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紫金山天文台:一段家族和国家的记忆

乐当下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南京,龙盘虎踞的六朝古都,孙权、朱元璋、洪秀全、孙中山等曾在此定鼎江山;曹雪芹于江宁织造府写下传世巨著《红楼梦》,秦淮河的烟火人间更是风流万种。然而在我心中,南京最初的印记,却是一个探寻宇宙之地——紫金山天文台。那里既深藏着我家族的往事,也承载着国家天文的起点。</span></p> <p class="ql-block">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南京北极阁)</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这份情结,始于儿时外婆讲述二外公紫金山观天象的故事。二外公吴兆槐,字持柔,1919年毕业于东阳中学旧制初中,1921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学系。他因成绩优异,深得我国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教授的赏识,毕业后即被推荐至东南大学测候所,自此与中国现代气象事业结下不解之缘。</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1927年,他在竺可桢教授领导下参与筹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南京北极阁),成为气象所早期骨干成员之一,长期担任竺可桢教授的科研助理与研究所行政秘书,从事高空气流、季风、台风预测等开拓性研究,是竺可桢构建中国现代气象体系的重要合作者。</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在《竺可桢全集》的日记中,竺可桢的日记记录非常细致,提及二外公的条目多达数百处,记载了他们共同工作的细节。从日记中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二外公深受竺可桢的信任和倚重。1936年竺可桢赴浙江大学任校长,在离任前把气象所的重要工作均移交给二外公,在竺可桢日记中有集中体现:1936年4月7日:“在所中与吴持柔、黄逢昌等结算账目,交待事务。”</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1936年4月8日:“整日料理行装,并嘱吴持柔将重要文件、图书装箱留存。”</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1936年4月9日:“晚,吴持柔来,交予印章及末了事宜。”</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这几天的记录生动地展现了二外公作为气象所核心成员,在竺可桢离开后的关键作用,并委以重任,主持研究所工作。气象所印信的交接就是职务、权力、责任转移的象征。</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竺可桢任浙大校长后,所内诸多事务仍通过书信与二外公保持联系。如1936年5月25日“得吴持柔信,报告所中近况,并附来四月决算表。” 记录了二外公定期向竺可桢书面汇报研究所工作并寄送财务文件。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暴发后,二外公负责气象研究所转移工作。组织人员将仪器、图书、档案打包运输和人员撤离,保障国家重要科研资产的安全。 1937年11月20日:“接吴持柔电,知气象所职员、眷属及物资已安全抵达汉口。” 在战乱中,二外公承担了组织内迁的重任,并向竺可桢报告行程和安全情况。</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他们的工作关系从东南大学测候所到中央气象所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跨越了十多年,二外公是竺可桢在气象研究所时期名副其实的“左膀右臂”。他虽未像竺可桢那样声名显赫,但以其专业、勤奋、扎实、细致的工作和奉献,为中国现代气象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span></p> <p class="ql-block">前排左六为竺可桢教授,前排右五为吴持柔</p> <p class="ql-block">在北极阁释放探空气球</p> <p class="ql-block">国立紫金山观象台</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而他生命中另一项重要使命,是在1929至1934年间负责中央研究院紫金山观象台的选址与筹建,并担任初始台长。筹设气象与天文两个组,1938年更名为国立紫金山天文台,成为中国自己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span></p> <p class="ql-block">1934年德国进口的60厘米电射望远镜</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然而,这颗正冉冉升起的观象新星,却在1945年底前后骤然黯淡,落在乡间。一说他在抗战胜利回迁时因病返乡;另一说则带着旧式家庭的无奈——二外婆常去天文台吵闹,不许他与女同事交谈,每个月的薪水必须她去领,终致他烦不胜烦,不堪其扰,辞官归里。</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从此,一位曾探问苍穹的学者,隐没于东阳乡间。他将学问化作对乡邻最朴素的关怀,义务为大家预报天气:今年雨多雨少,何时晒谷,何时抢收。天气骤变时,他总站在晒谷场上催促乡邻收拾稻谷,预告夜雨将至。乡邻要筹办寿庆婚嫁、房屋上梁等大事都要来向二外公咨询天气情况。在他的熏陶下,家里长辈外婆舅舅等都熟谙许多气象谚语:“六月荷雨隔田绳”“雨打早午更(东阳话:早饭),雨伞不用撑”“云罩西砚峰,大雨要来到”“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这些凝结智慧的乡谚,精准而实用,我至今铭记着。</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正因如此,亲访紫金山天文台成了我多年的夙愿。工作后多次赴南京,却总因种种缘由失之交臂。其中2012年12月底出差再次途经南京,曾打算去登紫金山参访天文台,因上山道路积雪打滑,同行的伙伴还摔了一跤了,安全起见只得半途而返。</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直至这次专程前往寻迹,我徒步登上紫金山,体验先辈的艰辛。当那些静默的古老仪器映入眼帘时,心中百感交集——这里不仅镌刻着二外公的足迹,更浓缩着一部国家命运的兴衰史。</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眼前青铜铸就的浑天仪、简仪与圭表,皆是大明正统七年(1442年)复制,初置于南京北极阁古观象台,清初北迁至北京。1900年惨遭八国联军劫掠,流落德、法,直至一战后方才归还,圭表上至今残留着敌军铁锯的深痕。1934年,民国政府将它们南迁至紫金山观象台;抗战期间,天文台部分仪器再度西迁到长沙再转昆明,颠沛流离,直至1945年才重返南京。这些天文瑰宝,历经五百余年沧桑,默默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屈辱与复兴。</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如今,国家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气象卫星巡天,预报可精确至分秒。紫金山天文台已建成我国一流的天文研究基地,贵州有全球最大的500米射电望远镜探测银河深空,“嫦娥”奔月,“天问”探访火星,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遥望更遥远的宇宙。</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我站在这里,感受着来自家族与国家的双重记忆,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致敬。</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2025.11.8</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