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府--大宋名臣辉映的“天下首府”

江上风清

名臣辉映下的北宋开封府，始建于五代梁开平元年（907年），在北宋时期迎来鼎盛，开封府是北宋都城最高行政与司法机构，是管理国都及京畿地区的“天下首府”。这座规制恢宏的官署之所以名垂青史，不仅因其“京都首善之地”的显赫地位，更因包拯、欧阳修、苏轼等一代代能臣在此留下的廉政印记与人文传奇。现在重建的开封府严格按照北宋李诫的《营造法式》修建，开封府的建筑宏伟，布局严谨，以中轴线对称分布，拥有五十余座殿宇，充分体现了宋代建筑艺术的精湛与官府文化的庄重，与历史上的那个“天下首府”一脉相承。

开封府是中国城市文明的一个高峰。是当时全球规模最大、最繁华的都市。不仅是京畿地区的行政中枢，更是一个孕育和考验政治精英的关键舞台。在北宋的167年里，有183位亲王和名臣担任了开封府的府尹，这一职位成为培养和选拔高级官员的重要平台，其中约四成人成为日后的副宰相和宰相，所有的府尹没有一位因贪污而被罢官。封府尹不仅负责日常行政事务，还拥有直接向皇帝奏事的特权。也让开封府的治理文化更显厚重。包拯以“严”立范，使民知畏；欧阳修以“宽”养民，使民知爱；苏轼以“察”济世，使民信理。 三贤政声之外，府内尚有余响：范仲淹建“义仓”以赈济，蔡襄书“开封府”榜额而楷法千秋，司马光为推官时撰《谏院题名记》，开舆论监督之先河。他们秉持“公生明、清慎勤”的理念，以“廉正刚毅、造福一方”为施政宗旨，他们以各自的政治理念、文学成就与人格魅力在此留下了深刻印记。使开封府名扬天下，成为中国古代官衙文化的典范。

开封府也是大宋的潜龙之地，宋太宗、宋真宗、宋钦宗三位皇帝在即位前以亲王身份在此在任府尹，是北宋政治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特别是宋太宗 (赵光义)以皇弟身份任开封府尹长达15年，将开封府打造为个人权力基地，为其继位奠定坚实基础 。因此，开封府不仅是政治权力的象征，更具有浓厚的皇家色彩。

包拯是开封府第93任知府，任期一年零三个月，是铁面无私的执法典范。欧阳修是接任第94任知府，任期八个月，是宽简循理的文治典范。他们两种迥然不同却又都卓有成效的治理风格，留下了“包严欧宽”的千年佳话。包拯的“严”体现在对规则的无情捍卫，其核心是公正。他不徇私情的强硬作风，树立了法律的绝对权威，为普通百姓提供了伸张正义的渠道。欧阳修的“宽”则体现了务实与通达，其核心是循理。他的“宽”并非松懈无为，而是抓住关键，去除烦琐苛刻的环节，不搞形式，让百姓安居乐业，社会自然和谐稳定。两人行政风格虽异，但均贴合当时治理痛点，都取得了成功，而受到百姓的拥戴。后人在开封府树立了“包严”“范宽〞两座牌坊，以示纪念。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这是描述包拯的经典唱段。其实开封府的“龙图”并不只有包拯一人。“龙图阁直学士”在北宋是一种荣誉性的头衔，用来表彰官员的学识和清望。而“权知开封府”是实际的职务，是首都开封的最高行政长官。将这样的文学高衔加于京畿重地的长官之上，既提升了其权威，也体现了朝廷对这一职位选拔的重视。欧阳修、苏轼、范仲淹、蔡襄等许多人都是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开封府内，“龙图”众多。

包公—-这个响亮的名号背后，其实融合了两位“包公”的身影。一位是北宋历史上刚正不阿、能力全面的杰出官员；另一位是千百年来百姓用美好愿望塑造出正义的象征“包青天”。他们之间虽有差异，但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清官”符号，至今仍具现实意义。前者值得尊敬——清廉正直、力除时弊的政治家。后者则值得品味——跨越千年民间大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望。

千年光阴如流水，冲淡了多少繁华与荣耀，但有一种东西却沉淀下来，历久弥新——那就是开封府所代表的“公生明、清慎勤”的道德正气。那些沉睡在历史深处的故事，那些流淌在文脉中的清气，其精神已然超越时空，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这座在明清基址上复建的“开封府”，不只是历史的标本，而是活着的精神长河。更是永远活在后人血脉里的精神图腾。



北宋开封府是当时世界上人口逾百万、富丽甲天下的国际大都会 。其经济活力、文化繁荣和制度创新在全球城市中独树一帜，被誉为“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世界中心 。其繁华景象被《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等艺术作品永久定格，成为中华文明辉煌的象征。对后世中国城市和世界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西方学者称为“中世纪世界最伟大的都市”。



开封府，这座历史悠久的官署，其前身可追溯至五代后梁时期，那时它被称为南衙，至今已有逾千年的沧桑历程。在众多朝代的官府中，北宋时期的开封府无疑是最为气势磅礴的一座。作为宋都汴梁的核心政治机构，它的地位无比尊崇。府尹一职，总领府内事务，肩负着管理京师民政、司法、捕盗、赋役及户口等繁重职责。包拯只是众多杰出的府尹之一，寇准、范仲淹、欧阳修、蔡襄、宗泽等历史名人也都曾在这座府邸中留下过他们的印记。

开封府的仪门是这座北宋“天下首府”官衙中极具象征意义的建筑。仪门并非每日通行，通常在迎接圣旨、科举会试、迎祭孔圣等重要仪式时才打开，彰显其作为“礼仪之门”的庄重 。门柱上镌刻着楹联：“忠心昭日月力革弊端上书北阁，正气满乾坤严惩邪恶施法南衙” 。这副对联彰显了历代开封府官员致力改革、上书直言的勇气，以及维护正义、严惩邪恶的决心

在仪门内陈列有一枚放大100倍的“开封府印〞的复制品（真印已失传）。 这是北宋时期开封府作为“天下首府”的最高权力象征，印文“开封府印〞使用的九叠篆，笔画屈曲盘绕，具有很强的防伪功能，专用于高级官印。史料记载，由于开封府政务极其繁忙，这枚官印使用频率非常高，甚至达到“岁一易”（一年就需要更换新印）的程度，可见其作为京城治理核心工具的权威与繁忙。

仪门前一只硕大的“鸣冤鼓”静静伫立。它的主要作用是供有冤情的百姓击鼓报案，以期引起官员的注意并升堂审理。相传这项“击鼓鸣冤制”是由包拯任职开封府时确立的，从而为有冤屈的人提供了一个申冤的机会，也能让普通民众能够直接向官员陈情，减少了状纸被衙役扣押而产生的腐败。这也是包公受到民众爱戴的原因。



仪门的西侧设有一面“开道锣”。这面锣的主要用途是在开封府长官出行时，由差役在前面敲响，以警示百姓回避，彰显官员的威仪，鸣锣的敲击次数颇有讲究，代表着不同官员的品级：县官出行敲7下，府衙官员出行敲9下，级别更高的官员则敲11下或更多。百姓通过锣声的次数，就能判断出行的官员级别。这也是“鸣锣开道”一词的由来。



仪门与正厅相连的庭院中，屹立着一块名为戒石铭的巨石，石头的南面刻着“公生明”三个字，意在提醒官员们，唯有秉持公正、一心为民，方能明察秋毫，保持清正廉明的品质。而其北面则刻着“尔奉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些文字是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精髓。穿越千年时光，依然铿锵有声。

正厅是开封府发布政令、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也是举行重大活动和公开审理要案的地方。是北宋司法公正与官衙威仪的象征。厅内有 “黄河巨浪图”和匾额 “正大光明” 以及 “正气昂昂嵩岱巍巍万丈，清风习习包欧煜煜千秋” 等对联，彰显出正厅的庄重严肃。

正厅“正大光明”匾额下，仿佛仍能看见包拯断案的身影。这位59岁才权知开封府的老臣，任职虽仅一年三个月，却以雷霆手段刷新吏治。他打破“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的旧规，洞开正门让百姓直接陈情，杜绝吏役舞弊，留下“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民谚。包拯的“严”，不仅整肃了当时“浩穰难治”的京城秩序，更开创了北宋司法公正的先声。



开封府中的“谒禁”，是宋代一项重要的官场制度。“谒禁”指禁止接见前来请托的人，其目的是为了杜绝官员在处理公务，特别是司法案件时，因私人关系而受到干扰，确保裁决的公正性，从制度上保障官员的清廉与公正，这项制度对于维护“天下首府”的权威和声誉至关重要。



碑亭的“开封府题名记碑”是国家一级文物原碑的复制品。碑文记录了183任开封府尹的姓名与上任年月，堪称一部石刻的京官花名册。碑中包括寇准、范仲淹、欧阳修等众多名臣，而包公名字下方的凹痕尤为引人注目，宋代文人周密在《癸辛杂记》中便有“独包孝肃公姓名为人所指，指痕甚深”的记载，可见其受人爱戴之深。

留名于《开封府题名记》183任官员，以及他们断狱行权的那座辉煌的府第，甚至当时那座堪称世界第一的大都市，都被埋在了地下。而《开封府题名记》碑竟奇迹般幸存下来，成为一座过往的繁华都城所余无几的华丽余光，附于其上的所有文字、所有划痕都弥足珍贵。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坛领袖、政治家、史学家。他在宋仁宗嘉祐三年至嘉祐四年（1058—1059年）期间权知开封府，担任北宋开封府第94任知府。欧阳修的任职期间，以“简易循理”著称，与包拯的“威严御下”形成鲜明对比，共同构成了开封府治理风格的多样性。欧阳修在开封府的任职经历，体现了北宋文人“出将入相”的理想追求。他既能在文坛上引领古文运动，又能在政坛上施展抱负，这种全面的才能正是北宋文化繁荣的缩影。他的存在，使开封府不仅是司法行政的中心，也是文化创新的重要场所。

苏轼（1037—1101），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政治家。他在开封府担任推官期间，正值王安石变法之际，他因政见不同而备受排挤。面对“狱讼繁多，耳不暇听”的京师，以“日清案牍”整饬吏治，以“直谏恤民”制衡新法，奠定其民本政治家的底色；又以散体判词、都市新声、翰林诏诰与文人雅集，推动宋代文风由典雅走向豪放，完成了从政事到文化的双重高峰。他的多方面才能体现了北宋士大夫“文人治国”的特点，将文学修养与政治实践有机结合，为开封府的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包拯（999—1062）北宋著名政治家、清官。他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任职约一年零三个月，却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期间，以清廉刚正著称，不畏权贵，执法如山，深得百姓爱戴。包拯的"青天"形象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正义的象征。这种文化影响超越了历史时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范仲淹（989-1052）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他是开封府第54任知府。范仲淹到任后展现出了卓越的治理能力。面对积案如山、豪强横行、吏治腐败的局面，他雷厉风行，大力整顿吏治，简化办事程序，清理积压案件，仅一个月就让开封府"肃然称治"。范仲淹在开封府任上虽然只有6个月，但把开封府治理得一派清明，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百姓安居乐业 。城中开始流传一首歌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体大思精，成为后世史学者作典范。曾几度为相，忠直敢谏，清正廉洁，一生恪守儒家道德，堪称人臣典范。他在开封府推官任上，面对京城皇亲国戚、势官大臣、豪强奸猾错杂其间的复杂局面，能够不徇私情，秉公办事，史评在难治之地， 做到“一府安然”。

寇准（961-1023）是北宋著名政治家。他曾两次担任开封府尹相关职务：咸平五年（1002年）五月，寇准以刑部侍郎权知开封府，担任第23任知府 。天禧四年（1020年）再次权知开封府 。寇准的治理风格以刚直不阿、不畏权势，敢于碰硬著称。他不拘节微而善谋大事，性情耿直，敢直言上谏，军国大事一言而决。他面对强敌，处变不惊、力挽狂澜，力促宋真宗到前线督战，订立"澶渊之盟"，扭转了北宋国运走向 。

蔡襄（1012-1067）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宋四家"之一。他于至和元年（1054年）七月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担任第88任知府 。蔡襄在开封府任上虽任期不满一年，但在短时间内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他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史称"襄精吏事，谈笑剖决，破奸发隐，吏不能欺" 。他尤其著名的是奏请整顿“宫市”之弊，为商户减轻了负担。这一改革实为古代城市经济政策上的一个转折性变化。

吕夷简（978年－1044）是北宋仁宗时期的重要政治家，吕夷简在开封府以狱讼清明、抑强扶弱、肃清吏治赢得“廉能”之誉，又因治理严谨、办事高效而享有声望，其才干深受宋真宗赏识 。为其日后三度拜相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他进入权力中心铺平了道路。此后，他作为辅政大臣，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现了其政治家的远见和手腕。其整体的政治功绩被充分肯定，死后配享仁宗庙庭，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 。他的家族有六人八次出任开封府知府。

宗泽（1060-1128）是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经宰相李纲举荐，宗泽任知开封府，后升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 。宗泽担任开封府尹的背景极其特殊。靖康之难后，徽钦二帝被掳，金人北返，留下一座残破的京城。此时的开封府尹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行政长官，而是肩负着抗金救国的历史使命。宗泽在开封府尹任上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爱国情怀。他审时度势，阻止赵构赴金营议和，让大宋得以续命；他整饬兵备，广纳流民和义军，以国家大义感化各路割据势力，使众多英雄归附；他披甲执戈，保卫开封，对阵金兵，屡战屡胜，金人敬畏地称其为"宗爷爷"；他慧眼识珠，提携岳飞等人，让抗金大业星火燎原 。

包公湖畔的范公阁是为纪念范仲淹所建，范仲淹在宋景佑二年（1035年）以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其处事风格内刚外和，兼具包拯和欧阳修的优点，决事如神，他到任后即刻整顿吏治、重审冤案，严惩违法乱纪者，短短数月便让京城“弊绝风清、奸猾敛迹”。为百姓称道。范仲淹的事迹展陈令人动容。这位仅在开封府任职六个月的名臣，以“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的政绩载入民谣。



清心楼是府内最高的建筑，通高约32米。其建筑结构颇具特色，采用“外四内七”的建造手法，即外观是四层重檐的楼阁样式，内部实际共有七层空间，显得高大巍峨。清心楼的得名，源于包公的明志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如今，它主要以府尹人文文化为主题，展示历代开封府尹的事迹，是了解北宋官衙文化的重要窗口。

明礼院集中展现北宋时期的教育与科举文化。北宋王朝推行“重文抑武”的国策，教育和科举管理是开封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明礼院的设立，正是这一历史背景的直接体现，专门用于处理京城学子的教育、科举、集会等相关事务。

桂籍堂位于明礼院后面，是珍藏名册的地方，是宋代开封府的“科举档案馆”。每次科举结束后，开封府会重新造册，将本府中举的考生名字记录进册子中，并在孔子像前举行庄严的“入桂籍”典礼，之后名册便珍藏于此。堂内供奉有孔子及其弟子的像，是儒学精神的象征。

梅花堂是一个四合小院，四周梅花，清香袭人。据说，包公“倒坐南衙”的地方就是“这里。相传，包拯实行了废“派司”、开正门改革后，京城百姓都非常高兴，告状的人也越来越多。包拯白天处理完诉讼案件后，夜间打开府衙北面的后门，自己则面朝北方在梅花堂升堂问案。这一举动充分体现了包拯体恤民情、不畏繁冗、司法亲民的形象，是最能让人感受到包公精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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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的“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是其一生为官为人的真实写照，也成为千古传颂的廉政箴言。更是包公留给后世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首诗是包拯于公元1040年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时，题写在郡守府第的墙壁上的。其创作背景与他在端州整顿砚台采制、拒收“贡砚”的廉政事迹密切相关，旨在自我警示并向官员百姓表明其坚定的为官理念。

实景剧“包公怒铡陈世美”，这选自传统戏剧中的经典剧目《铡美案》，展示了包公秉公断案，力排国太皇姑的干扰，怒铡陈世美的故事。虽然家喻户晓，但纯属虚构，宋代没有当堂处决制度，死刑需经多层复核，最后由皇帝亲自核准。更无“龙头铡”等行刑工具，“先斩后奏”的情节严重违背史实。民间将包公视为“青天大老爷”的化身，是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和向往。包公的形象被后世不断层累叠加，成为“清官文化”的核心代表。

走出梅花堂，会看到一面照壁上书写着“清、慎、勤”三个大字，这与正厅院戒石铭上的“公生明”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开封府官衙文化的精髓，告诫为官者要清正、谨慎、勤勉。

潜龙宫寓意“潜龙在渊，终将飞天”。潜龙宫的建立与北宋三位皇帝密切相关：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宋钦宗赵桓，他们在即位前都曾担任过开封府尹或府牧，因此开封府被誉为“藏龙卧虎之地”。开封府也是全国唯一设宫的府衙。

开封府内的天庆观是一处极具特色的历史遗迹，在代表国家司法、行政权力的开封府衙内出现一座道观，是当时“儒道释”三教融合以及官方意识形态的生动体现。北宋时期，道教被尊为国教，宋真宗曾下令全国各州县修建天庆观，以供奉道教最高神祇“三清” 。开封府的天庆观地位尤为特殊，它不仅是开封府崇奉道教的圣地，同时也是管理全国道教事务官员的办公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