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戈壁铸军魂 铁血深情照初心——记在530工程指挥部那段镌刻生命的峥嵘岁月（李成曙）

锦绣山河（李成曙）

　　昆仑山脉横亘西陲，像一尊沉默的巨人守护着苍茫大地。格尔木，这座镶嵌在青藏高原腹地的戈壁小城，在1973年的寒风中，镌刻下一群年轻军人的青春印记。那一年，我怀揣着对军营的敬畏与对未来的懵懂，踏上了这片平均海拔2800米的土地，成为总后勤部格拉输油管线工程指挥部（对外简称530工程指挥部）通信科电台的一名战士。13个多月的青藏高原军旅生涯，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永远闪耀在我生命的夜空，那些戈壁风沙中的坚守、战友情谊的温暖、峥嵘岁月的磨砺，早已融入骨血，成为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

昆仑山（网片来自于网络）

　　一、使命如炬，戈壁滩上的红色坐标

1973年元月1日，一列绿皮火车从西安出发，穿越千山万水，将我与马扣长、蔡银舫三位战友从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后字203部队）通信站收信台，送到了甘肃柳园，又从柳园乘部队卡车到了青海格尔木。下了汽车，凛冽的寒风裹挟着沙砾扑面而来，空气稀薄得让人胸口发闷，远处的昆仑山白雪皑皑，近处的戈壁滩寸草不生，与西安的繁华热闹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边疆”二字的沉重与壮阔。

从格尔木市区遥看远处的昆仑山

　　530工程指挥部的诞生，承载着国家战略的千钧重量。1972年5月30日，周恩来总理亲笔批复同意修建从青海省格尔木到西藏拉萨的输油管线，这条管线不仅是解决西藏国防和生产生活燃油短缺的“生命线”，更是巩固边疆、维护民族团结的“战略线”。为保障工程顺利推进，总后勤部专门成立了正师级的格拉输油管线工程指挥部，由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张鲁炎兼任主任，西安办事处副政委席汝林兼任政委，“530”这个番号，便源于总理批复的日期，成为了所有参建将士心中神圣的红色坐标。

指挥部机关驻扎在格尔木县城东侧的戈壁滩上，几十栋简陋的平房在风沙中矗立，通信科及下属的电台、电话班、收发室、修理所就分布在南侧的两栋平房里。电台作为指挥部的“千里眼”“顺风耳”，承担着与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等上级机关及所属部队的无线电通信联络任务，在那个通信技术相对落后的年代，我们手中的电键，就是连接前线与后方的桥梁，每一组滴答声，都关乎着工程的推进与部队的安危。

作者李成曙

　　当我们到电台报到时，闻讯而来的通信科宋锡文科长、沈永生参谋、成诗文参谋、罗会木台长、杨方大主任以及电台的战友们对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宋科长握着我的手，粗糙的手掌传递着温暖与力量：“欢迎你们来530，这里条件苦，但使命光荣，咱们通信兵就是要在戈壁滩上架起‘空中长城’！”沈参谋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又见面了，小李，到了这里可要继续好好干！”看着战友们真诚的笑容，听着亲切的话语，我心中的忐忑与不安渐渐消散，一股强烈的归属感油然而生。从那天起，我正式开启了在青藏高原的军旅生涯，也与这群可爱的战友结下了不解之缘。

五三零工程指挥部通信科电台营房

　　二、铁血温情，戈壁风沙中的精神灯塔

格尔木的自然环境远比想象中恶劣。海拔高、氧气少，刚到这里的几天，我每天都被高原反应困扰，头痛、胸闷、失眠成了家常便饭；气候干燥，嘴唇和皮肤常常开裂出血，喝再多水也无济于事；狂风更是常客，每当风沙袭来，天地昏暗，简陋的平房仿佛随时都会被掀翻，宿舍里、甚至电台的设备上，都会蒙上一层厚厚的沙尘。

比自然环境更让我煎熬的，是内心的迷茫与失落。当时，我的父亲在老家被错误地打成“516反革命分子”，这顶沉重的帽子让我在部队抬不起头。在西安办事处通信站服役两年，我的团组织关系一直未能解决，调到530工程指挥部后，这种“被发配边疆”的感觉愈发强烈，我常常深夜独自徘徊在戈壁滩上，望着遥远的家乡方向，萌生了“前途无望、退伍回家”的想法。

五三零工程指挥部通信科电话班营房

　　就在我情绪跌入谷底的时候，宋锡文科长如慈父般走进了我的生活。宋科长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报务员，有着20多年的军旅生涯，长期担任通信方面的领导干部，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他看出了我的低落，没有过多的说教，而是用实际行动给予我关怀与温暖。得知我外婆病重，他主动批假让我回家探望，叮嘱我：“家里的事再大也要安心处理，部队永远是你的后盾。”回来后，他又多次找我谈心，鼓励我：“小李，出身不能决定一切，能力才是立足的根本，好好干，在部队一定能闯出一片天地！”他还时常开玩笑说：“你这么年轻有为，以后找对象的事包在我身上！”

1973年9月，在宋科长的积极争取下，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那天，宋科长特意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那间办公室与宿舍合二为一的小屋，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水果糖，剥了一颗塞进我嘴里，笑着说：“小李，入团是新的开始，以后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入党！”那颗水果糖的甜味，顺着喉咙甜到心底，驱散了我所有的委屈与迷茫。此后，我常常被宋科长叫到他的宿舍，听他讲抗美援朝时期的战斗故事，讲通信兵在战场上的坚守与奉献，那些热血沸腾的往事，如明灯般照亮了我的心灵，让我渐渐重新燃起了对军旅生活的希望。

通信科长宋锡文

　　沈永生参谋则是我报务生涯的启蒙老师，更是我军旅路上的领路人。1971年4月，我刚入伍不久，就从工程兵205团抽调到西安办事处通信站参加报训队培训，当时沈永生是报训队队长。他和邹顺明、尹克学两位教员，从最基础的点划开始，手把手地教我们收发报技能。为了让我们尽快掌握技巧，沈队长常常牺牲休息时间，陪着我们加班训练，纠正我们的手势和节奏。记得有一次，我发报的速度总是提不上来，急得直掉眼泪，沈队长耐心地安慰我：“别急，收发报就像写字，熟能生巧，只要坚持练习，一定能进步。”在他的鼓励下，我更加刻苦，每天天不亮就跑到教室练习，深夜还在宿舍里对着墙壁模拟发报。

六个月的报训队生活结束时，我的抄报速度能达到每分钟160码，发报速度达到每分钟130码，成为了同期学员中的佼佼者。结业后，我被留在通信站收信台服役，沈永生担任我的分队长，我们同住一间宿舍，一同上班、一同下班，相处得如同亲人。他常常从湖南老家带来腌好的辣椒干子，分给我和战友们品尝，那辛辣的味道，成为了我军旅记忆中独特的风味。没想到，1972年下半年沈永生调到530工程指挥部通信科任无线参谋后，时隔不到半年，我也调到了这里，再次与这位亦师亦友的老首长共事，这份缘分，让我倍感珍惜。在530的日子里，沈参谋依然像以前一样关心我的成长，时常指导我改进报务技术，提醒我注意通信安全，他的严谨与细致，让我受益终身。

沈永生参谋（左）、成诗文参谋（右）。

　　三、同甘共苦，电台里的热血青春

530工程指挥部电台共有十几名干部战士，虽然来自五湖四海，性格各异，但在艰苦的环境中，我们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罗会木台长是江西人，1965年入伍，中等个子，沉稳厚道，平易近人。他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在他的带领下，电台的各项工作都井井有条，十几名干部战士齐心协力，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交给的各项无线通信任务，从未发生过重大通信差错。

罗台长不仅工作能力强，还非常重视部队的文体活动。虽然电台只有十几个人，但他依然组织起了篮球队，时常带领我们与机关科室、警卫排等兄弟单位举行篮球比赛，有时还会和指挥部东南侧汽车一团的连队切磋球技。每次比赛，罗台长都会亲自上场，尽管身材不算高大，但他跑动积极，传球精准，总能带动全队的气氛。我和李长荣、潘友国、蔡银舫、候国胜、马春全等战友都是篮球队的成员，每次比赛前，我们都会在戈壁滩上反复训练，汗水浸湿了军装，风沙磨破了球鞋，但大家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李长荣是四川重庆人，1969年入伍，个子一米七左右，人略瘦但很精干，弹跳力超群，投篮准、速度快、动作灵活，是指挥部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更是我们电台篮球队的核心。每次比赛，大部分分数都由他拿下，我们其他人则全力配合他进攻、防守，尽管条件简陋，没有正规的篮球场，但每一场比赛都充满了激情与欢乐，那些在戈壁滩上奔跑跳跃的身影，成为了青春最鲜活的注脚。

罗会木台长（后排右）、姚东礼台长（后排左）和夫人们在格尔木。

　　杨方大主任是江苏常州人，1965年入伍，个子不高，精明强干，技术精湛。他是原西宁兵站部（324）电台的干部，1972年下半年与程凤堂、李长荣、王建民、邸洪涛、候国胜一起调到530电台，是530电台的开创元老。当时，西宁兵站部电台报务员的整体技术水平在整个西安办事处各个部队中都是一流的，他们发报如行云流水，清晰干脆，一气呵成，还带有明显的长划特点。我们在西安办事处收信台作为主台，一听到他们的呼叫信号，不用询问就知道是西宁兵站部电台的信号。调到530电台后，我与杨主任和候国胜住在一间宿舍，他们住房间的南半边，我住在隔墙的北边。相处的日子里，杨主任经常指导我改进发报技术，告诉我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信号的稳定，他的技术经验，让我受益匪浅。后来，因为杨主任的爱人来探亲，我搬到了张银先的宿舍，与这位江苏老乡朝夕相处。

杨方大主任

　　张银先是江苏省淮安市人，1970年入伍，老家离我家只有100公里左右，算得上是真正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之前都在西安办事处通信站收信台服役，他于1973年3、4月份调到530电台，我们便住在了一起。在陌生的戈壁滩上，乡音成为了最温暖的慰藉，我们常常在休息时聊家乡的风土人情，聊各自的家人，分享彼此的思念。张银先为人热情厚道，非常照顾我，每当我因为高原反应身体不适时，他都会主动帮我打饭、打水，提醒我按时吃药；训练之余，他还会教我一些生活小技巧，如何在干燥的环境中保护皮肤，如何在风沙天气里整理内务。那段日子，多亏了这位老乡的照顾，让我在艰苦的边疆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张银先在发报

　　程凤堂是河南人，1969年入伍的干部报务员，他发报非常平稳，几乎没有失误。当时，电台在工作室门前搭了一顶帐篷，作为平时收发报的训练室。由于没有快机，训练时基本上都是程凤堂手发，我们大家抄报，他每分钟发报速度在130到140码左右（新码）。后来，台长也会安排我发报给大家抄，我平时自己训练时发报速度能达到160码左右，给大家抄报时会控制在150码左右，尽量减少失误。有时，张银先也会承担发报任务，我们就在这顶简陋的帐篷里，日复一日地训练，滴答的电键声在戈壁滩上回荡，成为了最动听的旋律。虽然训练条件比西安办事处通信站收信台差远了——在西安训练时基本都是用快机，很少人工手发，我用快机抄报160码毫无失误，最快能抄到近200码——但大家都没有抱怨，反而更加刻苦，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训练，都是在为保障通信畅通积蓄力量。

程凤堂

　　电台的战友们各有特点，却都有着同样的真诚与热情。李小康、张超群都是河南人，1969年入伍，为人厚道老实，积极肯干，特别关爱我们这些新同志。我有一段时间和李小康一起值夜班，每次都是他主动和面、切面条、炒菜做夜饭，他做的面条筋道爽口，味道鲜美，至今想来仍让人回味无穷。张超群看上去憨厚朴实，1973年下半年我入团的时候，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听说他们两人都顺利提了干，成为了部队的骨干力量。

李小康在抄报

张超群（左）、靳忠其参谋（右）

　　王建民、邸洪涛、马春全、候国胜都是陕西人，除了候国胜是1971年入伍的，其他三人都是1970年入伍，他们的收发报技术都非常出色。尤其是邸洪涛那纯正的陕西腔，每次说话都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成为了电台里的“开心果”。张守儒是吉林省人，1969年入伍，1973年3月份从汽车35团电台调过来，下半年我被分配到他负责的小组，他像老大哥一样处处关心我，指导我工作，提醒我注意安全。可惜的是，我退伍的时候他正好回家探亲，我们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这成为了我心中一个小小的遗憾。

王建民（左）、马春全（中）、李义生（右）。

候国胜

邸洪涛在发报

张守儒

　　潘友国、陈国平、蔡银舫、严三花都是湖北人，高瑞宝是河北人，他们和我一样，都是1971年入伍，并且一起参加了西安办事处通信站报训队的训练。报训队结业后，潘友国、陈国平、蔡银舫、高瑞宝留在了通信站收信台，严三花分到了安康兵站电台。1973年，他们陆续调到了530工程指挥部，潘友国、陈国平、蔡银舫、高瑞宝留在了指挥部电台，严三花则被分配到了昆仑山上的基层部队电台。虽然相隔遥远，但我们时常会互通消息，分享彼此的工作与生活。

高瑞宝（二排右一）、陈国平（二排右二）、蔡银舫（三排右一）、潘友国（三排右三）。

　　高松家住在陕西西安，刘文湘是江苏东台县人，他们也是1971年入伍并参加了报训队训练，结业后刘文湘留在了通信站收信台，高松分配到了西安兵站电台，1973年调到530部队后，都被分配到了昆仑山上的基层部队电台。高松是部队干部子弟，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篮球、乒乓球打得非常棒，每次从基层到指挥部来办事，我们都会邀请他参加我们与兄弟单位的比赛，有他在，我们队的实力总能大大提升。刘文湘为人热情仗义，有一次他从昆仑山上下来，特意给我带来了一瓶做好的野毛驴肉，那肉质鲜嫩，香味浓郁，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美味的食物之一，至今仍难以忘怀。

高松（左）、骆新民（右）。

刘文湘（左）、高松（右）

　　四、巾帼风采，电话班的“五朵金花”

在通信科清一色的男兵方阵中，北边一排平房里的电话班宛如戈壁滩上绽放的五朵雪莲，五位女兵用青春与坚韧，撑起了指挥部有线通信的“半边天”，被大家亲切地唤作“五朵金花”。她们虽没有男兵的刚毅体魄，却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执着，在艰苦的边疆岁月里书写着别样的芳华。

班长张玉琴是地道的北京姑娘，1970年入伍的她，性格爽朗如秋日晴空，口才更是出众。闲暇时，电话班的小屋总是最热闹的地方，我常常约上战友跑去听她讲故事——从北京胡同的趣闻轶事，到部队里的奇人趣事，她讲得绘声绘色，总能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那些日子，她的笑声像一缕阳光，驱散了戈壁滩的单调与孤寂。然而，1973年下半年的一场变故，让这个开朗的姑娘多了几分沉静。她的父亲不幸离世，奔丧归来后，她很少再讲轻松的笑话，常常在晚饭后独自坐在宿舍门口，望着家乡的方向发呆。我们劝她保重身体，她便转过头，眼里含着泪光却笑着说：“没事，我爸要是知道我在部队好好干，肯定会高兴的。”她偶尔会跟我们说起父亲的往事，说起如何安慰年迈的母亲，言语间满是对家人的牵挂与担当。那份强忍悲痛的坚强，让我们这些男兵都深感敬佩，也更懂了军人肩上“忠孝难两全”的重量。

张玉琴

　　姜晓荆、杨照华、王安珈三位重庆姑娘，都是1971年入伍的部队干部子女，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姜晓荆像一位温柔的大姐姐，总是把身边的战友照顾得无微不至。谁的衣服破了，她会悄悄帮忙缝补；谁因高原反应身体不适，她会主动端水送药。有一次我感冒发烧，躺在床上浑身乏力，是姜晓荆冒着风沙跑到医务室拿药，又用自己的搪瓷缸煮了红糖姜汤，看着我一口一口喝完，才放心地离开。那份细致入微的关怀，在异乡的戈壁滩上，格外温暖人心。

姜晓荆（前排左）、杨照华（前排右）

　　杨照华则像个娇滴滴的小公主，皮肤白皙娇嫩，说话细声细气，刚开始大家都开玩笑叫她“懒鬼”——集体劳动时，她总爱找些轻巧活干，不像其他战友那样冲锋在前。可相处久了才发现，这个“懒鬼”其实最是勤快。她的床铺永远整理得一丝不苟，军装洗得发白却总是干干净净，尤其是领口和袖口，永远洁白如新，透着一股精致劲儿。后来我们才明白，她不是怕累，只是骨子里带着几分姑娘家的细腻，不擅长也不喜欢粗重的集体劳作。这份可爱的“小矫情”，反而让她成为了电话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每次看到她小心翼翼地整理军装的模样，大家都会会心一笑，紧绷的训练生活也多了几分柔软的趣味。

张玉琴（右）、李斌（左）

　　王安珈是五姐妹中年纪最小的，个子不高，圆圆的脸蛋透着婴儿肥，看上去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大家都亲昵地叫她“小胖丫头”。她性格天真烂漫，说话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常常语出惊人逗得大家开怀大笑。记得有一次，宋锡文科长忙完工作，来我们电台的训练帐篷里和大家闲聊，兴起时跟我们打趣道：“你们这群小伙子干劲足，还是男同志能干啊，女同志终究娇气些。”话音刚落，正在一旁看热闹的王安珈就梗着小脖子反驳：“宋科长，您这话不对！没有我们这些女的，哪来你们这些男的！”一句话说得宋科长愣在原地，随即被逗得哭笑不得，指着她笑道：“你这小丫头，嘴巴倒挺厉害！”我们更是哄堂大笑，帐篷里的欢声笑语穿透风沙，在戈壁滩上久久回荡。这份不怯生、不迎合的率真，像一股清甜的泉水，冲淡了边疆生活的苦涩，让军营充满了烟火气。

王安珈

　　孙杰来自东北吉林，身上带着东北姑娘特有的爽朗与韧劲。1970年下半年，她接替因公殉职的哥哥穿上军装，这份特殊的入伍经历，让她比同龄人多了一份超出年龄的坚毅。在工作中，孙杰从不把自己当“娇弱的女同志”，爬电线杆、查线路、架电线，样样活儿都抢着干，动作麻利不输男兵。有一次，我和她一起到发信台西南边架设临时通信线路，初春的戈壁滩依旧寒风刺骨，地面上还残留着未融化的积雪。干活时，她不慎将一把老虎钳子掉到了旁边的小水沟里，那水沟里的水是昆仑山上融化的雪水，虽然只有小腿肚深，却清澈得能看见水底的石子，水温低得像冰水一样刺骨。“我下去找！”孙杰说着就要脱鞋，我连忙拦住她：“一起找，别冻着，轮换着来。”我们赤着脚小心翼翼地走进水沟，冰冷的河水瞬间浸透皮肤，像无数根钢针在脚底扎着，每待一分钟都觉得煎熬，只能轮流上岸搓脚取暖。就这样在刺骨的雪水中来来回回找了一个多小时，最终还是没能找到那把钳子。上岸时，我们的双脚都冻得通红发紫，几乎失去了知觉，孙杰却搓着脚笑着说：“没事没事，就当免费给脚做了次‘冰疗’，下次干活肯定更利索！”那份乐观与坚强，让我至今想起仍心生敬佩，也让我明白，军人的担当从不分性别，在艰苦的边疆，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同样的责任与使命。

这五位姑娘，如同五朵绽放在戈壁滩上的雪莲，各有芬芳，却同样坚韧。她们用女性的温柔化解着军营的枯燥，用执着的坚守保障着通信线路的畅通，那些深夜里总机房亮起的灯光，那些风雪中奔波查线的身影，都成为了我们军旅记忆中最温暖的底色。

张玉琴（右）、孙杰（左）

　　五、别绪依依，戈壁滩上的深情送别

1974年2月的那个夜晚，格尔木的寒风格外凛冽，宋锡文科长办公室的灯光却透着温暖的光晕。当他告诉我，因发信台配电房发电机突然失火损坏，电工小高需留下采购配件维修，原本属于他的退伍名额转而给了我时，我愣了许久，巨大的惊喜像潮水般涌上心头——我终于可以退伍回家，回到日思夜想的父母身边了。我紧紧握着宋科长的手，反复说着“谢谢”，眼眶却不自觉地湿润了，那是喜悦与不舍交织的泪水。

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想到再过几天就能见到久别的父母、外婆和兄弟姐妹，心中满是抑制不住的激动；可一想到即将与慈父般的宋科长、亦师亦友的沈参谋、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分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又忍不住百感交集。13个多月的青藏高原军旅生涯，像一部黑白电影在脑海中反复回放：初到格尔木时被高原反应折磨的狼狈，宋科长塞在我嘴里的那颗甜到心底的水果糖，沈参谋手把手教我收发报的耐心，篮球场上战友们挥洒汗水的呐喊，电话班姑娘们清脆的笑声……每一个画面都那么清晰，那么珍贵，早已深深烙印在心底。

宋锡文科长

　　消息传开后，战友们纷纷来到我的宿舍话别。候国胜拍着我的肩膀，脸上满是惋惜：“你这么年轻就退伍，太可惜了！不过回家能安排工作也挺好，以后可一定要常联系！”他拉着我聊了很久，说起我们一起在训练间隙憧憬退伍后生活的日子，说起一起在篮球场上并肩作战的时光，眼里满是不舍。潘友国、蔡银舫带来了崭新的毛巾和袜子，硬塞到我手里：“拿着，路上用，到了家记得第一时间给我们写信，说说家里的情况！”张银先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帮我整理行李，把叠好的军装一遍遍抚平，嘴里反复叮嘱：“路上注意安全，天冷了记得加衣服，到了南京转车别迷路。”那些朴实的话语，真挚的眼神，像一股暖流涌入心底，让我既温暖又酸涩。

离别的前一天，宋锡文科长特意召集了全科不值班的人员，在戈壁滩上为我、李长荣、杨照华三位退伍老兵拍了一张送别照。那天的阳光格外明媚，昆仑山在远处巍峨矗立，像一尊沉默的见证者。我们穿着整齐的军装，胸前的领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站在简陋的平房前，脸上努力挤出笑容，眼里却藏不住闪烁的泪光。宋科长一手搭着我的肩膀，一手拍着李长荣的后背，语气郑重地说：“到了地方好好干，不管走到哪里，你们都是530的人，都是我的兵！”这张照片，成为了我在格尔木留下的唯一纪念，也定格了那段难忘的岁月和深厚的情谊，至今我仍妥善珍藏着，每当翻看，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风沙弥漫却充满温情的戈壁滩。

通信科战友合影留念送别退伍老兵

　　我还特意找到了在指挥部当兵的滨海老乡朱晓东、孙维庆、杨宝才、郁步才，还有汽车一团的东台老乡。老乡相见本就格外亲切，更何况是离别之际。我们坐在戈壁滩上，裹紧军装抵御寒风，聊着家乡的变化，说着部队的往事，约定以后无论相隔多远，一定要想方设法聚一聚。浓浓的乡音交织着不舍的话语，在空旷的戈壁滩上回荡，冲淡了些许离别的伤感。

五三零工程指挥部政委吕道生（左）、朱晓东（右）

杨宝才（左）、朱晓东（右）

　　临走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张银先看着我脚上那双破了个口子的大头皮鞋，二话不说就脱下自己的鞋换给了我：“这双你穿着路上走，暖和，不容易冻脚！”他的鞋比我的略大一些，却带着他身体的温度，裹在脚上，暖得让人鼻头发酸。我推脱不过，只能收下这份沉甸甸的情谊，心里暗暗想着，这份恩情，这辈子都不能忘。

当我们登上前往西宁的大客车时，宋科长、沈参谋、罗台长和其他战友们都来送行。车下，大家挥手告别，千言万语都化作了一句简单的“保重”。离别的泪水，模糊了双眼，也穿透了心扉。汽车缓缓开动，战友们的身影渐渐远去，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戈壁滩的尽头。我趴在车窗上，望着那片熟悉的土地，望着渐渐远去的营房，泪水再也忍不住滑落——再见了，昆仑山；再见了，格尔木；再见了，我亲爱的战友们！我知道，这一刻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而这份战友情谊，无论相隔多远，都永远不会褪色。

姜凤武

　　一路上，我和杨照华坐在客车前排，高松、姜晓荆也搭乘这辆车回家探亲。或许是为了冲淡离别的伤感，大家一路说说笑笑，聊着部队里的趣闻轶事，聊着回家后的打算。八百公里的路程，走了整整一天半，第二天下午终于抵达西宁。在这里，我们要各自踏上回家的路。杨照华、姜晓荆、李长荣要回重庆，她们拉着我的手，热情地劝道：“跟我们一起去重庆玩玩吧，看看山城的风景，别着急回江苏，难得聚一次！”我笑着谢绝了她们的好意——我归心似箭，只想尽快回到家，见到日夜思念的家人。

我和高松一起乘火车前往西安，在西安火车站，通信站的老乡刘修龙早已等候在那里。我们短暂相聚，聊了各自的近况，刘修龙还特意请我们吃了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泡馍，那熟悉的味道，让我想起了在西安服役的日子。离别时，刘修龙和高松将我送上前往南京的火车，火车开动的那一刻，高松趴在车窗上挥手喊道：“到家记得写信！以后有机会一定来西安找我！”我用力点头，望着他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人群中，心中满是不舍。那时的我们都没想到，时隔40多年后，我才偶然得知高松和姜晓荆早已成为了革命伴侣，这份意外的缘分，让我不禁感叹命运的奇妙，也为他们送上深深的祝福。

张秀学在抄报

　　六、岁月回响，初心不改战友情深

踏上回家的火车，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13个多月的青藏高原军旅生涯，像一场深刻的洗礼，磨砺了我的意志，也让我收获了一生难忘的战友情谊。那些在戈壁滩上的日日夜夜，那些与战友们同甘共苦的时光，那些在风沙中坚守的岁月，成为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影响了我的一生。

回到家，享受着与家人团聚的喜悦后，我到县安置办报了到。一个多月后，我被安置到盐城电厂工作。尽管我一心想到邮电局，干自己熟悉的报务老本行，重拾那熟悉的“滴滴答、答答滴”的电键声，但由于当年邮电局没有安置名额，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后来，张银先战友得知我的遗憾后，特意写信给江苏省通信管理局，极力推荐我从事报务员工作，可惜最终还是因为名额限制未能如愿。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摸过电键，再也没有听到过那伴随我军旅生涯的电波声，这也成为了我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1988年12月份，李成曙（左）和杨正国（右）在北京景山公园前留影。

　　退伍后的几十年里，我先后在盐城电厂、滨海电厂工作，后来又调任滨海县公安局派出所民警、刑警队侦察员、治安股副股长、县政府法制局副局长、局长、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等职。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我都始终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怕苦、不怕累，认真负责，勇于担当。那些在530工程指挥部养成的优良作风，那些战友们教会我的坚韧与真诚，那些在戈壁滩上锤炼出的意志品质，一直指引着我前行，让我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多次获得表彰与好评。

2025年4月份，李成曙（前排左）和陈为照战友（前排右）、辛立和战友（后排左）、丁德永战友（后排右）在一起亲切交谈。

　　我常常会拿出那张在戈壁滩上拍的送别照，看着照片上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思绪就会不由自主地回到那个遥远的青藏高原。这些年来，我一直尝试联系当年的战友，有些幸运地联系上了，我们相约聚会，围坐在一起，聊起当年在格尔木的岁月，聊起那些难忘的往事，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军旅时光。我们一起回忆宋科长的慈父般关怀，回忆沈参谋的悉心教导，回忆篮球场上的热血沸腾，回忆雪水中找钳子的狼狈与坚强，每一次相聚都充满了欢声笑语与热泪盈眶。也有些战友，自从离别后就断了联系，再也没有了消息，只能在心里默默牵挂，祝愿他们一切安好。

2025年10月份，李成曙（左）和杨宝才战友（右）在一起。

　　岁月流转，光阴荏苒，如今我已退休多年，两鬓也染上了霜华，但那段在530工程指挥部的军旅生涯，始终是我心中最难忘、最珍贵的记忆。昆仑戈壁的风沙，磨砺了我的筋骨；战友们的深情，温暖了我的一生；那段艰苦却又充满激情的岁月，那份纯粹而又深厚的战友情谊，早已融入我的骨血，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指引着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无论时光如何变迁，无论相隔多么遥远，那段峥嵘岁月里的战友情深，永远在我心中熠熠生辉，温暖而坚定，成为我一生前行的力量。正如昆仑山脉永远矗立在西陲大地，那段记忆，也永远镌刻在我的生命里，从未褪色。

千里眼群战友菏泽聚会

前排左起：陶宝俊、田植花、吴青荣、刘秀芹、李斌、张玉琴、郭艳芹、齐润辉。

中排左起：王建民、程凤堂、马叩长、李小康、李义生、李章群、邸宏涛、张银先。

后排左起：高松、侯国胜、靳忠其、赵春雨、张泽泉、张守儒、李友。 2018.4.18

2025年10月25号中午，原总后勤部五三零工程指挥部暨管线团部分江苏省滨海籍战友聚会时合影留念。

前排从左到右:李成祥、辛立和、谢海民、曹秀刚夫妇、李成曙、朱清龙、杨宝才。

后排从左到右:朱晓东、汤达标、徐厚斋、徐广国、皋学武、潘正明、王国基、丁德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