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博物院（太行11）

芝麻开花

河南博物院是中国最重量级的博物馆之一，以其馆藏丰富、历史跨度长、精品文物众多而闻名于世，它是了解河南历史文化的窗口，也是探索整个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殿堂，是国家级重点博物馆，中央地方共建的八大博物馆之一；拥有超过17万件/套馆藏文物，其中国宝级文物数量众多；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及石刻最具特色；主打“中原古代文明之光”的常设展览，系统地展示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河南历史。

这座雕塑讲述了一个完整的、宏大的故事：脚下是这片被称为“豫”的古老土地（人象共生），在这里诞生了奠定中华文明基石的青铜礼乐文化（青铜龙纹），最终绽放出追求开放、包容与升华的文明精神（莲鹤飞天），这束光从此照亮了整个华夏民族的历史进程，它完美地呼应了河南博物院的基本陈列主题 “泱泱华夏，择中建都” ，用艺术的语言告诉你：你正站在华夏历史的中心，即将开始一场从文明起源到辉煌巅峰的探索之旅，当你步入大厅，仰望这座雕塑时，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一部立体的、浓缩的中原文明史诗。

主展馆：主体建筑以元代观星台为原型设计，气势恢宏，富有文化寓意；基本陈列 - 《泱泱华夏 择中建都》，这是博物院的精髓所在，通过十个展厅，以中原建都历史为主线，以中原文明发展历史为纲，以世界文明背景为参照，全方位展示了中原文化的悠久与辉煌。

贾湖骨笛：（新石器时代）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将中国音乐史推进到8000多年前，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吹管乐器，被誉为“中华第一笛”。

它的出土改写了中国音乐起源的时间和历史，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音乐史的发端，堪称中国古代音乐文明史的奇迹。它出土于河南中部淮河上游流域的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

它以鹤类禽鸟中空的尺骨锯去两端关节钻孔制成，制作比较规范，从骨管上所留的等分符号分析可见，先民在制作时对骨笛的长度、口径及音孔的距离都经过精密的计算。这是世界上同时期遗存中最为完整而丰富、音乐性能最好的管乐器。我们看到的这支骨笛全长23.1厘米，笛身钻有7个音孔， 经专家测定，可以演奏出近似七声音阶的乐曲，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do、re、mi、fa、sol、la、si,专家曾用它吹奏了乐曲《小白菜》，依据近年来对骨笛复原件的研究发现，骨笛的音色优美、空灵，音阶完备，同时也有多宫转调演奏的可能性，这对我国乐律的研究很有价值。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七声音阶来源于西方，贾湖骨笛的出土，作为一个有力例证，证明了早在8000年以前，我们的祖先所具有的音乐水平已经是七声具备。 贾湖骨笛，是中国音乐史的开端，开启了中华音乐文明之源。它特有的音色和音阶特质，唤醒了华夏民族远古音乐的心灵记忆

河南博物院的陶器很造型独特有趣，色彩艳丽

彩陶双连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文物，高20.1厘米， 底径5厘米，1972年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这件双连壶为泥质红陶，胎质细腻光洁，红衣黑彩。两壶并列相连，壶的腹部满饰古朴流畅的平行粗线条，点缀在平行线条间一竖一斜的短线，使整个器物在规整中不乏生动活泼。壶的内部也有巧思，腹部相连处有一椭圆形口相通，利用连通器的原理，使两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彩陶双连壶造型别致、构思新颖、风格独特，对研究远古时期的社会形态、生活习俗和制陶艺术有重要价值。如此独特的壶该如何使用呢？ 据专家考证，这件彩陶双连壶是一种饮酒器皿，应为重要礼仪场合所用，使用时两人各执一壶同时饮用。原始社会时期，部落之间为了共同的利益会选择结盟，用双连壶共饮盟誓， 象征着和平友好、平等团结，表达了远古先民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平等和谐的思想观念。这种习俗在今天的高山族、彝族、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中仍有延用。 还有人通过双连壶想到了在婚俗中常见的交杯酒。交杯酒源于先秦，代表了夫妻共饮，喜结连理的美好寓意， 它是否与双连壶的共饮结盟有着文化传承关系，还需进一步考证，但这些方式都说明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团结、友好的民族精神自古有之，传承干年，历久弥新。

白陶鬶(音同规)，河南巩义市小芝田村出土，属龙山文化，距今有四五千年的历史。陶鬶是用来烧水或温酒的容器，始见于大汶口文化，盛行于龙山文化，主要流行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等地。白陶质地的鬶是其中的稀有类型，经1200度窑温烧制而成，胎壁轻薄，质地坚硬，中空的袋足可以扩大受热面积，腹部有一周堆纹，既可以装饰，又起到上下扣合加固的作用，是制陶技术新的发展与进步。《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冀州鸟夷”，中国古代把中原以东的众部族统称为东夷，东夷族以鸟为图腾，这件白陶鬶造型就像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鸟儿，颈部灵活伸展，昂首啼鸣，融写实与抽象于一体，将东夷人对鸟类的崇拜表现得淋漓尽致。陶鬶影响范围广泛，最终由实用器演变为礼器， 而由鬶派生而来的盉，成为后来商周礼器中的重要因素。为什么白陶鬶出现在中原地区？专家认为，中原地区地理环 境的区特点，以及中原先民在史前诸文化大系的交往融合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吸收养分、丰富发展，使文明起源与形成时期的多元文化汇聚于此，其强大的聚合力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乳丁文铜爵：夏代文物，高约15厘米。1975年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细长的窄流与微微上翘的尖尾，形成了均衡的对峙；腹部一面横列五枚乳钉作为装饰，一侧还有把手；器身下部有三条细长的锥足。整件铜爵棱角分明，身材修长，是时代最早、器型最美的青铜典范。 爵，最早出现在夏代，是中国青铜文化中最早出现的青铜器造型。在随后的一干多年的历史岁月中，它成为了奴隶主祭祀活动中区分贵族身份等级高低的重要载体。 后来人们就用这种特别的酒器“爵”来代替君主国家贵族封号的等级，也就是“爵位”，像今天的成语“加官进爵” 就来源于此。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市，自1959年发掘以来，发现大型宫殿遗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以及多座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和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该遗址不仅发现了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 还发现了中国最早青铜铸造遗址。其中最大的一处，延续使用的时间在300年左右。从出土的铜渣、坩埚碎片和陶范残片来看，早在四千年前的夏代，我国就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青铜铸造工业。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礼器---爵，虽然数量不多，但在青铜铸造史上极为重要！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在技术上是一个质的飞跃，表明当时已经进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

窄流平底铜爵(酒器) 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年) 新郑市望京楼出土

兽面纹提梁铜卣(音同有)，商代早期文物，器物通高50厘米，口径12厘米，圈足径16厘米，重10.4公斤。 1982年郑州市向阳食品厂窖藏出土。此卣体态修长， 做工精美，器身呈圆形，盖隆起，顶部有菌形钮；器身小口，鼓腹，腹上部有一对半环形钮，上连一个两端为蛇首的提梁，提梁一侧有一链与盖钮相连，鼓腹下垂， 圆底，圈足较高。通体饰满花纹，盖钮饰涡纹，盖面饰夔(音同葵)纹，器身由上至下为雷纹、夔纹、兽面纹、 连珠纹等。《诗经·大雅》云“厘尔圭瓒(音同赞)，秬

(音同巨)(音同唱)一卣”。秬鬯是古代祭祀时用的一种香酒，卣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盛酒器之一。青铜卣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盛行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西周中期之后渐渐消失。受商人尊神重鬼观念以及重酒风气的影响，卣成为各.种大型祭祀礼仪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礼器。商代前期青铜器花纹装饰一般较为简单，而此卣通身满饰细腻富丽的纹饰，繁而有序、密而不乱，是商代前期青铜器装饰艺术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开创了商代后期繁的铜器纹饰的先河。

“晨肇贮”铜角是西周早期的青铜酒器，1986年出土于河南信阳浉河港乡浉河滩。其通高29厘米，口长径20.3厘米，短径9.8厘米。此铜角器分盖、身两部分，盖顶有半环钮，器口呈橄榄形，深腹圜底，下有三棱锥足。纹饰采用“三层花”工艺，以云雷纹为地，主体纹饰为高浮雕饕餮纹，颈部饰蕉叶纹。盖与腹内壁铸有相同的铭文“晨肇贮用作父乙宝尊彝即册”十二字。它是目前所知角中最大的一件，被誉为“角王”！

1986年8月，河南信阳浉河港乡农民在狮河滩修筑水坝时，在河道黑色淤泥中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当地文物与公安部门闻讯后前去调查，共收集到青铜器13件。依据铜器铭文和器体锈色，将13件青铜器分为“父乙”和“父丁”两类。在“父乙”器群的十件青铜器中，有两件形制纹饰基本相同的“晨肇贮”铜角(音同爵)。 “晨肇贮”铜角为西周文物，通高27厘米，是目前所知角中最大的一件，故有“角王”之称；盖顶有半环钮，器口呈橄榄形，深腹圓底，三棱锥足，.器腹一侧有兽首状鋬；盖及腹部有扉棱，其间采用“三层花”的手法装饰有云雷纹衬地的饕餮纹，颈部和足部则为蕉叶蝉纹，这是目前已知极少数使用三层花工艺的角之一，突出的扉棱在其他角器上也十分少见；盖与腹内壁对铭“晨肇贮用作父乙宝尊彝即册”12字，是角、爵类器物中拥有10字以上铭文的极少数器物之一。 角为饮酒器或温酒器，从文献记载来看，应是一类容量较大，和爵、觯(音同至) 等酒器按照一定配比，在祭祀或宴时依据使用者身份尊卑区别使用的容器。其流行时间较短，仅见于商周之际。因此，与其他类别的青铜器 相比，传世和出土的角的数量极其稀少。 该角构思巧妙，造型优美，纹饰富丽，通体发亮，制作工艺精湛，为同期青铜器中罕见的珍品 ！可谓青铜器中的翘楚！

“鱼父乙”铜卣1961年出土于河南鹤壁庞村，这座墓葬共出土青铜礼器15件，其中多件器.物带有浓厚的殷商遗风。由此可推知墓主应是西周早期的卫国高级贵族。西周初年，周公在平定殷商故地的叛乱后，封其同母少弟康叔于卫，卫国由此成为屏藩周朝的重要支柱，其封地在殷墟及其周围数百里的区域，大体包括今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地区。1932年，浚(音同训)县辛村发现西周卫国墓葬和车马坑82座。1961年在与辛村相距仅1公里的庞村又发现了这座西周贵族墓，证明这里应该就是西周时期卫国的中心区域。“鱼父乙”铜卣造型别致， 型体小巧，铭文古拙质朴，通体素面无华，在众多纹饰繁的商周青铜器中显得特立独行，卓尔不群，是研究西周早期卫国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

“鱼父乙” 铜卣：商周时期有一类较为常见的盛酒器-卣(音同有)，在《诗经》中就有“秬(音同巨)(音同唱) 一卣”之说，一般认为“秬”是古时一种用来祭祀或赏赐的酒，由此也可以说明卣的盛酒功能。这件“鱼父乙” 铜卣为西周文物，通高20厘米，口径9厘米，器上有盖，长颈、鼓腹、圈足，绳索状提梁，通体素面，器盖与器底均有“鱼父乙”3字铭文。 另外，与这件卣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枓(音同抖)，通长21厘米，首部为圜底小杯状，曲柄宽尾。为挹酒器，用于从较大容器内向外取酒。诗经中有“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的说法，意思是说北斗星虽似斗却不可挹取酒浆。可见商周时期的青铜枓为曲柄，如北斗星之形，而这也正是枓与另一类似器形-勺的重要区别，勺通常为直柄。

“匍”雁形铜盉为西周酒器：1988年出土于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整器通高25.2厘米，流至尾长31.8厘米，体宽17.2厘米，口径14.3厘米，重3550克，容量2125毫升。“匍”雁形铜盉器身为雁形，圆形器口开在背部中央，口外敞，斜方唇，高领内束，腹腔呈圆角长方形扁体状。雁颈曲而上扬，昂首前视，双目圆睁，扁嘴微张，自然形成盉流。雁尾部有一个卷身上扬的龙首形鋬(音同盼)手，扁腹下附有四柱形足。器口上有子口器盖，盖略向上隆起，中部设一上粗下细的捉手为盖钮， 捉手内饰蜷曲鸟纹，盖缘饰有不分尾的长鸟纹，与站立在雁尾上的一圆雕铜人相连。此人双手抱住器盖上的环形钮，双脚之间有横梁，与雁尾上浮雕牛头饰顶端的环钮相衔接。铜人发型为竖髻，高绾于头顶，发丝细密而整齐，面庞消瘦，五官清秀，上身赤裸，下身着十 褶裙，腰束饰有连续菱形纹饰的革带，脚穿浅筒靴。整器造型精巧端庄，美伦美奂免。“匍”雁铜盉盖内有铭文5行44字，大意为:在四月戊申这天，应国使者匍到了氏这个地方。邢公派司史兒(音同帽)赠送给匍鹿皮、铜。 匍特地铸了这件铜盉以作纪念，祈求能长久地使用下去。通过这件文物，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西周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邦交互访的礼节，还印证了《仪礼》中“下大夫相见以雁”的记裁

“妇好”鸮(音同消)尊，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一件鸟形铜器，商代晚期文物。高46.3厘米，重16千克， 1976年出土于殷墟妇好墓，因内壁有铭文“妇好”二字得名。 鸮尊，小耳高冠，圆眼宽喙，双翅并拢，粗壮的双足与下垂的宽尾构成三点支撑，使器物显得挺拔矫健，气宇轩昂。 鸮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鸟呢？它就是中国古代对猫头鹰类鸟的统称。在商代，猫头鹰被视为智慧的象征。昼伏夜出的习性、无声的飞行、锐利的爪使其拥有了勇猛、威严的形象，令人敬畏、崇拜， 被视为神鸟。马承源先生认为“商代青铜器鸱(音同吃)鸮的图像，应看作是表示勇武的战神而赋予辟兵灾的魅力。”妇好作为商王武丁的妻子，生前曾参与国家大事，主持王室的盛大祭祀典礼。在武丁对周边方国、部族的一系列战争中，妇好多次领军，征战沙场，战功卓著。考古发现，妇好墓随葬品极为丰富，多件青铜器上发现有鸮形纹饰，还有6件鸮形玉佩，不仅显示了妇好地位的显赫和武丁对妇好的宠爱，更是妇好能征善战的体现。

商代中原地区的能工巧匠以动物为题材，将丰富的想象进行合理地夸张，创作出集实用艺术于一体的国宝鸮尊，它通体满花的装饰有蝉纹、夔纹、云雷纹等八种之多，繁富丽的线条和立体造型巧妙结合，把这个“妇好”鸮尊、夜的使者塑造的更加神秘瑰丽，反映着中原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2018年，央视推出大型文化节目《国家宝藏》，妇好鸮尊作为中国上古文明的代表成为第一季"嘉宾"，古老厚重的历史文物被现代化的传媒技术赋予新的魅力

萌萌哒

“后母辛”四足铜觥(音同工)，青铜酒器，商代后期文物，通高36厘米，通长46.5厘米，盖高13.7厘米，重8.5干克。 该器造型较为独特，整体呈立兽状，兽嘴前倾，头上有曲卷犄角一对，圆目外突，前肢为蹄，后肢似爪，尾部有兽首状鋬。从兽头向后至尾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盖，下部为器身。器表通体满工，以雷纹衬底，装饰有兽面纹、夔龙纹、羽纹等，兽的脊柱和额下胸部饰有扉棱。盖与器内底有对铭三字:后母辛。 1976年，安阳殷墟小屯村西北地发现一座保存完好的商代晚期贵族墓葬--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之墓，这件“后母辛”四足铜觥即出于此墓。妇好墓的规模不大， 但墓室保存完好，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是殷墟发史上首次可以确切断定墓主人和墓葬年代的商代晚期墓葬。由于墓主与墓葬年代较为清楚，出土器物丰富，组合完整，因而对于研究商代晚期历史，尤其是商王武丁时期的政治、经济、手工业、文化艺术与方国或族的关系等问题都有重要价值

垂鳞纹铜升鼎，春秋晚期青铜器，（土于河南省淅川县下寺一号楚墓），鼎高63厘米。该鼎敞口，平折沿，沿上有外撇的立耳一对，束腰，平底，三蹄足。两耳饰浮雕蟠螭纹，口沿外侧饰浮雕蟠螭纹带一周，沿下饰蟠虺(音同毁)纹带一周，上腰有绹索纹一周，腰下部饰浮雕垂鳞纹。在腰部和口沿之间等距分布有六个曲身卷尾，附壁攀沿的浮雕怪兽。

鼎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主要器类，形状主要有圆鼎、方鼎和分档鼎(也叫鬲音同力)三种。圆鼎在整个青铜时代都在使用， 方鼎和分档鼎则流行于商代到西周中期，以后逐渐消失。鼎用来煮肉，也用来盛肉，是兼有饪、食两种功能的器具。煮肉时多将牲体分割成数大块或整体烹煮，这种鼎称为镬(音同获)鼎(简称镬)；将煮熟的牲肉用匕盛出，置于另外的鼎中，陈于席前，这种鼎叫升鼎(又称正鼎)；升鼎之外，加馔(音同转)用鼎称为羞鼎(又称陪鼎)。这三种鼎只是功用有别，形状没有区分。我们之所以将这件铜鼎称为升鼎，是因为与其形状近似的王子午鼎铭文中自称为鼎升。(鼎升为一字，左右结构)该鼎的墓主人是孟腾姬，滕国女子，远嫁于楚，成为楚康王时期令尹王子午的夫人。滕国在今天的山东省滕县一带。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频繁地通过嫁女这种治婚姻的方式来强化两国之间的联系

垂鳞纹铜升鼎：首先是对青铜工艺之美的惊叹：鼎身的蟠螭纹、蟠虺纹、垂鳞纹层次分明，浮雕怪兽曲身卷尾、攀沿附壁，每一处纹饰都精雕细琢，既显威严庄重，又藏灵动气韵。63厘米的高度搭配规整的造型，敞口立耳、束腰蹄足，比例协调、气势不凡，完美展现了春秋晚期楚国青铜铸造的高超技艺，堪称“青铜艺术的活化石”。

其次，是对礼制文化的深刻感知。作为“升鼎”，它不仅是盛肉的礼器，更是周代礼乐制度的物质载体。镬鼎、升鼎、羞鼎的功能区分，背后是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而这件鼎属于令尹王子午的夫人孟腾姬，更印证了它作为贵族身份与权力象征的意义，让我们得以触摸到春秋战国时期礼制在楚国的具体实践。

最后，是对历史细节的温情共鸣。孟腾姬作为滕国女子远嫁楚国，这件铜升鼎既是她身份的见证，也是当时诸侯国“政治婚姻”的实物注脚，透过这件文物，我们仿佛能看到两千多年前跨地域的文化交流与邦交互动，感受到冰冷青铜器背后，古人的生活轨迹与时代的风云变幻，它不只是一件器物，更是一部浓缩的春秋史——承载着工艺智慧、礼制思想与人文故事，静静诉说着那个礼乐与纷争并存的古老时代

莲鹤方壶：在2003年我国发行的邮票《东周青铜器》中，有一件青铜器赫然位列一套七枚之首，它就是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莲鹤方壶！莲鹤方壶，1923年出土于新郑郑国国君大墓。通高117厘米，重64.28公斤。壶身为椭方形，颈部两侧装饰了两条回首观望的龙形怪兽构成双耳，腹部四周四条翼龙仿佛正在缓缓向上爬行，底部两只张口吐舌、侧首回望的卷尾兽，似乎正在倾其全力承托器身。最精彩的还是上层盖顶怒放的双层莲瓣，中央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被郭沫若先生誉为“时代精神之象征”。《诗经》中有“清酒百壶” 的记载。作为古代青铜酒具的一种，壶常在宗庙祭祀、 宴享宾客等重大活动中使用。

莲鹤方壶体积高大，装饰华美，并非是普通的盛酒之器，很可能是郑国国君的陈设品，是主人地位、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春秋时期，旧的礼制迅速崩溃，新的观念逐步形成。作为国之重器的青铜器也在开创一代新风，由浸润浓厚的宗教色彩转而追求清新自由、轻松活泼的风格。器形由厚重变得轻灵、造型由威严转向奇巧、纹饰也趋于写实生动。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曾说，“一切永恒的艺术品，是用时代的本质铸造成的”。莲鹤方壶正是时代的产物， 那怒放的莲花、展翅欲飞的仙鹤，仿佛冲破了商周以来青铜世界的狰狞恐怖、神秘威严，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引向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崭新时代。

莲鹤方壶除了其卓越的历史性和艺术性，其铸造工艺也堪称春秋时期多范合铸的代表作，因此被专家称为是我国“青铜时代的绝唱”

跪坐人铜灯，1975年三门峡上岭战国墓地出土。 灯高48.9厘米，盘径23.7厘米。由灯盘、灯架、灯座三个部分组成，部件之间可进行拆装且对 接紧密。灯盘呈圆环形，里面有三个锥形足。“丫”字型的灯架巧妙地将灯盘与灯座融为一体。一位毕恭毕敬、神色谦和的人物形象作为灯座，承担了整个灯具的重量。他头梳偏髻， 发丝清晰可辨。身着右衽掩膝长襦(音同如)，精美带钩于腰间扣核宽带，搭配的可谓是一丝不苟。上身微微前倾，紧握灯柄的双手有力而自信，跽坐姿态端庄)谦和，俨然一位游走于列国间传递光明的谦谦君子。 中国古代灯具样式很多，按照功能可以分为照明灯、行灯、艺术造型灯三大类。这件坐人铜灯属于艺术造型灯，其设计取材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商周时期青铜器，礼器居多，造型凝重雄浑，纹饰夸张抽象，神秘威严。

战国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促进了文化融合与思想碰撞，青铜器由象征等级的礼仪用器向实用性强的生活器具转变，装饰风格一改商周凝重庄严之风，以一种轻巧活跃、生动写实的风格取而代之。这件设计巧妙、工艺精湛、实用性强的跽坐人铜灯堪称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该灯保存完整且有明确出土地点，对于研究战国中晚期的服饰、发饰、灯具形制以及青铜铸造工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是战国时期青铜器从礼器向实用生活器具转变的典型代表。

神兽，春秋文物，高48厘米，长47厘米，宽27厘米， 1990年河南淅川 徐家岭楚墓出土。共出两件，形制基本相同。神兽造型十分怪异:龙首、虎身、龟足、蛇尾，张口吐舌，正侧首凝视，表情神秘。龙首上六条龙形小兽盘绕向上，巧妙地构成了神兽的触角，背部曲形架上站立一条龙形怪兽。龙凤纹饰遍布全身，以翠绿色的孔雀石镶嵌而成。楚国匠人用高超娴熟的青铜分铸方法，分别浇铸完成插座、怪兽、龙头等附件，使其能从神兽主体造型上随意拆下，又能重新组合起来，且不露丝毫痕迹。通体镶嵌的孔雀石，更是让整个器物显得碧绿华贵。对于神兽的用途，学术界至今仍有分歧。从出土位置和造型分析，可能是悬鼓用的鼓架，也有可能是编磬架。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思想的怪异、神秘甚至是荒诞不经，通过这件神兽表现的淋漓尽致，呈现给我们神话般的浪漫与美丽

云纹铜禁，春秋文物。长131厘米，宽68厘米，高28厘米，重95干克，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2号楚墓出土。 铜禁最早出现于西周初年，战国以后基本消失，是贵族祭.祀、宴飨(音同享)时摆放酒器的几案。这件铜禁主体是透雕云纹，错综复杂，有玲珑剔透之感。禁体上部四周攀附12条龙形怪兽，它们凹腰卷尾，探首吐舌，面向禁中心，似拱卫铜禁，又似欲吞禁面美酒。禁体下部俯卧12只虎形怪兽，头饰高冠，张口咋舌，似不堪重负，气喘吁吁，又似垂涎美酒。奇特的构思，瑰丽的纹饰，彰显着神秘浪漫的楚风神韵。如此华美的几案，为何取名“禁”呢？禁者，忌也。商代贵族嗜酒成风，周王认为商灭亡的原因在于嗜酒无度，为维护统治，发布了中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规定王公诸侯非祭祀不准饮酒，民众聚饮处死。将摆放酒器的几案取名禁，其目的不言而喻。云纹铜禁采用失蜡法铸造而成。失蜡法是我国古代三大铸造技术之一！

云纹铜禁采用失蜡法铸造；《唐会要》中有使用蜡模铸造开元通宝的记载，这是目前所知使用失蜡法最早的文献。云纹铜禁的出土证明春秋中晚期中原地区失蜡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时的云纹铜禁残破不堪，在没有任何修复案例可以参考的环境下，河南物院文物修复工作者开始了艰苦的修复研究工作。没有合适的工具，自己打制，遇到技术难题，钻研、探索。清理断渣、分步整形、逐个补配。经过26道修复工序，历时两年11个月，最终将这件精巧绝伦、工艺复杂的云纹铜禁还原并呈现给世人，创造了中国文物修复史上的奇迹。2500年前，中原先民铸造了云纹铜禁。2500年后，中原文物修复工作者还原了云纹铜禁。您看到的这件国宝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彰显着中华民族干百年来代代相传的大国工匠精神

错银髹漆蟠螭纹铜方罍！

20世纪70年代，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 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错银髹(音同休) 蟠螭纹铜方罍(音同雷)和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鉴就是其中的代表。出土的时候铜罍放在铜鉴内，铜罍里面还发现了一件铜勺。铜罍是古代盛放酒水的器具，这件铜罍高32厘米，器物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整体造型简洁大方，装饰手法细致入微。铜鉴高21.6厘米，在器物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四周攀附四条龙形怪兽， 龙头和四肢装饰几何纹样，身上还镶嵌了绿松石。龙身蜷曲，龙头攀援在口沿上作探水状。憨态中透出几分活泼，动感十足。器物表面平整光滑，错金银花纹精细均匀，工艺高超。这套成组出现的器具，应该是用于冰酒或温酒的。它们的工作原理是依靠放在铜鉴里的冰块使铜罍内的酒水降温，或是在鉴里加上热水，让罍内的酒升温。取酒的时候只需要打开盖子用铜勺 把酒盛出来就可以了。

铜罍、铜鉴是一套构思 精巧，集实用性和艺术性为一身的青铜瑰宝，不仅反映了此时青铜工艺的高超，也展示了我国工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运用了错银和髹漆工艺，错银工艺使纹饰精细如毛发，髹漆则增加了纹饰及色彩的对比度，兼具观赏性与防锈蚀功能，代表了战国时期青铜嵌错工艺的高超水平。

该铜方罍与错金嵌松石龙耳铜方鉴配套使用，出土时铜罍置于铜鉴内，罍内还有一件铜提勺，二者组合可用于冰酒或温酒。

错银嵌松石云纹铜方豆(盛食器)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 嵌错法是在铜器表面所錾的凹槽中分别嵌入金、银、红铜等金属丝、片，或绿松石、漆类等。 按类别分有金错、银错、红铜错、石错、漆错等

“王子午”鼎为春秋文物，出土于淅川下寺2号墓，一共7 件，形制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现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淅川县博物馆。铜鼎为圆形，浅腹束腰，束腰的部位有一周半圆形的腰箍，口沿部还攀附着六条勾头翘尾的怪兽，正在向鼎内探视。同时出土的还有配套取食的铜匕。鼎内铸有14行86字长篇铭文，表达了对先祖的追思，叙说了王子午施德政于民的业绩，并教育子孙须以此为准则。全文流畅押韵，是楚国青铜器上不多见的长篇美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左传》记载，王子午又名“子庚”，乃楚庄王之子，楚共王之弟，在楚共王时出任司马，是楚国的军事长官，曾经指挥对吴国的庸浦之战，大败吴师。楚康王时又担任楚国令尹，官职相当于后来的丞相，在当时的楚国战功卓著，声名显赫，是楚国的高级贵族。王子午鼎在造型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极度夸张的轮廓线条，频繁地使用斜形、弧形线条的组合，以求得造型和空间上的变化。鼎耳呈弧线外撇，宛如一只大鹏奋飞的双翅，与中国传统建筑中四角上翘的飞檐有异曲同工之妙；腹部向内收缩，形成一个明显的腰形结构，令人不禁联想起“楚王好细腰"的名句；鼎足的外侧则使用内凹的弧形线条，造成鼎足向内收敛的视觉，使整体轮廓有“一波三折”之感。

蟠龙纹铜盉，西周晚期青铜器，1990年出土于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通高22厘米。盖为盘龙状，器身扁圆，一侧是兽首状长颈流，另一侧为兽首状半环形鋬， 下部是四个人形足。器腹前后两面中心装饰蟠龙纹，四周围饰斜角窃曲纹，足为跽坐状裸体女性形象。盉是商周青铜器中重要的一类，由于社会制度、地域文化等的差异，盉在酒器和水器间变换着身份。西周中期以后， 盉由酒器转化为水器，多与盘形成水器组合，属于盥(音同灌)洗用器。该盉出土于虢国国君虢季墓中，虢季墓为一座大型竖穴土坑墓，墓穴四壁从上到下以淡绿色涂料粉饰，葬具为三重。随葬器物十分丰富，达5293件，其中以铜器和玉器为大宗。铜器品类齐全， 有40件带有铭文，均言明其为虢季自作用器。另外，在该墓东侧附葬有大型车马坑，丰富多彩的随葬品及陪葬的大型车马坑充分显示出墓主身为国君的威严与显赫地位-

（通高22.6厘米，通长29.8厘米，口边长9厘米，短边7.6厘米，腹腔长径17.2厘米，短颈14厘米，腔体厚8.4厘米；有盖，盖面中部隆起，顶部有盘龙形握手，龙昂首前视，盘旋而卧，身饰鳞纹。盖边缘附环形钮。器口为椭长方形母口，短束颈，腹腔呈侧置椭圆扁鼓形，前有四足伏地龙形流，后有龙首吐舌下弯呈半环形的器鋬，鋬上端有环形钮，原与盖钮有链条相连。腹下附人形四足，人形作跪坐状）

骨排箫，1997年出土于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 禽类腿骨制成，由13根长短次第的骨管排列组成，骨管的粗细略有差异。最长的一根骨管长32.7厘米，最短的长11.8厘米，这件排簫距今3000多年，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排箫实物。殷墟甲骨文中曾有排箫之字，长子口墓骨排箫的出土，印证了甲骨文的记载，同时也填补了商代排簫的实物空白。这件骨排簫编管.规范、选材精细、制作.精良，足以说明当时排箫这种乐器制作的工艺水平之高和使用之广，应是当时该地域的主要旋律乐器。而且一组4件的同时出土，对研究商末周初的吹管乐器编列、律制提供了非同寻常的依据

祖辛卣(音同有)，商代晚期青铜器，1965年辉县出土，通高25.5厘米，重3千克。该卣口与盖用子母扣相合，扣合紧密。盖内及器底均铸有“祖辛”二字铭文， 表明它是祭祀先祖“辛”的器物。器物分盖、身和提梁三部分，整体呈椭圆形，提梁两端怪异夸张的兽头及下腹部浮雕的瑞鸟，加强了它神秘威严的气氛。庄重的造型配以繁缛华丽的纹饰，使器物显得高贵典雅。该器物发现于辉县，说明辉县是商王室的京畿之地。古文献里常见有“秬(音同巨)(音同唱)一卣”“秬二卣” 等记载。《尔雅.)释器》中记载“卣一-尊也”，《尔雅. 释草》中记载“秬--黑黍”，《说文解字》中记载，“ --以秬酿郁草，芬芳修服，以降神也”。所以说，卣应该是盛放用黑黍酿郁金草而成的一类美酒的器物，是用来祭祀鬼神或先祖的酒器。考古发掘证明青铜卣多出土于墓葬中，并与斝(音同假)、觚(音同姑)、爵、壶和尊等酒器组合出现，窖藏中则很少出土，这也说明卣可能是专门用于祭祀的酒器。成形于中国青铜艺术第一个高峰期的“祖辛”铜卣，造型独特，纹饰近乎满工，又采用了最为经典的三层花工艺，使.得器表纹饰虽满却高低错落，虽繁又交替有序，于大处精致华美，于小处细致入微，是商周青铜器中的艺术珍品。

通体由盖至足纵向装饰四条扉棱。盖钮每瓣上装饰小蝉纹；盖顶和中下腹饰大立鸟纹；盖折边与圈足饰长尾鸟纹；颈部饰大夔龙纹；上腹部饰瓦楞纹；提梁外侧饰夔龙纹，内侧饰环带纹，两端为立体兽首；器盖折边上左右两侧扉棱正面各装饰一个大蝉纹；器外底装饰有网格纹。

器盖内和器内底铸有“祖辛”二字铭文，笔画粗壮、浑厚有力，应是器物主人所要祭祀的对象为日名辛的先祖或祖父。

​“祖辛”铜卣采用四分范法铸造器身，提梁为二次浇铸，纹饰采用三层花工艺，是商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集大成者。其铭文“祖辛”与商王世系表形成互证，为商代历史研究提供精准的时间坐标，是商周青铜器中的艺术珍品。

“克黄”升鼎，春秋文物，1990年出土于河南淅川和尚岭1号楚墓。通高46厘米，口径26厘米，鼎身上方双耳外撇，颈部内敛、束腰，腹部微微鼓起，兽蹄足，鼎身至鼎足有多种细腻的纹饰。整体造型新颖独特，线条流畅富有韵律，显示了楚国青铜铸造工艺的精湛。在鼎的底部，有“克黄之升"四字铭文，意为“这是克黄的鼎”。那么，铭文中提到的克黄和这件鼎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克黄，是楚国著名令尹子文的孙子。令尹是楚国最高的官职，相当于后世的宰相。据《左传·宣公四年》 记载，公元前605年，克黄出使齐国，在返国途中得知克黄家族若敖氏发动叛乱、被楚王诛灭的消息。他的侍从都劝说他赶紧逃到别的国家避难，克黄却说:“如果就这样逃走，就是违背了君主，又会有哪里能接受我呢？”就这样，克黄毅然赶回楚国向楚庄王复命。楚庄王看到克黄如此忠诚耿直，便官复其职，并给他改名为“生”，有让克黄死而复生的意思。从年代来看，“克黄” 升鼎年代明确，铸造于其更名以前，具有珍贵的断代价值。是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楚国升鼎，也是春秋中期楚式升鼎的断代标准器。克黄”升鼎的出土让我们了解了一段楚国箴(音同真)尹克黄忠君爱国的故事，更为研究淅川和尚岭一号墓葬的具体年代、当时的青铜艺术提供了重要线索。

“妇好”铜方斝，商代文物，197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通高69.5厘米，重达20千克。口部略呈长方形，口沿上有对称铸造的方塔形立柱。深腹平底，四足呈四 棱锥形，(音同盼)部为兽头状。器身四角及三个侧面铸有凸起的扉棱，通体满饰兽面纹、夔(音同葵)龙纹等纹饰。器物内腹底部铸有铭文“妇好”二字。

斝，是盛酒或温酒的酒器，盛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如此厚重华丽的青铜器是干什么的呢？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种类纷繁的祭祀活动，大多安排在宗庙和祖庙里进行。这是一个充满了浓重神秘色彩的特殊环境，而与这种隆重场合和神秘环境 相适应的祭器也就应运而生了。商人在设计祭器时，着重加强器物的体积、量感和力度，突出造型的个性化和神秘感，而且极尽夸张修饰之能事，以此满足祭祀崇拜的精神需求。这些形体庞大、器壁厚实、体量增重，雕琢繁的青铜器，已不再是生活中的实用器皿，而是作为庙堂中的大型祭器和沟通天地的神物。“妇好”铜方斝无论在造型还是装饰上，都折射出商代青铜艺术独有的神秘、狞厉之美，向后人全面揭示了一个时代的历史风貌和审美观念

侧面图

光绪款黄釉粉彩云龙纹瓷豆，清代文物。此豆高28.2厘米，口径16.3厘米，底径15.5厘米，豆盖呈半圆球形， 上有一圆扭，豆盘较浅，豆柄较粗中空，座呈覆碗状。 内外施黄釉，外绘粉彩云龙纹，口部上下有对称回纹， 足内刻六字楷款“大清光绪年制”。该豆制作精细，纹饰繁(音同入)，所配色彩艳丽，布局合理，为光绪官窑器中的精品。

豆，是古代盛食物的器具。形似高足盘，多为陶质，也有用木、竹、青铜制的，青铜制的豆是作为祭祀礼器使用的。粉彩，始创于康熙年间，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创烧的瓷器品种，由于材料中掺入铅粉，所绘图案色彩淡雅，有柔和之感，故又有“软彩”之称。粉彩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瓷器上的色彩层次，呈现出淡雅柔丽的特点。

《西厢记》的故事出现在青花瓷器上

青花梵文莲瓣洗为明代文物，高5.5厘米，口径19厘米，足径11.8厘米，洗身由双层莲瓣塑成，每层十六瓣，内瓣下凹，外瓣凸起。圈足底，上饰弦纹，底内有“大明万历年制”六字楷书款。莲瓣洗通体描绘青花，造型精巧别致，青花艳丽明亮，洗内底心绘有圆形开光， 开光内外分饰两层相向的如意头花纹，内置梵文，上层莲瓣开光内壁绘有螺旋纹，外壁饰梵文及折枝花纹，下层莲瓣开光内壁绘有海石榴及花筋纹。青莲谐音“清廉”，古代文人常以一柄青莲来象征为人为官“一品清廉”，反映了文人雅士追慕高洁的气节与风度。梵文不仅是印度的古典语言，也是佛教的经典语言，随着佛教东传，佛经译入，梵文也随之而来。受宗教发展的影响，梵文及佛教圣花--莲花也成为各类器物的常见装饰题材。这件青花梵文莲瓣洗原为宫廷旧物，是明代万历年间的瓷器珍品。由于万历皇帝在位期间信仰佛教， 万历朝梵文瓷器的数量成为历代官窑梵文瓷器中最多的一朝

黄河九曲，在中条山和峪山之间，冲开三门，一泻千里，中原在黄河的襟抱中，北峙太行，南接汉淮，西踞伏牛， 东引齐鲁，禹治洪水，划分九州，这里称为“豫州”，因处九州之中，又称“中州"，这里沃壤无垠，是远古先民赖以生存的乐土，是炎黄子孙繁衍生息的居所，是华夏民族形成发展的策源地。这里最早被称为“中国”，早期国家建立之时，处王朝中心，八方辐辏， 四方人贡道里均；这里是统一中央王朝的核心区，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斯文在兹文教盛。 世界古代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绵延至今，中原是这一文明谱系中保存最完整的地域。 中国的文字源在甲骨，出于殷墟； 中国的哲学源在周易，成于老子；中国的姓氏源在炎黄，根在中原； 中国的王朝源在夏代，都于河洛..... 中原孕育的华夏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干，开启了中华民族文明之源。数千年来，有20余个王朝在此建都，洛阳、开封、郑州、安阳，名都相望，城垣相叠，文化厚积。丝绸之路从洛阳延伸，中原文化广纳百川，辐射四海，演绎中华民族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