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让我从心底里敬仰的领导同志

天马

　　一位让我从心底里敬仰的领导同志

——原四平地委书记、军分区第一政委霍明光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天马

（2025年11月8日）

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以来，我有过近距离接触，又从心底里敬佩的地（市）主要领导中，首屈一指的当属霍明光同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霍明光同志任四平地委书记、军分区第一政委，因为工作关系，我同他曾有过多次近距离接触。那个时候，我担任着军分区常委秘书，霍明光同志参加军分区常委会议，我为他作过记录；他参加军分区机关的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我为他整理过讲话稿子；我陪同军分区主要领导列席过由霍明光同志主持的地委常委会；我也陪同军分区主要领导同志，到霍明光同志的办公室，向他请示汇报过工作。霍明光同志给人的感觉是神情严肃，不苟言笑，遇事能拿出明确的态度。最明显的感觉是他头脑清醒，具有很强的把握全局能力。数起来，我最敬佩霍明光同志的，有这样三条。

首先是他把握政治的坚定与能力。到四平地区任职的时候，霍明光同志够得上是一位老干部了，我在军分区干部科工作的时候，负责过干部统计工作，因为霍明光同志兼任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所以他也在统计之列。他的履历显示，“文革”前，霍明光就担任过我省的永吉地委书记，省政府的秘书长。在他的整体素质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政治上坚定、成熟，并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

粉碎“四人帮”不久，霍明光同志就由哲里木盟的盟委书记调任四平地委书记。那个时候，可谓是百废待兴，尤其是农村改革刚刚起步。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思想比较守旧，到中央开完农村改革会议，他回来不是积极传达农村改革的精神，而是大讲“包产到户”后将会出现“十个不了”：农机具用不了，天灾人祸抗不了……对此，霍明光同志有他自己的认知和态度。当时的地委政研室主任时俊峰，我17岁的时候，就在他的领导下，参加过县里举办的“土记者学习班”，他可以说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忘年交”。当时，我在军分区机关还是“光棍儿”一个，“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星期天、节假日就常去时俊峰主任家串门。时俊峰向我介绍了很多霍明光同志抓农村改革，特别是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当时双辽县的杜力村在全省率先实行“包产到户”，也可以说是我省的第一个“小岗村”。这个村就是霍明光同志亲自抓的农村改革的典型，霍明光同志在地委政研室的协助下，不仅是率先发现了杜力村“包产到户”的做法，还经常到那里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认真听取农民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和要求，研究如何能让农民“吃饱饭”、富起来这些关乎到农村发展方向、关乎党在农村经济政策落实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霍明光同志抓住这个典型，积极推动全区“包产到户”，加快了农村改革的步伐。包括红嘴集团，在霍明光同志担任地委书记时期，也已经有了雏形，啤酒厂、砖瓦厂、养鸡场都有了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尽管红嘴后来发展不尽人意，它的起步、它在推进全区乡镇企业，乃至全区农村经济发展中所起过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否定的。所有这些，都凝聚了霍明光同志所付出的心血。

据我所知，在霍明光同志担任四平地委书记期间，全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和整个农村、城市改革，在省里是走在前列的，霍明光同志所以能很快被调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以至于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与霍明光同志出色的工作和政绩是分不开的。事实证明，一位出色的领导者，需要具备多方面的长处与能力，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必须具备较强的政治掌控能力，这是一个带有方向性、根本性的问题，有了这个能力，才能使自己掌控的航船不迷航，不转向，始终朝着正确的目标前进。

其次是他对掌控全局的自信与驾驭。组织部门给很多领导干部作评价的时候，都忘不了有“驾驭局势能力”这一条。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来说，是不是具有驾驭全局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给霍明光同志下一个“具有较强驾驭全局能力”的评价，我想是当之无愧的。什么叫“驾驭全局的能力”？它应该具备政治定力，政策水平，决策能力，协调能力。“情况不明决心大”，那不叫“驾驭全局的能力”。我们身边有很多领导同志，既不善于掌握政策，又缺乏调查研究，凭的是“匹夫之勇”，靠的是“骑瞎马放原搂”，结果，既可能给工作造成损失，又会让自己走向错误的深渊。而霍明光同志“驾驭全局的能力”，凭的是他对政策的准确把握，靠的是他对情况调查研究之后的“了如指掌”。

还是在霍明光同志担任四平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第一政委期间，军分区与原四平市之间发生过一次土地纠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原四平市领导决定，在军分区后院的闲置土地上盖起了住宅楼。分区领导在协调未果的情况下，采取请霍明光同志参加常委会的办法，以求得到解决。那个时候，我还在担任着军分区的常委秘书，给霍明光同志的会议通知，是我同地委办公室协调落实的，会议开始前，也是我到军分区大门口去迎接的霍明光同志。现在想来，军分区领导用这种办法来处理军政、军民关系，既很失礼，也表现得很“笨”。简单说，就是希望通过“常委会”的办法，让霍明光同志按照军分区常委们的意见，以势压人，解决矛盾，为军分区争得一份权益。会议由分区党委书记、军分区政委高勃同志主持，常委们一一表态，说明自身的“理由”，拿出让四平市“停建住宅”的理由。有位分区领导当时甚至表态，要把仓库的几十门大炮拉出来“抢占地盘”。就在大家发言的时候，霍明光同志始终在一面静静地听，一面在认真翻阅有关土地纠纷的相关文件、资料，不管常委们发言多么激烈，“理由”如何荒谬，霍明光同志都不插一句言，不表一个态。最后，高勃政委请霍明光同志发言，霍明光同志慢条丝理、不慌不忙地讲了三条意见，发出一个“警告”，轻松统一了常委们的认识。霍明光同志的三条意见是：第一，按照地方的土地政策，不管是军队，还是地方，所征用的土地，在时限内没有用完的，地方是有权收回的；第二，从土地政策讲，从地方已经建起住宅的实际情况出发，目前只有尊重现实，地方已经占了的，维持现状，没有占的不得再占，如果大家同意这个意见，我负责做好四平市的工作；第三，军分区是我们的军分区，如果将来有土地方面的需求，我负责协调解决。最后的一条“警告”是：“我同黄勋章同志（时任四平市委书记）说了，当前，安定团结是大局，搞好军政、军民关系是大局，谁破坏了这个大局，谁是要负责任的。”最为艺术的是，霍明光同志的“警告”，表面上是说给黄勋章的，其实谁都听得懂，这是在“警告”在场的军分区领导同志。霍明光同志“三条意见”、一个“警告”看似慢条丝理，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恰在“政策依据”之内，对错误意见的批评，则包含在“当前大局”之中，可谓有理有据，不容别人有半点质疑和反对的理由。

我们常说，某一位干部有水平，某一位干部水平很差，有水平的水平在哪里，水平差的又差在哪里？我觉得，差异就在于对政策的理解和运用能力之中，就在于对所要处理问题的了解和把握程度之上，只有正确而又透彻地把握了政策，深入而细致地了解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处理起来才能够做到得心应手。霍明光同志所以能够凭着自己少数人的意见，统一了多少人的看法，就在于他的政策水平和把握事物的能力。

第三是他对分辨优劣的选择与认同。在我们身边，有的领导干部，所以被认为没水平，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他们真假不辨、良莠不分。你为他做件事情、搞份材料，不管你怎样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管你是不真的有那么两把刷子，在他那里都是“香臭一个价”，好的他说不上好，差者也说不上差，久而久之，人们的积极性就无从谈起。

凭着我对霍明光同志近距离的接触，你没有点真才实学，他是不会看重的；反之，他若是认为你可以，也是一定会让你感觉得到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是在霍明光同志兼任军分区第一政委的时候，省军区准备召开省、地（市）、县三级第一政委会议，实际上也就是省、地（市）、县三级书记会议，要求各军分区在地、县两级第一政委中推荐典型，并准备发言材料。现在说来，我那个时候算是一个比较好事儿的人，就向分区领导推荐，请霍明光同志作为军分区第一政委，到会发言。分区领导采纳了我的意见。张金岭政委带我到霍明光同志办公室，向他汇报此事，并听取他的意见。霍明光同志听清楚意图后，马上表态，他不同意到会发言，也就不需要为他准备材料。我还记得，霍明光同志当时说的一句原话是：“这等于我们撅着屁股让人家打。”这样，当时的场面就很尴尬，张金岭政委下面的话，就没法再说下去了，他只好看着我，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让我来下这个“台阶”。我思考一下，跟张金岭政委说，可不可以这样，我们来为霍书记准备个发言材料，霍书记如果认为可以就讲，认为不可以就算了。我说完意见之后，张金岭政委像是得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马上朝着霍书记脸上看了一眼，霍书记觉得这算是一个下台阶的理由，假如材料写不好，一方面可以实现他不到会上发言的目的，另一方面又缓解了当时的尴尬局面。我猜，霍书记这个时候会想，量你军分区也写不出来我满意的材料，这件事也就轻松放下了。回到军分区机关，张金岭政委将了我一军，他说：“你揽了瓷器活儿，这回就看你有没有金钢钻了。”说真话，此前，我只知道霍书记这个人不大好“对付”，实际还从来没有给他写过材料。张政委这一将军，我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承诺“一定尽力把材料写好”，究竟能不能让霍书记满意，我自己其实也没有十分的把握。我经过思考认为，给霍书记写好这个发言稿，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辞藻，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他作为地委书记、军分区第一政委的“站位”。站位高了，尽说些空话、官话，那不叫发言材料；站位低了，尽写些鸡毛蒜皮、狗尿不骚的小事，又体现不了他作为地 委书记、军分区第一政委“抓大事”的身份。基于这样的想法，我着手从三个方面写出了这个材料：一是如何把民兵工作纳入地委的议事日程，研究解决重大问题；二是如何亲自动手，解决好民兵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三是如何积极支持军分区党委和机关的工作，把民兵工作落到实处。三天后，我把写好的材料，通过地办送到霍明光书记手中。第二天，地办主任于文库亲自打电话，让我过去取材料。见到我之后，于文库主任第一句话就说：“这个材料，霍书记很满意。”话音闭，他把材料递给我，我看到，八千多字的材料，霍书记只改了一句话，然后，在材料的右上角批示道：“材料写得很好，我同意送省军区审查。”下边落款“霍明光”。我能够感受得到，霍明光书记对这件事，由根本不同意发言，到“同意送省军区审查”，完全证明了他对这份材料的满意程度。聊完材料的事情，于文库主任问我“多大年龄了”，我说“二十八岁了”。他又细细打量我一番，问我想不想到地办来工作。实事求是讲，我那个时候才二十八岁，身为军分区常委秘书，可谓是分区领导的“掌上明珠”，自己也感觉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时候，怎么肯脱掉这身军装呢！但我也没有办法简单回复人家地办主任的好意，说不定有多少人想来还来不上呢。就只好跟于文库主任说：“我还想在部队干上几年，等我需要转业地方的时候，再来找您，好吗”。我想，人家于文库主任对这句托词是能够听得出来的。

可以说，常搞文字的人，材料写得怎样，自己是最知道“轻重”的。给霍明光书记写的这份发言材料，是我几十年搞材料生涯中比较满意的三五份材料之一。事后我也曾多次想过，并不是说我给霍明光书记写的这份材料就有多高的水平，只是它符合了“量身定制”的条件；更不是说，霍明光书记对我的这份材料就如何满意，只是说这个材料正好合了他的“身高”和“体重”，他会感觉到，这件“褂子”穿到他的身上“正合身儿”。这也为我后来撰写材料积累了一条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