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而生1

王文超

向阳而生1

第一章 七月惊雷

2013年的七月，西安被流火般的阳光裹挟着，每一寸空气都透着灼人的滚烫。王霄坐在公交车靠窗的位置，车身颠簸着驶过熟悉的街道，窗外的光线像无数把细碎的刀刃，穿透布满灰尘的玻璃，执拗地斜打在她的脸上。她微微侧头，试图避开那片晃得人眩晕的光斑，可固定的座椅、狭小的车窗，让那道光亮如影随形，在她颧骨处投下一道刺眼的痕迹，像一道无法抹去的烙印。

透过那片明晃晃的光线，能清晰地看到车厢里无数尘埃在飞舞，它们上下沉浮，毫无方向，像极了王霄此刻纷乱又无着落的心绪。手里攥着的病历本被手心的汗水浸得有些软烂，边缘微微卷起，打印的“王霄”二字晕开了一点墨痕，模糊得如同她此刻看不到尽头的未来。

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白色棉质T恤，后背早已洇出一片不规则的深色汗渍，黏腻的触感顺着脊椎缓缓往上爬，让她浑身发紧，像被一张无形的网紧紧裹住。车厢里的空气污浊得让人窒息，混杂着乘客身上的汗味、窗外飘进来的汽油味，还有前排大妈身上廉价香水的甜腻气味，层层叠叠地压在心头。空调似乎早已罢工，出风口只象征性地转了转，吹出来的风带着温热的气息，刚散开就被闷热的空气彻底吞噬。

前排大妈嗑瓜子的声音清脆而规律，“咔嚓、咔嚓”，像一把小锤子在反复敲打王霄的神经；后排情侣低声的嬉闹的话语断断续续飘过来，甜得发腻；司机偶尔因为堵车而不耐烦地鸣笛，尖锐的声音刺破耳膜。所有的声响都像细密的钢针，扎得她太阳穴突突地跳，脑袋里嗡嗡作响，连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

二十三岁，本该是人生最明媚的年纪。上周的毕业典礼上，校长站在台上，声音洪亮地说：“你们正站在人生的旷野上，未来有无限可能。”那时的王霄还和室友挤在一起，笑着规划着毕业后的生活——要一起租个带阳台的小房子，清晨能看到阳光；要找份喜欢又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周末约着去逛回民街，去爬大雁塔，去看遍西安的每一处风景。可现在，“无限可能”变成了医生口中冷冰冰的“只剩一年”，那片所谓的“旷野”，在她眼里早已变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荒原，连风都是冷的，吹得人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意。

她脚下的路仿佛也不再是坚实的柏油马路，而是虚浮的棉花，每一步都深一脚浅一脚，像踩在悬崖边缘，不知道哪一刻就会彻底陷落，坠入无边无际的黑暗。一种源自生命深处的恐慌，如影随形地跟着她。白天，它藏在简历的褶皱里，在她一次次投递、一次次等待中悄悄蔓延；夜里，它就从出租屋潮湿的墙角爬出来，裹着浓重的霉味，压得她喘不过气，一次次从噩梦中惊醒，冷汗浸湿了单薄的被褥。

这一切的转折，都源于那一份薄薄的、却重若千钧的诊断书。

那天，王霄原本是去医院复查贫血的。毕业前的体检中，医生说她血红蛋白偏低，叮嘱她尽快去做进一步检查。出门时，她还笑着跟室友说：“肯定是最近找工作太累了，补补就好。”甚至在去医院的路上，她还顺路买了个刚出炉的肉夹馍，热气腾腾的，想着等检查完，就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可当医生把那张印着黑色宋体字的诊断书推到她面前，指着“尿毒症晚期”那四个字，用冷静得近乎冰冷的语气解释时，她手里的肉夹馍“啪”地一声掉在地上，滚烫的油渍溅到了医生洁白的白大褂上，留下一片丑陋的印记。“肾脏功能已近乎完全衰竭，肌酐值远超正常范围，目前只能靠透析维持生命。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肾源进行移植，最多……只剩一年时间。”

“一年……”这个数字像一颗呼啸而来的子弹，瞬间击碎了她所有的憧憬和梦想。她甚至没听清医生后面说的透析频率、饮食禁忌，脑子里只有“一年”这两个字在反复回响，像一台坏掉的收音机，嗡嗡作响，灌满了整个耳膜。她走出诊室时，腿软得像踩在棉花上，走廊里浓烈的消毒水味呛得她喉咙发紧，眼前阵阵发黑。来往的病人和家属都成了模糊的影子，只有“尿毒症晚期”五个字，清晰得像刻在视网膜上，无论怎么眨眼，都挥之不去。

公交车到站的提示声猛地惊醒了陷入沉思的王霄。她下意识地站起身，身体踉跄了一下，连忙扶住旁边的扶手才勉强站稳。走下车门的瞬间，一股热浪瞬间裹住了她，阳光像无数根细小的针，扎得裸露的皮肤生疼。她抬头看了看天，西安的七月，天空蓝得刺眼，没有一丝云朵，可她却觉得，自己的世界里早已是乌云密布，厚重得连一丝光都透不进来。

王霄慢慢走在人行道上，脚步沉重得像是灌了铅。路边的小贩推着三轮车卖西瓜，“甜过蜜的大西瓜，一块五一斤嘞”的吆喝声响亮而卖力；一对情侣手牵着手，说说笑笑地走进街边的奶茶店，女孩手里的气球飘在空中，红得耀眼；刚放学的孩子们背着书包，追跑打闹着从她身边经过，清脆的笑声像银铃一样。这一切都那么鲜活，那么热闹，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可她却像个格格不入的局外人，站在这片热闹的边缘，看着别人的幸福，心里空荡荡的，像被掏空了一样。

走到出租屋楼下，王霄抬头望了望那栋老旧的居民楼。墙皮早已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窗户上挂着各式各样的衣服，像一面面破旧的旗帜，在风中微微摇晃。她的房间在顶楼，没有电梯，每次爬楼梯都要歇好几次。王霄深吸一口气，压下胸口的闷痛，迈开脚步，一步一步地往上挪。每走一层，都觉得双腿像灌了铅，呼吸也变得越来越急促，额头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滴在楼梯的台阶上，瞬间就蒸发了。

推开门，一股浓重的霉味扑面而来，混杂着灰尘的气息，让她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房间里很暗，即使是正午时分，也需要开灯才能看清东西。狭小的空间里，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简易的衣柜，几乎占据了所有的地方。王霄把手里的简历放在桌子上，疲惫地瘫坐在椅子上，缓缓闭上了眼睛。桌子的一角，放着医生开的药瓶，白色的药片整齐地躺在里面，像一颗颗冰冷的眼泪。她拿起药瓶，拧开盖子，倒出一粒药片，就着桌上凉掉的温水咽了下去。药片划过喉咙，留下一丝苦涩的味道，久久不散。

她不敢告诉远在陕北农村的父母。父亲去年在工地干活时，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摔断了腿，虽然治好了，可阴雨天还是会疼得整夜睡不着觉；母亲患有严重的风湿，每到冬天，手指关节就肿得像馒头，却依旧天天在地里种玉米、摘红枣，电话里总说“没事，妈身体好着呢，再干几年，给你攒够嫁妆钱”。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用满身的伤病和微薄的收入，辛辛苦苦地将她这个家里唯一的大学生供出了头，她怎么忍心告诉他们，自己刚毕业就得了这样的重病，只剩下一年的时间？

王霄想象着母亲接到电话时，会哭红的眼睛和哽咽的声音；想象着父亲会沉默地坐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旱烟，烟灰落满衣襟，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会因为用力而攥得发白。每次想到这些，她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疼，密密麻麻的痛楚蔓延开来，让她几乎喘不过气。

所以，她只能撒谎。每次给家里打电话，她都努力挤出最欢快的声音，笑着说：“妈，我找工作挺顺利的，面试了几家公司都有戏，过几天就能上班了。”说：“西安天气挺好的，就是有点热，我每天都吹空调，一点事没有。”说：“你们别担心我，我会照顾好自己，等我稳定下来，就回家看你们。”挂了电话，她就会把自己关在这个只有十平米、终年不见阳光的出租屋里，用被子死死捂住嘴，任由泪水无声地汹涌而出，浸湿了带着霉味的枕巾。

枕头旁边，放着一张大学毕业照。照片里的她穿着学士服，梳着高高的马尾，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阳光洒在她脸上，亮得晃眼。那时的她，眼神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清澈而明亮。可现在，王霄走到镜子前，看着里面的人，陌生得让她心慌。那张原本洋溢着青春光彩的脸，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失去血色，变得苍白而浮肿，眼下的乌青像涂了墨一样，连眼神都失去了往日的亮泽，只剩下对未知命运的恐惧和深深的绝望。

她试着按照医生的叮嘱，严格控制饮水量。可西安的七月实在太热，稍微动一动就口干舌燥，喉咙像要冒烟一样。她只能小口小口地抿着水，每一口都像在吞咽玻璃碴，刺得喉咙生疼。她也试着在网上查找肾源的信息，可找到的不是虚假的中介，就是高昂得令人望而却步的费用——手术费、住院费、后期抗排异的药费，加起来要几十万，那是她父母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是她就算不吃不喝，打一辈子工也攒不齐的数字。

昨天，她去人才市场投简历，整整一上午，她递出去了十份简历，只有一家公司让她填了登记表。招聘的老师看她脸色苍白，精神不振，随口问了一句“是不是不舒服”，她赶紧摇着头，强撑着笑容说“没事，就是最近找工作有点累，休息一下就好了”。其实那时，她刚做完透析不久，身体里的力气像是被抽空了一样，头晕得厉害，可她不敢说，她怕人家知道她生病，连这仅有的面试机会都会失去。

王霄睁开眼，目光落在窗外。窗外是另一栋楼的后墙，墙上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叶片在阳光下轻轻摇晃，透着一丝生机。她突然想起小时候，在老家的院子里，母亲种了一大片向日葵。每到夏天，金灿灿的花盘就会齐刷刷地朝着太阳的方向，无论天阴还是下雨，只要太阳一出来，它们就会立刻调整方向，追逐着阳光。母亲那时总说：“向日葵好啊，性子执拗，心里有光，就永远朝着亮的地方走。”

那时的她，还不懂母亲话里的深意，只觉得那些向日葵好看，金灿灿的，像一个个小太阳。可现在，王霄看着墙上的爬山虎，看着窗外那片狭小而灰暗的天空，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她捂住脸，肩膀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二十三岁的王霄，第一次觉得，活着，原来是这么难的一件事。她的太阳，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