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逃亡，我与小学生知青的生死周旋

李文华

在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文字中，说得最多的是高初中的“老三届”，不大提起甚至不为人知的还有“新四届”，他们是一大批小学生。“文革”中，由于中学停课，1966年至1969年的小学毕业生无法升入中学，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四年积累下来已经是相当大的数量，还在社会上闲耍，恐怕不安定，于是按当时政策，一批进了工厂，一批安排下乡。下乡的这批小学生知青应该说是境遇最可怜的一批，文化最低，年龄最小，加之前两年“老三届”下乡已经将条件较好的地方占据了，他们只能往更偏远的地方安插。我作为教师，参与了安置这批知青的工作，时间是1971年。 一小学生知青下乡之前，我被派去打前站，落实住房以及必要的生活设施。省上分配的地点是会东县，四川靠近云南的一个偏远县份。县上安排成都这批小学生知青到红岩、双河、岔河三个公社，离县城一百多里。我们在县上据理力争，要求安置在条件好一点，离城近一点的地方，但没用。这三个公社都在极贫困的大山深处，有的生产队的工日值只有几分钱，最低的干一天才挣五分钱。包谷和土豆是他们的主食。下去展开工作，困难很多。一天，在一个生产队，我看见农民们正从一个羊圈中清除粪便，准备腾空了做学生的住房，大吃一惊。又湿又臭，这怎么能住？床是刚砍的木材做的，很潮湿。国家为一个学生拨的安置费是三百元，值吗？我有些愤怒。农民们却很平和地说，这已经很不错了，你还想怎样？牛、羊都能住，人为啥不可以住？确实，我到农民家里看过，猪在房间里跑，牛羊在屋里走。整整一个月，我终日在大山里奔波，与农民抗争，努力为即将到来的学生争取好一点的生活条件。 二一个月后，终于学生们要来了，大山中的我竟有了一种与亲人相见的期盼。护送知青的老师事后给我讲，车队第一天宿雅安，晚上就开始胡闹了。一群男生冲到女生房间，把一男一女按在床上，说是举行结婚仪式。第二天离开石棉县，将旅馆的被面、枕巾席卷一空。石棉武装部出动解放军，持枪包围了车队，直到学生从车上扔下旅馆的东西后才放行。车队行进到西昌境内时，第一辆车上有个男生站在驾驶室顶上撒尿，然后命令停车，不然就要拿出手榴弹炸车。成都刚刚经过武斗，学生有没有武器很难说。司机只好停车，一群学生把带队的干部拉下来，先用刺刀在他背上划了几条大口子，然后一顿暴打。这个干部一到会理县就住进了医院，断了三根肋骨。沿途的场镇得知知青要经过，纷纷关门闭户。护送的老师都没受到伤害，但一个个小心翼翼，不敢多言多语，男老师不断给学生递上好烟。越往深山走，学生们的火气就越大，女生哭男生骂，前途迷茫，命运不公，他们向谁诉说？车到会东县，按上级指示，组织了夹道欢迎。欢迎群众手挥红宝书、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车上的学生们却回报以雨点般的口水，不断向欢迎人群甩中指姆。在乡下等待的我，对路途上这些情形一点也不知道。我绝不会想到，平日里见了老师都很腼腆的学生，在绝望中已经变得无法无天！ 三但奇怪的是，车队到达那天，领导却安排我在岔河公社迎接别的学校的学生，而不是去双河公社迎接自已的学生？晚上，土屋门前，刚刚安顿下来的几个小女生因想家而哭泣。善良的农民尽力安慰她们，给她们背来了核桃、梨子、甘蔗，给她们推豆花吃。这可是当地待客的最高礼遇啊！可她们不吃，什么也不吃，只望着大山哭泣。她们都还是孩子啊，小的十五六，大的也不过十七八。见此情景，我越发牵挂我的学生，明天，我一定要去双河公社见他们。岔河与双河只隔一重山，十来里路，不远。 四第二天，我正要出发去双河公社，岔河公社书却记阻栏我: 不能去，无论如何也不能去，危险！为什么不能去？我问。他说，双河公社那边打电话过来，你们学校的一部分男生要找你算账，说是你把他们安排到这深山老林中来的。真是活天冤枉！我要真有那么大的本事，早就把他们都弄进工厂了。我必须去向他们解释。我相信这是场误会，荒唐的误会。但岔河公社书记坚决制止我，不能去双河！我真的很憋屈！这时，双河公社的电话又来了，说是十多个学生已经翻山过岔河这边来了，马上就到，手里都有刀！出去躲避已经来不及了，书记把我拉进了信用社的银库，门上加上了一把大锁。我躲在当作银库用的黑屋子里，听见一伙学生冲进公社大院，高呼我的名字，要我出来说清楚！见没有回应，学生们开始一间间房子搜查。搜到银库门口时，他们叫书记打开锁。我在里面，和学生们只隔了一堵土墙，一股血直往头上涌！公社书记冷冷地告诉学生们，他可以打开任何一个房间的门让他们搜，但唯独这间不行，里面放的是信用社的钱款，他负不起这个责。脚步声犹豫一阵后远去了。晚上，公社书记告诉我，必须走，不能久留。 怎么走呢？学生已经封锁了通往县城的公路路口，不准护送他们的老师离去。剩下唯一的办法是走小路，翻越鲁南山到县城。鲁南山是川滇交界处的最高的山峰，海拔近四千米。后半夜，身背步枪的两个民兵悄悄护送我到山脚下，他们指了指一条不足一尺宽的小路，对我说了声“快走”，就转身离开了。我定了定神，迈开了步子，脚上是一双解放鞋，肩上挎着水壶和军用书包，书包里面装着煮熟的土豆及一小包盐。可悲啊！我竟是在逃离我的学生。 五树影间渐渐现出了一片片灰白色，天快亮了。峡谷开始显现了，对面的山峰也在雾中冒出。探一探头，几步之外就是万丈悬崖，我知道路有多险了。石阶歪歪斜斜，时有时无，长满阴湿的青苔。这条路可能是从前马帮走的路，石头上分明留有马蹄印。我知道已经走了很远，学生不会再追上来，便开始希望碰见一个人，但没有，连一个烟头、一片纸屑，哪怕是一堆新鲜的粪便也没有。显然，这是一条早已被人废弃的路。林木开始稀疏，渐渐地变成高山草甸，石阶没有了，我在山上转来转去，迷路了。终于有一个人出现了，披着查尔瓦，是彝胞，赶着羊群。我问路，他听不大懂。他盯着我的军用水壶打比划，我终于明白他想喝酒。我把水壶打开让他闻，是水。他很失望，但还是给我指了方向。这是我一整天碰见的唯一的一个人。下山要快些，到黄昏时，我终于远远地看见了县城稀疏的灯火。这一天，我独自走了一百多里。 六我回到成都后不久，其他几个护送学生的老师也陆续返回了。他们是在我走几天后的深夜，趁学生熟睡时偷跑的。就这样，我们把学生丢在了深山中。过了几个月，学生们回成都探亲，一批学生到学校来看我，其中就有当初拿刀搜寻我的人。问起当时的情形，他们却憨厚地笑笑，现出不好意思的样子。我也就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