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看塔

小白兔

金华有座万佛塔，其地宫出土了180余件佛教遗物，全部为吴越王朝时期的文物。

金华万佛塔地宫被发现后，当时金华尚无保护场所，故出土文物近乎全部收藏于杭州浙江省博物馆，其后一件鎏金铜水月观音像，被调入北京国家博物馆收藏。

今年为庆祝金华博物馆馆庆十周年，举办特展，展示以金华万佛塔地宫文物为主的吴越时期的佛教造像。期间将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鎏金铜水月观音像请回金华“省亲”一月，赶在最后关头赴金华，一睹吴越风采。

越窑青瓷贴佛双系罐残片（三国 吴 222～280年 绍兴出土）

东汉末年佛教初传浙江，是华夏地区佛教东传最早的地区之一，迄今已有1800余年。在今绍兴一带出土的众多与佛教有关的器物，就是佛教初传浙江的最好考古证据。

大约在东汉灵帝（168～189年）期间，安息僧人安世高为避战乱，南来会稽（今绍兴）翻译经文，自此开启浙江佛教文化历史序幕。

三国东吴赤乌（238～251年）期间，康居沙门康僧会在海盐建金粟寺，是为有记录的浙江第一座佛寺。

此件器物残片，发现于一处窑址遗址，说明当时这类器物产量非常大。

越窑青瓷贴佛三足樽（西晋265～316年 上虞出土）

三国至西晋时期，佛教依附中国传统的神仙方术传播，此时佛陀并未作为独立主尊出现，而是作为一类装饰出现在生活用品之上，如日常生活器皿、铜镜等，或在随葬的冥器之上。

越窑青瓷贴佛堆塑罐（西晋265～316年 绍兴出土）

这样的青瓷器在许多博物馆的通史展中都会看到，青瓷烧造自战国出现，到两晋已经成为普遍使用的生活用品，同时也是这一时期最常见的随葬品。

这种青瓷堆塑瓷器，是这一时期瓷器烧造和雕塑的最高阶段。罐体是谷仓的替代物，罐盖上的堆塑或为人间生活实景、或为天上仙境的想象。

在这件堆塑的情境中，佛端坐在亭台楼阁之间，也在罐壁上，可谓东南西北八个方位面面俱到，也许可以理解为“佛祖全方位的护佑”。

舍利石函（南朝420～589年 桐庐出土）

石函正面浮雕双狮，中间是博山炉图案。两只狮子张着大口，上身仰起，尾巴高高翘起，动感十足。

早期的佛像有基本特性：佛像带头光、通体披袈裟、底座配双狮。虽不知，东汉两晋时期的东南地区是否见过狮子，但当时狮子出现在佛像身边的概率远大于后来的莲花座。

博山是仙人所在之地。

石函上可谓佛道同在，也是在这一时期，佛、道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又相互竞争，最后各自成就。

模印佛像纹砖（西晋265～316年 嵊州出土）

常去博物馆通史展，就会注意到，东汉两晋的墓葬中青瓷和画像砖最常见。青瓷以各种青瓷堆塑或雕塑为主，画像砖最著名的就是《竹林七贤》画像墓壁最为著名（南京六朝博物馆）。

石弥勒佛像（唐618～907年 义乌出土）

南北朝时期，由于几个王朝的推动，佛教在东南地区得以强势发展，这也是经过数百年的战乱，儒家学说不能打仗、玄学大师在王朝灭亡之际被压死在土墙之下，无论统治者还是百姓都需要心灵抚慰和护佑，佛教在这一时期，在华夏成为上至统治集团下至平民百姓的精神寄托。

也由于佛教发展的迅猛，在佛教发展史上经历了最严重的一次“法难”发生在唐朝。

这是一座出土于一口井中的佛像，据专家推测，这就是一场法难的“受害者”。

石灯柱（唐 618～907年 永康出土）

如果不看石柱上的刻字，大多数人会以为这是石经幢。

在八边形的灯柱上，记录了许多人名，他们是为一座寺院的建造出力出钱的施主。同时这根唐开元21年（733年）立起的石柱，记录了一座在金华永康的寺院，自南朝齐（484年）始建、在南朝陈（569年）迁址、在唐朝（643～733年）间，寺内陆续营建讲堂、佛塔、斋堂、大殿、经堂、悲田院、菩提殿等建筑，并安置弥勒佛像和涅槃像的事件。

一座百年寺院的建造发展史留在这根灯柱之上。

铜菩萨立像（唐618～907年 宁波出土）

在唐代的菩萨造像中，菩萨都头戴高高宝冠，身披重重璎珞，姿态优美、披帛飞扬。这是唐代造像艺术中经典形象。

这一时期开始菩萨信仰成为主流，因此唐代造像中菩萨像也特别多、唐代的菩萨身上的装饰也特别华丽。

鎏金铜天尊像（唐618～907年 杭州富阳）

这是天尊不是佛、不是菩萨。但他确实是从佛塔中出土的，而且他的手势也是佛教的“施无畏印”：手心向外、手指向上，这一手势就是将一切歪门邪道拒之千里。

那为什说他是天尊呢？因为他穿着对襟衫，胸前系带，条带系结后下垂。外披长袍，长袍内着裙，裙摆呈三片式垂落于座前。

金华诸葛村

吴越国是五代十国之一，于907年建都杭州，于978年“纳土归宋”。吴越国大致疆域北至苏州地区、南达福州周边，主要统治区为浙江全省。吴越国所辖地区是中国历史上农业、手工业最发达地区，吴越三代五王统治者，以保境安民为主，几乎没有发动过战争，因此吴越国在五代十国中是最为安定的地区，这也使得国家有更多的精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形成国泰民安的效果。

万佛塔

安定富足的社会，使吴越国文化发展也进入一个兴盛期。

唐王朝的覆灭、割据政权的战争频仍，华夏大地经历了两晋之后第二个分裂战乱期。将相粉墨登场的同时，百姓苦不堪言。已经完善成型的汉地佛教，成为民众的精神寄托，也是统治者神化自己、笼络人心的手段。

有传说，东吴孙权的母亲崇佛、好旅游，走到金华，觉得金华山水最好，孙权为庆祝母亲百岁生日，在金华建塔，即为“万佛塔”。

金华城门

万佛塔的建造时间有许多说法，现在只取明代《金华府志》“密印寺，在府治北百四十五步，旧名永福，吴越钱氏建。宋大中祥符间更名密印，后废。… …有塔九级，屹峙云际中，玲珑可梯，治平初建，明隆庆初重修，…….”

这段文字认为，在吴越时期，万佛塔所在地间有一座寺名永福，宋真宗时期（1008～1016年），改名”密印“，后来废了。宋英宗时期（1064～1067年）重建寺院，并建了一座九级高塔—密印塔。

在中国有一现象，宋元以前建的塔，大多为佛塔，明清以后的高塔，有佛塔也有风水塔。

万佛塔

吴越王以佛教为国教，全民信佛。在《曝书亭集》中“寺塔之建，吴越武肃倍于九国。”

经过历朝历代的修缮重建，到1847年，万佛塔已经是一座13级高塔。这座砖木结构的宝塔，有数万块砖雕如来佛镶嵌在塔壁之上，从残存的佛塔砖刻记载，密印寺和万佛塔为民间捐助建造的。

吴越国时期，吴越地区的造塔技术到达顶峰，现存灵隐寺双塔和闸日白塔都是原塔至今，未曾有后人动过。

1924年因盗挖导致倒塌的雷峰塔，建于吴越国纳土归宋的前一年，与万佛塔皆为砖木结构佛塔。



金华诸葛村

1942年，盟军飞机袭击东京，原计划以金华边的衢州为起飞降落地点。袭击之后，浙江沿海地区的民众救助了参与行动的盟军飞行员，浙江成为日军报复的目标。这次偷袭后，在日军的报复中，中国共约25万平民被残酷屠杀，并数次对金华、衢州一带实施细菌攻击。

为应付日本的报复，民国军方认为万佛塔太高，容易成为轰炸目标，要求驻军拆毁佛塔。这一命令受到金华民众的反对，拆塔行动进行缓慢，至国军撤走，万佛塔仅拆了很少一部份。

日军占领金华后，日军驱使民工继续拆塔，用拆下的材料构筑军事设施。最后万佛塔只余三级、也有说是只余塔基部分，被日本人用作炮台。



熙春巷衔花含笑石狮

金华古称婺州，远古恐龙出没，而后人类活动频繁，经历越、楚文化熏陶，南北朝时的四百八十寺盛况，再到吴越时期的“东南佛国”，金华是一座有3千年文化的古城。

万佛塔附近保留着一个地名“塔下寺”，塔下寺是为何物，在何处已无人可解，但塔下寺中有宝物却古而有之。日本人很是花了功夫找这个满是宝物的“塔下寺”。几乎将万佛塔周边的寺、院、庵，庙、观、堂，都翻了一遍，却始终没有找到塔下寺。

金华八咏楼

1956年，在金华驻防的解放军要修建办公楼，选中了万佛塔遗址。这时的万佛塔遗址是一座小山坡，仅余的三级塔体成了防空警报器底座。

在清理废墟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一座用石板砌成的地宫，这一天是1956年12月31日。

1957年元旦下午，在市文物部门和由杭州赶来的省文物部门工作人员的参与下，考古人员对地宫进行清理，历时23小时，共清理出经幢、佛造像、塔、石刻等35类188件文物。

金华万佛塔地宫及水月观音像复原

金华万佛塔地宫是由六块正方形石板围砌而成，除底板外，五块石板刻满经文，底板为刻经题记，其中有“嘉佑七年壬寅十月二十八日当院上方住持都勾当劝缘传清凉祖教观沙门居正立”。

从题记可知，万佛塔建于宋仁宗时期（1062年），历史演化应该是，吴越时期建永福寺，大中祥符时期重建、并改名密印寺，再到嘉佑七年建密印寺塔，即万佛塔。

万佛塔地宫文物出土后，由于当时金华不具备保存条件，除地宫的六块石板外，全部文物由浙江省博物馆收藏。1959年，其中的鎏金水铜月观音像，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这尊水月观音复制品就是国家博物馆送给金华博物馆的礼物。

地宫顶板上的白灰是一个盗洞。

鎏金铜水月观音像（吴越907～978年 万佛塔地宫）

通常的佛像都是威严庄重的样子，慢慢地汉传佛教越来越世俗化，直到弥勒信仰普遍，中国人世俗快乐就成为佛国世界的一部分。

“水月观音”，是一种菩萨造像的“品种”，这类观音以一种颇为轻松的坐姿，安详宁静的面相示人。

在甘肃瓜州榆林窟有一幅壁画，画中观音静坐水边，望着水中自己的倒影：带着头光的观音，如被一轮明月笼罩，水的波纹荡漾，又似观音踏水而来。

鎏金铜水月观音像

这尊水月观影有唐代观音的特征，高发髻高头冠，全身披挂着璎珞，坐姿，头光取代了早期造像中通身大背光。

注意看观音头光，这是一件可拆卸的火焰光圈，说明在当时，这样的金铜造像应该产量很高。不仅头光可拆，底座、头冠也都是装配的。

今年是金华博物馆建馆10周年，为此开办特展《万相重光》，将万佛塔地宫出土的部分文物迎回金华。万佛塔地宫的考古发掘，是金华考古的最重要部分。

鎏金铜地藏菩萨像（吴越907～978年 万佛塔地宫）

应该注意到，地藏菩萨的背光与水月观音的背光是同一形制。也许当时也有标准件这样的操作。



鎏金铜大势至菩萨像（吴越 万佛塔地宫）

吴越国的国王们是真的信佛，杭州雷峰塔遗址出土的《华严经跋》残碑记载钱俶“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氏之典”。在雷峰塔遗址出土的一块圆形铁板上，铸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铸造一万身永充供养”铭文。

这里的“一万身”，指一万尊佛像，“身”，是佛造像的单位。

鎏金铜大势至菩萨立像（吴越 万佛塔地宫）

鎏金铜观音菩萨像（吴越 万佛塔地宫）

菩萨戴化佛宝冠，身披披帛，饰璎珞，左手净瓶内插莲荷，右手持柳枝，上身裸露，斜披络腋，下身着裙，紧贴身体轮廓，裙褶凸棱状，带着流动韵律。身光和头光的外缘以镂空呈现火焰纹，缠枝花纹独具特色。此尊观音菩萨铸造精妙，具有典型的唐代造像雍容华贵之遗风，胸部轮廓雄健，微鼓腹部，腰部略收。从风格上判断为唐末或吴越国早期造像。

鎏金铜观音菩萨像（吴越 万佛塔地宫）

这尊造像是非常典型的吴越国时期造像风格。脸型丰圆，束高髻，头戴宝冠，宝冠正中为一化佛，身披络腋，下着长裙，结跏趺坐姿，束腰仰覆莲座为拼接而成。背后插饰葫芦型背光，头光和身光部分铸刻花卉纹和缠枝纹，外缘火焰纹。

鎏金铜菩萨像（吴越 万佛塔地宫）

从雷峰塔遗址出土的文物可知，吴越王对造佛、建寺、垒塔是非常热情的，吴越又有造塔技术成就。有信佛的氛围，自然让大德高僧向往，大智慧带来佛教理念、国王推动佛教思想传播，这就成就了“东南佛国”的美誉，同时也推动了佛教造像、绘画艺术的发展。

鎏金铜佛像（吴越 万佛塔地宫）

佛像与菩萨像比，身上的衣帛披挂要简单多了。

这尊造像下部应该还有一部分。

鎏金铜佛像（吴越 万佛塔地宫）

前面讲到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有时佛像组配是：一佛二菩萨三位，二菩萨有时就写胁侍菩萨。

谁是胁侍菩萨？胁侍菩萨是佛教中修行程度最高的菩萨，等同于佛陀，释迦佛的胁侍菩萨就是文殊和普贤菩萨。而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菩萨则是阿弥陀佛的胁侍菩萨。

怎样区分观音和大势至菩萨？观音菩萨的头冠上正中有一佛像，这尊佛叫化身佛，观音菩萨手中常持净瓶和柳枝，意味佛法甘露。大势至菩萨头冠正中是宝瓶或宝珠，这物件如果不在大势至菩萨头冠上，那就是拿在手中，或是头冠上、手中都有。意味着智慧之光。

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现实世界）的现世导师。直白点，释迦佛现身现实世界，教导俗人的，阿弥陀佛是修行到极高水平，进入西方净土才能遇见的。

鎏金铜七佛像（吴越 万佛塔地宫）

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立像多于坐像。立像的背光采用通身大背光。

唐朝之后，也许是华夏“坐而论道”的观念，佛教造像越来越采用坐姿形态。到吴越之后，几乎很少看见立像。

以浙江为例，作为吴越国的中心疆域，迄今出土的吴越时期佛教造像其90%以上为坐像。

鎏金铜菩萨像（吴越 万佛塔地宫）

从铸造来说，为了背光呈现火焰、缠枝等多种装饰效果，背光部分特别大，像这尊造像有些“头重脚轻”了。

铜乙卯岁阿育王塔（吴越 万佛塔地宫）

阿育王塔，一种佛教的专门用具或建筑。在许多地方作为佛教场所的一个组成部份，有阿育王塔建筑。

在佛教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阿育王塔是为了供奉舍利而建造的。

阿育王，古印度孔雀王朝的一位王，属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经典案例。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5～前187年，相当中国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阿育王本人生活在前303～前232年，相当于战国末期，公元前230年，秦开始扫灭六国的统一战争。

据说阿育王为重新瘗埋佛陀真身舍利，夜役鬼神造8万4千真身舍利宝塔。唐代文献记载，中土有19座阿育王塔，宁波鄞州阿育王塔为最早的一座，相传西晋时传入中国。

作为建筑的阿育王塔，大多类似北京北海的白塔式样，照片中的阿育王塔往往出自佛塔地宫，用于盛放舍利、佛经等佛教遗物、当然真身舍利塔本身也是佛教遗物之一。

其中“乙卯岁”是指955年。

铜戊午岁（959年）阿育王塔（ 吴越 杭州萧山出土）

这座戊午岁塔出土于杭州萧山祗园寺，后世就名衹园，为东晋文学家许询舍宅而建，原名崇化寺。会昌法难时被废，960年吴越国时期重建，北宋时改名祗园寺。958年吴越郑国公在寺内正殿前建东西两座方塔，塔中以铜阿育王塔供养舍利。

这件戊午阿育王塔出自西塔，其中塔刹为吴越时期所造，舍利为清代仿制，基座上方有一周铭文：“弟子夏承厚并妻林一娘阖家眷属，舍净财铸真身舍利塔两所，恐有多生罪障业障，并愿消除，承兹灵兽，愿往西方净土，戊午显德五年十一月三日记。”

鎏金铜阿育王塔（吴越 东阳中兴寺塔出土）

该塔为吴越国时期民间铸造，有塔基、塔身、塔顶三部份构成，分体铸造，各部分之间以榫头契合拼装。须弥座束腰部分每面刻铸四个佛龛，佛像另铸，安于龛内。圭角内侧刻“三斤十三两”。塔身镂空，四面饰佛本生故事，塔身四角金翅鸟单独铸造，其中一只角金翅鸟为后补。

《万相重光》展厅

阿育王崇佛将佛舍利盛8万4千个塔，送往世界各地，吴越王崇佛也是非常炽热的，吴越王也造了8万4千个阿育王塔，当然吴越时期已经没有那么多舍利了，吴越王在阿育王塔内供奉的是更重要的佛教遗物—佛经。

刻板《宝箧印陀罗尼经》（吴越 绍兴出土）

《宝箧印陀罗尼经》全名《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全经一卷，意译的经文连同音译的四十句陀罗尼神咒，约略2千7百字，叙说了佛在丰財园朽塔处说法之事。

该经宣称，书写此经供养塔中，可获佛护念。译经者为唐代“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京师大兴善寺三藏、华夏密宗的主要创立者不空。794年该经编入大藏。在浩如烟海的佛教著作中，《宝箧印经》能长传持久，一方面是佛经兼具禳祸祈福、趋吉避凶的功能，最重要的就是吴越王室信奉佛法、以《宝箧印经》护教、护国，并持重传播，有很大关联。

吴越最后一任国王钱俶，于丙辰岁（956年）、乙丑岁（965年）、乙亥岁（975年）三次开印《宝箧印经》8万4千卷，刻经造塔祈求国泰民安。这一信仰之风，从吴越延续至了宋元时期，并远播朝鲜半岛。

刻板《妙法莲华经》（吴越 龙泉出土）

雕版印刷始于唐代，在国力殷实的吴越之地得到飞速发展。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当年的雕版印刷制品，几乎都为佛教典籍。

当时的雕版印刷佛经分为两种，卷轴版和经折版。卷轴版，易于携带和收藏，在阿育王塔内供奉的大多为卷轴小字版。杭州雷峰塔遗址，一些塔砖为空心，填入其中的就是卷轴版的佛经。

还有一种是经折版，就是经页对折而成，字迹较大，阅读方便。

目前所知最早的经折装大字版刻经，为951年钱俶为其生母舍入天台山的《妙法莲华经》，出土于湖州飞英塔。

三次大规模刻经，钱俶也是开了官府大规模刻经之先河。

龙柱释伽牟尼说法佛像（吴越 杭州雷峰塔地宫）

佛像高肉髻，螺发，面相方圆，眉目修长，双目微闭眉间有白毫，双耳垂肩，颈部饰三道蚕纹。

身穿袈裟下垂，下摆披覆莲座上，内着僧衹支，帛带于胸前横系打结。

左手扶膝，右手施说法印，结跏趺坐于双层莲瓣包围的莲台上。

身后背光呈镂空火焰纹，头光为圆轮状。

莲座下端有盘龙柱及镂空壶门双层须弥座、方床。

盘龙绕柱而上，托举莲花座，柱嵌插在须弥座上。

方床平面前部有两个插孔，但原有插件已失。

这尊佛像的双层花瓣形平面须弥座，可视为吴越时期金铜造像的典范之作，这种表现方式还用在杭州慈云岭资贤寺佛像底座、飞来峰金光洞弥勒佛像底座。

　　佛的面貌不是天生的，而是经历百劫，修得正果，才能有俗世之人看见的超越非凡的面相、身姿。

佛头顶的小凸起，名“肉髻”，是佛身圆满而自然隆起的状貌。

此佛的头发被称为“螺发”，据说释伽牟尼的发式就这样。在唐朝昆仑奴梳这种发式，然后唐朝的女孩子也梳，从唐朝仕女画中，可知有的女孩梳一髻，有的梳两髻。

佛双目之间的圆点叫“白毫”，这是佛对于善男信女修行表示赞扬，如果修行不够，面对佛像，是看不见白毫的。

佛像脖子上的三道弦纹称作“蚕纹”，也叫“蚕节纹”，最早可追溯至4～5世纪的古印度马图拉造像风格。蚕纹也是“三无碍”的意思：辩才无碍、沟通无碍、说法无碍。

佛像如图坐姿叫“结跏趺坐”，右脚盘于左腿上，左脚盘于右腿上。这种坐式是最稳定的坐法、也是佛最常见的坐法。

佛的手势叫“印”，有很多种，代表着不同的意思。常见的有“禅定印”、“施无畏印”、“说法印”、“降魔印”、“与愿印”和“合掌印”等等。

古印度犍陀罗风格造像和马图拉风格造像

“僧衹支”，是一种佛穿的衣服，穿在袈裟内。按照佛教典籍说法，这是一块长方形的布，披在身上覆盖住左肩，从右腋下向上，再交搭于左肩，长度过腰。这样的服饰似乎兼顾遮羞和纳凉功能。

前面还提到“络腋”，这是由僧衹支演化而来的佛服饰，在隋唐“络腋“是动词，表示布帛绕过腋下的动作；宋朝”络腋”是名词，表示一种覆盖左肩，绕过右腋的服饰。

佛教传入东土，带来的造像有犍陀罗和马图拉两种风格。犍陀罗风格造像，佛都非常魁梧，马图拉造像佛宽肩收腰。

上图所示马图拉造像所着衣服就是“僧衹支”。进入中国后，布片挡住半个身体，覆左肩袒右肩，有些手臂全裸，有些左臂半露。其实现在的南传佛教中，仍然使用这样的服饰。只是没有图片那么贴身、那么轻薄。

大概这么搭挂的衣服不太“稳定”，肩部开始用线绳束系，再后来这个系带结慢慢移至胸前，再后来汉地佛教越来越不喜欢这种“有碍观瞻”的袒露服饰，中国化的“褒衣博带”式服装慢慢成为主流。

最后，佛穿了中国式的服装，彻底成为中国的佛。

鎏金铜弥勒佛像（吴越 ）

佛教造像的面容从威严庄重慢慢到安详亲切，最后到开口大笑，也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化，也是汉传佛教逐渐世俗化的演进过程，弥勒崇拜就是这一过程的证明。

叶七娘造石经幢（吴越 杭州出土）

这是一位名叶七娘的女性为亡夫和家人所造的经幢。

经幢由座、身、顶三部分组成。从基座、束腰仰覆莲座、幢身、华盖、束腰、仰莲、方形构建、幢檐、宝珠顶，共12层。

幢身平面八边形，其中六面刻经文，两面为叶七娘造经幢的题记。

方形构建四面开龛，龛内雕刻结跏趺坐禅定佛像。

金华万佛塔塔砖（宋元时期960～1368年）

龙泉窑青瓷水月观音像（宋元960～1368年武义县出土）

鎏金银菩萨坐像（北宋690～1127年 桐乡出土）

陶佛像（北宋（960～1127年 临海出土）

宋元以后，中国本土宗教禅宗和净土宗占据主流地位。宋代倡导三教合一，佛教造像题材多样，造像艺术更趋写实和世俗化。

元代崇尚藏传佛教，藏传佛教艺术传入浙江，并与传统汉传佛教融合。

宋朝，对金属材料实施管控，金属类佛造像减少，除已臻成熟的石造像，陶塑、瓷雕造像日益增多。

刻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百六（北宋 山西博物馆收藏）

唐朝蜀地文化发展鼎盛，印刷业也非常兴盛，宋太祖征服蜀地后，就在蜀地制作经文刊刻，这部也被称为《蜀地大藏经》经文，于972年在成都制作雕版。其后13万块雕版被运至宋朝首都东京（今开封），并在开封太平兴国寺印制。黄麻纸、卷轴装。

图片所示为千字文“秋”字编号全卷25版，存16版。

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东京（今开封）云禅寺住持惟白，于婺州（今金华）金华山智者禅寺阅《开宝藏》，写成《大藏经纲目指要录》，该书为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藏经解题著作之一。

《开宝藏》全藏阅6600卷，《大藏经纲目指要录》相当于《开宝藏》的“导读手册”。

这部经藏，目前全世界藏不过10，无完整卷本，国内仅山西一份。

叶蜡石佛像（元 1271～1368年 海盐出土）

这是海盐镇海塔地宫出土的元代佛像，由元代禅僧楚石梵琦主持修建。这三尊佛像为典型的藏传佛教艺术造像。



万佛塔地宫顶板（吴越）

万佛塔地宫发掘后，文物被运往杭州浙江省博物馆，留给金华的只有几块大石板。

万佛塔地宫四周及底部的土是经过夯实的，在地宫刻满经文的石板上，还有两层拼缝交错的石质盖板。考古发掘时，这些石盖板完好，且拼缝没有显示被人为移动、重封的迹象。按照参与发觉的工作人员记录，将这些完好的石板完好的移走，很是费了些时间和功夫。

上层石盖板移走后，面对的就是这块有个大洞的地宫顶板。根据当时的记录，地宫内部文物有些杂乱，但地宫内并没有碎石。

地宫内文物完整吗？肯定不完整。

谁偷的？无定论。

金华万佛塔地宫发掘旧照

到底少了什么？研究者认为，至少不见了供养七宝。

“ 供养七宝”是佛教供养法器，这七宝在不同的佛教经典中说法有出入，如《阿弥陀经》（鸠摩罗什译）中七宝为：金、银、琉璃、珊瑚、砗磲、赤珠、玛瑙。而《法华经》则是：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真珠、玫瑰。

总之要七种珍贵的、稀世的宝物，用这些宝物供养佛、菩萨，不是为了炫耀财富，而是为庄严自心、实践佛法、成就出世智慧。就是将这些外在的宝物转化为内在修行的助缘，最终获得佛经中所描述的境界。

按照研究者的说法，要能获得这些宝物，对皇家行为应该没有难度，比如法门寺地宫，对于民间行为，靠僧人化缘、施主捐赠，要收集起这些宝物就有难度了，因此多数情况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地宫放置大量铜钱，

金华万佛塔地宫一个铜板都没有。

带着这个谜结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