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墩散记【散文】

大漠

郑墩散记

文/ 大漠

一

在松溪县，村落名称里含“墩”字的委实不少，比如郑墩、祖墩、潘墩、李墩、周墩等，倘若细数自然村在内，少说也有十几个。查阅相关资料得知，中国村庄地名中大量使用“墩”字，主要源于地理特征、历史功能和文化传承等三方面原因。而在南方大部分地区，基本上皆因地理特征而为。

目前国家考古证据表明，中国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多发现于北方地区。据此推断人类早期始于北方生活，后因战乱、气候等原因，逐渐向南迁移。比如西晋时期的永嘉之乱，有七十万北人迁至浙江和福建，史称“永嘉南渡”。再如唐代安史之乱导致百万人口往湖南、湖北大量迁移。更有甚者，宋代靖康之变，竟有五百万北人南迁至长江、珠江流域一带，规模空前。持续数千年和数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些南迁的先民择地而居，逐渐在南方各地形成村落。

《说文解字》里释“墩”为“平地有堆”。《辞海》里释义，“墩”本义指土堆或高地，古代常作为自然或人工修筑的地标。于是，不难想象，先民择“墩”而居，便有其在舒适度和安全上的考虑和道理，一者可避免低洼地带的水患威胁，二者可抵御匪患和野兽侵袭。于是，在给村落命名时，便形成了“姓氏+墩”的命名体系。

果不其然，“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的深秋季节，在郑墩村，一些对该村历史略知一二的坊间人士告诉我说，最早到郑墩肇基者，是郑氏和卢氏两家先民。他们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而居，不无道理地遵循了古人“择墩而居”的定律。据说，郑、卢系郎舅关系，郑氏是卢氏的姐夫。开基时，姐夫郑氏一家择居距现郑墩村三里地的黄泥垄，小舅子卢氏一家把家安在现郑墩村正宗所在地，故有郑墩早期称“卢墩”的说法。郎舅俩本没有住在一处，相传有一年正月大年初一，卢氏到姐夫家拜年，却见姐夫在家里往外挑粪便。殊不知，在南方传统习俗中，粪便在农耕社会被视为重要的肥料资源，象征“肥水”和财富，正月初一挑粪便外出会被认为“肥水外流”，导致财运流失，从而一生穷困。小舅子卢氏一顿提醒，姐夫猛地击颅懊悔，原来，郑氏把过年的日子记错了，以为当天还是除夕之日。不吉利的事情一出，郑氏便不想再在黄泥垄待下去了，郎舅俩一合计，郑氏一家便从黄泥垄搬到小舅子居住的地方来。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家里都建了卫生间，从住所往外挑粪便的现象从此鲜有看到，但古人这一禁忌至今尚有遗存。如闽北一带农村过年习俗中，正月初一一般不会去打扫卫生，更是禁止往外倒垃圾，其暂停日常清洁行为，实现“聚财”的习俗还在民间延续。

　　后来，“卢墩”为何变成“郑墩”，据说在申报村名时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村落正式命名时，是卢氏为主向县衙申报，卢氏申报的自然是“卢墩”，哪知小舅子卢氏不识字，文盲的小舅子被有文化的姐夫使了个坏，在申报文书上把“卢墩”改成“郑墩”，等批文下来，小舅子只能无奈地接受了，郑墩村名从此尘埃落定，延续至今。

有村民热心地搬来郑墩郑氏族谱给我看，族谱记载郑墩郑氏始祖郑山公“明由漳州迁松溪之西里郑墩村”，至于是明朝什么年代，没有明确的记载。

二



一个土生土长郑墩村的好朋友告诉我，郑墩村的地形酷似前脚卷曲后脚平伸躺着的肥母猪，古时，村庄的大部分房子都集中在母猪凸起的“肚腩”上。后随着人口的不断繁衍生息，尤其是叶、施、林等外来人口的陆续迁入，村庄随之扩大，村里的郑厝巷、卢厝巷、林厝巷、叶厝巷、施厝巷等应运而生。村庄房屋也从母猪的肚腩处扩大到头部和后脚及肚腩下的田野。从民国时期开始，郑墩村被列为乡、区所在地，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在郑墩村设立人民公社、乡和镇等建制，成为如今松溪县九个乡镇中除渭田镇外地域面积和人口的第二大镇。

朋友说他半个世纪来在郑墩村这个地方，搬过四次家，从记事时起，第一处的家是住在矮田。

矮田在母猪肚腩的下方，靠近田野。曾读过老家在郑墩村的一个文友写的散文《村庄情结》，写的便是对家住矮田的一些回忆：“我十二岁以前居住的地方被村里人称作‘矮田’，那时我家附近有一片广袤的田野，田野里种着水稻与各种蔬菜，田野间隙长着一簇簇迎风招展的狗尾巴草。只是，田野的地势并不矮，至于为何被村里人称为‘矮田’，至今我仍是不得而知。……我家门前蜿蜒着一条铺满石子路的巷子，傍晚时分，巷子里的十几户人家老老少少都习惯端着饭碗，或蹲着，或倚在门框上，哧溜哧溜地扒着饭菜。……那时的矮田北侧有一条河，还有，巷子尽头有一株几百年的大樟树。”

田野里金灿灿香气弥漫的水稻，小溪旁碧绿碧绿的蔬菜，村庄街巷那蜿蜒的石子路，高过屋顶的大樟树，还有夕阳下端着饭碗侧立在古老门楣上老老少少，那时的矮田，何尝不是一幅流淌在人们乡愁记忆中绝美的画卷！

　　第二次，朋友说可能是家中人口多住不下的缘故，他的父母把住处从矮田搬到了地势相对较高的江龙头。如果不是这次亲眼见到标识“江龙头”的门牌，我始终以为郑墩村人尽皆知的“江龙头”是“鸡笼头”。尽管我也是郑墩镇人（新铺村人），尽管我还在郑墩中学读过书，尽管几十年来总是和郑墩村不断地擦肩而过，“鸡笼头”的称谓始终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在想，诸多年来的误认，或许是在本地方言中“江”和“鸡”音调相近的缘故吧。

从地势上看，“江龙头”地处母猪的头部，我疑惑地问朋友为何称之为“江龙头”而不叫“猪龙头”，朋友和我后来又问了的一些当地人，他们也都不得而知。

第三次搬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朋友那勤劳而吃苦的父母，和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分到了国家改革开放的第一波红利，手头稍微的宽裕一些，便在一处称“大柯坪”的地方建了新房。“大柯坪”地处母猪地形的大后脚处，或许是“大脚坪”的误称，因本地方言“脚”和“柯”也是读音相近，本地话基本一样。

到了二十一世纪，郑墩镇改造长盘茶山为新的街区，新街长约一里地，路面宽阔，两旁新楼林立，我这位朋友也在沿街建了楼房。至此，郑墩村大为扩容，连同上合新村等的建立，村庄面积从民国时期规模扩增了近十倍。

三

情感动物或许都有一个通病，每当时光流逝时，记忆却总能停下脚步，在你触景生情的一刹那，那道怀旧的闸门总会如洪水般地打开。那天，时隔几十年再走江龙头，我的心情颇为感慨和汹涌。因为我十四五岁在郑墩中学读书时，便寄住在江龙头叶厝巷的亲戚家中。

清楚地记得开学的第一天，身高不足一米四的我，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书童，挑着行李担进校。担子一头是外公为我定制装米用的铁皮箱子（偶尔，我也会为有一只铁皮箱子而骄傲，因为那时，大家用的都是木箱），一头是书籍等日用品，可能是担子绳索太长而我又身高不足的缘故，挑起来总是晃晃悠悠，艰难地从不是很平坦的黄泥土操场上擦地而过，引来旁边不少学长窃笑不止。没有见过世面的我，不禁脸红心跳，步履更加的跌跌撞撞，仓皇不已。

学校建在江龙头之上的茶山上，两座平房隔着操场，均为一层数间，分别是初中和高中的教室。老师办公的地方是一座砖混结构的小平房，比学生教室低矮和小了不少，横坐于初中部的下方。记得初中和高中都有2-3个班级，全校学生人数有五百人左右，整个校园煞是热闹。

那时，行政村都有初中，直到上了高中，那些距离郑墩村路途较远的村落学生才不得不寄宿于学校。于是，郑墩中学把高中部两个教室分别用作男女学生宿舍。所谓的宿舍，其实极其的简陋，两排上下两层木制的架子床大通铺，分列在教室靠近窗户的两边，把整个教室挤占得满满当当，仅留下中间一小溜的过道走人。学生一般睡在上铺，无论什么季节，在硬木板上铺上草席，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了。大家并排睡在硬梆梆的木板上，夏天闷热难耐，蚊虫又多，好在年纪尚小，倒头便能入睡。而冬天便有些冷得不行，为了便于取暖，我们把被褥折叠成上下两块，再把落脚处用绳子一捆，仿佛如今驴行者的睡袋一般，整个人连头都一起钻进被窝，着实暖和了许多，便也勉强度过寒冷的冬季。下铺一般用于摆放各式各样的木箱和盆盆罐罐等生活用品，也用做寄宿生就餐的“餐厅”。每到放学铃一响，大家便飞奔到学前巷拐弯处的蒸饭房，拿上热气腾腾的饭盒，而后又飞奔到宿舍，打开瓶瓶罐罐的自带菜肴，狼吞虎咽起来。

饭盒为铝制，自行购置带来学校，每次用餐完毕，把饭盒洗净后再放入家里带来的大米，添上水送到学校蒸饭处。为便于取饭盒时容易识别，我们都会在自己的饭盒上用小刀刻上名字，或是标注上各式各样的记号。

至于菜肴，都是周一早上从家里带来的干菜，一般是酸菜或咸菜之类。当然，一些家境好的同学，也会偶尔带上父母精心熬制的肉丝，让大家看了，好一阵的嘴馋。带的干菜一般以能吃一周为限，倘若接济不了，便只能每餐以一个芋子配饭。做法是蒸饭时把芋子剥了皮洗净，然后放入饭盒中和大米一道蒸煮，饭熟时芋子也熟烂了。拿到宿舍，用筷子把米饭里的芋子捣开，滴入少许的酱油，便可以配饭了。也有同学在滴入少许的酱油后，还会在芋子上抹一层熬制的猪油，那样会更加的香喷好吃。那时吃饭，基本没有汤汁，口渴就喝水龙头的自来水，偶尔能喝上开水就算奢侈的了。

蒸饭房距离宿舍有两三百米，要穿过教师办公室楼和初中部及操场，走的是露天的黄土路，倘若遇上雨天路滑，不小心摔倒丢了饭盒，那一餐便只能饿肚子了。那天在郑墩村学前巷独自转悠，不想遇到发小、同在新铺村和郑墩中学读书的一个兄弟，他对蒸饭房也印象深刻，我们两个在如今已经废弃多年、且破败不堪的蒸饭房前，聊着在中学读书时的学习和生活的诸多往事，回想那些曾经是那么艰难困苦的读书日子，但如今忆起何尝不是岁月生香的时光，心中都无比的感慨。

半个学期后，父母担心我在宿舍高高的上铺睡觉，晚上爬上爬下不安全，加上宿舍风大寒冷，便让我住到江龙头的亲戚家中。

亲戚家住叶厝巷，从学校出来去叶厝巷记得是一个很陡的下坡。坡道路面全部是石头铺就，由一级一级的台阶组成，路面两米来宽，巷深百来米，两旁是清一色的黄土墙筑成的黑瓦房屋。巷子中央有一棵百年老樟树，枝繁叶茂，像虔诚的卫士，忠心耿耿地守候在叶厝巷的身边。

那时的江龙头房屋密集，呈条状错落有致地分布。学前巷通往东山垄和黄沙村的黄土路，仿佛从江龙头的屋顶蜿蜒而过，像飘在黑瓦屋顶上的金色绸带。站在飘带上，依稀可以看到屋檐下透出的一条条石头路，在阳光下发出熠熠的光。尤其是傍晚时分，成片的屋顶上便会有袅袅炊烟徐徐冒出，或浓或淡，在夕阳的映衬下，站成村落里一抹美丽的景致。

如今的叶厝巷已面目全非，光洁的石头路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粗糙的水泥路面。由于搬迁，街巷两旁的房屋已破败不堪，有些只留下片瓦残墙，有些甚至是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唯有巷子中央的那棵老樟树，依旧静静地屹立风中，已不再繁茂的枝叶上，仿佛记载着叶厝巷几十年来的变化和沧桑。好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当年亲戚家已经几易住所，从叶厝巷搬到中学边上的茶山新村，几年后，又住进条件更为完善的上合新村。

　　记得学校校长是福州下放的知青郑崇老师，郑老师说话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眼睛炯炯有神，两腮和下巴胡子总是精心剃过，留下黝黑的痕迹，很男人的模样。后来听说当年和郑老师下放的还有陈颀、刘必成、赵公华、龙仁俊等一批厦门大学和福州师范大学毕业的知青老师。这些名校毕业知青老师的注入，让郑墩中学师资力量强大无比，教学质量据说一度超过县一中，名噪一时。这一期间从郑墩中学毕业的师兄师姐也大有出息，有不少走上各级行政及专业领域的领导岗位，让郑墩中学风光无限，一度成为佳话。后来，知青老师陆续调往省城，这些曾经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郑墩中学的青年才俊，成为郑墩中学教学史上抹不掉的辉煌一页，成为那个时期，镌刻在郑墩莘莘学子求学历程上永久的美好记忆。

只是，不知道福州下放的知青老师们，如今是否安好！

四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农业生产包产到户政策的实施，农村私有农产品生产逐渐活跃起来，农村集市随之复活，定期的墟期成为乡村农产品等物质交易的一道不可或缺的风貌。

对郑墩的集市印象尤为深刻，我在郑墩中学读书的那个时期，集市地点在邮政所到村尾小桥近三、四百米长的唯一街道上。这条街道也是汽车通往政和东平的必经之路。街道上方从供销社正对面分岔出去百来米，呈“丁”字型的乡人民公社和电影院门口的偌大广场，也是集市的必然延伸。公社所在地曾经是一个叫辅昌寺的圣地，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拆除建了人民公社。虽然公社边上后来又建了卫生院和粮站，但连接着黑黝黝的一片茶山，寂静无比。

每逢赶墟，街道两旁便摆满各种农产品、家禽及日常用品等。街上人头涌动，人声鼎沸，各种叫卖声、自行车铃声及家禽的叫唤声交织一起，热闹非凡。偶尔路过的汽车和每天以东平为终点而往返的班车，在街市上缓缓移动，从人群中艰难地驶过。

从我记事时起，赶集的日期都是每月农历逢一、逢六的日子。在中学读书时，总是对赶集的日子期盼有加，因为母亲会在赶集时到郑墩集市来售卖斗笠。那时，我所住的村落，家家户户都会编制竹编斗笠，一只斗笠两毛五分钱，以此来增加家里实在不宽裕的经济收入，解决日常的一些开支。每逢墟日，我在下课后便马不停蹄去集市寻找母亲，向母亲要来一毛或是五分钱，买一个香喷喷的肉包或是冰凉冰凉的冰棒，尽情地享用。那时郑墩村似乎建有冰棒厂，许多村民会到厂里批发冰棒，拿到集市上售卖。甚至有村民在大热天，把裹得严严实实、装着冰棒的木箱，用自行车驮着，走村串户去叫卖。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吃冰棒，是父亲赶集时用热水壶装回来的，尽管从壶里取出时，冰棒已经融化了大半，但那冰凉香甜的味道，还是让我回味无穷，孩童的我们，甚至把融在热水壶里的凉水，也喝了个精光。

据说，郑墩集市的建立，颇有些历史和来历。相传郑氏、卢氏到郑墩肇基繁衍后，随着附近村落人口的增加，便开始在郑墩建立集市。民间有说法，古代建立集市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售卖者连续三次在集市交易的物品，没有售完的，都必须由集市发起人全部买空。最初集市由卢氏发起建立，三次集市过后，卢氏却因资金不够雄厚而购买不了市场剩余的物品，最终无功而返。时过不久，较为富裕的郑氏也发起建立集市，因为了有资本收购，终于成功建立了集市。

　　朋友说，孩童时家住矮田，赶墟是在郑厝巷、卢厝巷及叶厝巷交织的街巷上，集市纵横曲折，热闹非凡。在他的回忆叙说中，我脑海里不禁想象着那时集市的模样：晨曦初露，青石路上蒸腾着露水与牛蹄踩踏混杂的土腥气息，随着太阳的冉冉升起，狭窄的街巷两旁，摊位鳞次栉比，沿街铺开。老农竹筐里黄澄澄的姜蒜，老汉用草绳扎起半扇还滴血的猪肉，货郎颤悠悠的货担，陶农箩筐中瓷碗的叮咚响声，构成乡村集市最原始的模样。偶尔，还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鸡鸣狗吠，为热闹的集市增添了几分乡村的质朴。日头西斜时，尽管集市已不再喧嚣，但铁匠铺风箱依旧呼哧作响，店家酒旗被晚风卷成绛红的波浪，更有那卖炊饼的娘子，蹲在火炉余烬旁，炭火映得脸颊酡红，秀色藏在暮色里，和天边的晚霞一道，闪着点点光芒。

后来，随着村庄的拓展，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松溪到东平公路的开通，公路从郑墩穿村而过，既可通车，又是街巷，更成为赶集的场所。

再后来，电影院和乡政府门口路段往外拓展，形成一条宽十来米，长数百米的新街巷。为便于群众赶集，街巷中央还建起高大的挡棚，挡棚下有三条长长的水泥台面，便于赶集的群众摆放各种物品。曾几何时，一个不怕日晒雨淋的新集市，在郑墩演绎多年。若干年后，随着美丽小镇的建设，挡棚拆除，这条宽阔的街道，逐渐演变为郑墩最美丽大气和繁华的乡镇街道。尤其是近些年对沿街建筑进行立面改造，打造夜景工程，在华灯初上时，更让街道成了小镇一道亮丽的风景。

五

很多时候，缘分真的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人世间许多看似毫无关联的人和物，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或是在许多的不经意间，都会成为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比如郑墩村学前巷一号，在我参加工作后，竟成为我岳母的老家。曾经无数次来来回回的熟视无睹，竟让我有朝一日会和它如此真切地关联在一起。

学前巷和郑墩大街也呈“丁”型，是当年通往小学、中学和黄沙村的必经之路。而一号那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便悄无声息地立在临街的巷口。在它成为岳母的老房子后，每次去郑墩，我总会在学前巷一号房屋门口，看见一个身形高大、身穿蓝色长布衫的老人，端坐在一条板凳上，娴熟而专注地忙着手中做“饭甑”的活儿。毋庸置疑，老人是岳母的父亲，我随妻子称之为外公。

　　每每这时，我总会夸赞外公的好手艺，外公便热情地向我细数做“饭甑”的诀窍。诀窍不诀窍的，我自然是不懂，也学不会，只知道过去在南方农村，饭甑是传统的木制炊具，主要用于蒸制米饭，家家户户必备。它一般呈圆桶状，上下一般粗细，甑身中部凸出便于双手端持，上部配有盖体，中部内有隔层用于装载米饭，底部镂空，利于蒸汽穿透从而蒸熟食物。小时候，只知道传统饭甑多采用一种本地话称之为“胚”的软木制作，真实学名我不得而知。长大后，知道这种软木是由柳杉加工而成，因为柳杉材质薄且光滑，而且纹理通直，质地轻韧，不易翘裂变形，是做“饭甑”的好原料。后来，随着农村生活中电器化的普及，蒸饭一般都用电饭煲，这种用柳杉做“饭甑”的情景就逐渐消失了。不过，我还是很怀念小时候用“饭甑”蒸饭的日子，不必说可以喝到可口的米汤，也不必说蒸饭时从蒸盖缝隙留下的蒸汽水，可以治愈孩童时期嘴角的溃烂，单就每每吃上“饭甑”里的“鸡蛋饭”，便让我回味无穷。所谓的“鸡蛋饭”，即在蒸饭时，打开蒸盖，在还没有蒸熟的米饭上挖一个小坑，把生鸡蛋破壳后，蛋黄和蛋白倒入饭坑再用米饭埋上。几分钟后，把坑里的米饭连同鸡蛋陶起，滴入少许的酱油和猪油一起搅拌，美味的“鸡蛋饭”就做好了。小时候跟随父亲参加农忙时节的的“双抢”劳作，早上吃着母亲制作的“鸡蛋饭”后，顿觉精神百倍，惧怕田间劳作的心情顿时少了几分。

每每在我和外公说话之际，外婆闻声便立马从里屋出来，兴高采烈的样子，并转身到街上买来热乎乎的光饼，使劲地塞我手上，叫我趁热食用。

和外公高大的身形相比，外婆却显得娇小玲珑。永远是一身蓝咔叽粗布连襟外套，黑色裤子，再配以精致的黑色布鞋，总显得干练清爽。岁月虽然在她脸上布满皱纹，留下沧桑，但从外婆精致的脸型还是不难看出，青年时期的她，想必是一个相貌出众的美人。

听岳母说，外婆于民国时期从政和东平溪西村嫁到郑墩，男人是共产党游击队员。男人参加革命，外婆自然成了国民党政府的敌对分子。于是，整日东躲西藏，过着流离颠沛的艰难生活。后来，男人吃不了打游击闹革命的苦，竟然叛变革命，投敌到国民党阵营。外婆得知后，一气之下，孤身远走他乡到建阳樟墩乡下，再嫁给了老实本分的外公。后来生下岳母，一家过着无比艰难的日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外婆离开那个当叛徒的男人，倒不是说她有着多高的觉悟，在当时，外婆只是觉得当初国民党要抓她，男人叛变后，共产党也要抓她，实在是无处藏身，难以生计。万般无奈之下才逃匿到樟墩乞讨生活。后来，之前男人当了国民党政府郑墩乡乡长，似乎一下子“光宗耀祖”起来。有亲戚写信叫外婆赶紧回郑墩来享福，外婆没有丝毫犹豫，断然拒绝，倒是体现了她不爱慕虚荣的骨气与秉性。“十年一觉扬州梦”，外婆尽管在樟墩的日子生民涂炭，经常食不果腹，高大的外公还时常被国民党抓去为那些官太太和一些反动乡绅当轿夫使唤，但外婆留在樟墩的决心是那么的决绝。男人四处寻找外婆无果后，无不风光地娶了一个待嫁闺房的姑娘为妻。想不到的是，时过不久，松溪解放，那个叛变的乡长在逃亡途中，在新铺锦田村河边被当场击毙，就地正法，落了一个应得的下场。由于思乡心切，在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时，外婆一家才搬到郑墩居住，几经打拼，建造了学前巷一号住房。

如今，外公、外婆都已作古，尽管岁月倥偬，星霜荏苒，学前巷一号却依然默守街边，只不过老屋也已易主。但屋面依旧，门楣依旧，只是多了沧桑的成分，就像从艰辛岁月里走来的耄耋老者，让人每每走过身旁，免不了又多一份思念和敬重。

六

学前巷往里走不远，两座曾经是郑墩茶场职工宿舍的老旧楼房，还沧桑孑立于街巷两旁。只不过，曾经居住着众多住户，总是热闹非凡，时常飘荡着我听不懂的福州话，且两层均有过道走廊，走廊边缘还摆放不少花花草草的老屋，早已人去楼空，风物不在。只见楼前杂草丛生，荒芜无比，那布满灰尘，令我无法辨别出学名的绿植，毫无章法地攀爬在有些残缺和破旧的墙体上。此时，有街巷旁的树叶，在秋风里纷扬掉落，这一季的秋天，又似乎能让人无端地生出许多的伤感来。

两座楼房均为砖混结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相较于那个年代当地人还是土墙黑瓦的居住条件来看，在当时，两座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房，着实让当地群众羡慕不已，望其项背。当地人都知道，楼房是茶场专门为从福州引进的职工而建。

郑墩茶叶种植历史较为悠久，据《松溪茶志》记载，在地势较高的郑墩境内白云岩、马半天和双源村的九龙岗九便有明、清时期遗留的古茶树，品种多为松溪菜茶。更有具体记载：清雍正四年（1726），陈景彩、陈景山兄弟从德化县移居山铺（今新铺）肇基，便广植茶叶，一直到民国时期，附近梅口、万前、南坑等村落均为松溪茶叶主产区，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郑墩茶叶生产才陆续走向衰败。

新中国成立后，郑墩茶叶开始恢复生机，并于1960年2月成立“地方国营松溪县郑墩茶场”，属福建省农垦系统地方国营全民所有制企业。建场之后的二三十年里，其茶山面积之广、职工人数之多和生产经营之先进等，曾经都是那么辉煌地屹立在松溪茶叶领域的潮头。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伴随茶场的兴衰，郑墩茶场这个名噪一时的字眼，总能让无数郑墩人留下满满的回忆和诸多的感慨，尤其是近两百名从福州大城市远赴山区茶场，把毕生年华都奉献给郑墩茶场的福州青年，更是在郑墩茶场书写了一部人生难忘的剧目。

建场之初，郑墩茶场就有茶山两千多亩，辖郑墩、洋墩、南坑和大溪尾等四个工区，并且在林屯甚至是旧县乡的马坪村还有茶叶育苗基地。为了解决生产劳动力问题，茶场四处招人纳贤，甚至远赴福州招收工人。功夫不负有心人，1963年，福州青年190多人分两批浩浩荡荡走进郑墩茶场。当时交通极为不便，一行队伍天不亮就从福州乘车动身，天黑才抵达松溪县城。因那时县城到郑墩尚未通公路，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只得背上行李再出发，步行十几公里向郑墩村奔赴。

据一些福州来的茶场职工后来回忆，大家走走停停，过了暗溪桥，爬上泉水岭，队伍里许多才十六七岁，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娃，已经是气喘吁吁，步履艰难，走不动了。大家在泉水旁的岩石上略作休息，饮上几口清冽的泉水，才开始继续赶路。下了坡，走到洋墩桥时，见有一大帮的人群聚集在那里，原来是茶场组织的学生和职工，拉着板车到三里之外的洋墩桥头，来迎接他们。

此后，这群福州来的年轻人，便在郑墩茶场安顿下来，他们分配到不同的四个工区，成为“地方国营松溪县郑墩茶场”的正式员工，耕作茶山，采茶制茶，有文化知识的职工，还被派往进修学习，成为茶叶制作的技术人员。80年代初，茶场引进日本制茶流水设备，他们还被派到日本学习。记得日本人来郑墩茶场考察和时间长一些的技术指导，茶场还为此专门到福州买来抽水马桶，建了卫生间供日本人用，一度让从来没有见过抽水马桶的郑墩村民，甚为惊奇。

那个时候，郑墩村因为有了国营茶场，大量的采茶、拣茶等用工需求，让不少周边村落甚至县外、省外的四川和浙江等地女工蜂拥而入。坊间还有说法，说嫁到郑墩不愁没有好日子过。于是，一些采茶姑娘经人介绍，纷纷成为郑墩村的新娘。不少外地采茶姑娘，也在茶山与福州单身职工相熟相知而相恋，最终走向婚姻的殿堂。翠绿的茶山上，有白云作证，演绎了众多如绵绵群山般的绵绵情爱，让近两百名福州来的茶场职工，从此在郑墩安家落户，花落花开。只是，几十年来，这些可敬的背井离乡者，或许免不了在每一个月圆之夜，对月思乡，对月思亲，默默承受着“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下心头”的苦楚吧。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如今，这些福州远道而来的茶场职工，都已经或几近迈入八十高龄，也许是多年来而适应的生活习惯，也许是由于子女都成了地地道道的郑墩人，老人们更喜欢生活在郑墩，生活在这个一生为之奋斗、为之牵绊的熟悉之地。看着郑墩日新月异的变化，望着夜间街边屋顶闪闪发光的“缤纷郑墩”字样，我的心中只有默默的祝福：但愿郑墩茶场那一抹醇厚的茶香，能永久地沐浴他们幸福、安康的晚年，一如街上缤纷闪烁的霓虹灯，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刻，永远闪亮在有梦的胜境。

七

曾有文人学者把松溪称之为“诗意松溪”，我想是不无道理的。松溪的山清水秀，造就松溪“百里长溪碧松溪”的诗意环境，松溪的文化底蕴，滋生了松溪人民淳朴诗性的特质和潜在的文艺属性。于是，我发觉松溪不少村落，都有其文艺活动的开展，不少村民喜好唱戏和演戏。如花桥乡路桥村的提线木偶艺术，从20世纪五十年代至今都在乡间巡演，几代人接力着为传承“傀儡戏”默默努力。几年前，“路桥提线木偶”为此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又如旧县乡大黄沙村，村民自古以来便有学唱传统戏剧的喜好，剧种有北路戏和赣剧。民国时期，大黄沙先后成立过两个戏曲子弟班，农闲时尤其是春节期间，会到毗邻的村庄去演出，以赚取收入，补贴家用。新中国成立后，村里也有两个戏班，甚至还办过花灯戏班，文娱活动氛围极为浓厚。还有旧县乡船坑村民，也十分喜欢戏曲，自古便养成唱戏的传统。《渭川史记》有记载，船坑村民间的子弟戏班十分活跃，民国末和解放初期，几乎每年正月均有子弟班外出巡回演出达两三个月。村里多数中年人对赣剧许多剧目的内容、着装、唱腔等戏剧艺术都能加以评论，少年儿童也会哼上一两段曲调。为了精益求精，船坑村民还会自费请外地的唱戏师傅到村里来教戏，学成之后，便组织戏班到浙江庆元、龙泉等地演出。时间短的十天半月，长的一年半载。

而郑墩村早在20世纪初，就有村民从江西引来赣剧。只因戏种从江西引入，赣剧故在松溪被称“江西路”。在当时，学戏的大多是土生土长的的农村子弟，故“江西路”又叫做“子弟戏”，戏帮因此别称“子弟帮”。

据说是一个叫施瑞棋的郑墩村民，十六岁到江西学戏，学成后于1902年回到村里，办起了第一个子弟戏班。戏班有二十多人，学戏习武，演技精湛，尤其是演“老生”的班主施瑞棋，一身武艺高超，演艺十分了得，寒冬腊月双脚夹着“火笼”能打下一场“八仙”，名扬周边县市。施班主带着戏班辗转外地演出，深受群众喜欢。外出唱戏一般没有固定的报酬，每到一地，由当地发起看戏者管吃管住。尽管没有报酬，对于戏班来说，能解决温饱之忧已经很知足了。倘若遇到财主大户请戏，便会有谈妥的酬劳。

民国时期，郑墩子弟班唱戏达到高峰，戏班成员多达百人。据一些老人说，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五，郑墩村大奶庙便锣鼓喧天，热闹非凡。郑墩戏班和南坑、源头（今双源）等村戏班汇聚一起争相开演，一比高低。从四面八方涌来看戏的群众，把大奶庙附近的街巷挤得水泄不通。那时，村民到镇里看戏，有亲戚的一般在亲戚家吃饭和留宿，据说亲戚多的郑墩本地人家，晚上住宿尚且好办，地上通铺一打，再借一些被褥，挤挤都能够解决。而每日吃饭用餐，据说大饭甑做饭三桶不止，每每让东家吃到肉痛，叫苦不迭。而那些在本地没有亲戚的村民，往往吃空街巷上的肉饼店、扁肉店、面店食物，可谓让店家生意盛况空前。为此，每年的戏班斗艳，高兴的不止是那些戏迷，街巷上的这些店家，也是个个喜上眉梢，笑逐颜开。当然，一个正月下来，他们也是累得身子骨散了架，连连喊话吃不消。

新中国成立后，郑墩村戏班仍旧活跃，甚至根据时代的要求，还演过革命样板戏，诸如《红岩》《八一风暴》等。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郑墩戏班组织十几个人，到浙江嵊县学越剧，并成立了郑墩越剧团，从此，让“江西路”退出郑墩戏班的历史舞台，改唱群众更为喜欢听的越剧。20世纪90年代初，郑墩村民甚至又创办了“姐妹越剧团”“众艺越剧团”和“芳华越剧团”等多个越剧团，郑墩民间戏曲活动再度辉煌。

　　说起郑墩村的民间戏曲，不得不说一个叫黄传贤的已故老人。因老黄也爱好文学，为此我们交情颇为深厚。尽管身居山乡，但老黄甘与清风为伴，与素笺为友，一辈子笔耕不止。除写作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便关注和热爱郑墩民间戏曲，为郑墩民间戏曲的组织和活动开展四处奔忙，耗尽不少精力。并在郑墩村组织成立了松溪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村级的文艺协会--“郑墩民间戏曲协会”，实属不易。二十多年前我在溪东乡工作时，老黄和我联系，不远百里，把郑墩村越剧团拉到溪东演出，令我感动不已。

如今，郑墩村的民间戏曲依然延续着，每每在镇村开展的一些文艺的相关活动上，都能看到村里的越剧团演员，身着鲜艳的戏服，在款款演出。越剧那温婉、柔顺的唱腔，还有演员那极具温柔的一招一式、一笑一颦，总是固定成村里一幕幕行走在古风画意中的风景。

在郑墩村，我想叙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电影院那曾经万人空巷的看电影情景，“丁”字街口旧供销社橱窗内那琳琅满目的商什物品，东龙山庙人山人海的庙会香期等等。只怕我笨拙的笔无法再度还原那珍贵的原始样貌。如此，就让这篇稀碎的文字，零零散散记下郑墩村不很详尽的过往，记下曾经的那些美好和回忆吧。

（202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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