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志•家国魂：民国中国童子军大庾团纪略

蓑笠翁(才哥)

少年志·家国魂：民国中国童子军大庾团纪略

（大余）钟际才

1912年2月25日，留美考察童子军教育的严家麟，怀着“非道德、知识、健全体格不能铸强国民”的信念，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地武昌，于文华书院图书馆集结60名16岁以下少年宣誓立团，中国第一支童子军由此诞生。武昌的地理枢纽地位与革命象征意义，让这一新型青少年组织迅速风靡全国，成为民国教育与社会运动的重要符号。

1930年，江西省立第十三中学（今大庾中学前身）响应号召，成立“中国童子军2568团”，此番号沿用至1949年上半年。团部遵循全国统一规制：学校设团、班级为中队、中队下辖2至3个小队，校长兼任团长，体育教师担任教练，中、小队长由优秀队员民主选任，构建起权责明晰的组织体系。1945年，童子军运动在大庾地区进一步拓展，县简师初中部及崎城、青龙等多地中心国民学校相继建团，少年们的身影活跃于城乡校园。

全国层面的规范化进程同步推进。1932年4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中国童子军总会组织案》，次年《中国童子军总章》正式施行，从宗旨、誓词到制服徽章、财务制度均作出明确界定，标志着童子军运动迈入制度化阶段。大庾各团严格遵循三级训练体系：初级涵盖国旗党旗认知、结绳礼仪、卫生常识等基础素养；中级增设旗语侦察、救护炊事、露营储蓄等实用技能；高级则融入中国革命史、测量制图、军事常识等进阶内容，以“智、仁、勇”为核心培育少年公民。

1947年夏，一场为期一月的童军夏令营在东山公园中山图书馆拉开帷幕。县长严奉琦、教育科长谢绍枋分任正副营长，60名优秀小学生分编为两个中队，在学科讲授（童子军知识、卫生常识、专题讲话等）、文体活动（营火会、音乐会、运动会等）与社会实践（社会服务、参观写生、露营调查等）中，锤炼领袖素养，为基层童军组织建设储备力量。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童子军战时服务大纲》颁布，这群稚气未脱的少年迅速转向战地服务，以传讯、运输、救护、架桥等行动，在民族危亡之际扛起责任，成为周恩来口中“抗日斗争的小生力军”。

淞沪烽火中的青春壮歌（1932-1937）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上海童子军罗云祥等四人佩戴红十字会标志，在闸北、虹口地区转移难民时惨遭日军杀害，其殉国壮举引发全国愤慨，蔡廷锴将军挥笔题词“为国牺牲”以示哀悼。1937年上海南站遭日军轰炸，王小亭镜头下受伤嚎哭的幼童震撼世界，而鲜为人知的是，正是童子军在废墟中紧急施救，并转运大批难民与伤员。四行仓库保卫战中，11名童子军冒死运送三大车物资，15岁女童子军杨惠敏泅渡苏州河送入国旗，让死守阵地的“八百壮士”与全国民众备受鼓舞。

松山战役的少年忠魂（1944年）

滇西反攻战役中，约7000名9至15岁的童子军（多为孤儿与烈士子女）加入中国远征军。松山战役里，超1000名“娃娃兵”壮烈牺牲，最小的张全胜年仅9岁，被俘后面对日军酷刑高喊“来生还打鬼子”；11岁的李占宏战前对美军记者坦言：“我可能会战死，但国家会有未来”，稚嫩的话语中是超越年龄的家国情怀。

敌后战场的无声坚守

全国各童子军组建战时服务团，在后方承担伤员救护、物资运输、通讯架设、治安维持等重任。1937年成立的孩子剧团，由8至15岁难童组成，在各地巡回演出抗日剧目，用文艺唤醒民众。《儿童画报》的抗战插图、《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旋律，成为童子军传播救亡思想的重要载体，让爱国情怀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

这些穿梭于战火与校园的少年，以青春热血诠释了“时刻准备着”的誓言，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大庾一地的记忆，更是中华民族抗争史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印记。

【作者简介】钟际才，民政部门退休干部，赣州作家协会会员、大余作家协会理事和大余王阳明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热爱客家文化，钟情于地域文化挖掘和研究，怀揣着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守护那些承载着当地记忆和历史痕迹的文化遗产。

曾采访于赣南18县市区的专家、学者和群众，足迹遍及大余县105个村的每个自然村庄和14个居委会的每条街巷，特别到偏远山区了解各地民俗文化、地域历史文化、地名文化。有500余篇作品发表在全国各大杂志，报刊和学术网站，独著、合著和主编书籍9部。应江西电视台、赣州电视台、大余县融媒体中心和大余县文广新旅局等单位邀约拍摄过二十多则地名故事短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