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鹊登梅（文物散文）——苏州博物馆居仁堂粉彩喜鹊登梅纹折腰碗

格致古社

●何剑明文物散文

静了。当我的目光终于落在这只碗上时，周遭的一切仿佛都静了下来。苏州博物馆的这间展厅，光线是经过细心调教的，温润而不耀眼，均匀地铺洒在深色的展台上。那碗，就静静地立在玻璃罩中，像一位退隐多年的名角，虽不言不语，周身却自有一段说不尽的风流。我凑近些，再凑近些，仿佛能听见它跨越了一个多世纪的、极其微弱的呼吸。这便是那“居仁堂粉彩喜鹊登梅纹折腰碗”了。今日，我便从这馆、这人、这画、这款四个角度，试着描摹它那不平凡的身世。

馆：江南文脉的安顿处

苏州博物馆本身，便是一件艺术品。贝聿铭先生以现代笔法勾勒出的江南风骨，粉墙黛瓦，几何线条，与咫尺之外的忠王府、拙政园竟能如此水乳交融。这里没有北方宫苑的雄浑霸气，有的是一种内敛的、书卷气的精致。将这样一只碗安置于苏州，实在是再妥帖不过的因缘。它身上的故事，是波诡云谲的民国政治，是昙花一现的洪宪帝梦，带着北方的烟尘与仓皇。而苏州，这座千年古城，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从容不迫的气度，温柔地接纳了它，如同一位慈祥的祖母，安抚了一个历经颠沛、终于归家的游子。博物馆的静谧，化解了它身世中那抹过于尖锐的权欲与仓促；江南的氤氲水汽，也润泽了那本可能过于耀眼的官窑浮光，让它显得愈发温润可亲。在这里，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御瓷”，更是一件承载了复杂历史信息的艺术珍品，供人欣赏、研究、喟叹。进入她慧眼的物件，自然不是凡物。这碗，大概率也是。

人：乱世浮沉的见证者

碗不会说话，但它的辗转历程，却是一部缩微的近代史。它的诞生，源于一个八十三天的短梦。袁世凯在居仁堂里，做着君临天下的迷梦，命瓷务督办郭葆昌携重金远赴景德镇，以雍乾官窑为范，搜罗顶尖匠人，精选珍稀料土，一心要烧制出配得上新朝的荣耀。那时，这碗还只是一团被寄予厚望的泥土与釉彩，承载着不可一世的野心。然而，梦碎得快如泡影。“洪宪”年号旋即成为笑谈，这批倾注心血的瓷器，也仿佛成了不合时宜的尴尬存在。所幸，它并未在乱世中损毁湮灭，而是作为一份厚重的嫁妆，随着袁世凯的第十三女袁经祯，南下来到了苏州。

我仿佛能看到那样的场景：豆蔻年华的袁经祯，在父亲猝然离世、家族失势后，整理行装，准备嫁作陆家妇。这只碗，连同它的十二个伙伴，被小心翼翼地用软布包裹，装入箱笼。它从北国的政治中心，驶向江南的温柔水乡。这一路，不仅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命运的巨大转折。它从象征权力顶峰的“御用”之物，变成了一个女子在婆家安身立命的私产，成了她念想故家的一点凭依。碗的静好，映衬着人物命运的飘摇。而后，历经数十年风雨，又是这位明理的袁女士，在1960年代，毅然将这套稀世珍宝两度捐赠给国家，使其入藏苏州博物馆。这一捐，是真正的尘埃落定，让它从私藏变为公器，得以向世人诉说那段往事。这碗，见证了袁世凯的帝王梦，也见证了袁经祯的浮生缘，它冷眼旁观了时代的剧变，自身却奇迹般地完好无损，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慈悲。

画：巧夺天工的灵性光

再将目光专注于碗身，那便是另一重令人屏息的天地。粉彩“过墙”技法，让赭色的老梅自碗外壁盘曲而上，越过口沿，毅然延伸至碗内。这构图本身，就充满了动感与巧思，打破了器物内外的界限，仿佛那梅树自有生命，不甘心被拘束于一隅。匠人的笔触是何其精妙！老梅的枝干苍劲虬曲，皴擦点染间，尽显岁月的沧桑力度。而枝头，白梅清雅，红梅娇艳，错落有致地点缀其间，衬着淡淡染就的绿叶，一派春意盎然。最妙的是那两只喜鹊，一俯一仰，遥相呼应。俯着似在枝头寻觅，仰者若向天欢鸣。翎毛以墨彩细细渲染，浓淡之间，层次立现，羽毛的蓬松质感与身体的浑圆体积，呼之欲出，充满了生动的韵律。

这“喜鹊登梅”的经典图式，寓意“喜上眉梢”，是再寻常不过的吉祥话。但绘于此碗，置于彼时，却平添了几分复杂的意味。是袁世凯称帝前夕，对“喜事”临门的一种急切期盼？还是匠人们心无旁骛，只是将毕生所学凝聚于这方寸之上的极致追求？或许，当画师在景德镇的窑火旁，全心勾勒那喜鹊的每一根羽毛时，心中所念的，并非北方的政治风云，只是如何让这鸟儿更鲜活，让这梅花更精神。艺术的纯粹，有时恰恰能超越它被赋予的短暂政治使命，而获得永恒的生命。此刻，在博物馆的灯光下，我们为之惊叹的，正是这超越了时代背景的、纯粹的美。

款：一印千钧的断代史

最后，我的视线落在那张倒扣展示的碗底图片上。小巧的圈足内，那一方鲜红的楷书款识——“居仁堂制”，是如此醒目。这四个字，是这把钥匙，开启了它所有的秘密。它像一枚历史的印章，牢牢地钤印在这只碗的身份上。居仁堂，中南海里的居所，曾几何时，是权力巅峰的象征。而这款识的红色，鲜艳如初，仿佛八十余年的光阴未曾在其上留下丝毫痕迹。它红得那般决绝，那般触目，无言地诉说着那段短暂、仓皇却又极力模仿古之帝王气派的特殊历史。

在瓷器收藏界，“洪宪瓷”因其存世极稀而备受追捧，而这“居仁堂制”的款识，便成了判定真伪的关键。它是一道分水岭，隔开了真品与后世无数的仿品。看着这方款，我仿佛能看到郭葆昌在景德镇督造时那如履薄冰的神情，能看到开窑验看时那紧张期盼的目光。这不仅仅是一个堂名款，更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年号的注脚，是一段复辟闹剧在物质文化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烙印。它的存在，让这只碗的美，不再仅仅是艺术的美，更是一种历史见证的美，一种承载着巨大信息量的、沉甸甸的美。

我伫立不忍离去。这只折腰碗，在苏博的静谧一隅，集馆之雅、人之缘、画之工、款之证于一身。它是一件瓷器，却又远远超越了瓷器。它是历史的碎片，是艺术的结晶，是命运的信物。那碗上的喜鹊，似乎永远在梅枝上欢鸣，它们可曾知道，自己所立足的这片小小天地，曾经历过怎样的风云变幻？梅开梅落，王朝兴替，而美，却沉淀下来，在这江南的博物馆里，向每一个有缘的观者，低语着那些过往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