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安安静静，浮起一座殿堂

莺出幽谷

扬州汪曾祺纪念馆里，每一扇玻璃门、每一面落地窗，都是一个画框，一次美的邀请。目光越过去，总能邂逅一角小小的江南。细细的折桥，青砖灰瓦墙，几株红枫，最要紧的，是一湾浅浅的水，水底片石参差，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错落。池水，安安静静的，浮起一座殿堂，也承载了一个时代最温润的文心。



设计师是懂汪老的。他将纪念馆拆成七块，让江南园林在板块间勾连穿梭，布下许多“气口”。

观展时，眼睛可随时从展品游离开，去探究窗外一棵树的风姿，或目睹一只蝴蝶匆匆赶往另一朵花。



人累了，便推开近旁的玻璃门，去水池边小坐，仰面，向天空呼一口竺家巷的湿润——这湿润，滋养过汪曾祺的生命和创作。“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风格。”



凌空俯瞰，纪念馆犹如高邮湖上的帆船，湖风正吹开七张帆。也有一种视角，看去像书桌上的七摞书稿，微微掀开的书页，等待读者欣然阅览。展厅共两层，分为“百年汪老”“汪曾祺的文学世界”“家乡的人和事”“为人为文”“怀念与传承”五个单元。

那日，迷失在他一手打造的文学大观园里，他集短篇圣手、散文大家、情怀诗人、著名编剧于一身，共创作短篇小说162篇、散文553篇、戏剧13部、诗歌257首。林斤澜说：汪曾祺就是一座森林。是的，每一棵树都风姿绰约，都在喊我，而我不知奔向哪一棵？

入口处，悬一张巨幅黑白照片。太阳透过落地玻璃，照亮大器晚成的汪曾祺，他侧脸注视着窗外，如同他小时候注视运河的船帆——那帆只漏出半截，在密密的杨柳树后缓慢移动。从他沉静的目光里，我望见自己的八十年代。

在燕园，初读《受戒》《异秉》，如听棒喝。彼时文坛刚从神话蛛网里挣脱，满是控诉和宏大的反思，而汪老却选择转身，回归市井巷陌，细细描摹贩夫走卒的悲欢、一草一木的情性，“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有情致”。他笔下人物，三言两语，便跃然纸上。



站在《受戒》展柜前，隔着岁月的玻璃，看见小英子的眼睛“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薅草时，脆亮的嗓子在秧苗里响起。她问明海“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问得那般坦荡，没有一丝一毫的扭捏和杂质。安静聪明的小和尚明海，看见小英子印在田埂上一串细脚印，心里痒痒的。汪曾祺写这一对小儿女的情愫，自自然然生发，如同芦苇荡里芦花吐穗，野菱角开出的四瓣小花。



腿有些乏了，推开手边的玻璃门，初夏的风拂过水面，吹起几丝涟漪。这风是从西北面吹来的，带着大运河的水汽。

那些水灵灵的文字如水草摇曳：“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棵榆梅稍经一触，落下碎碎的瓣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不施丹青的白描，于舒缓长句中插入短促的句子，文白交融里，美和诗意油然而生。



在汪老的书房，看到那支笔，画《中国马铃薯图谱》时用过的钢笔。笔尖磨损了，想来是描绘纤细花叶与浑圆块茎时磨去的吧。

1958年，汪老被下放到张家口，分配他画土豆。旁人眼中的惩罚，倒成了亲近植物的机缘。画伞形花序时，写几句诗：“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画完土豆剖面图，顺手将土豆埋进牛粪里烤熟吃掉。别人问如何熬过来，他说：随遇而安。遇，是不顺；安，是不得已。不得已，也要想法子过得有意思。



这般将苦水酿成酒的本事，是有来处的。往上数，是庄子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超然，是苏轼在黄州呵呵笑着创制东坡肉的旷达。平着看，是林语堂烟斗里飘出的那缕“生活的艺术”；是碑帖里沉着的气韵，是戏文里流转的眼波，这些都渗透进他的血脉。再加上家庭的温情脉脉，赋予他恬淡安稳的底色。



晚年他自评：“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这小温，不是硬烧出来的火炭，而是像故乡的咸鸭蛋，时候到了，筷子头轻轻一扎，“吱——”红油自个儿就冒了出来，丰盈、透亮。他先把一生的苦咸都尝透了，将苦涩反刍成了养分，这才在纸上汩汩流出一泓清泉。



这一泓清泉，上接五四新文学中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散文清流。在文艺复兴的八十年代，他以炉火纯青的笔致，将这条近乎枯竭的河道疏通、拓宽，为其引入温润的活水。于是，一股关注人情美、人性美的“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新风，自此悄然吹拂，滋养了后来许许多多的写作者。四十年磨砺，一出手，即是巅峰。



走出纪念馆，对过几家小馆子开着门，锅铲相碰中飘出饭菜香。这人间烟火，平凡、长久，恰似他送给我们的温润——不必耀眼，却足以让庸常的日子，泛着诗意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