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论是改革开放的“助推器"一一新闻背后的故事之一

老爷子

三峡日报树新碑

七十年来铸光辉

引导與论当喉舌

正面宣传兴党媒

砥砺奋进几代人

改革开放硕果累

纸质网络全媒体

资产翻番增百倍

长江后浪推前浪

人才辈出快马催

七十周岁共庆贺

传媒集团展翅飞

一一为《宜昌日报》创刊七十周年而作

2000年冬在秭归水田坝乡李家坡村采访。申力军摄，《新闻出版报》刊用。

纪念《宜昌日报》创刊七十周年，成绩斐然，覆地翻天，国富民强。当我们喜看今天之变化，定当回忆改革开放之初破冰之艰难，扬帆之船破浪前进之时，必须冲破各种阻力，逆势而上。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从真理问题讨论到农村包产到户起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宜昌报》在当时农村改革中，林永仁、徐培鑫、张宣南、李家芬、许大耕、张赫玲、王采英等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担当起改革开放與论先导的重任，对促进农村改革发挥了积极的與论引导作用。我这个《宜昌报》驻秭归县、且家在农村的一线记者，在他们的领导、指导、感染下，深入农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感同身受地采写了一批农村改革开放、包产到户、搞活经济的消息、通讯和评述。这些新闻今天已成为历史，只是沉淀在人们记忆中的沧海一粟。但它们背后的故事，却能更加生动深刻地诠释当时农村改革的艰辛与价值。现撷取几例与群友、圈友和同事分享，并以此文纪念《宜昌日报》创刊七十周年，愿三峡日报传媒集团砥砺奋进，再创辉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宜昌报经济部研究报道选题

一篇内参溅浪花

秭归县是个长期缺粮县，每到春夏之交，春粮未收，秋粮已完，就要寅吃卯粮闹饥荒，从县到生产队的干部都要为此而发愁，要花很大的精力筹粮筹款，层层向上级财政请求帮助支持，带领群众渡过春荒。大约是1978年冬至1979初的冬春之交，县委书记肖云轩在泄滩公社合兴大队(现徐家山)调查时，发现该大队有几个生产队把冬闲田借给社员种一季洋芋(土豆)和蔬菜，让社员渡过饥荒。肖书记认为这个办法可行，在这里召开了全县主管农业的县、社领导现场会，在全县予以推广。并要求县农业等部门调集土豆种，支持农民尽快播种。我认为这是个新鲜事，就写了一条“借田到户种洋芋，帮助农民渡春荒"(大意)约5、6百字的消息，发回给了编辑部。编辑部领导觉得是个事，慎重地编发成“内参"发送给领导和相关部门参阅。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了相关领导和部门的指责。当时我只知道稿件没有公开见报，心里有点不舒服。后来有人告诉我原尾，没有受处分批评就是好事，我才如梦初醒。据了解，地委主要领导腊月二十八还在给肖书记打电话，批评他支持资本主义，把集体的田下放到了户，要尽快收回，洋芋要收归集体。报社领导和肖书记也未追究我的责任，肖书记来了个“蒙上不瞒下"，既没收回借出的田，也没没收农民收获的洋芋，当年全县农民也没闹春荒。这充分说明人们对农村的那场改革有个认识过程，要改革开放，必须先解放思想，关键又是领导的思想解放。新闻宣传就是與论引导人们解放思想的助推器。

版面尺

版面尺

上世纪九十年代宜昌报社驻秭归记者站挂牌

胎死腹中的新闻

大约是1979年春，新华社为了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抓了一批实事求是，农民也会种田，把种田权还给农民的典型。武汉分社派资深记者田庄，专程到宜昌县鸦鹊岭公社采访，报社派我、宜昌县派朱吉云(报道组的)陪同采访。当时鸦鹊岭公社书记是李文钊，抽到省委组织部工作，在家主持工作的冯副书记接待并陪同。田庄作风很深入，前后半个月，几乎到了所有大队，深入到户、到田调查。围绕一个主题，即鸦鹊岭公社把种田权还给农民，实事求是地改双季稻为中稻，“二四如八，不如一八得八"，既获得粮食丰收，又省工歇田，一举多得。田庄不愧是新华社记者，不仅稿件内容一再核对无误，而且要送当时地委相关领导审核。当然这个任务落在我身上。我将稿件送给领导后，领导看了说了三条:一是稿件写的很好，实事求是，值得一看。二是稿件如果登出来了，基层干部和社员会很欢迎，巴不得的事儿。三是此稿最好不发，一旦发了，全区二季稻的任务就落实不了。领导就是领导。所以，以后有位当了行署副专员的县委书记说得好:“你有你的实事求是，我有我的实事求是，各有各的实事求是。"而我呢？左右为难，一方面陪了半个月，好不容易和新华社的老记者写篇好稿却吹了，当然心里不好受。但如果发出去了，我会更不好受，搞的不好还有砸饭碗的可能。我央求田庄，最好不发为好。此稿胎死腹中，但过了不久，在上海郊区一个公社，同样的主题，同样的标题，新华社加编者按发了通稿，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思想解放有个过程，特别是那些站在领导岗位的同志，往往怕出乱子而影响稳定，不敢去闯。因此，新闻宣传有责任义务去正确引导與论，帮助人们丢掉顾虑，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宜昌日报在改革开放的宣传中，因势利导，作了大量工作。

张赫玲、田忠祚合著的《新闻知识通俗讲座》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并多次再版

先发制人落其后

1979年6月21日，党的三中全会刚开过半年，《宜昌报》二版就刊发了本报记者田忠祚专访秭归杨林公社党委书记鲍开国的通讯《三中全会给农村带来一片大好形势》，同年7月7日头版头条发表田忠祚再访鲍开国的通讯《关键是领导思想的解放》。这两篇通讯都提到了杨林公社实行责任到劳、包产到户、联产计酬，比1980年8月1日和8月3日，《宜昌报》二版刊发的地、县联合调查组写的关于五峰县升子坪公社实行包产到户、联产计酬责任制的调查报告、通讯整整早了一年多。为什么五峰升子坪却成了全宜昌地区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典型，而杨林公社是紧随其后的公社？究其原因，一是作者的权威性，地、县联合调查组是代表地县党委、政府发声，话语权具有政策性权威性。而本报记者只是代表一家报社的话语权，甚至是记者个人的观点，文责自负，仅供参考。二是时间相隔一年，包产到户，联产计酬己深入民心，成为定论。1979年6月以前，杨林公社党委书记鲍开国和副书记汪元良就在三渡大队下马台搞包产到户的试点，然后在全公社推广，立即遭到了上下的干扰和阻力，地县有人说他们是瞎搞，包产到户就是资本主义，必须停下来。公社内部有人说他们泡里泡起，独断专行，搞包产到户是一年回到了解放前。鲍开国接受记者专访，是冒着风险介绍的，对包产到户只能半吐半露，这才有再访、三访，还在担惊受怕。当然大家都已经在搞包产到户的情况下，推出升子坪这样的典型，既不担风险，又可树典型，还可出政绩，何乐而不为矣！直到1981年4月25日《宜昌报》头版头条发表鲍开国的事迹《他执行三中全会政策不动摇》，6月7日头版头条发表宜昌地委调查组对杨林公社落实农村包产到户责任制的评述《姓社不姓资，是进不是退，可喜不可怕，宜导不宜堵》，才充分予以肯定。话语权不同，效果大不一样。从此以后，我先后多次到杨林公社采访，在《宜昌报》共刊发50余篇各类新闻，人民日报也对鲍开国作了专访，使之成为农村改革的典型。其实这也符合新闻的规律，采访者的权威性与采访对象、事件的显著性同样重要。就象要树立一个先进典型，光新闻媒体发消息、通讯不行，还必须党委、政府发红头文件予以确认。新闻媒体只是造势，党委政府才是权威，除非授权发言发声！但新闻宣传是发现典型，與论引导的先驱，其作用不可低估！

秭归县是全国知名柑橘大县，脐橙之乡

以粮为纲与宜柑则柑

秭归县缺粮的历史悠久，“缺粮县”的帽子象戴在秭归干部头上的紧箍咒，象泰山压顶，让人喘不过气来。大家爱戴的张体学省长，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在秭归县大礼堂的全县大队以上干部大会上要求，秭归县一定要把“缺粮县”的帽子甩到长江，扔进大海。并规定了时限，放出狠话，如果到时候取不掉缺粮帽子，他就去养猪。当然省长去养猪，岂不壮哉！但秭归县缺粮，恐怕谁也解决不了。但粮食问题始终是秭归县所有干部的底线，也是红线，谁也不敢越过碰撞，谁当书记、县长都不敢马虎，谁也不敢丢掉“以粮为纲”的国策县政。

大约是全国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后，人们的思想禁锢渐渐解开，一些基层干部、特别是农技干部`，特产技术人员，对秭归县的农业发展方针提出了些不同看法，认为不应丢掉特产柑橘砍树种粮，得不偿失。当时我和县报道组的另一位同行觉得值得调查反映，就深入到柑橘产区调查研究，写了一篇《不能端着金饭碗讨饭吃》，类似呼吁的群情调查报告，大意是说，秭归县沿江一带适合种柑橘，而且经济效益好，一亩田的柑橘经济收入相当于种四亩地粮食的效益，却非要去毁柑种粮，砍树还粮，这岂不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吃？稿件投向了各家新闻单位后，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后来我们收到了《光明日报》寄来的小样稿，要我们改后送县委领导审核后寄回。我们就送给了时任县委书记肖云轩，他认为观点不错，同意发稿。后来听报道组的那位同行说，《光明日报》发了内参。

也许是受这篇文章的启发，更重要的是肖云轩是个干实事，说真话，敢担当的人，他在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后，对秭归县的农业发展方针政策作出了重大决策和调整，在不提“以粮为纲”为前提的情况下，提出了“因地制宜，宜柑则柑"，放手发展多种经济。1979年9月25日，《宜昌报》头版头条刊发《秭归县委明确宣布一一柑橘集中产区“五定一奖”坚决兑现》的消息，并加编者按。10月9日二版刊发本报记者采写的通讯《因地制宜，宜柑则柑》，同月11日刊发县委书记肖云轩的文章《因地制宜落实生产方针，放手发展柑橘生产》，并配合刊发了一批柑橘生产发展好的先进典型。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在历届县委、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现在，秭归县已是全国闻名的柑橘大县，是脐橙之乡，柑农们是端着金饭碗赚大钱，再也不会为缺吃少穿而发愁了。但是，当年发展柑橘生产的艰难却不能忘记，历届党政干部和群众的努力和付出不能忘记！曾记否，有一个叫宋秀钿的干部，先后任过郭家坝、水田坝的党委书记，他作风“霸气”，抓柑橘生产雷历风行，甚至叫雷劈火闪，要这两个地方的干部群众把柑橘种到水田里、良田里，早种早收益。当时有好多干部群众想不通。宋秀钿说，想不通也要先种，等柑橘丰收了你再慢慢想。现在这两个乡镇都成了柑橘大户，想不通自然通了。

宜昌日报在山区农村农业发展方针上的宣传，勇于探索，宣传报道了大量典型，对全区农村改革，农业发展坚持正面引导，发挥了积极作用。

宜昌日报社改革后变为三峡日报传媒集团，图为新闻大厦指示牌

回忆这段新闻背后的往事，也许是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琐事，不值一提。但我觉得，这些往事却告诉我们，当年落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并非易事，每个人都有一个不断提高认识，改变思想观念的过程。“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抵门杠”，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只有不断地解放思想，才能不停地改革开放。今天改革开放更加深化，进入深水区，我们一定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不忘初心，坚决支持改革开放，继续努力前行。

一篇好新闻的背后

1983年9月13日《宜昌报》一版刊发消息《农民杨春勇致信中央提建议，制止在库区抢建新房》，获1984年度全国好新闻表扬奖。这是宜昌报社的荣耀，也是我的骄傲。因为该新闻从国家利益出发，主题重大。然而这样重大主题的新闻却与我这个长期住秭归县的记者失之交臂，确有失职失责之愧。说实在话，信中所反映的库区建房的情况我是清楚的，有些情况比信中说的还严重得多，不仅农民在建房，而且机关、事业单位和工厂也在建。我知道三峡工程建设说的较早，但迟迟议而不决，那几年，农村改革方兴未艾，农民有钱了，建房的多了。工业改革风起云涌，要发展就要上项目，上项目就要建厂房，库区不让建，库区红线以上公路不通，离水路很远，运输困难，投资环境差，成本高，谁愿投资？因此全县上下明知在库区建房、建厂违规，但从内心里说又不愿制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曾萌动过以“记者来信"的方式将库区建房建厂的情况予以报道反映。考虑到当时的实际和大多干部群众的想法，怕触犯众怒而放弃。但我至今也不失悔。从1983年9月该新闻见报到1994年12月三峡工程正式动工，整整11年，正是受三峡工程是否上马议而不决，久拖不动的影响，也受“一旦被蛇咬，三年怕草绳"，怕犯在库区抢建新房的错误，影响了外地投资商的投资意向，近十年秭归几乎没有上什么工业新项目，影响制约了秭归的经济发展。有人说，秭归的经济发展至少落后延迟了十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作为一个秭归人而又驻秭归的记者，虽与好新闻擦肩而过，但我没有给秭归的干部群众添堵，所以我永不言悔！

在当编辑时曾收到一封来自茅坪通讯员的信，说他的房子质量不好，漏水。还说秭归在新城建设与三峡工程建设单位相互串通，出了一批贪官污吏等等，我建议当班编辑不发，要发也只就房屋漏水的问题，抓紧调查修复。因为我知道秭归新城建设不仅有国家政策支持，而且要靠向外争取大量资金支持，方能建成。在此过程中，很有可能出现贪腐现象。但稿件泛指一片，又无具体事实指控。如果稿件发出，势必影响外地投资人的投资信心，有损秭归的投资环境。既或是真有贪腐问题，也应实名向纪检部门举报。所以我把稿件撤下来了。因此通过这两件事，我觉得與论监督、批评稿件，一是要以大局为重，坚持正面引导，不能以偏概全，要实事求是，不能人为夸大。二是要坚持帮忙不添乱，不能戳漏子，给党和政府添麻烦。三是要坚持解决问题，不要夹杂个人情绪和好恶。四是不要用與论监督替代政府职能，更不能替代纪检和法律监督，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一篇迟发的新闻

1985年6月12日凌晨3时45分，秭归新滩发生特大山体滑坡。当然属特大新闻。当时我还是宜昌报记者组组长。清晨，总编辑张赫玲就找到我交待任务。我立即拿了洗漱用品赶到地委办公室了解情况，接受指令。当时进出新滩滑坡现场的长江水路全部封航，陆路只能到香溪，仍无法去现场。当我了解到，一艘住宜部队的舰艇要送救灾专家和仪器到现场，停泊在黄柏河。我立即请求地委办公室的领导出面，请求舰艇带我到现场。经允许后我立即赶到黄柏河，当天上午就赶赴到现场，并到滑坡体的上方江家岩采访。当时滑坡体还在下沉滑动，非常危险。中午我趁吃饭间隙采访县救灾办公室相关人员后，坐在地下赶写了约500字的稿件，跑到乡邮电所（电话非常忙，千求万求方让我讲十分钟）用电话将稿件发回了编辑部。

新闻从业者都知道，事实是新闻的生命，时效是新闻的皇冠，抢新闻就是抢时间，然而我这个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抢发的新闻却没有见报。我在深入采访掌握大量素材后，又弯道赶车于6月14日赶回编辑部，连夜赶写出约5000字的长篇通讯巜西陵峡畔书新志》，交稿后我与李家芬、邓邦钧等又赶回滑坡现场新滩采访，前后达半个月吃住在救灾现场。直到6月17日（外电已有报道），《宜昌报》才在一版刊发我与张赫玲采写的《黄岩险区发生严重岩崩滑坡，新滩千余群众全部转移》的消息，此新闻虽然被评为1986年度湖北省一等好新闻和中国地市报一等好新闻，但是暇疵不少。一是时效性差，从滑坡发生的事实到消息见报，过了5天，只能算迟发的新闻。二是在事实中只提到1371名群众安全转移，但并未提到下游的葛洲坝工程大坝安然无恙，忽略了一个重大主题。三是强调了抢险救灾，却忽略了滑坡现场的记述与群众的情绪。如果当时稍微作点技朮处理，一是把时间提到6月16日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抓到的事实（因为我又回到现场，但我已交稿而未见报有点情绪，反正已交稿就算完成了任务就再未发回信息），时效性就近些了。二是在写消息时到葛洲坝现场去采访一下，配发一张葛洲坝电厂安全运行的照片放在消息中，消息就完美了。

时过境迁，30多年了，早已成了沉淀的记忆。但也是遗憾的记忆。事后才知道，新闻为什么拖了5天才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涉及到三峡工程和三峡省的问题，因为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上三峡，当时正处于争议的关键时期，而滑坡对三峡工程有无影响，影响多大，又关系到三峡工程上不上，当然也关系到正在筹备的三峡省是否留不留的问题。而宜昌地委的主要领导同时又是三峡省筹备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新滩滑坡的消息自然要压一压了。从这个角度上考量，新闻的时效性必须服从政治大局，要有全局意识，不能抢不合时宜的新闻，不能不顾形势而抢发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