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中原突围

Luming

两次中原突围

周方琳

（1967年7月3日，1968年11月8日，1968年11月13日，1969年1月24日……）

周路明整理（2025年11月5日）
献给所有中原突围的英雄 - 以身躯突破重围，以意志穿越炼狱。

内战序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附近的中共抗日武装，如中原地区的新四军第五师，迅速出动，前往各地接受日伪军投降，并收复失地。国民党在受降名义下，调集军队大举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推进。我所在的襄南根据地作为富庶的鱼米之乡和战略要地，首当其冲。面对国民党军的绝对优势兵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1945年9月至10月，我们转移到襄北。新四军第五师6万兵力集中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约1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国民党军队调集30万兵力，围攻中原解放区。这期间，赶紧转走了伤员和老弱妇孺，加上家里有困难的可以回家，共计上万人。1946年4月，成立了江汉军区（隶属于中原军区）(1)，我在江汉军区政治部担任正营职特派员。1946年5月1日，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交涉，要求国民政府解除包围，以阻止将要发生的内战。5月5日，周恩来飞抵武汉交涉。5月6日，他和国民党及美国代表前往中原部队所在地区，8日抵达宣化店。10日，周恩来同国民党、美方代表签订了停止中原战事的《汉口协议》，然而，包围并未因此得到解除。6月初，在马歇尔将军调停下，国民党下达6月停战令，停战到6月26日结束，国共内战正式开始。

中原突围

1946年6月26日夜间，中原军区主力分路突围。我随罗厚福率领的江汉军区6000人从宣化店向襄西突围(2,3)。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是生死第一关，6月30日夜间，我们发起强攻，在广水至花园段分多路突破，经几小时激战后成功越过平汉铁路，损失七八百人。7月11日左右，部队强渡襄河（汉江），在宜城东南的流水沟、垌口一带抢渡，遭遇敌军阻击和空军轰炸。很多船被炸翻，损失惨重，我在长江边上长大，会泅水，随主力部队成功过河，但仍有近千人未能渡过(2)。我们随后向鄂西进发，血战谷城，攻打石花街、保康，进入鄂西北山区时，部队仅剩三千余人。8月上旬，我们突围至房县，与王树声率领的第一纵队会合(3)，王树声部9000人从宣化店突围，至此已损失过半，会合后，成立了鄂西北军区（约八九千人）。部队从房县向陕南突围，在陕西镇坪县边界遭遇国民党重兵合围封锁，原定向北突围至陕南的计划，因敌军强力阻击而严重受阻，最终被迫放弃，退回鄂西北山区的房县、保康、南漳等鄂西大山区域与国民党军周旋（图1）。由于连续行军，粮草不济，部队极度疲劳且疾病流行，加之被俘、掉队、失散等情况，战斗减员与非战斗减员总计达80%。为保持实力，8月底部队再次调整，军区机关干部全部转移到地方坚持工作，我也随即转到地方(4,5)。

宁死不屈与敌人周旋

1946年9月，国民党开始在鄂西山区进行梳篦式清剿，我们离开了根据地，地形不熟，又没有群众基础，有很多人被俘虏了。9月初，鄂西成立宜光远（宜昌、光化、远安）地委，我被任命为地委副书记(6)。上级同时要求我在宜昌城内找些可靠的关系，建立秘密交通点，以便从宜昌城输送干部或接应干部回来。我接受任务后，带了一个班，于9月底到达南漳县靠远安和宜昌边界的小镇店子垭（现店垭镇）活动。我们在那里已建立一个乡公所，我的公开身份为主任，负责征粮。店子垭情况也比较紧张，敌军经常前来活动。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到周围察看情况和地形，带着乡公所移防。

10月15日一早，我带着乡公所的人刚走到店子垭街头，突然遭遇国民党一个营的袭击。我当即命令大家分散，往靠通城河的大头山里跑，约定晚上到大头山湾集合。我和通讯员小潘在店子垭与重阳坪之间的树林里观察情况，下午四五点出来，了解到敌人已从店子垭往重阳坪方向去了，便直奔大头山湾。晚上，十多名乡公所人员都到齐了，没有损失。我决定转移到离大头山湾东边二里路的另一个湾子住下。

第二天（10月16日）天不亮，我先起床，派了一人到通城河方向侦察，我将自己的一支马枪藏在老百姓的谷仓内，然后去大头山湾方向探情况。刚到大头山湾，一个排的敌人从后面冲上来将我抓住，抢走我的挎包（包里只有一些税票），接着搜身，把我从日军那里缴获的钢笔也收走了。然后把我吊在树上打。这时我才明白，敌人早已埋伏在大头山湾山上，幸好我们昨晚没在这里住。天亮了，国民党的排长在山头上问：“你们的人在哪里？快带我们去找。” 我说：“我们的人昨天就被打散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就是一个人。” 他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收税员。” 他说：“把你的枪交出来。” 我说：“我是收税员，连箩筐（qiang）都没有一个。” 旁边一个当兵的狠狠打了我两耳光，“找你要枪，什么箩筐不箩筐！” 敌人的排长吹哨集合，才把我从树上放下，捆着往店子垭方向走。我知道敌人并未发现我们乡公所的驻地，同志们都是安全的。

店子垭街上的老百姓见到我都说，“周主任被捉到了。” 敌人的排长就知道我是个主任了。我的身子和手都被捆着，从上午9点走到下午五六点钟，翻山越岭走到马良坪，走了七八十里山路（图2）。过去打日本鬼子，行军打仗走山路是家常便饭，但五花大绑地走这么陡峭的山路，身子很难平衡，下坡不知摔了多少跤，有的上坡膝盖顶着下巴壳。马良坪住着他们的营部，那营长见到我就大骂：“叫你们投诚，你们不投诚，老子要一个个地把你们这些共匪都杀掉！”

晚上睡觉手脚都捆着。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饭，这个排把我从马良坪又押回店子垭。走到离店子垭大概还有二十里路时，几个当兵的把我捆得特别紧，喘气都困难。那个排长在路上对我说：“今天你要当心点，到了店子垭，我们连长问你的时候，你要老实说！说不好今天没有你的好下场。” 一些当兵的也说：“这是我们排先关照你的啊！” 敌人今天把我押回店子垭，很可能是要枪毙我。我边走边想我这二十二年的一生：父亲被日本人炸死，母亲和妹妹现在还不知在哪里受罪；我在鄂豫边区参加抗日，为我们民族站起来，为中国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死也死得其所。我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在店子垭街上同敌人拼了，准备牺牲，绝不背叛党，不出卖同志，保守秘密。总之，拼了！

大概下午五点钟，到了店子垭街上，敌人把我关在一个老百姓的柴房中。连长、副连长都来了，那个连长凶狠地说：“今天不老实交代就毙了你！” 副连长说：“今天把你押到店子垭街，你要给我们办两件事：第一，据我们了解，你是军需主任，店子垭附近有一个山洞是你们的被服厂，今天你一定要把我们部队带到那个洞上去；第二，今天你要写几封信，要你们乡公所的人都来投降。这两件事办到了有赏，办不到今天没有你的好下场。” 我说：“谁说我是军需主任？请你们把那个人叫来和我谈，我不知道哪里有什么山洞。” 然后我提高嗓门：“我不会向你们投诚！写信叫乡公所的人向你们投降，这违背我的良心，绝对办不到！” 副连长说：“这个土匪还很坚决呢。” 我立刻反击：“什么土匪！老子抗日八年，帮助老百姓，不偷不抢，我不是土匪，我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男儿！” 连长吼道：“老子今天杀了你！” 我坚定地回答：“你们今天杀的这个人是抗日英雄，是中华民族的有为青年！” 他们给我一碗断头肉，我不吃。当兵的说：“死也不要当个饿死鬼嘛！” 副连长又来劝我：“乡公所的人就是不来投诚，你写个信有什么关系呢？你已经被我们捉到，人在廊檐下，谁个不低头？” “不可能，我绝对不做违背我良心的事！” 无论他们是劝还是威胁，我绝不写劝降信。被捆着来回走了两整天陡峭的山路，又没吃饭，和他们吵来吵去，已经没力气再吵了，没什么好说的了，“来枪毙我吧！”

天黑了，他们走了。这时当兵的有的给我烟抽，有的给我送来饭，有的说：“你是个好人啊！说你们是土匪，都是上司讲的。” 那个排长又过来交代那些当兵的：“连长刚才交代，你们不能再打这个人、骂这个人，要他好好睡觉。” 这一场争斗过去，但是敌人还会搞什么名堂呢？未必是到半夜来杀我吗？我不能入睡。刚吃了饭，有点力气了，想到跑，拼个鱼死网破，但捆得这么紧，这么多人看着我，实在跑不脱。快八九点的时候，那个排长拿着一个手电筒在我身上照了几照，马上命令当兵的给我松绑，让我好睡觉。当兵的一面松绑一面讲：“都是中国人嘛，何必捆这么紧。” 松了绑，终于喘气顺当了。他说：“昨天我们打你几下，都是上司的命令，哪个愿意打你嘛！”

第二天一早，他们集合从店子垭往马良坪回营部，把我捆得很松了，只捆身上，没捆手了。在路上，有时那个副连长同我走在一起，他说：“昨天我们问老百姓，你不是军需主任，你不写信叫乡公所人来投诚，我们也不能硬要你写。看你昨天的样子，你是个共产党的忠坚分子。” 我立刻说：“我是个抗日爱国的青年。” 他说：“共产党不应该打内战，不然我们不会到这大的山里来打你们，把我们也累死了。” 我说：“要打内战的是你们国民党，我们在大山里没惹你们，是你们来打我们。” 他说：“共产党说国民党要打内战，国民党说共产党要打内战，我们下级军官也搞不清楚。国民党说共产党是匪，共产党说国民党是匪，反正都是宣传。总之，国共两党都不打内战就好了，中国人打中国人，死的是中国人，得好处的是外国人。” 我听他这么说，和他说话的胆子就更大了：“得好处的是美国人，是美国帮助国民党打共产党的，你们的武器不都是美国的吗？” 他没有否认。这时我想到，他们昨天要我写信叫乡公所的人投诚，我把他们硬顶回去，他没有枪毙我，还是有点良心的。如果我以后活着逃回解放区，国民党里还是有不少人可以是我们的统战对象的。

到下午四五点钟又回到马良坪他们的营部，我通过和国民党的排长、班长、士兵谈话了解到，他们以前捉到的俘虏都是就地枪决，上面刚有命令，以后捉到俘虏不能杀了，都要如数押到集中营去（注：这与周恩来同志将国民党残杀抗日新四军的事件公之于众，引起全国民众强烈反应，给国民党造成巨大压力有关）。随后，我们从马良坪出发，经过歇马河、保康县城、谷城县的石花街，走了六七天。这一路全是大山，道路险峻，都是上坡下坡的山间骡马小道，悬崖峭壁，狭窄的地方只能一个人通过。石花街是国民党的师部，这个营当天把我交给了师部，关在一个老百姓的房子里，里面已经关了十多个人。过了两天，把我们押到老河口司令部，那里关了有二百多人，住在一个大祠堂里。从1940年到1946年，我一直做公安和统战工作，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如果有人向敌人泄密，敌人是不会放过我的。我坐在一个角落里，看了每个人的面孔，没有找到一个过去的熟人。

11月2日，敌人叫全体被俘人员集合，一根绳子捆两个人的胳膊，把我们二百多人押到谷城县仙人渡刘家营集中营（图3）。从店子垭到刘家营集中营，翻山越岭走了17天。我们刚到时，那里还没有其他俘虏，我们是第一批。过了两天，又押来一批人。他们进大院的门时，我站在较远的地方看，突然发现里面有一个我过去认识的人——陶揚。1942年我在云梦鄂豫边区党委社会部工作了几个月，陶揚是县委的组织部长。

仙人渡刘家营集中营

从这时起，每天就是体力劳动：把老百姓的田整成一个大操场，打夯、搭土台子、修院墙、挖厕所、打扫房子、背草打地铺，还要经常打柴火、背米等。每天都有从老河口押来的人，半个月后，大概有五百多人了，屋里都挤满了。饭不够吃，睡觉挪不开身子，吃的睡的都是一片乱糟糟。

一天，国民党来了几个将字号大官，我一眼看到一个叫卢继时的少将，1946年1月，国共签了停战协议，并成立了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停战执行小组。但国民党继续围剿中原，冲突不断。1946年5月，我在江汉军区以联络参谋的名义，被派到安陆城去接这个执行小组到我杨家河根据地来做调查，卢继时是国民党代表之一，我是共产党代表之一，当时有几十人，还好他当时没注意我，不认识我。他们要找些干部谈话，找了几十个人，也找了我。那个姓欧阳的副司令问我是搞什么的，是不是党员。我说是乡公所主任，不是党员。他还问我认不认字，我说认得几个，不会写。就叫回俘虏队了。有十来个人被大卡车拉走了。

到集中营不久，国民党想着法子劝降。一个区队长同我们几个人坐在操场闲扯，他讲了句：“你们何必要吃眼前亏呢，早向国民党投诚不是很好吗？” 我听到这话很反感：“你看我们哪个是投诚的？都是被你们捉来的！” 有一次，一个姓张的区队长把我们这个区队的俘虏集中起来唱歌、唱戏，有唱河南戏的，有唱京戏的。这个区队长要我唱，我当时坚决不唱，大家都知道我爱唱歌，鼓起掌来欢迎我唱，我站起来说：“我先声明，我只唱得到新四军的歌，不会唱你们国民党的歌。” 那个区队长有点不耐烦：“你唱打倒国民党也不要紧。” 俘虏同志们都望着我不讲话。我就大胆地唱了：“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好呀么好风光……。我们的边区到如今成了一个好地方。” 我想这个歌不会对敌人的区队长有多大的刺激。我唱完后，他马上问我：“这歌叫什么？” 大家都说：“兄妹开荒” 他又问：“你最后一句唱的什么？”我说：“我们的边区到如今成了一个好地方。” “什么是边区？” 我说：“边区就是我们的根据地，这是陕甘宁边区，毛主席、朱总司令住的地方。” 他愣着，也不知道他听懂了没有。

集中营编好大队后，我编在第一大队，第三中队，第一区队。国民党派来的那些班长都撤走了，都由俘虏来当班长。有的班长是因为身高当的，有的因为是干部而被指定为班长。我当班长，大概是因为我个子高，还是个“主任”，被国民党区队长指定当的。每天平操场、挖厕所、搭土台、打院墙、修厨房、修洗澡堂等各种劳动，还要每天派人去外面背米、背柴火、上街担菜等等，都是交给班长派。我接受当班长，一是由于每天的饭菜都不够，我可以保证我这个班每个人都能吃到；二是方便找机会逃跑。

组织逃跑与组织暴动

陶揚编在二中队，就住在我们隔壁。我不理他，他也不理我。在劳动中见面了，就是互相瞧瞧。有一次劳动休息的时候，我有机会和陶揚走到一起，用很小的声音问：“你认不认识我？”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同我扯些闲话。我说：“我在云梦工作过。”我的意思是告诉他，我是认识你的。在以后的劳动中，我们就有意接近了。有一次也在劳动休息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一到集中营来就准备逃跑，这里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陶揚叫我不要作急，以后找到机会就跑。

12月初，国民党军官把我们带到半里路外去拆一个庙。我们休息时，我有意到老百姓那里找水喝，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扯起来，这个老头总是说我们是好人。我问他： “你们附近是不是有个1940年在茨河纺纱厂做过工的人？（当时是秘密地下党领导的）” 他马上说： “有，叫王大新，他从茨河工厂回来后，一直在家里教书。” 接着他说：“看你这个样子，是不是想开小差呀？” 我说：“想开小差也没有办法呀。” 老头说：“我可以给你们想办法，王大新是个好人，他就住刘家营东南五六里的湾子里。” 这个老头子总说我们都是好人，使我非常感动。他能帮助我们实现逃跑，我要好生谢谢他。

以后我很少有机会出集中营劳动。我把这件事悄悄告诉了朱英，让朱英有机会出去时，打听一下王大新这个人是不是像那个老头说的一样在家教书，愿不愿意帮助我们逃跑，一次朱英出差买柴火，有意往王大新住的方向去，回来很高兴地偷偷告诉我：“有办法了！你说的王大新我找到了，他很愿意帮助我们逃跑，并说先跑到他那里，换衣服、送路费、引路都没有问题，就是到他那里去的人不能太多了，三四个人没有问题。” 我听了非常高兴，王大新在1940年茨河工厂时，还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的。

我很快在班里组织了四人逃跑，我和朱英等四个人事前商量好，准备晚上翻墙跑。晚上大家都上厕所，我们没去，等其他人走完了，我们四人去了。正准备跑，忽然来了一个人，我们蹲在厕所不走，他也蹲着老不走。我们发现他是来监视我们的，只好回到俘虏队去睡觉了。第二天那人找我说：“昨天晚上你们是不是想逃跑啊？” 我说：“不是。” 他说：“你要注意一下，现在中队长要我注意你们的行动，还要我汇报，你看我怎么向他汇报？” 我很高兴地说：“你可以汇报，我每天的行动就是吃饭、拉屎、睡觉、劳动、捉虱子。” 逃跑失败了，以后我们特别注意这个人。

有一天，陶揚征求我的意见说：“我们这个大队有大几百人，但看守我们的只有一个排，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个排的兵力搞掉后跑呢？” 我马上同意组织一次暴动！我放弃了只组织几个人逃跑的想法和机会。陶揚负责二中队，我负责三中队，分别活动一些骨干分子。活动时采用单线联系办法，以免出问题。我提出，总的领导是陶揚。

没几天，我找了几个我信得过的人个别谈了这件事情，他们都非常赞成，并且提出许多办法。有人提出：等国民党的那个司令员来集中营时，把他抓着当人质一起跑；有人提出：跑出去后，没有钱不要紧，可以抢大地主、大资本家的。陶揚提出，暴动时一定要把大队长杀掉，跑时一定要把国民党的长途电话线砍掉。所有的这些办法我都是赞成的，唯有朱英提出组织一个党支部，我有意见，我担心搞不好，大家都会出问题，同时也没有上级党委对我们的指示，我们都没有暴露身份，也不知道哪个是党员。

我们商量了逃跑路线。我提出往荆门北山跑的路线，即从太平店上面过襄河到茨河镇，进入山区，白天隐蔽，夜晚行军，三五天就可以到荆门北山根据地。陶揚提出往北边跑的路线，即往河南方向跑，我不同意，主要是要突过老河口的国民党重兵地带。当初我所在的部队从那里突围过去了，但牺牲很大，突过去很不容易。我们的意见不一致，暂时放下。

另外，我们暴动后，只能搞到敌人几十条枪，至多只能带走百把人，现在俘虏越来越多，有近两千人了，如果我们暴动只能跑百把人，跑后敌人是否会对这里的两千新四军采取残杀的办法？据我所知，这里有很多县以上干部隐蔽下来了，我们跑后是否对他们不利？我们最后商量决定还是用开小差的办法，各人自己找机会跑，跑一个算一个，这样影响不大。我又开始自己找机会逃跑了。

坚定不移，守住底线

1947年1月初，过年前，老河口的商会为了把我们弄到老河口街上去修马路，送来了几头猪来慰劳我们。朱英一天来找我，说国民党的区队长一定要他致一个答谢词，他推了半天推不脱。我说，决不能骂共产党，决不承认我们有错误。他说，对，我来个"抗日有罪"，挖苦他们一下，我要他先写个稿子看看，于是他写了一个稿子："今天，老河口的各位先生来慰劳我们，我们很感谢！我们这一群人，过去都是在敌人的后方受日本鬼子和汗奸的压迫，参加了新四军抗日，今后，我们要在孙总理的革命三民主义政策下，继续努力。" 只要不承认有错误就行，我问：“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这句话好不好？” 他说他看到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一书的(朱英在部队搞宣传工作的)，革命三民主义是我们的最低纲领。朱英把这个几句话的稿子送给敌人的区队长，我邀来几个人在屋外面，区队长看后在稿子上加上"共匪是人民的公敌！" 朱英看后，同区队长在屋里吵起来，只听到朱英说：“你加这句话不是事实嘛！" 区队长说："你要晓得你们现在处的什么环境？" 朱英说：“不管什么环境，我要凭良心讲。” 区队长说：“难道说你们匪，你们就是匪了吗？加一句有什么关系？” 这时我在外的大声说："什么匪，什么人民公敌，我们是抗日英雄，我们都是好人。” 还有人说：“新四军不是匪，国民党才是匪。” 我们在外面给朱英助威，“如果我讲了你加的话，俘虏们都要骂死我的。” 区队长最后没有办法，“好吧，好吧，不要就不要。” 这一场斗争才完了，第二天朱英按照他自己的稿子在几千俘虏人员念了一边。

1947年1月底过年后，被国民党捉来一个人，将全大队几百人集中起来，要那个人跪在操场上，大队长要站在前面一排的每人打那个人一板屁股，我是站在第一排的人，我对大队长说： “我不会打人。” 他说：“你会打仗，那不是打人是打什么？” 我说：“那是打鬼子。” 他没理睬，把我推出去。前面的人一人一板，临到我，前面的人把篇担给我，我拿起篇担，表现是打在屁股上，实际扁担头打在地上。站在台上的大队长发现了，从台上跳下来把我拉出来，又拉出一个广东同志。等别人都打完后，大队长站在台上大叫：“蔡中队长，命令你用篇担把他们两个各打五十大板屁股！" 打五十大板，不是把我打死了吗？！好吧！我把牙一咬，让你们打死吧！先打的那个广东人，打第一板时就痛得叫起来，挨打当然是痛啊，我很同情这个广东同志，但我在思想上做好准备，打死也不叫！当两个国民党兵把我惩在地下，蔡中队长打我第一板，好痛，我咬着牙，打一板我就默唸一个“不叫！”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的打，不是五十大板，是十大板。打完了，我和那个广东同志都站不起来了，屁股打烂了，腿也打硬了，爬不起来了，一些战友把我从地上拖到院子的角落，慢慢扶起我，看还能不能走路，以后战友们又买酒给我抹屁股，好多天我不能起来走路，只能趴着，本来身上又是虱子跳蚤又是疥疮，奇痒无比，晚上都难入睡，现在又加个屁股痛。

战友协助，第二次中原突围

1947年2月20日左右，国民党将几千俘虏全部在操场上排队，要重新编队，又搞什么名堂。每个人都问一个问题： “你是被俘的，还是投诚的？” 问到我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被俘的。” 他在我姓名下面写一个“被俘” 二字。几千人问了三天才问完，这是国民党的阴谋，他们会在外面宣传有很多新四军投诚了。编队时，各大队都是按被俘和投诚分开编队。我见到吴志明，他在突围中被国民党捉到时，和国民党还打了一架，从仙人渡街上编到刘家营来了。我们很熟，1943到1945年间，他在江陵县指挥部当侦查参谋，我在江陵县公安局当秘书和特派员，工作上有很多来往。我们两个人见面就不约而同，决定一起逃跑！上次没跑成，这次要做好万全准备，这是我们的第二次中原突围！1. 逃跑路线：还是我的路线，顺着襄沙公路往南跑，跑到荆门南桥镇附近，我就有办法了。因为我1940年在荆门南桥附近秘密党领导下的立达小学教过书，那里是我北山根据地的边缘地带，马上就可以找到组织和部队，去北山打游击。2. 逃跑地点：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要把俘虏人员搞到老河口修马路。如果我们去老河口修马路有机会跑，但要多跑三十里路，而且这一路有国民党重兵。如果我们装病留在集中营，敌人对病号管得松，也有机会从集中营跑，就少跑三十里路，绕开了国民党重兵。3. 逃跑方式：争取当采买时跑，手里可以有几个钱，不行就晚上翻墙跑。

我一面装病，一面也确实有点病，敌人的蔡中队长同意把我留下来。他上个月差点没把我打死，现在屁股还是痛的，吴志明也装病留下来了。第一大队五个中队，五百来人，一共留下一百多病号。集中营里有突围时受伤的，还有几个孕妇，每天都吃不饱，住的阴暗潮湿，还有传染病，病号还是很多的，集中营几乎每天都有死了抬出去的人。两千新四军关押在集中营里，生不如死，不屈不挠，这里也是战场，是中原突围的特殊战场！

第一大队在1947年2月28日出发到老河口修马路，出发前朱英见到我，我告诉他，我有病，不能去老河口劳动，他就知道我是要逃跑了。他说：“我哥哥来过，家里会保我出去，他带了几个钱，都给你吧！”他从身上拿出当时的法币三千元给我，大概可以在路上吃一两天的饭，我非常感激地接过钱。

全大队出发后，就几个国民党兵看着我们。我到处看墙的状况，到第三中队后面的小院子，尹成湘来了，他和他老婆同时被俘，他老婆刚生了孩子，没到老河口修路。他见了我就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看你的样子是来看地形的，想逃跑吧？” 我说：“有这个意思。” 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双袜子送给你，你逃跑后路上方便点。” 我接过袜子，非常感激地谢谢了他。王彬帮我搞了一件破长衫，肖xx是本地人，家里人来看过他，他送了我一双新鞋，吴志明也搞到长衫和鞋。3月2号，我和吴志明争取到了3号下午上街去做采买。

3月3日一早，我们将长布衫穿在里面，外面套着俘虏的服装。俘虏的衣服没有衣领，裤子就是个长点的短裤头，灰不溜秋，一看就是集中营的俘虏。下午由国民党一个当兵的带我们一起上街买菜，我们手里各有5块钱。我们在街上先买一担萝卜，那个国民党兵肚子饿了，我说： “那里有个油条馆子，你去慢慢吃，我们继续买，买完回头找你。” 我们看到他进了油条馆子，立刻把箩筐往小巷子边一放，就从小巷子东边穿出去。跑了一里路，见到一个大堰塘，将俘虏服装脱下来，用石头压在水里，就昂首快步往南走。天还是亮的，这时只能走不能跑了，不然路上会引起怀疑。绕过刘家营，天黑前我们走了三十里，又绕过太平店。为避免国民党追赶，我们加了快步子，这一夜我们一口气走了八九十里。快到樊城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我们在田埂上蹲着闭了一下眼。天一亮，我们同老百姓一起充赶集的人进了樊城，紧接着我们就过了襄河，到了襄阳附近的乡下。

这时下起很大的雨，我们又疲劳，又饥饿，实在走不动了，在乡下的一家独户店子住了下来，说我们是做生意的。第二天往宜城方向走，又走了3天。一路上好走的地方我们就把鞋提着，打赤脚走，不能把鞋走烂了，碰到国民党哨兵盘问，我们说是做生意的，我们长衫有点破，如果连鞋都是烂的，就会被怀疑了。3月7日，我们就到了荆门的南桥镇（图4），这里的地形我就很熟了。

等天快黑的时候，我找到我1940年在立达小学教书时经常帮我洗衣服的张老头家。我问他，你认不认识我？他说不认识。我说，我是周先生，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吃了饭，说他儿子也参加了新四军，现在还没有消息。到晚上他才把我们引到刘才尉家里，她的丈夫是立达小学校长，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残杀了。刘才尉见到我，专门找了一个厢房给我们两人住起来，对我们招呼得非常好，这时我们的心才安下来了。从1946年6月26日到1947年3月7日，我们经历了两次中原突围。

找到组织归队

刘才尉这个地方是荆门北山根据地的一个联络站。有天晚上，我们正在烤火，北山根据地的许超、孙方洲二同志来了，我们讲了从集中营逃跑出来的经过，并向他们提出到北山打游击。许超同志告诉我们：“北山情况很紧张，正在安排干部到各地隐蔽。你们先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我把你们的情况报告北山党委，以后有机会派人来找你们。” 吴志明是沙市人，回沙市隐蔽；我是宜昌人，回宜昌隐蔽。

一天吃午饭时，看到国民党的报纸登了我和吴志明“投诚”的消息，我们哈哈大笑，国民党就会搞这种鬼名堂。过了几天，刘才尉给我们设法搞了路条，各送了十块钱、一身衣服和鞋，我们终于把集中营的长短裤头脱下来了。出荆门时，我碰到一个去宜昌的洋神父，我说我哥哥叫周方兴，是宜昌天主堂的神父。他认识我哥哥，还说我和我哥哥长得很像。我说我也回宜昌，可以给他做挑夫。这一路要经过当阳，国民党盘查很严，和洋神父一起就保险了。我们走了六七天，3月底顺利地回到宜昌（图5）。

我们一进宜昌天主堂大门，洋神父就喊：“周方兴，你弟弟从荆门回来了！” 我哥哥从楼上冲下来，我的突然出现让他不敢相信，他惊奇地望着我：“方元，你还活着？！” 哥哥见到9年没有音讯的我，枯瘦如柴，没个人样了，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告诉他我要在天主堂隐蔽起来，暂时不能回家。他把我藏在天主堂的一个库房里，赶紧回家告诉妈妈和妹妹。我离开家前叫周方元，参加革命后为了安全改名周方琳。我9年没回过家，也不敢写信，家里人以为我死了，户口也注销了。妹妹第二天一早来看我，带了一个高个子女学生。库房很暗，只看到女学生明晃晃的两个大眼睛，我立刻紧张起来： “她是什么人？！你怎么把她带到这里来了？！” 妹妹说：“她是我同学，是我最好的朋友，知道你还活着，我邀了我最好朋友一起来看你，妈妈下午就来。” 我严肃地告诉她们：“不能告诉任何人我还活着，从现在起任何人都不能来，妈妈也不能来，有事和大哥联系！” 我离开家的时候，妹妹不到10岁，见面就被我熊了一顿，她哪里知道这里面的风险！

在集中营里我全身长满了疥疮，皮肤都溃烂了，通过我哥哥在天主堂医院治疗。不到一周，我忽然在天主堂医院碰到叶云！1940年我们一起在荆门立达小学教书，后来我去鄂豫边区，他上北山开辟了北山根据地，我们来往很多，他是北山游击队队长，我从集中营逃出来就是要去投奔他的部队的！我们惊讶又警惕地盯着对方，不知对方是什么情况，都不说话。他一瘸一拐地走到哪里，我保持一定距离跟在他后面。第二天我又去天主堂医院默默地注视着他，他看到我时过来对我说，他知道我从集中营逃出来、回宜昌隐蔽的情况了。我们这才开始说话——我与组织联系上了！他在北山被敌人打伤了腿，在这个医院隐蔽养伤。不久叶云要出院了，我通过妹妹的关系在北门外正街租了个房子。叶云和母亲合伙做炒花生的生意，我做他们的帮工。从1938年到1947年，我终于见到了母亲，和母亲在一起了。但母亲不敢说我是她的儿子，对外面人说我是她从乡下来的侄儿，帮忙炒花生的。我离开宜昌时，还是个15岁的娃，宜昌的街坊邻居都认不出我了，户口上写的我是 “佃工” 。以后我才知道叶云是宜昌秘密党的支部书记，我家成了秘密联络点。

1947年11月，刘邓大军南下，荆门北山党通知我马上回北山打游击，接到通知，我马上回到了北山。不久，叶云和我妹妹一起也回到北山。很多中原突围隐蔽下来的、掉队的、回家的、从集中营逃跑的新四军也都陆陆续续归队。我和叶云在宜昌隐蔽期间，我妹妹的好朋友、那个大眼睛女学生董家定是宜昌有名的女高才生。她是住校生，周末放学回家从我们门口过，来找我妹妹。我们发现她思想很进步，非常厌恶国民党的腐败，我们就深入浅出地给她讲些革命道理和革命形势，介绍解放区实行耕者有其田，解放区的妇女参加各种革命工作，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着完全独立的地位，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要实现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等。她也看过很多进步书籍，接受我们的观点。我们走后，她家成了我们的秘密联络点。解放宜昌的大量准备工作都是与这个女学生联系，她的名字载入解放宜昌的史册（7）。

我回到北山不久就分配到荆南地区当区长，做荆南的开辟工作。1949年初我调到宜昌地委入城队，准备进宜昌城。中共宜昌市委、宜昌市人民政府、宜昌市警备司令部于7月16日出发，赴宜昌市区，何定华、段玉美和我率先进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联系有关地方机关进城事宜；彭天琦、刘真带领大队伍经双莲寺、堂风坳于7月19日下午进入宜昌市区，宜昌解放（7）。通惠路原来是宜昌最繁华的街道，这些年饱受战争的摧残。我们到了通惠路才算解放了宜昌，我把通惠路改为解放路，让解放了的宜昌老百姓在和平的环境下安居乐业。

参考资料

1.中原突围史

2.江汉军区战史

3.湖北军事史

4.房县县志

5.保康县县志

6.十堰市革命老区志

7.中国共产党宜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