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民国宪法》看两岸一体的宪政脉络

两岸文化馆

阿里山会馆典藏两份极具宪政史价值的史料：其一为1946年台湾代表参加国民制宪大会的相关文献，其二为台湾觉园出版社印行、皮岫云著的《中华民国宪法》。这两份史料不仅记录了近代中国宪政体制的形成与演变，也从法理与历史的层面，映照出两岸同源同体的宪政脉络。

1946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台湾省共派出十八名代表与会，其中包括早在1935年当选的“侨民代表”郭耀庭。原先国民政府规划通过公民投票选出台湾代表，但因当时交通、通信等条件所限，改由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推荐三倍候选人，再由国民政府遴选确定。代表名额涵盖台北市、台北县、新竹县、台中县、台南县、高雄县、花莲县、台东县、澎湖县等区域，并设置妇女、原住民、农会、工会、渔会、铁路工会、商会、航业等组别，共计十七个选区与类组，力求体现台湾社会的多元结构与广泛代表性。

除郭耀庭外，其余十七名代表由台湾省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区域代表包括颜钦贤、黄国书、林连宗、李万居、林壁辉、张七郎、郑品聪、高恭、连震东；职业代表为洪火炼、刘明朝、吴国信、简文发、陈启清、纪秋水；谢娥为妇女代表，南志信为原住民代表。这一代表构成，反映出当时宪政体制设计中“全民参与、各界共议”的初衷与包容精神，也体现出宪法在形式上对台湾地区的正式纳入与制度性承认。

从宪政史与法理发展的角度看，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新的宪法体系。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实施，原有的《中华民国宪法》不再具有全国性的法律效力，而在台湾地区延续为一种地区性、历史性的规范性文件，仍在特定范围内发挥一定作用。

然而，从宪法学的历史视野观之，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在其设计初衷与文本结构上，涵盖了大陆与台湾地区，体现出中华民族整体的宪政理念与国家统一意志。其背后所蕴含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一中”法理精神，从未割裂。

正因此，从宪政脉络的延续性与法理精神的承传性来看，海峡两岸始终同属一个中国。一体同构、同根同源、一脉相承。这两份宪政史料，不仅是两岸共同宪制记忆的见证，更是中华民族追求统一与法治精神的历史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