干部（含教师）定量每月 33 斤。后来，为支援反修斗争，统一规定减为 41 斤和 31 斤。

60 年代，新疆的粮食主要是玉米和小麦。玉米面粉是粗粮，小麦面粉是细粮。粗细粮按比例配给职工，平常比例为 3：7 或者 2：8，最困难时候为 9：1，即粗粮 18 公斤，细粮 2 公斤。一般而言，夏季细粮稍多，冬季细粮很少。比如农七师奎屯总场的粗细粮配比，就是 3：7，春节才会给每人配一、两斤大米。因为粗细粮配比不均，让吃大米长大的武汉支青很不适应。初到兵团时，支青们过的是集体生活，一日三餐都是包谷窝窝头，偶尔才有小麦馒头，长年看不到大米，蔬菜只有土豆、南瓜和莲花白（即包菜）。因为伙食很单一，且冬春季节这些单一的蔬菜也见不到。为了咽下苞谷窝窝头，一些支青食用自

制臭豆腐，曾经出现过中毒事件。

农四师七十一团的林汉，曾经在冬季上山伐木，每日吃的都是三七开的“二转子”（用70%的苞谷面加 30%的白面混合）馒头，喝的是莲花白和萝卜煮的菜汤，汤里只有油和盐，有时只能喝洋竽疙瘩汤。大年除夕，少数连队发给支青的也只有苞谷窝窝头，有些支青气得把窝窝头从窗口甩了出去，有几个打到树枝上，竟然把树枝给打折了。1965 年分配到农七师十九团八连的 25 名武汉女支青，实在吃不下苞谷窝窝头，就找连长要大米饭吃。连长告诉她们，新疆不能长水稻，所以没有大米饭吃。有天晚上，25 个女孩子一起喊爸爸、叫妈妈，哭得不可收拾，连队领导劝阻不听，制止不理，只好派人下了一大锅鸡蛋白

面条，用两个大木桶送到支青宿舍。结果，哭得要死要活的女孩子，马上停止哭泣，争着抢着把两桶面条吃完了。两桶白面条缓解了女孩子们的思乡情，成为他们记忆深处的一次高级“享受”。

①

支青都有工资，且比内地高，但仍然入不敷出，大多数人还要依靠内地亲人的资助。粮食不足和粗粮比例太大，成为对支青们的最大考验。兵团有句顺口溜，概括了上述生活状况：“兵团三大怪：粗粮吃，细粮卖；下雨天，当礼拜，兵团的丫头不对外。”随着支青年龄的增长，陆陆续续组建家庭，虽然细粮的比例依然不高，但可以通过领取粮票，自己掌握细粮的食用了。于尚斌回忆自己的婚宴时说：“婚宴在连队礼堂摆开，大约十几桌，……来参加婚宴的客人那天很尽兴，酒是敞开喝，……婚宴结束，结算下来，钱倒未花多少，顶心疼的是共花了 100 多张细粮票（每张 200 克）。这意味着，这场婚宴吃完了我俩一年的细粮。我们婚后就面临着顿顿

吃玉米粗粮的日子。要知道我们每月的细粮只有 10%－20%。就是这样，我俩却感到十分开心和幸福，因为有那

么多朋友参加我俩的婚宴。”此后的几年，于尚斌把细粮都留给妻子和孩子，他过着“早餐玉米糊和玉米发糕，中餐玉米窝窝头加菜汤，晚上玉米面饼加一碗面汤”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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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女支青结婚后调离了团场，她们有时会回到原团场看望战友。如上图中就是嫁到其他团场的支青（前排左一、左二）回到一四三团看望战友时留下的一张珍贵照片。无意中成了武汉支青中双干户的集中记录。

6、食用油的供应 食用油的供应，各团场也不相同。一般团场每人每月有 1－2 两植物油（豆、菜油）。如果葵花丰收了，就会供应葵花籽油。有些团场的支青能吃上“百号油”。“百号油”就是罂粟籽油。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中期，因战备需要，团场都由“武装值班连”种植罂粟，因从种植到收割需 100 天，故代号为“百号”。“百号”成熟时，“武装值班连”会 24 小时全副武装的看守，收获后的半成品，全部上交国家。但百号籽不上交，用来榨油，味道和小麻油一样。所以，有些团场便榨“百号油”分给职工，有些连队还会把百号籽留一些给食堂，当芝麻下进油锅炒菜，菜香四溢。

7、肉类的供应 支青吃肉的情况基本相同，连队杀猪，才有肉吃。条件差点的连队一个月杀 1 次猪，猪肉供给食堂，由食堂烧好后按职工人头平均分配。但逢春节、国庆等大节不受支青欢迎，分肉时，支青们都盯着肥肉，肥肉可以炼油，可以让肚子里多一点油水。所以，谁能分到大块肥肉就很高兴。条件好点的连队，分肉的次数会相对多几次。只要有肉，大家都会想办法吃长一点时间。比如，肉拿回来后，支青们会把肉连肥带瘦切成小块，多炒点油出来，再放进盐，然后连油带肉盛在大缸子里，每次炒菜就舀 1 一 2 匙放入菜中。心细的支青把油装进油瓶里后，就在油瓶上贴纸条、划等分线，控制每餐的用油量。开始封冻后，各团场才会大规模杀猪宰羊。一二四团的条件相对较好，基本上每家都可以分大半只羊和十几公斤猪肉，吃一个冬季没有问题。

1983 年以后，各团部都开放了农贸市场，粮、油、肉都可以买到了。 七、武汉支青的精神生活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兵团农场里，支青们的精神生活非常贫乏，看电影是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每逢电影放映队到来，连队就会提前收工。收工后，支青们洗去劳动的汗水，换上整洁的衣服，吃罢晚饭后，就提上小板凳，聚集到露天电影场，静待电影的开始。但更多时候，支青们是自娱自乐，他们中不乏多才多艺者，便在业余时间吹拉弹唱，让音乐和艺术弥漫在戈壁沙漠中。

一四八团的支青钱平秋，其父是武汉音乐学院教授，他从小在音乐声中长大。进疆时，他带来很多中外名歌名曲的唱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唱片大部分被当成“封资修”砸毁，但他把最喜爱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留了下来，用小刀刮去唱片中央的文字，然后换上自己写的“公社的春天”，常在宿舍欣赏。有人进来问：“你听什么?”他答：“公社的春天。”乐曲在演奏“抗婚”一段时，他对来人说：“你听，这是自然灾害袭击公社的庄稼。”演奏到“哭灵”一段时，他又说：“这是贫下中农战天斗地，与自然灾害斗争。”演奏到“化蝶”一段时，他又说：“胜利了，迎来了美好的春天。”后来，连队用大喇叭播放这张唱片：“下面播送音乐：公社的春天。”

①

为了追求文化和精神上的享受，支青们确实冒了风险，但通过冒险，在兵团传播了高雅文化。支青在新疆，过的都是“大礼拜”，10 天才能休息一天。每到休息日，支青们就会成群结队到团部所在地逛街。团部除了管理机构之外，还有副业队、商店、邮局、缝纫组、团场子女校，当然还有照相馆。很多支青到团部后，都会去照相馆照相，然后寄给

家人。对乡情的渴望是支青们的软肋。高泉农场的孙奇忠，曾经回忆过观看楚剧演出的故事：有天下午，全连都在条田里运肥，突然听到大组长吆喝：武汉支青提前下班，晚上去师部看楚剧演出。闻听此言，支青们挑起空筐就往宿舍里跑，把脸洗了又洗，然后找出平时舍不得起，听着《洪湖赤卫队》的熟悉旋律，听着浓厚乡音的唱腔，支青们的眼泪夺眶而出。

演出结束后，大家一窝蜂地跑到后台，找楚剧团的演员们聊天，越聊越开心，几乎忘记回家还要走 5 公里的夜路。

武汉支青开始步入家庭生活时，都会动脑动手，为营建自己的小家挖地窝子、打家具，当一回心灵手巧的鲁班。那时，如果谁要结婚了，支青们就利用休息时间，集体为新人打家具。以至于有些支青自主回到武汉后，靠帮人打家具维持家庭生活。

新式的家具装饰了自己的新家，改善了生活条件，也为兵团带来一股新生活之风。

如农四师七十三团的张达敏，是支青中木工技术最好的，肖作栋、崔啟建、刘国元都能打家具。刘国元学木工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他有一天溜达到木工房，看木工在锯坑上用大锯解圆木，突然间觉得自己也可以。他想，何不利用自己的优势，在上山拉木材时带一根圆木回来，自己学着打家具。一来充实了业余时间，二来多学了一门手艺，三来也

可以为自己设计打造一套理想的家具！说干就干，他立马就在机务院子里找来一些废钢材，找铁匠班里的师傅加工成斧子、凿子，再找几块放干了的较硬的果树木材，依葫芦画瓢挖成木工刨、墨斗盒、角尺和手锯木架。又托人到伊宁市购买刨铁、锯条、木工折尺、木工铅笔和墨汁等等。准备就绪后，他便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木匠”的学习中去。为了做出理想的家具，他画图纸，钻研拉线、下料、打孔、合缝粘板等木工技术，经常挑灯（煤油灯）夜战，吸引了一批支青加入到木工队伍中来。一段时间后，他做出了高板凳、饭桌、木架床、五斗柜等家具。他又买回腻子、油漆，仔细地、反复地给家具刮灰、打磨，刷上 3 遍油漆后，这些漂亮的家具，吸引了老军垦们。他们也开始了业余的木工生涯，逐步结束了蹲在地上吃饭，睡在苇把子扎成的床上的日子。

武汉支青在兵团留下方方面面的生活故事，这也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精彩、

有趣；有的让人深思，有的让人无奈。 附：武汉市向新疆输送一批楚剧演员

1959 年，为支持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武汉调派一批楚剧演员和编剧，前

往兵团组建兵团楚剧团。之所以在兵团设置楚剧团，与战争年代从湖北黄麻起义走出的将领有关系，他们都是楚剧的戏迷和朋友，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新疆兵团各级领导。正是他们提出在新疆兵团建楚剧团的要求。这个要求通过王震上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后，便作为命令下达到武汉市。

武汉市楚剧团接到任务后，经过仔细研究，向上级撰写了《关于下放一个演

出队支援新疆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作法和安排》的报告，报告决定：“根据省、

市委关于下放一个楚剧演出队支援新疆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和省、市文化局的指示精神，在不削弱和基本上不影响作为湖北省和武汉市地方剧种的重点剧团——武汉市楚剧团的原则下，决定以现有的第三演出队为基础，进行适当的调整，并从第二队抽出能演现代戏的一个正规演出队。”

①

当时，主持楚剧团的是著名楚剧演员沈云陔。组建新疆楚剧团之前，沈云陔

与兵团张仲翰等领导人协商，形成了文字记要，即楚剧团的人如果需要返回武汉，必须给予支持。这个文字记要为兵团楚剧团解散后的人员留下了返汉依据和安置的条件

②。

第三队的编剧陈坚、楚剧音乐的作曲人张纯以及陈敏敏、王小东、王少东、陆敬萍等演员成为新疆楚剧团的主要力量。1961 年，陈坚根据新疆民间传说，编写了大型维吾尔神话楚剧《西琳与帕尔哈特》。l962 年，该剧在乌鲁木齐和平剧院首演，男主角帕尔哈特由王小东扮演，王小东还扮演了《洪湖赤卫队》中刘闯等男主角，红极一时。后来成为沈云陔的女婿。

③

1966 年，为给兵团楚剧团补充新鲜血液，刚从武汉戏校毕业的楚剧科一批学

生，跟随支边青年一道乘专列赴新疆。武汉支青大多都看过兵团楚剧团的演出，这些演出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武汉知青对乡情的渴望部分人员，计有 39 人，组成一个具有一定水平的既能演传统戏、又穿的新衣。吃过晚饭后，三三两两邀着直奔场部大礼堂。当舞台的大幕拉日，各小家也能分到几斤猪肉，有时也会分羊、牛、马或者骆驼肉。那时，瘦肉们在农场从事的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饭量大，饭票常常撑不到月尾。虽然每月

1965 年进疆的成良生，分配到安集海七场基建队。1967 年成为连队卫生室的一名卫生员，开始独挡一面主持连队的卫生工作。当时的连队医生，都是挂着听诊器、内外妇儿都要应付的全科医生。成良生感谢组织上对他的培养、信任与重用，更感到工作的压力和责任的重大。于是，他开始走自学之路，急需要医书时，一直关心他的孙继杨医生主动送给他几本中等卫生学校的教材，他便如饥似渴地学习，做了数不清的读书笔记。1968 年调离基建队。后来，他在石河子市参加晋升住院医师的医学理论考试，获得第一名。

农八师安集海七场四队的吴亮生，1978 年考取石河子医学院，后留校任教，成为细胞学教授。

（三）因其他原因身亡的支青

1、因病未及时医治而身亡 武汉支青初到新疆时，因天气寒冷，气候不适，加上饮食突然改变，随之而来的又是从未有过的重体力劳动，导致很多支青患上胃溃疡、关节炎和其他的一些疾病。最初，支青的病痛并未得到重视，当他们不愿吃冰疙瘩般的玉米窝窝头，要求吃“病号饭”（即一碗手擀面条）时，大多被当成娇气和好吃懒做而不予理睬。

如 1965 年 9 月进疆的农四师高尔基农场的支青许耀林，进疆不久就开始出现肚子痛、心口痛、饭后嗝酸水的状况，他多次找卫生员要求看病，要求签单吃“病号饭”为此多次与卫生员发生争执，结果成了受批评的对象。没有身体检查，也没有病号饭吃，许耀林的心口痛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常常痛得在床上打滚。1966 年春季，便因胃

穿孔抢救不及时身亡。

因类似事件不止一次的在支青身上发生，兵团领导终于意识到，大城市的支青和从战场上转业的军垦老战士在体质上是不一样的，大部分支青进疆时只有 16、7 岁，还处在长身体的阶段，适应新疆的艰苦环境需要有个过程。所以，兵团开始重视支青的生活和健康问题，对支青提出了要求：身体有病痛，要及时报告；对连队提出特别要求：支青请假必须批准，要求吃病号饭必须满足。身体不适的支青必须到团卫生队检查和治疗。此后便避免了悲剧的重复发生。

还有一些患有严重疾病的支青，或因疾病发作抢救无效身亡，或因疾病发作时身边无人而身亡。农八师一四一团的陆嗣龄，因患肺结核病，在拾棉花大战期间，药物中毒，当时连队卫生室的张医生为救她，嘴对嘴地为她吸痰。间歇中，支青赵燕华和吴亮生也学着张医生的样，为她吸痰。最终陆嗣龄还是因中毒过深身亡。但抢救陆嗣龄的 3 人，因此受到人们的敬佩，因为他们抢救的是处在开放期的、传染性极强的肺结核病人。农八师一四二团的汪成宏，患有严重癫痫病，他的劳动积极性相当高，但也导致癫痫病的发作频率增加。有一天，他出门办事，因癫痫发作，倒在一条并不深的水渠中，时年 28 岁。有部分支青，长期任劳任怨，患上不治之症。如 1965 年援疆的毕传清，在共青团农

场从农工、统计员、连长、营教导员、副团长一路走来，长期的劳累导致身体出现问题。

1988 年 9 月初，毕传清开始低烧，咳嗽不断，但他照例开会学习、安排生产，到基层指导工作。三个月后病情加重，到石河子医院检查，确诊为白血病，先转到乌鲁木齐、后又转到北京治疗，准备做骨髓移植手术。当他得知手术需要 5 万元钱时，便犹豫起来。一五零团的干部和农工得知此情后，都自发地捐款。毕传清收到寄来的 6 万多元钱时，感动不已。但他不忍心花掉这笔线，于 1991 年 2 月初返回新疆，将 6 万多元钱全部退还团场。

当年 9 月 2 日，毕传清因病去世，年仅 44 岁。因其他原因身亡 1966 年 12 月，农七师工交处化工厂的徐蕴秋和工交处针织厂的吕汉生先后在武斗中身亡。1967 年新年后不久，石河子发生了轰动全国的“1·26 事件”。

事件发生时，路过事发地的农八师安集海七场武汉支青李学高被流弹击中身亡。1967 年秋，武斗频繁发生，为防止意外，农四师十二团农场民兵连派人 24 小时在弹药库值班。9月 17 日晚上，值班民兵担心夜间有情况发生，便把一挺苏式转盘机关枪的弹盘内装满子弹，18 日清早却忘记告诉接班的民兵。恰巧这天民兵连要去伊宁执行任务，早餐后都到武器库领取枪支弹药和装备，民兵蒋有权领到这挺苏式转盘机关枪后，习惯性地用手指扣动扳机，结果子弹成串射到武汉支青陈汉正身上，导致悲剧发生。

同年 12 月，伊犁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12·18”案件，导致农四师共青团农场的文

工队员余凯丽等 7 人罹难。援疆前，余凯丽曾在武汉人艺接受过两年的专业琵琶学习。当年冬，因伊宁市武斗激烈，农场很多人都逃离了。12 月 18 日，该团需要人押送两辆卡车的小麦去伊犁队员，他（她）们集中乘坐在第一辆卡车中。为保安全，队员们携带了几支步枪，又在驾驶室顶上架了一顶机关枪。卡车到达面粉厂大门处时，车顶的机关枪引起伊犁卫校“红卫兵造反队”的围堵，这些十几岁的小青年翻上汽车，要求将枪支交给他们，遭到拒绝。谁也没有想到，两名翻到车上的队员，从身上掏出上了膛的手枪，只几秒钟功夫，就将车8 名队员全部击倒，余凯丽胸部中枪身亡，年仅 20 岁，仅有 1 名上海支青幸免于难。此事震惊国内，然开枪的两名卫校学生因未满 18 岁，分别被判处 10 年以下的徒刑。

①

1967 年 9 月至 10 月，伊宁武斗频繁，各地支青陆续逃离团场。农四师共青团农场的100 多名上海、武汉支青，陆续结伴从伊宁县北上天山，想靠双腿行走翻越天山冰达坂，抵达乌伊公路后回内地。因路程长，气温底，大多数人都忍受不了饥饿、严寒，遂退回伊宁县，然后再三五人结队离开伊犁。但仍有 20%的支青，因意志坚强，翻越成功，其中就有共青团农场十一连的武汉支青肖学明、王祖舜、孙云琳等人。肖学明成功翻越后，却被某团的“革命”组织抓获，他积攒下十几个包谷窝窝头后，趁夜逃走，白天躲在涵洞里，夜晚赶路，用了 100 多天的时间才逃到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工交部武汉支青的资助下返回武汉。就是在这段时期，前后陆续有 1500 名左右的武汉支青返回武汉。

农八师莫索湾二场的胡全华，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坚持学习，每天都沉浸在数理化的海洋中。1968 年，造反派组织“革命先锋”在连队卫生室旁的墙壁上贴出了“黑五类”子女的名单，指斥胡全华出身恶霸地主，勒令他不能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胡全华经受不住这种污辱，急于找回做人的尊严，所以上班时拼命干活，边干边自

言自语：“为什么命运对我这么不公平！”收工后，在寝室又拼命学习高等函数。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一碗水端不平？！”终至精神错乱，冻死在冰天雪地的戈壁滩上。

也有少数支青因未知的意外而身亡。1977 年春节，新疆伊犁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二·一八”火灾事件，此次火灾的罹难者中，有武汉支青闻淑燕和宴以民，还有武汉支青程秋蓉、孙淑珍的两个孩子。

②农七师一二四团的康建平，也在一次去团部看电影的回程途中，因

山洪暴发遇难。

不管是什么情况，一批武汉支青都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新疆，他们永远长眠在天山脚下。他们在平凡的劳动和生活中，用生命为援疆留下了一段历史，他们用生命告诉后来者，共和国历史上那不同寻常的一段，他们是永远的见证人。农四师面粉厂换面粉。因无人可派，只好派出了包括余凯丽在内的 8 名文工，都被拒绝，

（二）在其他战线上的贡献

武汉支青返汉后，在其他战线上也颇有成绩。1978 年 10 月，鲍训勇调至武汉市第八医院外科工作，1988 年 2 月任临床住院医生，1992 年任临床主治医生，1995 年任临床付主任医师，1997 年 6 月任医院院长，2000 年 6 月升任武汉市江岸区卫生局局长。2007 年3 月，报名参加由武汉大学举办的心理咨询师培训班学习，同年 12 月通过考试，获得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任职资格，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给职业资格证书。同年 10 月调任武汉市江岸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主任。

1976 年，黎世炎任黄陂文化馆馆长期间，在推动黄陂文化建设和木兰文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86 年 10 月，孙奇忠调回武汉后，很快担任学校校长。他业余时间从事摄影，是湖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有上千篇（幅）文章、图片被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湖北日报》等报刊采用。杨松友调回武汉后，在江汉区民族街工作，干过宣传工作，当过秘书、团委书记，机要、组织科长、工委副书记和街道办事处主任。因抗洪第一线“龙王庙”地段在民族街街道管辖范围内，1998 年抗洪时，她带领民族街全体干部群众奋战在抗洪第一线，几天几夜不下火线，被誉为“杨排风”。《长江日报》曾登载她在抗洪中的先进事迹。罗友发回汉后，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凛冽严冬，天天一身汗一身灰。在 30 年装卸生涯中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长年累月在露天干着三班倒的工作。担任分公司经理后，注重装卸作业与生产管理相结合，对每一台机械的性能，每一条作业线的机械和人员配备都了如指掌。在“货主是上帝，企业是衣食父母”的思想指导下，他坚持实行 24 小时服务承诺制，坚持定期走访货主，坚持国际声誉，保证涉外货物及时装卸，使公司在 1995 年的市场竞中，创下装卸 58 万吨的历史纪录。他个人也从武汉市劳动模范成长为全国劳动模范。

1976 年彭修武回到武汉，进入区办武昌氧化铁厂当工人。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

初，已经成为工厂负责人的彭修武，连续并购几个企业，成立了南方门窗厂。在 90 年代末的改制大潮中，又成立武汉中光连结器有限公司，打入高铁市场，让企业得到飞速发展，为国家创利税累计超过亿元。2006 年，彭修武被评为武汉市劳动模范，2018 年获得武汉市“老劳模新贡献标兵”荣誉称号

图片1-4（书籍前言内容）：

预览

前言

多年前，崔啟建先生送给我一本回忆录《西眺烟云》。随手翻了前面几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看到了一个火红的年代，一批武汉知识青年，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感召下，毅然决然，奔赴新疆。心里便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但到底是什么，我当时并不清楚。

大约在2015年，崔啟建先生又送给我一套上、下册的《青春的选择》，这也是以回忆录为主的书籍。但不同于前者的是，这是由新疆兵团博物馆组织编写的，卷首处有部分黑白照片，有录取通知书，有当时的衣物、茶缸及各类证件的展示。仔细看照片，照片上的青年们淳朴自然、青春昂扬，他们身上焕发出的是属于一个时代的气息；尤其是《武汉晚报》在头版或头条多次进行宣传报导的照片，更是让那个年代的历史呼之欲出，这是一个全民参与的重大事件。我突然有了一种想了解那个年代的强烈愿望。

我把《西眺烟云》和《青春的选择》都放在桌面上，并从中挑选部分文章仔细阅读，很多闻所未闻的故事扑面而来：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一批花季少女，为了奔赴新疆，割破自己的手指，写下血书“坚决赴疆干革命”；一批武汉支青们，住着地窝子，吃着“二转子”，在寒冬中的戈壁大漠间，起早摸黑的挖大渠、积粪肥、拖沙子，让荒芜的盐碱地最终成为稻花飘香的良田；在此之前，我不知道，“CLWS”等一批武汉支青，凭着热血、勇气，亲手建成了一个工厂；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通过刻苦自学，成为工厂里无人不知的革新能手；在此之前，我不知道，武汉支青“萨地克”，凭着仅有的医学知识，在天山深处救助了重病的少数民族兄弟，被誉为“神医”；几名武汉支青，为了救人，急速奔向十几里外的医院，献出自己的鲜血；在此之前，我不知道，绿茵茵的草地上，羊群竟然诗意的可以听懂武汉支青的呼唤；所谓的老“海军”，不过是千米条田中负责浇水的一个工种；在此之前，我不知道，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批武汉支青成为武装民兵，在国际形势异常紧张之时，担负起了保卫祖国边疆的任务；而大批分配到边境农场的武汉支青，都是国境线上不可缺少的耕战结合的戍边力量。武汉支青的西去，不仅缓解了城市的升学和就业压力，而且将都市的文明、科学、知识洒到新疆那片广袤但又贫瘠的土地上。

是的，1964年至1966年，大批武汉“支青”，用自己的青春承载了一个时代的重任。他们是城市的骄傲，是国家的功臣，是时代的丰碑。不管当初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西去，但怀着火热的革命激情，希望报效祖国，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是主导方向。这批人有多少呢？当时知道的数量是7952人。

如此重要的、持续了三年的重大事件，在武汉地方志及各区的区志中，竟然一个字都没有提及。当我放下那一本本厚实的各类志书时，我的心怦怦乱跳，大脑也像遭到雷击般的轰鸣着。时间可以流逝，但近8千江城儿女奔赴新疆，这段史诗般的、特殊而不可复制的历史不能湮没，他们当在历史的幕墙上有一道不可磨灭的印迹。

从这时起，我就考虑编辑一部武汉支青援疆的书籍。2016年，一家省级出版集团的编辑向我索要选题，希望我为他们写一本书。我便把崔啟建先生请到我的办公室，征求他的意见，希望合作编这本书。当时，我心里还没有如何编辑此书的完整想法，但我已经知道，编辑援疆一书，搜集全部援疆人员的名单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因对这段历史的缘起还不太了解，错以为当初是以学校为单位报名援疆的，所以，我曾经想过以学校为单位，把援疆支青名单全部按时间排列。编辑书籍并搜集全部名单的想法得到崔啟建先生的支持。我便把选题报出去了，没有回音。后来，我又向两家出版社报过此选题，都没有下文。想想也能够理解，自2009年以来，为了社会安定，为了国家大局，涉及新疆的选题通过审定都不容易。

2020年9月，为了把支青援疆这段不应该被湮没的历史载入史册，我们决定开始编写武汉支青的援疆简史。决定一旦做出，编辑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投入这项工作之后，我才开始真正的走进这个群体，不断的认识这个群体，不断的了解他们的过往。与他们接触得越多，我越觉得他们的青春岁月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生活的年代是祖国至上的年代。他们用鲜血、甚至生命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他们用汗水、智慧刻画着自己的人生，他们曾经度过的艰难岁月，曾经遭受的各种挫折，都让他们历经磨炼，终至脱胎换骨、重塑人生。所以，他们回首往事，少有抱怨，多有感恩。听听他们的心声吧：

感谢兵团那段艰苦生活的磨炼，养成了我勤奋踏实、积极进取、坚韧不拔的性格，以及一个诗人、作家所要具备的敏锐的内心、丰富的感情、跳跃的思维。（田先瑶）

在新疆建设兵团战天斗地的那些岁月，虽然是处于人生的逆境，充满艰难困苦，但锻炼了体魄，磨炼了意志，体验人生，茁壮成长，成为我人生难得的财富，也为边疆建设挥洒了血汗和青春。我想，这也是众多支青们共同的体会吧。（高作信）

“虽然当年我们不曾有过像今天这样充足的物质享受和自在的休闲，但挫折和苦难让我们“学会了忍耐、理解了后悔”，这才是我们人生最有价值的财富；对新疆那片热土的眷念和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怀念，也成为我们终生难以解脱的情结。……也许我们的人生历程和归属都很微不足道，但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曾经担当起了我们应该担当的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涂吉民）

“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青年时期多经历一点摔打、挫折、考验，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这段话用在支青身上真是非常合适，因为他们的青春就是在奋斗中度过的，他们正是在摔打、挫折、考验中成长。“对新疆那片热土的眷念和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怀念，也成为我们终生难以解脱的情结。”50多年过去后，支青们即使已经回到内地，在新疆的那些日子仍是他们永远的青春回忆。更何况，还有一批武汉支青坚守在新疆，他们深深地扎根在那片土地上，甘愿“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直至此时，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坚持称自己为“支青”，而否认自己是“知青”。

至此，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作为从事了30多年的地方志工作者，我编撰这本书，就是在替地方志还八千援疆支青的一笔债，就是在替地方志还武汉历史的一笔债。因此，我分文不取，全力投入。

这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历史的角度记录支青援疆、返城的过程、作用；第二部分是援疆支青回忆录；第三部分，是搜集的援疆支青名录。

从一开始，我就得到了崔啟建、杨照谟先生的全力支持。崔啟建先生是支青中的热心人、有心人，几十年间，他一直不间断地搜集支青史料。他就像一个宝库，我需要的内容，他大多都能提供。不仅如此，崔啟建还承担了搜集、整理援疆支青名录的繁琐工作。说起与杨照谟先生的相识，也颇有意思。我退休前几年，担任《武汉春秋》的执行主编，老作者胡昌华先生曾向我推荐了一篇3万余字的长文，反映的正是援疆历史。文章的作者杨照谟是1964年的第一批援疆支青。《武汉春秋》破天荒用三期连载了这篇文章。由文章我认识了杨照谟先生，编撰书籍时，杨照谟先生成为了我的合作者，不仅撰写了两章内容，而且担当起了挑选和编辑回忆录的任务。有他们两位，我便安下心来，一门心思进行简史的编撰。

为了编撰简史，崔啟建组建了“援疆史料编撰工作群”，把热心于书籍编撰的老支青们集中到群中。我常常在群中询问一些不甚明了的问题，大家都积极参与讨论并主动提供资料。我也非常留意群中支青的聊天内容，常常可以从他们的聊天内容中，找出很值得书写的内容。比如，马名刚先生在群中曾提及他向武汉市政府写过一封信，要求武汉市政府执行一个子女可以回汉落户的政策。我抓住这句话，仔细追问，并通过马名刚找到周裕新先生，后又找到林汉先生，不断进行调查核实，在查询了武汉市政府的相关文件和落实了政策享受人的名单后，证明武汉市政府确实解决了支青们的三大问题：援疆支青子女回汉落户、支青退休后回汉落户、“自主返汉”支青的养老保险。由此说明，政府没有忘记援疆支青对国家的贡献，并尽力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也是在群中询问支青们在新疆的工资待遇和生活待遇时，得知支青们都是国防部没有备案的“3108部队”“3892部队”“3912部队”的“战士”，支青在兵团的工资待遇因而一目了然。

在书中，专门设置的第四章《武汉支青在新疆》（下），集中展现了武汉支青在工业、农机、教育、医疗、农牧业等战线上为新疆做出的贡献。这一章中的每一个名字，都仿佛带着金属般的响声，每一个与名字对应的人，其故事都足以写成一部书。把他们组合起来，构勒出的就是武汉支青的群体形象。就在本书即将封笔之时，我又得知两个绝对不应该遗漏的支青故事：一是武汉支青程克玲、王惠中，他俩于1966年代表军工企业八一云母厂，到四川雅安参加全国云母厂技术比武现场会，而她俩是1964年援疆的新工人；二是农四师六十九团的武汉支青周仁浩，1972年便担任水稻科研组组长，他带领科研组，历经几个寒暑，成功地培育出了优质水稻品种“伊粳一号”。杂交水稻这个科学难题，居然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武汉支青攻克了！今天，新疆成为粮仓，武汉支青功不可没。这样的历史如何能湮没？由此，我敢肯定，一定还有为兵团、为新疆做出大贡献却被遗漏的武汉支青，在我们编撰书稿时，他们因各种原因没有浮出水面。还有一大批武汉支青，他们默默无闻为新疆做出了更多的贡献，但他们却没能载入此书。在这里，我代表编写组向他们鞠躬致歉。

60年代中期，八千武汉支青是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的新疆，在新疆，又经历了“新疆好，新疆好，修的楼房三尺高，下面顶了四根棍，上面盖着芨芨草”的生活。但是，他们在新疆，唱的最多的是希望之歌、是建设之歌、是奋斗之歌。

61年的岁月过去了。当初青春焕发的支青已然苍老。但他们的歌声还在延续，虽然歌声没有以前那么雄壮有力了，但真正雄壮的歌，即使轻轻地唱，也还是雄壮有力的。我们编撰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把支青这首歌保存下来，不管到什么时候，只要翻开这本书，就可以听到那一首雄壮的歌。

董玉梅

2022年2月22日于惠济路

图片5（无印刷文字，仅场景展示）：

（图中人物着装、动作等无文字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