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宝印：我在丁官屯当知青——丁官屯知青插队的历程回忆

坐观云起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句口号宛如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时代大门。那是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奋斗与奉献的特殊年代，只要提及，上了年纪的人们便能瞬间被拉回到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今天，承蒙蒋宝印大哥慷慨分享，有幸聆听他细细讲述当年的知青故事 ，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往昔再度鲜活起来，带我们一同领略那个时代的独特风貌与知青们的热血青春。

　　我是一名1976年下乡的知青，所谓的知识青年，就是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学生到农村插队，都是县城长大的孩子没有参加过农业劳动，没有种地经验，到了农村不会干农活也是给村里添乱，城市不能提供广大知识青年升学就业的条件，就把他们安排到农村和农民争口粮。“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些宣传标语、口号贴满了大街小巷，报纸上也时常登载知识青年可歌可泣的故事，激励着那一代的年轻人。知青那个年代的记忆，只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当年在农村的生活有多艰难，现在想起来当年吃过的苦，也算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1976年2月25日上午，在县城结束了为期两天的下乡知青培训，我们到县礼堂集合，大街上彩旗飘飘、锣鼓喧天，伴随着父母的叮咛和兄弟姐妹的欢送声，我们76届知青分乘两辆大解放敞篷汽车，由县礼堂出发，奔赴本县杨家套公社所属的杨家套大队和丁官屯大队两个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路上，60多名少男少女意气风发，歌声嘹亮，一辆车到了杨家套知青点后，30人下车进村。剩下我们30多人直奔丁官屯村大队，到达目的地后，当地村干部和社员夹道欢迎，第二故乡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下车后，我们吃过中午饭，村干部带领我们到村民家里安排住宿，我们扛着行李，提着洗漱用具来到了老乡家。大队听说我们来插队，早就做好了准备，专门动员住房条件好的老乡家为我们腾出空房，就这样我们在第二故乡安营扎寨了。当时我们是分散居住在老乡家里，集中到知青点吃饭。村里又派了伙房大师傅杨恩福专门给我们知青点做饭，每天有三名知青在伙房辅助杨师傅买菜烧火，干杂活。县知青办由彩亭桥供销社抽调来的窦廷发负责知青点带队，管理下乡知青事务，1976年末，窦廷发“逊位让贤”回师原单位，由陈绍廷继任。1977年，又来了第二批知青，也是最后一批了。各届各地知青汇聚丁官屯，来自天津、北京、唐山的都有，先后多达60人。

　　这是丁官屯青年点新老知青人员的一簿花名册：

‍带队 窦廷发 陈绍廷

‍知青60人张素琦 陆绍荣 史春国何凤阳 孙志坚 牛守北孟庆臣 刘兴华 陈国强 孙春生 冯国华 韩立勇 蒋宝印 陈雪明 董桂权 高大力 靳军 方 强 艾 民 李维达 张长生 吕小明 轩维涛 郑久长 高 丽 邓雪梅 刘守义 冯田茹 张会芹 王建新 张春荣 仲国豪 韩晓凤 张忠颖 解立新 皮 静 杜丽萍 苏志清 丁国珠 于凤文 李培文 丁怀勇 轩振栋 王会英 胡 燕 陈玉华 杨丽清 李秀石 王雅中 赵丽文 丁素云 杨恩德 赵庆余 田晓更 窦振芳 钱 芸 夏凤艳苏志军 王文茂 邱秀存

　　那时孙春生是我们知青点的点长，长大步入社会后，他时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我们抡过一个马勺”。他擅长抓政治学习，经常组织我们读报、写笔记，关心国家大事，为我们每个人返城后成长的道路指引了正确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上级号召我们学习宣传其他模范青年点的知青边长瑞、卢春梅、梁玉琴等老大哥、老大姐立志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动人事迹和活动倡议，为当年的下乡知青树立了榜样。时至今日也不能忘记，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5个年轻鲜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石臼窝知青点，我心中像有万把钢针刺痛难忍，他们都是我同届和上届的同学，还有从小玩到大的玩伴。也曾想起，当时已经到外地地质队参加工作的几个人被玉田县召回，继续上山下乡的过程，这在当时也是一股社会潮流。玉田县委原书记王荣久刚到玉田上任，第二天晚上就来到了我们杨家套公社，看望了两个青年点的知青，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忆深刻，可见当时县委领导对下乡知青的重视和关怀。

　　1973年5月18日，玉田县革委会在玉田礼堂召开了第一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拉开了知青下乡的序幕。1976年我跟随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来到了杨家套公社丁官屯大队。杨家套公社共有13个自然村，简称：杨小达李东西裴刘丁大马曹孔。丁官屯是个民风淳朴的村子，位于县城东南15公里，离净觉寺很近，全村共5个生产队，主要有副业、机站、分销店、学校、良种场等公共设施。副业主要是利用从外地采购的胶皮带经过焚烧处理后所得的钢丝手工编织文具筐为主。当时的村干部至今还记得，村支部书记马树良，副书记刘勋、倪宝山、文书王冠群，民兵连长张绍鹏，团书记刘宝军，妇女主任查淑兰，治保主任刘连生、会计刘占富、主管副业王松山、电工高占伟，各小队队长能想起的也不少，这里不再详细叙述了。为啥说丁官屯庄风好啊？全村男女劳动力干啥活都是好手儿，从来没有谁会偷懒耍滑的。全村人都知根知底，村里的的闺女没有远嫁的，基本都在本村找婆家，小伙子们也不愁找对象。大队党支部派副书记刘勋作为我们青年点负责人，他大高个儿，赤红脸，经常披着褂子，说话时双手叉腰，看上去挺威严，一个朴实的庄稼汉。我分在第四生产队，俗称佟庄子。分在这个队的知青人数最多，大约十几个，有两个人顶名在村办良繁场工作。当时的生产队长叫马锡武、王耀宗，过几天后队长换成了马庆田、周众。那时我们都小，也不会干农活，本队的社员们都照顾我们，也高看我们一眼，分配我们跟车，看水，看青等省力的活儿，我们每天挣8个工分，1976年底分红我分了72元，还有一口袋麦子，我驮回家去，父母看到后高兴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夸我“真是不吃闲饭，能给家里挣钱了！”。

　　1976年春天，我到兰泉河工地出河工，有一天跟着送补给的牛车押送粮草，途径珠树坞，正遇上珠树坞丢枪案，警察和民兵在路口搜查过往车辆行人，我和车把式被截住检查，盘问牛车上装的玉米秸是否有异常。我当时岁数小挺害怕，但我灵机一动，跟检查人员说我二舅是公社秘书田继明，我们是去工地送东西，车里没有藏可疑物品，这才放行通过。生产队干活的时光，最怕双抢（抢收抢种），到了“三夏”大忙季节我们起早贪黑，麦田垄长背宽，割麦子镰刀把手磨出血泡，俗话说“女怕生孩子，男怕割麦子”，天气燥热大汗淋漓，当时都手工劳动体力消耗也大，年轻人饭量大，有时才吃个半饱，刚吃完就饿了。有一次，我跟着55马力拖拉机去迁安大化拉氨水。我坐在车斗里装满氨水的大胶皮气囊上，就像坐在风浪中的小船上，一路颠簸，把早晨吃的那点稀粥都吐了，回村后马队长说“给小蒋子加半成工”，乐得我高兴了好几天，心里想一路颠簸之苦没白受罪。

　　吃集体食堂时，日子异常清苦，十八九的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再加上农活很累人，大家饭量都很大，有一段时间饭菜清汤寡水，不见一点油腥。在那个物质匮乏，尤其食物匮乏的年代，谁都知道饭食营养对身体发育的重要性，那时总觉得肚里空，吃不饱。福建某知青的父亲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讲述了下乡知青生活条件艰苦的真实情况，主席阅后亲笔回信：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应当统筹解决。可见知青的生活情况已经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现在也经常回想，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一段时光，男孩子打打闹闹，骂骂咧咧，岁数大一点儿的有时也有欺负我们岁数小的时候，大家开个过分的玩笑也都是稀松平常，因为知青之间毫无利益冲突，过后啥事都忘了。只记得当年一群孩子们嘻嘻哈哈，回到青年点吃饭打牌聊天儿，忘掉了一切烦恼，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处于最佳心理状态。有时彼此熟识的男女知青互相问候，约好一块回家探亲，回城里歇几天，跟知青点负责人请好假后骑车子就走，赶上借不到自行车，男知青就骑车驮着女知青，一路上说说笑笑，好不快活。这一年，我有了意中人，因为我在修桥工地离青年点远，只好鸿雁传书，互诉衷情。

‍ 1977年初，我们30多名知青从老乡家搬进了新建的集体青年点，现在作为村委会新址。望着两排整齐的宿舍，走进豁亮的房间。在这陌生的土地上，我们顿时有了回家的温暖。我们青年点1977年初又迎来了第二批知青，有20多人。青年点伙房每隔半年一算账，伙食费结余部分用来给知青们改善伙食，在那个食物缺乏的年代，“吃节余”也是我们共同的期盼。说个小笑话，在改善伙食时候，大师傅把玉米面窝头变变花样贴成饼子，我们每个人都爱吃吃饼子上那层焦脆喷香的锅巴，有个男同学总是在打饭时，抢女同学饭盒里的饼子，揭下嘎渣（锅巴）放自己嘴里，气得女同学怼他“就你嘴馋，你吃爱嘎渣，谁不爱吃呀？”那时有个头疼脑热，才能吃上一碗汤面条，我们给面条起名叫“病号饭”。说是饭堂，其实只是厨房，没有吃饭的地方，春、夏、秋、三季天气好的时候，大家打完饭在院内空场儿吃，冬天端回宿舍吃。

‍ 1977年4月1号，对于陈雪明老哥是个黑色的日子，在帮老乡家拆旧房土坯墙时不慎砸伤了腰，村民用担架抬到鸦鸿桥医院，那里技术条件有限，治不了，又转院到师范抗震医院救治，至今留有后遗症，疼痛时有发作。也是这一年，知青王雅中、邱秀存被招聘到村小学任民办教师，我们都为她们高兴，当时能当教师也是个令人羡慕好事。

‍ 1977年秋，公社书记陈玉奇找到大队抽调我到小定府修桥工地，负责联系采买各种物品，我通过父辈的关系，顺利买回柴油机柱塞、柴油等紧俏物资，还有其他副食品、碱面、花椒、大料，红白糖等，满足了修桥工作人员的生产生活需求，同时我也结识了周边村庄的后勤人员，还有不少手艺人，至今我们仍然保持联系。采买之余我也干过修桥工地上的活儿，抬过泥兜子，爬坡机挂钩，因为操作不慎机器咬坏了我左手无名指，至今留有伤痕。当年我曾见过著名皮影艺人、小定府村的张茂兰先生。期间我还参加了大队的文艺宣传队，演的内容好像是批林批孔。

　　回头儿再说说我们四队，我们四队的车把式们，个个都踏实能干，诙谐幽默，跟他们一块赶车跟车有说不完的笑话，现在他们都老了，有的已不在人世了。妇女小组长王艳丽容貌清秀泼辣能干，带领年轻妇女和男劳力展开劳动竞赛，巾帼不让须眉，每次都是妇女们先干完活，丁官屯妇女热爱劳动名声在外，有的妇女嫁到外村，都成了当地的好劳力，挣得的工分最高。在第四生产队的两年间，我认识了各种农具的名字和使用技巧，尽管也曾经在耪地时煽过苗，但后来耕种锄耙等生产队农活样样在行，这些得益于老农手把手儿地教导。我还学会了不少地方特色的方言俗语，完全融入了农民的生活，农村生活的经历是我文学创作的宝贵源泉，我今天描写农村题材的文章，不假思索信手拈来，熟悉的场景在笔下自然流淌。

‍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儿到了1978年底，知青们去部队的、进工厂的、考大学的，也有不少知青提前调到别的村里，知青们陆续离开了丁官屯。我被分配到唐山市机械化公司工作，还有一批知青分配到市建筑公司、地区建筑公司，还有一批分到了县商业系统和县医院。其他人零星的分配到祖国各地。

‍ 八十年代初，全国上山下乡运动结束，知青纷纷返城，那时。玉田县城的工厂、国营企业、各行政机关普遍实行顶替制度，父母退休和病退，子女可顶班进入父母原单位工作，解决了一部分知青就业。还有一些文化基础较好的知青在1977年高考招生恢复后，重新拿起书本，参加高考升入各大专院校，毕业后成为各行业的业务骨干力量。孙志坚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行政处长，刘兴华任石家庄市物资集团总裁，孙春生担任玉田县政协主席，可谓克绍其裘，张素琦大姐现定居香港，事业有成，他们都是我们青年点的佼佼者。我们身处五湖四海，天各一方，但是丁官屯插队时的深厚情谊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扎下了根，我们约定每十年举办了一次知青聚会，至今从未间断，聚会过程中，大家共同回忆下乡的趣事，不亦乐乎！我们的聚会在玉田县内堪称跨越时间的友谊典范，令其他青年点的老知青们羡慕不已。

　　两年的插队生活和农民打交道，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1976年地震时，我正在唐山探亲遭遇地震险情，丁官屯大队和青年点知青们还派专人到我家打听情况，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亲情，我至今难以忘怀。这么多年过去了，村委会新老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从青春年少到花甲白头，我们之间的联系从未间断。丁官屯历届村干部都很熟悉，打过交道的也不少。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老书记马树良大叔，曾担任过县委委员，也是鸦鸿桥一带的名人，工作作风过硬，群众口碑很好。后来马书记的儿子三奎和侄子铁山我们多有往来联系。再值得一提的是刘宝仁书记，我在捞分儿时，他任第一生产队队长，踏实能干，每次挖河出工表现积极，最先完工。上任村书记后，一心扑在工作上，为村里操持修路、修沼气池、低压整改、建村委会新址、建戏台广场等设施，把村庄环境整理得有条不紊，村民们得到了实惠，拍手称快。得到省、市、县多次表彰，奖状证书不计其数。工作上为村民呕心沥血，生活上廉洁自律，一家人过着清贫的日子。不幸的是，2010年11月7日，因劳累过度晕倒在村委会值班室去世。他的逝世震动了全村儿老少，村民们无不惋惜，我党失去了一个好党员、好干部，村民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领头羊”。刘宝仁书记几十年严以律己，做事规规矩矩，是大家学习的模范，有时想起来刘书记的音容笑貌，不禁眼眶发红，热泪直淌。

　　后来我到电力局工作，帮助村里进行低压整改，在最短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整改任务，为村里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多年以后，丁官屯村的村民还经常找我给他们的子女联系学校，来玉田看病找我联系主治大夫及医院床位等，我们还像以前那样亲如一家，能帮他们做的事我从不推辞。到今天，四队的王耀庭大哥还经常跟别人炫耀，说“蒋宝印那年头儿给我的酒真好喝！”我回城后王大哥还经常托熟人捎话问候我。

‍ 乡亲们没忘了我们这一群知青，我们离开丁官屯以后也倍加思念第二故乡，虽然多年不再相聚，可是乡亲们都牵挂着我们，让我们倍感温暖。改革开放后，丁官屯村委会填平废弃坑塘，设立集市，集市开市庆祝大会搭台唱戏，好不热闹。听到这个好消息，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同到场祝贺，亲人久别重逢，说不完的思念。

　　今天主要回忆的是整个玉田县七十年代下乡知青的动态。主要描述的是我们60多人在丁官屯大队下地干农活儿，记工分儿，吃饭，知青点里的琐事及人物追记。好多人返城后，说起当年的知青生活，说起那段用自己后半生追回的被耽误的青春时代，他们的事迹激励我写出这篇回忆文章。

‍ 于是我开始在全玉田县范围内搜集有关知青档案信息，我因交际广泛，各单位熟人很多，走访过程中得到很多知情人的帮助。为了摸清知青的详细情况，我走访过当年知青办室的负责人王森、共同回忆了刘瑞林、张翠香、刘柏林、王印宝、魏双荣、齐姨等老领导的点点滴滴。知青办王森主任现在已经85岁高龄，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谈起当年的工作情况，记忆清晰，叙述详细，为我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王森主任曾担任过县党史办主任，为玉田县党史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党史研究成果建树颇多。我上小学时王森主任曾当过实小副校长，还是我的政治老师。

　　除了走访老知青及当年的青办室负责人，我还到劳人局（今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档案室查阅了当年的知青名册。玉田县知青有记载的知青统计人数如下：1971年共有910人，1973年增加到3730人，1975年高达4000人。1966年至1976年剩3200人，1977年还有2900人。1978年后知青大部分返城，一部分知青考入高等院校，继续完成学业；还有的参军入伍，保卫祖国；有的招工入厂参加劳动生产。其余还有1370人情况不详，鉴于各种原因，不再赘述。

　　“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扎根儿农村一辈子”等等，全是那个时代的豪言壮语，典型的宣传口号，其实真正害苦了全国上千万新老知青，一个个年仅十七八岁的孩子，把自己的大好青春交给了插队的乡村，年龄大的知青不得不在农村结婚生子，还有人把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插队的农村……哎，回忆起来，历历在目，惨不忍睹；回忆起来，如鲠在喉，不忍描述……说心里话儿，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这样说好听些，实际上呢，是不得不顺应时代的潮流，不去不中啊！

‍ 知青岁月有磨砺，有快乐，如今回望下乡那两年多的时光，800多个日夜，不过是人生长河里的一朵浪花，可在当时，那是一段被无限拉长的青春时光，当年18岁的我们，最初的青涩少年从来不是远方的传奇，而是已被你忽略的生活本身。没有豪言壮语的青春岁月，没有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口号词汇，我用自己的心来写一部我曾经的下乡生活回忆，我们这代人依靠着勤奋和互助，共同度过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情分这东西很怪，有了它，再困难的日子也过得舒心；没有它，再富裕的日子都觉得索然无味。

　　2026年2月25日是我们插队下乡50周年，特撰此文以志纪念。写作过程中得到王森、刘柏林、张长华、刘建华（丁官屯党支部书记）、杨素艳（丁官屯原妇女主任），孙志赫、王雅中、孟庆晨、陈雪明等人的热心帮助并提供资料，在此表示衷心感谢。让我们记住乡愁！

　　知识青年下乡运动虽已尘封多年，但对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而言，那段岁月始终是刻骨铭心的记忆，从未褪色。过去，我们多是从小说中窥见那段历史的片段，而今天，听蒋宝印大哥亲口讲述他的知青往事，那些真实的经历与细节更让人唏嘘感慨。这份饱含青春与奋斗的亲身过往，也让我们对那一代知青的坚守与付出，油然而生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