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坛漫笔|艺术剧社：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光辉一页

艺术与鉴赏

艺术剧社：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光辉一页

■ 赵建中

艺术剧社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直接领导下的首个进步戏剧组织，成立于1929年10月下旬的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该剧社公开倡导“无产阶级戏剧”，通过创办杂志、举办培训班及两次公演活动推动了左翼戏剧运动的发展。1930年4月，艺术剧社遭国民政府查封，但其活动促成了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及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成立，为左翼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田汉与1929年上海的“观剧年”

1926年至1927年，中国经历了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汉对立、西汉“清党”等事件。不过，在中国革命的大倒退中，文学战线却始终有良好的发展，而革命文学的提倡与论争则成了牵引文学发展的火车头。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指出：文学要自觉地参加该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在这一时期，创造社诞生，其东京分社聚集了叶沉、许幸之、石凌鹤、屈文（司徒慧敏）等成员。该社受到当时日本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的影响，一边邀请日本剧作家与小说家秋田雨雀举行演讲会，一边参加筑地小剧场的《暴力团记》（村山知义作品）与新筑地剧团的《怒吼吧！中国！》（特列恰科夫作品）的演出，通过这些活动培养了以后的艺术剧社的骨干成员。而在中国国内率先促使话剧新生的是南国社。

1927年，对南京国民政府感到幻灭的田汉辞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职务回到上海。到上海后，他应黎锦晖之邀到上海艺术大学（以下简称上海艺大）任教，并组织举办为期一周的艺术鱼龙会，上演了菊池宽的《父亲归来》以及自己创作的《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生之意志》等七个剧目。欧阳予倩与周信芳、高百岁、唐槐秋等南国电影剧社的成员一起自编剧自演《潘金莲》，结果，这部带有感伤主义与唯美主义倾向的戏剧大受好评。田汉乘此东风，从1927年底开始，与欧阳予倩、画家徐悲鸿商议创办自己的学校。1928年初，南国艺术学院诞生。田汉受日本文艺评论家青野季吉与大宅壮一的影响，在学校中倡导自由、创新的校园文化。他自掏腰包积极尝试改革措施，在学校形成师生同吃一锅饭的风气；举办易卜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到杭州进行巡回演出并取得成功。但仅仅半年时间，南国电影剧社就因资金筹措及其他原因解散。但学生们并没有因为该社解散而离开，南国电影剧社很快改组成为南国社，并于1928年12月在上海，1929年1月在南京、同年3月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期公演活动。洪深也在此时加入了南国社，但该社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与鱼龙会时期一样，该社一度流行的感伤主义与一种自称为“波希米亚人”的无政府主义的颓废倾向使受过革命文学洗礼的青年感到失望。

经过思考，该社决定以创排反映民间疾苦与劳苦大众生活的戏剧为目标，1929年7月在南京、上海举行了第二期公演，推出了话剧《孙中山之死》《第五号病房》《古池之音》《南归》(均为田汉创作)与《莎乐美》(王尔德原作)等剧目，但结果也不是很成功。这就意味着，时代的发展，要求话剧界进行根本性的观念转变。当然，南国社这一时期的努力也没有白费。戏剧协社、辛酉剧社、洪深组织的复旦剧社等为此焕发了生机。1928年11月，在欧阳予倩从汉口经上海赴广东的欢迎会上，决定成立上海戏剧运动协会，并发布了由田汉起草的《宣言》。在该《宣言》中，1929年被称为“戏剧年”。

夏衍与艺术剧社的成立

田汉离开后，上海艺大校长周勤豪为了吸引更多学生，向在青年中享有盛誉的创造社提出合作办学的要求。创造社成员非常乐意接近青年，于是纷纷到上海艺术大学任教。受到创造社成员的影响，上海艺大的学生们越来越“左倾”。国民党与法租界当局以学校支持租界电车工人罢工为借口，不仅逮捕该校学生，还逮捕校长。后通过贿赂当局，全体学生被释放。但周勤豪对他们态度冷淡，不等学期结束就宣布停止上课。在此之前，在以南国社为中心掀起的上海话剧复兴的热潮中，上海艺大爱好戏剧的学生要求创办剧社，停课后，他们聚集在位于北四川路永安里郑伯奇经营的文献书店二楼开始钻研话剧。叶沉、许幸之以及较晚回国的石凌鹤、司徒慧敏等受过日本无产阶级演剧运动熏陶的创造社成员给他们提供了援助。从1929年的夏天到秋天，作为练习剧目，他们上演了阿纳托尔·法郎士的《塔克宾》、郑伯奇的《抗争》、厄普顿·辛克莱的《二楼的男人》。

当时，中国著作家协会作为左翼的领导机构，工作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准备组建新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的中共中央与作为执行者的夏衍领导的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注意到了这个动向。1930年3月2日，为准备成立左联，夏衍等相关成员在北四川路尽头的公啡咖啡馆多次召开会议。10月下旬，中共中央提出的为推进革命戏剧运动而组建艺术剧社的建议很快得到实施，郑伯奇被推举为社长，设总务、文学、美术、音乐、演技、导演六个部。创造社中参加的成员有冯乃超、陶晶孙、邱韵铎；太阳社中参加的成员有钱杏邨、孟超、杨邨人；作为革命文学派参加的人士有裴冰庐、祝秀侠、莞尔与上海艺大的陈波儿、李声韵（李铁生之妹，冯乃超夫人）、王莹、朱光，以及后来的刘草、唐晴初。此外，参加的成员中还有受到上海艺大影响的中华艺大的学生。

这类剧社之所以发展得如此迅速，与上述被称为“戏剧年”的时代背景、上海艺大的风潮、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等很有关系。再者，1929年2月被搜查与封锁的创造社也的确需要一个公开活动的舞台。革命文学的理论需要在戏剧运动中践行，这是必然的。从群众对话剧的强烈需求出发，艺术剧社一方面准备第一次公演，一方面借助位于窦乐安路的中华艺大，从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办了两个月的戏剧讲习班，参加的学员有一百多名。在这个时期，从南国社离开的左明、赵铭彝、陈白尘等人组建的摩登剧社所发起的学校剧运动也在上海各大学掀起了热潮。

艺术剧社的第一次公演

艺术剧社的第一次公演是在1930年1月3日至4日，地点在西藏路的宁波同乡会，演出剧目有夏衍导演的德国弥尔顿夫人的《旅炕夫》，侯鲁史导演的美国辛克莱的《梁上君子》，沈西苓导演的法国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均为独幕剧）。

之所以都是翻译剧，据夏衍说：一是我们当时还没有合适的原作戏剧，二是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在租界演外国戏剧比较安全。参加这些演出的演员基本上都在戏剧讲习班中选定，演出最大的问题是资金。参加演出者通过投入自己的稿费、借钱、销售入场券等方式筹措资金，但还不够。最后，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从书店提前支取稿费充作演出资金。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新搬入窦乐安路12号二楼的艺术剧社每天都热气腾腾。演出前几天，饰演《爱与死之搏斗》的女主角李声韵因不满叶沉的批评而罢演，于是冯乃超、王莹就出面劝说。就在只是熟读剧本、站着排练，在正式舞台上却没有进行过一次正式排练的情况下，艺术剧社的第一次公演拉开了帷幕。

这次演出由马思聪进行钢琴伴奏，依次演出了《爱与死的游戏》《梁上君子》《煤矿工人》等。演出过程中没有观众离开。演出结果可以说是一半成功，一半失败。失败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具体表现在：剧本的改编不够成熟；因为没有在正式舞台进行排练而产生各种问题，如演出与后台人员的联系不畅、演员当天的表演不能正常发挥、台词发音的不统一等。最大的问题是台词发音的不统一。在这几场演出的主要演员中，陈波儿、侯鲁史、屈文是广东人，石凌鹤是江西人，王莹是安徽人，刘草、易洁是湖南人，陈劲生、唐晴初是四川人，完全是南腔北调。对于这次演出虽然也有尖锐的批评，但社会各界与观众基本上还是表示肯定。《拓荒者》与《大众文艺》杂志社都赞扬他们的成功。最让主办者高兴的是，除了红色工会组织的少数工人观众外，还有商店的职员。再者，上海话剧界的泰斗田汉、洪深、应云卫、朱穰丞等来了；史沫特莱、尾崎秀树、山上正义等外国新闻记者也来了，并且在上海的外文报纸和本国报纸上做了介绍。关于这次演出，邱韵铎在发表于《拓荒者》杂志第二期的文章《艺术剧社的第一次公演》中写道：我们的剧场文化确实突破了以往的水平。技术问题属于细枝末节，只要给我们继续努力的时间，我相信一定会成功。

艺术剧社对左翼文化运动的推动作用

这以后，艺术剧社的活动更是令人刮目相看。首先，在公演十天后，他们召开座谈会，对本次演出进行自我批评，会议纪要发表在1930年3月16日创刊的剧社机关杂志《艺术月刊》（很快被禁）上，坦诚地谈了演出的不足和责任。这显示出他们的自信。公演后发布座谈会纪要是中国话剧演出的首次尝试，之后就开始流行。既然话剧是集体合作的艺术，这种自我批评就具有重大意义。1930年2月与3月，艺术剧社在商店工人联欢会上演出《煤矿工人》，与摩登剧社同赴南通合演《父亲归来》《煤矿工人》等，还去纱厂工人演艺会、女工三八纪念会、朝鲜独立运动纪念会演出。这是艺术到工人中去、到普通劳动人民中去的积极尝试，但由于观众无法理解，不少演出活动令人失望。但艺术剧社坚持这一广州同，坚持不懈地突破这一壁垒，这是值得肯定的。

这一时期艺术剧这作为革命文学的组织者所发挥的作用也值得重视。继2月份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后，1930年3月2日,中国左园作家联盟成立，成立大会选举的七名常务委员中，夏衍、冯乃超、郑伯奇、钱杏邨四人都是艺术剧社成员。其他三人是鲁迅、田汉、洪灵菲。这件事本身并不值得惊讶。创造社与太阳社的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筹备成立左联;在婷备过程中，又根据党员的意愿成立了艺术剧社。艺术剧社发挥组织能力，以戏剧讲习班开办为契机，成员一下子增加到八九十人。这些成员与中华艺术大学的学生一起，成了革命文学的一支实战部队。

与左联同时筹备成立的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简称剧运)于1930年3月15日在报上发表宣言,声明将于3月19日成立。对于该会的成立，艺术剧社与摩登剧社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直接的契机则是大光明电形院发生的“《不怕死》事件”。当时，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放映了一部美国影片《不怕死》(英文名:WelcomeDanger)。这是一部由克莱德·布鲁克曼、马尔科姆·圣克莱尔联合执导，哈罗德·劳埃、伊萨赫·德·班克尔主演的喜剧片，1929年10月12日在美国上映。该片以旧金山唐人街为背景，讲述植物学家罗克调查当地绑架贩毒集团的故事。影片通过缠小脚、抽鸦片、花店藏毒等情节，丑化华人群体，连当时上海美商经营的《密勒氏评论报》都认为“这是中国进口的类似影片中最糟的一部”。2月22日，洪深与廖沫沙一起观看此片时，认为这是对中国的侮辱，于是愤慨地起身向观众发表演说。观众纷纷要求退票，并立即开展签名活动。电影院方面指使美国人殴打洪深，并将他带到警察局拘留了三个小时。洪深状告电影院，上海戏剧界立即支持响应。南国社、艺术剧社、复旦剧社、新艺剧社、辛酉剧社、摩登社、大夏剧社、青鸟剧社等联名发表宣言。这一反应的迅速程度在上海戏剧界是空前的。结果，该影片被中止上映，主演洛克向观众谢罪。通过这次事件，上海的戏剧团体进一步发展，剧运除上述八个剧社外，又增加了剧艺社、交大剧社。剧运会的总务部和宣传部这两个中枢部门则由艺术剧社负责。

艺术剧社的第二次公演及被查禁

艺术剧社的第二次公演是村山知义根据雷马克原作改编的《西线无战事》和龚冰庐的《阿珍》。
《西线无战事》共3幕11场，是当时的剧坛舞台前所未有的大型戏剧。它因为担负着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使命而入选。该剧导演是叶沉，多数配角由演出部门以外的职员与左翼文学家友情出演。为了方便普通劳动者观看，该剧决定采取低票价，并且白天也上演。最后需要解决的是剧场问题。为转换11场的场景，无论如何都需要有旋转舞台。艺术剧社找了很久，终于在山上正义的斡旋下，找到了北四川路的上海演艺馆。这个剧场有通过人力转动的舞台，铺着榻榻米的看台席。公演前，日本领事馆曾进行干涉，但陶晶孙代表剧社义正词严地将他们顶了回去。
1930年3月21、22、23日举行的演出除了《阿珍》之外取得很大成功。此后，多部戏剧在山上等人的支持下被介绍到海外，很多的普通劳动者成群结队地前来观看，满意而归。尽管如此，当时由于缺少排练，仍有许多不足。第一天演出结束后，剧社曾在舞台上召开自我批评会。在会上，夏衍对大家的努力不足感到愤慨，并流下了眼泪。结果，夏衍的眼泪让演职人员振奋起来。这些剧目在采用电影的手法与效果方面，也做了很多新的尝试。总的来说，能上演如此规模的大型戏剧，对上海戏剧界来说是一个冲击，艺术剧社的影响急剧扩大。
遗憾的是，艺术剧社的谢幕来得很快。正在艺术剧社筹备第三次公演、准备上演高尔基的作品《底层》时，4月28日（一说29日），上海公安局对艺术剧社突然进行搜查与封锁，有几名员工被捕。警方搜查出在《西线无战事》中代替军服的学生服与仿真枪，就说艺术剧社准备暴动。这期间，中华艺大、南国社相继遭到查禁，话剧成为国民党镇压力度最大的领域。但艺术剧社并没有对此屈服，于6月创刊《沙仑》杂志（很快被禁），出版了《戏剧论文集》，其活动一直坚持到8月1日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成立。此后，艺术剧社的郑伯奇、夏衍、陶晶孙、冯乃超、叶沉、许幸之、钱杏邨、孟超、司徒慧敏、刘保罗、石凌鹤、王莹、陈波儿等许多成员都成为中国戏剧界与电影界的骨干。
艺术剧社是第一个接受党的全面领导、第一个举起无产阶级戏剧的旗帜的戏剧团体。假如没有艺术剧社，创造社和太阳社或许就不会有真正的合作。说艺术剧社在左联的成立中起到了催化剂作用，这也并不过分。再者，艺术剧社以上演现实主义大型剧为目标，并从翻译剧着手的方针也是完全正确的。虽然艺术剧社存在时间非常短暂，但它追求革命、追求进步、贴近生活、贴近民众的创作主张为后来的戏剧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经验，值得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大书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