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恶魔任泰昇—淅川民国旧事

灯火阑姗

《七律二首·无题》

（一）

青砖碎瓦说兴亡，

断壁犹存旧日霜。

九秩邻翁谈恶少，

一抔黄土葬强梁。

应知草莽非天定，

谁信凶残是命当？

若使当年勤陇亩，

何须颅断对斜阳。

（二）

两进深宅化棘丛，

阶前不复往来风。

杀人岂是英雄业，

积孽终成蝼蚁宫。

乱世难分黑与白，

荒坟可辨伪和忠？

阎罗自诩终尘土，

留与山樵说始终。

题记：

关于任泰昇（任小秃），正史记载廖廖，坊间传说众多，给人的印象是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山大王”。至于他为什么由一介贫民蜕变为与人民为敌，与光明为敌的“混世魔王”？我带着这个问题，踏上了探访这位传奇人物出生地的旅程。

任泰昇出生于河南淅川上集镇大坪村，距离我家乡水田村仅有三华里。村庄位于内乡、西峡、淅川交界处金华山脚下。这里峰峦叠嶂，山高林深，在民国时期属于三不管的地方。歹徒在淅川作恶，跨过县界，进入内乡或西峡境内，虽近在咫尺，却不能越界执法。因此，是土匪聚啸山林最佳活动之地，他们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官府束手无策。穷苦百姓屢遭侵扰，痛苦不堪。

来到大坪村，通过实地考察走访和查询相关资料，一个原本模糊的任泰昇逐渐变得清晰可见。那样的家庭，那样的环境，那样的社会必然会出现任泰昇那样的人物。

当我聆听年近九旬的老邻居讲述任泰昇的童年不幸家境，当我站在那座被岁月掩埋的坟茔前——这座由他曾经蹂躏过的土地堆积而成的坟墓，不禁陷入沉思：他出自贫困家庭，原本不是一个恶人，可却走上恶贯满盈道路。他是否记得起自己罪恶的过往？他是否真能心安理得在此安息？

更令人唏嘘的是，坟墓前，他靠敲诈勒索建起的富丽堂皇的两进院落豪宅，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瓦砾间杂草丛生。站在这片废墟前，我不禁想问：若地下有知，他可曾后悔当年的所作所为？可曾明白这是应有的因果报应？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地，满目疮痍。军阀割据的阴云如同厚重的帷幕，遮蔽了整个华夏的天空。各路军阀拥兵自重，为争夺势力范围，战火此起彼伏，硝烟经年不散。昔日炊烟袅袅的村庄在铁蹄蹂躏下化为焦土，繁华的都市在炮火洗礼中沦为断壁残垣。流离失所的百姓面黄肌瘦，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路边饿殍枕藉的景象触目惊心。田野里，本该沉甸甸的麦穗被践踏得支离破碎，老农布满老茧的双手捧着干瘪的谷粒，浑浊的泪滴落在龟裂的土地上。

匪患犹如附骨之疽，在动荡的社会中疯狂滋长。深山老林里，土匪啸聚山林；乡间小道上，劫匪神出鬼没。绑票勒索、杀人越货的惨剧日日上演，商旅们不得不结伴而行，村落入夜后家家户户紧闭门窗。更可悲的是，不少军阀与土匪沆瀣一气，官匪勾结让百姓申诉无门。破败的街巷中，衣衫褴褛的孤儿蜷缩在潮湿的墙角，微弱的乞讨声淹没在嘈杂的市井喧嚣里。瘟疫与饥荒这对恶魔携手肆虐，无人收殓的尸骸堆积成山，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腐臭气息。

　　就在这年初冬时节，豫西伏牛山区金华山一带天气诡谲异常。本该是风轻云淡、暖阳高照的时节，却见乌云压顶，电闪雷鸣。子夜时分，暴雨如注，山洪裹挟着碎石泥沙，在幽深的山谷间咆哮奔涌。就在一道刺目的闪电划破天际、震耳欲聋的霹雳炸响之际，金华山下那间摇摇欲坠的茅草屋里，突然传出一声婴儿的啼哭。这稚嫩的哭声与屋外肆虐的风雨雷电交织在一起，在漆黑的夜幕下久久回荡，仿佛在向天地宣告一个新生命的降临。

　　这位呱呱坠地的婴儿，就是日后成为民国时期威震淅川军政两界三十余载的“活阎王”任泰昇。

任氏家族世代为佃农，靠着租种地主田地勉强糊口。每逢秋收过后，缴纳完沉重的地租，家中粮仓便所剩无几，全家人只能以野菜充饥度日。更令人唏嘘的是，任泰昇的祖父一辈因家境贫寒，兄弟二人竟无力各自娶妻，只能共娶一房媳妇。按照当地陋俗，媳妇每年轮流侍奉兄弟二人：今年随兄长生活，所生子女归兄长；来年则与弟弟同住，所育子女归弟弟所有。任泰昇正是这种畸形婚姻制度下，长房一脉的嫡系血脉。

　　任家在当地势单力薄，原本居住在大坪村的闫家沟。这个以闫姓为主的村落里，流传着一个荒诞的说法：“任”与“人”同音，“闫”与“盐”谐音，认为任家住在闫家是“人吃盐”会损害闫家的运势。在这种迷信思想的驱使下，村民们开始处处排挤任泰昇一家。面对日益严重的欺凌，任泰昇的父母忍无可忍，最终不得不带着全家搬离祖居，在沟口的荒僻山坡上另觅栖身之所。

　　自幼在这样特殊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任泰昇的童年被一种独特的氛围所浸润。他目睹着眼前的一切，那些或明或暗的世态炎凉和受人欺负的遭遇，如同种子般悄然播撒在他稚嫩的心田。日复一日，这些经历在他心中生根发芽，逐渐孕育出一种对世俗的强烈不满与反抗。这种情绪非但没有随着时间消逝，反而愈发强烈，最终化作一个坚定的信念：他必须成为强者，用力量来对抗这个在他看来充满不公的世界。

　　因家境贫寒无力求学，任泰昇自幼便沾染了打架斗殴的恶习，终日与地痞流氓为伍，逐渐形成了好勇斗狠的性格。他身边聚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狐朋狗友，组成了一股以金钱为纽带的帮派势力，只要有人出钱，他们便甘愿充当打手。随着年岁增长，这个原本的小混混团伙竟发展成了称霸一方的黑恶势力，麾下追随者多达百余人，个个对他俯首帖耳。

当时正值匪患猖獗之际，各村各户屡遭劫掠，百姓苦不堪言。为保一方平安，当地乡绅贤达纷纷组织民团自卫，按户筹集资金购置枪支弹药。由于任泰昇胆识过人且手段狠辣，大坪、水田、塘坊三地乡民一致推举他担任联防总指挥。在他的统领下，自卫队伍迅速扩充至四百余人。经过几次与的激烈交锋，这群乌合之众的土匪被打得落花流水，再也不敢在这一带作乱。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此时的任泰昇年仅十七岁，却已展现出惊人的统御之才。

　　此时，距离大坪仅六里之遥的西坪头陈庄村，陈重华已身兼淅川县县长与民团司令要职。获悉任泰昇势力日益壮大，他便与同乡兼副县长杨嘉会暗中谋划，意图将这股新兴力量纳入麾下。二人以同乡之谊为名，邀请任泰昇至陈庄陈重华宅邸赴宴，席间不仅授予其民团副司令之职，更将其部众尽数收编。而任泰昇亦早有攀附之意，双方可谓一拍即合。自此，任泰昇完成华丽蜕变，从地方豪强摇身变为淅川军政界的正规要员，这年他刚满18岁。与陈重华、杨嘉会沆瀣一气，把持淅川军政大权长达三十余载。

　　作为淅川县县长兼民团司令的陈重华，虽出身寒门，曾接受过新式高等教育，胸怀大志不甘偏安一隅。他将日常政务悉数委任于副县长杨嘉会处理，军宪大权则全权交付副司令任泰昇执掌。欲在更大范围攫取更高权力。在那个军阀割据、枪杆子说话的动荡年代，手握兵权者便可称霸一方。任泰昇借此权势，在淅川地界上俨然成为仅次于陈重华的二号实权人物。自此，这对军政搭档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对淅川百姓的残酷压榨，和对革命志士展开了丧心病狂的迫害与镇压。

　　从任泰昇攫取淅川政权的那一刻起，这座曾经安宁的小城便坠入了无边的黑暗。他已“宛淅自治”为噱头，迫不及待地开始营造个人崇拜，将司法殿堂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私人刑场。那些冰冷铁链的碰撞声、受刑者撕心裂肺的惨叫，混合着挥之不去的血腥气息，让每一个经过的人都不寒而栗。在这里，正义的天平早已倾斜，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暴力与恐惧。

淅川百姓的生活从此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任泰昇用铁腕推行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统治法则。他肆意践踏法律，将个人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一个无心的眼神，一句无心的话语，都可能招来灭顶之灾。枪声时常在街头突兀地响起，活埋坑里不断增添着新的冤魂，冰冷的刀锋上永远沾着未干的血迹。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最令人痛心的是，他的暴行从不区分对象。白发苍苍的老人可能因为一声抗争而丧命，天真无邪的孩童也会因一个无知的举动而遭殃。百姓们活在战战兢兢中，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曾经热闹的市集如今鸦雀无声，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就连不懂事的孩子哭闹时，只要听到“任司令”三个字，都会立即止住哭声，恐惧已经深深刻进了每个人的骨髓。

在任泰昇统治下的淅川，阳光似乎都失去了温度。这座被死亡阴影笼罩的城市，每天都在上演着人间悲剧。百姓们眼中失去了光彩，只剩下深深的绝望与麻木，仿佛行尸走肉般苟且偷生。而那个制造这一切悲剧的恶魔，却依然在高台上享受着众人违心的膜拜，用更多的鲜血来浇灌他扭曲的权力欲望。

　　在豫西南的这片大地上，曾经沃野千里的丰饶景象已不复存在。任泰昇的暴政如同一场永无止境的凛冬，将这片土地笼罩在刺骨的寒意之中。他精心构建的苛捐杂税体系，恰似一张精心编织的巨网，将万千黎民百姓困在其中动弹不得。那些令人窒息的“自卫捐”“壮丁捐”“烟土税”，宛若三十余把淬了毒的匕首，日复一日地剜割着农民的血肉。每当秋收时节，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们望着粮仓里寥寥无几的收成，浑浊的泪水在沟壑纵横的脸上蜿蜒——六成以上的血汗成果都要被无情掠夺，剩下的微薄口粮连维持最基本的温饱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设在荆关水陆码头“泰升商行”的这座人间炼狱，更是将暴政推向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它以高达200%的年利率张开血盆大口，将无数家庭拖入永世不得翻身的债务深渊。那些被迫画押的借据上，每一个字都是用百姓的血泪写就的。多少农户眼睁睁看着祖祖辈辈耕耘的土地被强行抵债，多少人家在风雪交加的寒冬被赶出世代栖身的祖屋。凄厉的哀嚎声在淅川上空久久回荡，却始终无法触动当权者那颗冷酷如铁的心。

在这片被榨干最后一滴血的土地上，往昔金浪翻滚的麦田化作了枯草遍野的荒原，曾经炊烟袅袅的村落只剩下一处处断壁残垣。面黄肌瘦的百姓们佝偻着身躯，在龟裂的田埂上艰难挪动，他们呆滞的目光中，再也看不到一丝对未来的期冀。任泰昇的统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暴风雪，将淅川变成了豫西大地上最寒冷的角落，连最温暖的春日阳光都无法穿透这厚重的阴霾。

　　任泰昇通过巧取豪夺聚敛民脂民膏，在淅川县境内大兴土木，于各主要乡镇修建了多达四十七处富丽堂皇的私人宅邸。这些雕梁画栋的豪宅不仅规模宏大，而且装饰奢华，成为其挥霍享乐的私人行宫，与当地百姓的困苦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根基，任泰昇不择手段地铲除异己。他先是暗中策划刺杀政敌，随后又通过政治排挤等手段逐步清除障碍，最终从淅川县民团副司令一跃成为实际掌权者。上任后，他立即对民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其彻底改造为只听命于自己的私人武装部队。为扩充实力，他强制规定辖区内18至35岁的青壮年男性必须服役，并推行严苛的“连坐法”来加强对基层的控制。在他的铁腕统治下，这支武装力量迅速膨胀。到1948年时，其麾下民团已发展至3000余人的规模，装备精良，不仅配有轻重机枪、迫击炮等重型武器，还专门聘请了日本军事顾问进行现代化作战训练，俨然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地方割据武装。

　　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任泰昇于1946年投靠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被委以“豫西剿共总司令部新编第二师师长”的要职。他不仅与胡宗南、刘希程等国民党残余势力沆瀣一气，更建立起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通过这种勾结，任泰昇获得了大量武器装备和军事情报支持。1949年1月，随着战局变化，其部队被正式收编为国民党正规军，并多次参与对解放军的军事阻截行动，成为国民党在豫西地区负隅顽抗的重要武装力量。

　　在任泰昇掌控淅川军政大权的黑暗时期，他对我党地下工作者、进步人士以及中原突围至淅川的解放军战士展开了疯狂的围剿与屠杀，制造了令人发指的白色恐怖，其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1941年寒冬，宋湾等地数千民众在中共地下党员的组织下发动起义。然而因叛徒出卖，起义不幸失败。陈重华随即对参与群众展开血腥镇压，将60余名群众投入监狱，并残忍杀害了16名共产党员。

1942年，面对任泰昇集团的残酷压迫，淅川印山小学的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创办了“印声”壁报进行抗争。任泰昇竟派周富有率领武装人员闯入戏院，企图枪杀地下党员。虽然党员们及时转移，但周富有仍丧心病狂地枪杀了教师贾清伍以及地下党员魏家齐的弟弟魏家祥。

1943年，国民党军统特务李品清、中统特务赵子清等人进驻淅川。任泰昇、陈重华与之沆瀣一气，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他们在狱中对被捕者轮番刑讯，施以种种酷刑后加以杀害。

1944年，他们以莫须有的“通共”罪名，残忍杀害了香严寺住持润斋大师。

1946年秋，李先念、王震率领中原军区部队突围途经淅川时，任泰昇、陈重华调集全县民团进行围剿。在上集西河滩一地，就枪杀三名革命战士，活埋九名，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1948年淅川县城被围期间，为阻止群众逃亡，他们竟下令用机枪扫射城门，造成百余无辜百姓惨死。

1949年春季，他们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荆紫关惨案"，屠杀87名翻身农民，并焚毁民房200余间，其暴行令人不寒而栗。

　　多行不义必自毙。正义可能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1948年4月20日，中原野战军作出重要战略部署，决定发起宛西战役，由陈赓将军统一指挥作战行动。其中，第十二旅奉命承担攻克淅川县城的重任。5月2日，十二旅各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对淅川县城的合围，并于次日发起总攻。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我军于5月6日凌晨成功解放淅川县城。

在城破之际，民团副司令任泰昇仓皇率部从西门突围。面对城门处拥挤的逃难群众，这个丧心病狂的反动军官竟命令随从用机枪向无辜百姓疯狂扫射，造成百余名群众惨死，其暴行令人发指。

1948年11月，随着陈赓、谢富治兵团奉命南下，任泰昇等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地方恶霸、土匪，盘踞在豫西深山老林中。他们胁迫群众，抢夺枪支，暗杀革命干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其反动行径严重威胁着当地的社会稳定。

1949年7月，任泰昇纠集4000余残匪盘踞陕州，自封为“豫西剿总”副司令兼新二师师长。同月，解放军第58军发起“豫西剿匪战役”，采取“军事打击为主、政治瓦解为辅”的剿匪策略。8月20日，任泰昇部在五里川陷入我军重重包围，这个作恶多端的匪首最终束手就擒。1950年3月，经过人民公审，任泰昇被依法处决。这一正义的枪声，不仅终结了豫西地区长达百年的匪患，更彻底铲除了反动势力的社会根基，为当地人民迎来了真正的和平与安宁。

结 语

任泰昇的兴衰历程，生动展现了民国时期地方豪强与中央政府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这位盘踞豫西南的“活阎王”，从一个混混，通过暴力手段攫取权力，以经济掠夺积累财富，借政治投机谋求扩张，最终建立起一个集军事霸权、经济垄断和政治特权于一身的反动王国。这个看似固若金汤的地方割据体系，在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浪潮和剿匪铁拳下土崩瓦解，其覆灭不仅标志着宛西地区长达数十年的封建统治走向终结，更折射出中国基层社会从传统封建秩序向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性跨越。正如《淅川县志》所载：“任泰昇之流的覆灭，彻底终结了宛西封建割据的黑暗时代，为新中国基层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段历史启示我们，任何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反动势力，终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补记：

在构思我的家乡“老北山”民国风云人物陈重华、任泰昇创作时，我经过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和实地采访。面对纷繁的资料和众说纷纭的口述，我一度陷入创作的困境。踌躇再三，难以下笔。我的本意是写写这些人在旧社会对人民犯下的罪，对社会造成的的恶。可在接触到的史料和对知情人的采访中，我发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远超想象。他们既有令人可憎可恨的一面，也有人性中向好向善的一面。

陈重华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既有荡平匪患、投笔从戎的豪情，又有兴办实业、发展教育、修筑水利的惠民之举，更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抗日。而素有恶名的任泰昇，在抗日剿匪时同样身先士卒。然而在镇压革命运动和对革命者的血腥残害，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罪行。

这段创作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简单二元对立。人性本就是善与恶的复杂交织，尤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判断题。正如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所揭示的，“每个灵魂都同时住着天使与魔鬼”。作为书写者，我们既要秉持“论从史出”的学术操守，又要坚守“弘扬正能量”的价值立场。

最终，我对两位人物采取了差异化的叙事策略：于陈重华，着重刻画其实业救国理想与阶级局限性的矛盾；于任泰昇，则聚焦其权力欲望如何异化为暴力机器。这种“显微史学”的写法，或许能帮助读者理解：在风起云涌的民国乱世，每个人的选择都是时代洪流与个人意志的合谋。

这篇题记，既是对创作心路的梳理，更是对历史书写伦理的思考。作为创作者，既要坚守阶级立场，传播正能量，又要秉持实事求是客观理性的态度。因此，在刻画陈重华时，我既不回避其惠民善举，剿匪安民，抗击日寇的正义性也深刻揭露其政治立场的反动性；而对任泰升，则着重揭露其贪婪本性主导下的累累恶行。

通过这两篇人物特写的创作过程，让我对如何书写历史人物有了更深的思考。遂以此文记之。

注：部分图片为Al生成

6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