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的美篇

Les

浑源千佛岭，誉称塞外小黄山，为恒山支脉。其北与恒山主峰天峰岭相望，西连龙山，南接五台，东挽紫荆。属恒山一百零八峰之一，古称高氏山，在《水经注》中记载为冀州之界，因山崖石刻得名石铭陉山。石铭在何处？不得而知。（见图1）

（图1）恒山山势图

千佛岭区域属于下白垩统黄土坡超单元[1]侵入体地质遗迹，山形地貌极为复杂。主体构造花岗岩山体经差异性风化，形成独特的峰丛地貌：雄大的奇峰、粗糙的峭壁、赤裸的象形石，构成北方大山中非典型性奇特景观：雄浑与奇秀共生，不仑之仑，不类之类，渲染出钟攠般的灵气。岩石类型，除花岗岩外，还包含石灰岩、砂岩、页岩等沉积岩。这些岩石在长期地质活动中变得无法揣摩，如花岗岩峰锥高耸入云，仿佛藏经中之神山；而砂岩与页岩交替层理又潜伏其下，更像谶纬学者意象中的天书。

尤其弥足珍贵的是，几十里山场完全隐伏在一片葱簇浓绿的原始次生松林之中，谷底沟帮间有条条白桦小阔叶林带，斑驳陆离之中，古村古寨散英落玉：管仲沟、庞涓岭、孙膑寨、钟楼坡、红门寺、讲堂村……古柏为庭、蓁莽为篱，月移仙影，日映佛躯……玄意的审美，使千佛岭的深山老林，既像是一首慷慨的诗，也像一曲忧豫的歌，更像是一册厚厚的记录“方舆杂谈”的书。（见图2）

（图2）千佛岭

一、一条通向碧峰的天路

行走千佛岭这样的大山，似有一种“访往圣”、“继绝学”的感觉。按照自然村镇的座落，以及历史文化遗存的分布，千佛岭山区应有五个“古迹”集群，属于佛教文化的三处、道教和儒家文化各一处。留有佛教遗存的区域分别称，“下寺“、“上寺”和“后寺”。用当地一位文化学者（贾宝先生，年已八旬，千佛岭龙嘴村人）的话讲：“下寺为中天，为现在，为凡尘，为娑婆世间……名板方寺……有洪门寺、涅盘地；上寺为后天，为未来，为极乐，其居中，……有天堂寺、惹峰寺、千佛洞、菩萨院；后寺为先天，为始，为元……山顶有石洞，（为）金碧峰长老的静室……称碧峰寺。”道家的地盘在孙膑寨，建有庞大的道庙宫观：白云观、玄都观、三清殿、老君殿、九天圣母殿等等。儒家独居管仲峰，有管鲍分金石、贤士后花园等等。

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文化访问者，对于选择什么样的进山路线？是去问佛？问道？问夫子？原本是不具备充分资质和发言权的。跟随着一位71岁的千佛岭老护林员（陈普），我们茫茫然走向“后寺”。穿林海，跨流涧，去探访那个被称作“为先天”、“为始”、“为元”的神秘洞穴。足下，以其说是一条羊肠山道，不如说是一条虔诚“心路”。它可能是县乡的同行们，为我们今天进山，沿着有一段、没一段的护林员小道新开出的一条“文化寻根之路”。

半山，一片旷展如坪的草地约三五亩，虬龙状粗悍的油松约百十株，芳草萋萋，细蝶纷然，这分明是“高松月下好修禅”的绝佳之境。松坪空旷处建有三间石庵，庵高六七尺，阔四尺余，墙体干垒岩石，顶用石条平盖，无门，三间内六壁，均绘有壁画，是为明王、护法之躯，度为近现代人所建之“禅房”（见图3）。禅房左侧，松坪与山根连接处为一巨大凹豁，阔约数十步，深且两丈余，略可遮风蔽雨；全石以为底，见灰层累积，断砖横竖，思是禅房僧人炊事用斋之处（见图4）。巨豁之西二三十步，有陡壁参天。壁下石丘参差，荆棘杂茂；陡壁上、下，开凿两间石窟，面阔进深，略与松坪上禅房同，且有今人所系绳梯垂挂（见图5）。这洞窟不知哪朝哪代人凿，但可认定：亦为单一僧人“行禅”之室，谓之“禅窟”。立松坪石丘之上，可遥望碧峰之顶，庞然大物也！峰颌之处有一天然洞穴，在周围大面积灰白岩石反衬下，黑漆漆如巨口东张，吞云吐雾。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碧峰洞了。我突然顿悟，此山脚下的村子为什么要叫“龙嘴”了。

（图3）碧峰洞松坪禅房

（图4）碧峰洞松坪崖凹

（图5）碧峰洞禅窟

山中路看似近在咫尺，行则远若天涯。眼望着真真切切的碧峰洞，余下的路更加难行，70度的陡坡，悬在一个胳膊肘式的山湾之中。心中念念“思有磴道承云履，怅对绝崖叹山深”的诗句，不得不拿出老祖宗“手足并用”的看家本事来，真切体验一把当年徐霞客游恒山时的情景，“出危崖上，眺望绝顶，犹然天半，而满山短树蒙密，槎枒短竹，但能钩衣刺领，攀践则断折，用力虽勤，若堕洪涛，汨汨不能出。余益鼓勇上，久之棘尽，始登其顶。[2]”

碧峰洞是一个很典型的花岗岩天然洞穴（绝非石灰岩溶洞）。洞口较开阔，呈哈蟆嘴状。稍进，即有今人所作木制门窗，已然行将朽乱。洞内，前庭略宽大，或可纳六七人容膝而坐。再向里，洞底呈坡状上延，黑漆漆，不知其深浅几许。以手机之光导行，又入十余米，足下高低迭宕，滑湿难测，便不敢再深入了……（见图6）站在洞口临崖极目，虽无锐脱云际，“一览众山小”之感觉，但却不失瞭远东南万里晴空，下视足下百里林海，扫视左右群山怀我，虎踞龙盘“帝王禅”的真情实感（见图7）。洞口东侧，有石崖横卧，高可丈余，长约倍之。上刻四字：“无劫圣境”，字大至尺方，双勾轮廓，青绿涂染。以“劫”为佛家用语，取义“久远”，引深为“灾难”，“无劫”或表佛果达成，超脱苦海之意。断此题刻，应是僧人或居士所留迹。洞口西侧低处崖壁亦有一石刻，单书一个“道”字，大小也约略尺方。特殊之处是“道”的“辶”旁，刻成龙形，有道首乘龙，云游四海之喻（见图8）。猜测大抵是云游道士题留。这两条摩崖石刻显显然渲染了碧峰洞历史的宗教特质，无论是佛是道，都在登临碧峰之后，产生出一种于世俗中久久压抑之后突然人性释放和升华的获得感和放纵态。甚至还露出一丝逃离苦海后，“死道友不死贫道”的低层次庆幸。

（图6）碧峰洞内

（图7）碧峰洞口远眺

（图8）碧峰洞西壁石刻

更为讲究且重要的遗迹还在后边！护林老人陈普指点，“道”字再向西一点，还有一通石碑和一条摩崖题记。那是一处硕大的芝麻白花岗岩山体，山体上方是一个凹槽，下层仿佛弥勒菩萨之鼓腹。鼓腹上花插着凿有两种小岩穴。一种是垂直向下的圆洞，揣测为竖插立柱而凿，疑凹槽上曾建有窟檐（即所谓“悬楼”）。另一种是水平开凿的小方洞，或许是为了横插木梁，在其上铺设栈道。攀着这些岩穴可以挂身于“鼓腹”之上，看足下百丈深渊，不由恐惧心生，双股战慄。然而仰头视之，咫尺处的“凹槽”边上，便立着一通石碑，高大约三尺，宽不足二尺，碑额隐约可见异形篆文的“重修记”三字，余则漫漶不识（见图9）。石碑右侧，一行题记在凹槽崖壁上默然现身：单字如掌大，自上而下，逶迤约有十字。最高处四字稍清晰，可读为“太康三年”。下面六字之中，也可认出一个“禅”字来……（见图10）爬回碧峰洞，刚刚歇下的恐怖之心，陡然间，又被一种过度的兴奋所惊赅：“太康”！这是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用过的年号。还有那个“禅”，这分明是说在晋初，便有禅僧光顾过这个碧峰洞。事后，我用“石破天惊”四字来描写这次完全出乎意外的遭遇——借用人工石窟寺的开凿时间来说明这处天然石洞的行禅史，或许更可直观的理解“石破天惊”的取义：①云冈石窟（昙曜五窟）开凿于公元460年，比之晚178年[3]；②敦煌莫高窟（乐僔第一窟）开凿于366年，比之晚84年[4]；③克孜尔石窟没有公布准确的初凿洞窟和具体年代。只称初创期以方窟为主，时间在“约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中叶”[5]，初创时间，可认作与之同期。这就是说，在新疆克孜尔石窟开凿的同时，在乐僔和尚于敦煌鸣沙山首开莫高窟的前84年，在昙曜和尚于武州山奉北魏文成帝命建大窟造大像的前178年。便有禅僧在北岳恒山千佛岭的碧峰洞从事禅修并留下题记。若这个禅僧是按照古印度禅学进行面壁行禅的，那么，在禅学门内，此僧之“面壁”比禅宗中国初祖达摩师尊在嵩山少林寺中的“面壁”，要早三个世纪还多[6]！

我用这一堆啰嗦的话语来佐证这个题记的意义，有人信吗？

（图9）《重修记》碑

（图10）题记：太康三年穴庭禅寂岩记

二、一篇真正的老僧常谈

看来，这个话题必须从佛教禅学的根底处说起。

“禅”，梵语原文为“dhyāna”。原文译全了应为“禅那”。在汉文中，“禅”一词经常与“定”合用，称为“禅定”。我理解，“定”好像是对“禅”的意释。《长阿含经》中对于禅定有一个很经典的解释。卷八中说：禅定“有四法，谓四禅。于是比丘除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入于初禅。灭有觉观，内信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入第二禅。离喜修舍念进自知身乐，诸圣所求，忆念舍乐，入第三禅。离苦乐行，先灭忧喜，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入第四禅。”这个解释说明“禅”，是一种佛教的修为过程，主要目的是对人之情感和意念的控制或抑制。

“禅思想”从印度传入中国，最初主要是通过翻译一些论述禅学理论的佛典实现的。较早翻译成汉文的此类佛典，主要有东汉时期安息国太子安世高[7]来华译出的《安般守意经》、大小《十二门经》，月支国僧人支娄迦谶[8]译出的《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这些经典多属于小乘佛教理论，主要叙述印度禅思想中的制感、调息以及控制心性等内容（具体有“四禅”、“四无色定”、“四无量心”等），这些经典许多没有流传下来，但据当时或后来曾阅览过的人的相关介绍可知其主要内容）。中国之禅学可以确定是始于东汉后期安世高和支娄迦谶译经的流传。此外，三国吴时的康僧会[9]、晋代释道安[10]和支道林[11]都推重禅法（事实就是早期的“禅学派”）。后来鸠摩罗什和佛陀跋陀罗（觉贤）又相继译出禅经，推进了禅学的全面兴起。

话说的是魏晋期间的行禅，流行禅法约有二类：一是安般禅。为安世高所译《安般守意经》倡导。“安”指入息（吸），“般”指出息（呼），“安般”即“数息”。它重在调息（呼吸），以集中精神，进入禅定意境（后世所谓“打坐”、“面壁”，大约指的就是这种禅修方式）。二是念佛禅。为支娄迦谶译出的菩萨乘禅经《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三昧经》所倡导。“般舟”即念佛，专心观念佛的32种相、80种好，可使10方诸佛呈现目前，易于达到成佛的目标（此修法属于大乘，为净土宗门修法的前身）。

在最初的佛教传播中，因为有了“禅学”这个名头和派别，才在神州的名山大川中渐次出现了所谓的“禅窟”。禅窟，顾名思义，即是佛教僧人修禅的洞窟。作为一个汉语词汇，“禅窟”的文字学概念最早见于《北史·皇甫遐传》中“复于墓南作一禅窟”的记载。最早的禅窟可能只是大山深处的天然洞穴，被僧人占居，作为参禅处所。后来，随着大型佛教石窟寺（如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炳灵寺石窟、云冈石窟等）的开凿，人工开凿的小型禅窟也在大型石窟寺的周边，以及风景清幽、水源丰沛的大山深处出现和迅速分布。

人工开凿的小型禅窟空间特征表现为“容膝”的微型化结构，平面多呈长方形，常见平顶或拱形券顶构造。空间结构仅容一人静修。这类洞窟在4-8世纪广泛分布于丝绸之路上。根据考古调查，我国北方禅窟多保留印度“毗诃罗”窟形制（上座部佛教寺院亦称毗诃罗）[12]，设有石炕、灶台等生活设施。典型实例如，甘谷大像山唐代以前禅窟群，保留完整灶台痕迹与单人石炕。敦煌石窟北区则存留我国规模最完整的禅窟群，敦煌遗书P.3720《莫高窟记》记载“自秦建元（351—394年）中，始开禅窟三所”。学者杨富学在《敦煌莫高窟禅窟的历史变迁》中称：莫高窟北区现存243个洞窟中，禅窟占比达38%，达到93处。285窟作为十六国晚期典型，完整保存36位禅僧修行壁画。这些石窟寺院内的禅窟，与礼拜窟、讲经堂形成功能互补，构成完整的修行空间序列。而在广大山川灵境之中，也常见零散分布游方僧人开凿的从事禅寂活动的小龛小窟，无论状如散鳞，或者密若蜂房，都构成独特的景观，酝籍着浓烈的宗教气氛。对于这类人工禅窟，宿白先生将其归类为“僧房窟中专为禅行的小型禅窟”[13]，在佛教建筑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定位。禅窟的营造体现了佛教禅观实践的物质需求，其发展历程映射了中国佛教修行方式的重大演变过程。

面对上述早期的禅行史，几乎所有学者，都承认在公元4世纪初人工开凿的专用禅窟出现之前，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更早期的禅修者是选择天然洞穴来实现禅行的。据此，把山西浑源恒山千佛岭碧峰洞，若认作是一个更早期禅僧修禅的天然洞穴，并依此关联前文所述松坪悬崖之上不知何时雕凿而成的两个“毗诃罗”禅窟，以及草坪中的三间“干打垒”禅房，这就顺理成章构建出了一部完整的“古代禅行建筑史”。但是，问题在于碧峰洞西侧石壁所刻那条“太康三年（282年）”的题记“太早了”！早到与安世高译出最早小乘禅学经典《安般守意经》（具体译成时间失考，大约在安世高148年到达洛阳之后）仅仅百年之隔。早到相距支娄迦谶译出最早的大乘禅经《般舟三昧经》（178—189年）还不足百年。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用仅一百年的时间，一部从印度译来中国的佛经，能夠转化成中国底层僧人的修行实践吗？这是笔者的纠结，大约也是学界共同的疑点。更何况，据我所知。千佛岭上的这条题刻，还是这个时间段中中国范围之内关涉“禅窟”的一个货真价实的“孤例”。

事实上，不相信或不敢信者，真的大有人在！譬如：2015年山西省出版的《三晋石刻大全 . 大同市浑源县卷》续编（P6三晋出版社）中也收录了这条石刻。这说明，这条石刻题记，不光是和尚、樵夫、猎人、采药人以及护林人等野老之辈有知，而且在十年前已经进入了文人的视野，并且登堂入室到学术研究领域。但可惜的是《三晋石刻大全》的编辑者对题记却不识之无，文宝之光不仅蒙尘未扫，反而逾加埋没，成了敝帚之藏。这一次，我们借助无人机，对题记进行近距离单字拍摄，识别为：“太康三年穴庭禅寂岩记”，但《三晋石刻大全》却读为“太康三年起建禅窑岩记”（见图11）。十字错了三字。其中“禅寂”二字，本为禅门熟语，《维摩诘经 . 方便品》言：“一心禅寂，摄诸意乱”，本是这条题记的核心词汇，却读作“禅窑”，“窑”字无端入题，使千佛碧峰，一山禅意荡然无存。而把“穴庭”读作“起建”，变“天然”为“人事”，无意间干挠了判断，加持了困惑，扩大了迷团。此外，题记10字中有一个“岩”，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简化汉字，是“巖”字的简体。并据此推断这条题记可能是今人的伪作。殊不知，“岩”字恰是汉字书写由隶向楷转化过程中出现的俗体字，早在东汉时已经成型（而且据说最早删繁就简，将“巖”写作“岩”者，恰恰正是那些辛苦抄经的和尚）。清代《正字通》解：“岩，俗嵒字。巖俗省作岩”。《晋书·顾恺之傅》也有相关的注释：“千巖竞秀。注：与嵒同，俗又作岩”。所以，题记中的“岩”，不仅不是西晋题刻的悖论，反倒是这条题记属性晋书的有力证据。再则，让人深感莫名其妙的是，《石刻大全》在没有举出任何证据和未作任何论证的情况下，大概仅仅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或者“不敢信”西晋初即有禅僧在此觅寂修禅，便在“太康”二字之前，随便添加了个“辽”字。一字截去信史600年，致使中世前之巨珍反成后世“敝履”，实在令人唏嘘。

（图11）《三晋石刻大全》中“太康三平题记”拓片书页

今查辽史：辽朝共用22个年号（神册、天赞、天显、会同、大同、天禄、应历、保宁、乾亨、统和、开泰、太平、景福、重熙、清宁、咸雍、大康、大安、寿昌、乾统、天庆、保大）中，根本没有“太康”这个年号。而是辽道宗耶律洪基在1075至1084年间使用过一个“大康”年号。关于这个年号，后世在相关辽朝的一些文献中，确实有过将“大康“误置为“太康”的疏忽，也引起过史论紊乱。清代乾嘉学派大师钱大昕考证，认为这是因为“太”“大”两字相近，在后世转记时笔误造成的错讹（《辽道宗耶律洪基》· 中国百科）。但此案与本条题记毫无关涉，“太”“大”二字，一点之差，书写时或容易笔误。但读音完全不同，却不可能让当时代的人把年号搞错。设若是辽大康时的僧人持斧执凿营营题刻，是绝不会把“大康”刻成“太康”的。就像今天我们生活在“大同”的人，绝不可能把自己的籍贯写成“太同”一样。还有人为《三晋石刻大全》辩解，说：“太”由“大”加点演变而来，强调更高层次的含义‌；两者在历史上有通假关系，到现代汉语中才严格区分开来，把这条题刻的时间读为“大康三年”，并不算错，两字既然通假，选择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这更属强词夺理的狡辩了。“太”和“大‌‌”在古汉语中作为形容词、副词使用时，确有通假的用例，但固化在名词成份中，是绝不可混淆的。如古时称官吏为“大人”，绝不能叫“太人”；同样，古时称宦官为“太监”，也不能叫“大监”。所以，《三晋石刻大全》靠揣测添加“辽”字，完全是画蛇添足，以假乱真。千佛岭碧峰洞西岩上的题刻：“太康三年穴庭禅寂岩记”十字，在不被铁证为“个人作伪”的前提下，只有一种定义，那就是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晋朝禅僧之真实留迹。

三、一段尘封的沙门旧史

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自大、小乘禅学经典译华，到恒山千佛岭碧峰天然洞穴外出现修禅者的题记，经历约百余年时间，在逻辑上或许是可信的。但是，如果用这个时间概念，来与印度佛教东传中国，经历了从公元1世纪前后到公元5世纪中叶（北魏中期），长达三四百年的“容受期”作比较的话，这一百年，就显得有些短促了。所谓逻辑的“丰滿”，并不能完全覆盖现实的“骨感”。因此，要让这条题记，获得真实可信的学术认可，还得认真研究题记所在地域，上述百年间，中国北方尤其是晋冀两省北部地缘政治、宗教真实的环境。从而，由义理到事功，确认题记所赖以形成的宗教基础。

西晋时期（265-316年）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转型期。北方的禅学发展突破了汉代以来以都市译经为中心、依附门阀贵族阶层的模式，呈现出三大显著转向：在修行方式上，从以理论翻译为主向以禅修实践为主转化；在生存模式上，从以都市供养为主向以山林苦行为主转化；在社会基础上，从以贵族门阀信仰为主向平民世俗化信仰转化。这一转型过程在黄河以北的地理空间上清晰地展现为一条自都城洛阳兴起，经军事重镇邺城（今河北临漳）过渡扩散，最终在太行山脉深处扎根实践的传播路径。

其一，起点：洛阳——理论翻译与都市修行的中心。洛阳作为西晋的首都，是当时一切文化活动的中心，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年），寺院、经书、佛像等，普遍受到崇敬（洛阳、长安两地的寺院数量达到180所，僧尼人数超过3700余人）[14]。佛教的发展以理论储备和贵族化为主要特征。继安息太子安世高和月支僧人支娄迦谶的译经活动，被誉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15]也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他译出的《修行道地经》系统阐述了瑜伽行法与禅定次第，《光赞般若经》为大乘禅观提供了“性空”的哲学基础，《般舟三昧经》则介绍了念佛三昧的实践法门。这些译著为北方的禅修实践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手册。此时洛阳的佛教活动，主要是在译场和少数寺院（如白马寺）中进行，其生存与发展高度依赖皇室和贵族的供养与庇护，呈现出典型的都市供养和贵族家庭信仰的特征。

其二，过渡：邺城——历史名城的信仰扩散与世俗化。位于洛阳东北的邺城，曾是曹魏之都城，西晋时期的军事重镇和北方交通枢纽。在禅学自洛阳向外传播的过程中，邺城扮演了重要的过渡角色。邺城西晋时的佛教活动记载虽不如洛阳丰富，但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洛阳佛教向北传播的必经之路。这里的信仰形态开始呈现出平民世俗化的初步迹象。邺城聚集了大量军士、商贾。他们对于佛教的需求，与洛阳的贵族士大夫有所不同，玄妙的义理，现世的利益、祈福消灾和因果报应，成为更加热门的关注。竺法护在洛阳译出的《正法华经》中的“观音普门品”，强调称念观音名号即可解脱现实苦难，这种简易法门非常契合平民百姓的心理需求，为佛教在下层社会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这种世俗化、功能化的信仰倾向，虽然并非严格的禅修，但为佛教培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为后来僧侣入山修行提供了潜在的供养来源（如信徒上山送供）。邺城阶段标志着禅学（及佛教整体）从洛阳单一中心向外扩散，受众也从顶层贵族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延伸。

其三，归宿：太行山——山林苦行与实践的扎根。当禅学的传播越过邺城，进一步向北、向西进入巍峨的太行山脉时，则完成了其最深刻的蜕变和转型：从理论彻底走向实践，从都市彻底走向山林。从贵族彻底走向平民。太行山峦叠嶂，山谷幽深，提供了与喧嚣尘世完全隔绝的理想修行环境。一大批僧人从“竹林七贤”[16]的玄学活动中受到启发，决心践行“头陀”的行止，于此“结庵而居”。所谓“庵”，即是简陋的茅棚或利用天然形成的山龛岩洞进行所谓“禅寂”体验。他们的生活极尽简朴，乞食、一食、树下坐、冢间住，等等。将全部身心投入禅定实践。他们修习的主要是安世高所传的小乘禅法，如“安般守意”（数息观）和“四念处”，通过调息、观身不净等方式，收摄心神，追求内心的寂静与证悟。这是一种彻底的山林苦行模式，与洛阳的都市供养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深山中的修行，不再以研读和辩论经典为核心，而是将竺法护等人译出的禅经作为实修指南，身体力行地去体验经中所描述的禅定境界。理论（译经）在这里找到了其最终的目的地——实践。太行山的沉寂，成为了检验理论、升华智慧的最佳道场。这种山林修行模式具有深远意义：形成了以一位有德行的僧人为核心的小型共修团体，是为中国早期山林僧团的雏形。僧人的隐修行为与中国的隐士文化（如魏晋名士避世）完美融合，加速了佛教的中国化。“岩居”的习惯直接启发了后世开凿石窟以供禅修与礼拜的做法，为北朝时期平城武州山云冈石窟、太行山麓响堂山石窟等的开凿奠定了实践和文化基础。至此，中国北方禅学完成了其从洛阳的理论发端，经邺城的世俗化扩散，最终在太行山脉深处扎根实践的完整传播链条。

北岳恒山之千佛岭，原本就是太行山北端的一个山系组成。大体位置在太行“飞狐陉”[17]和“蒲阴陉”[18]交汇的西北之角，左连倒马关，右接飞龙山。晋时南去邺城约八百里，北达代国南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仅二百里，阻则“要塞”，开则“要津”，实为晋北冀北联通之要隘。更兼此处雄山奇秀，林莽深幽，如上所论，佛教经由洛阳、邺城向西北扩散，到这里驻锡行禅，不单单是一种可能，而应是一种必然。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地缘趋势，在晋太康三年（282年）之后53年（335年，后赵建武元年），天竺大师佛图澄，来到邺城振锡兴教，创出中国佛教史于华北局面大开的一页宏图。此后又16年（351年，前燕三年），佛图澄之高足，被鸠摩罗什誉为“东方圣人”的释道安，来到千佛岭西仅十余里的飞龙山文殊岩，与释友一同研读经文，妙出神情，迈开佛教中国化理论突破第一步。再后80年（396年北魏皇始元年），赵郡的法果大师则奉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之诏，翻越太行来到平城，引导北魏走上了佛教国教化的道路。从此，佛教凌驾庙堂，濡染典章，一发而不可收拾。佛教讲究因果，千佛后世，大德横空，太康之题，信不诬也！

（图12）考察中小憩

或许还有一个故事放在此处来讲，会更加有趣。话说那天碧峰洞西凹槽中所立的《重修记》碑，归来细细研读其照片，于严重缺损漶漫模糊不清的文字中，渐渐疏理出一个简明的故事情节来：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浑源州城永安禅寺，一位和尚（法号未读出，但从碑中有永安禅寺名和寺中传法正宗之殿等字样，可知其是禅门临济宗僧人）[19]，因厌弃城中市井“趣富者多，慕道者寡”，更因羡千佛岭处“南峰叠翠”，“青松明月”之中，“终岁以稼穑为务”的农禅生话，遂离喧就静，于碧峰洞下“盖房屋一间”，于“洞西重建悬楼”，于“崖底立碑为记”云云。碑中似乎也谈到了“碧峰祖（疑贾宝所谓“金碧峰长老”）”古老的历史，而且是“毘庐住世，彼时在此”，“代匕相传，有是言也”。可惜无法全部辨认。再后，则是很长一串九大寺僧团名号（永安寺、碧峰寺、千佛寺、朔州崇福寺、应州净土寺、赖相寺、夹禅寺、砦谷寺、南□静室）和功德主名单。这个距今已有477年的《重修记》碑，至少可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从“晋太康”到“明嘉靖”，从早期的禅学僧人，到唐以后的禅宗，碧峰洞一直都是禅门静地，甚至是“常寂光”圣地（辽金时或有高峰期）。第二，金元之际及其后，此地禅门派别应以临济宗为主。临济宗——六祖慧能传南岳怀让，南岳怀让传马祖道一，马祖道一传百丈怀海。百丈怀海传黄檗希运，黄檗希运传临济义玄——到义玄禅师始称临济宗。该宗在千佛岭不仅严格持守了深山“禅寂”的宗风，还在实践中演绎百丈怀海所倡导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生活禅。其三从《重修记》碑文后面大量的僧人和功德主名单可证：在明中期，整个千佛岭地区，存在较大规模的僧团和信众群。明《重修记》碑，与太康三年摩崖石刻题记，相互参照，相辅相成，部分证实了中国佛教禅学在历史的长河中传承、流布、演化的经过，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价值连城的石质文物。

2025年12月，本文作为大同市浑源县图典书《北岳文化指归》中的一篇文论，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出版社在审读过程中，对本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文章发现重要，考证深入，文笔生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并建议，“在（文章）结语部分加强对这一发现学术价值的总结。对题记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的阐述可以更加充分“。根据出版社的建议我作了一个可供学界同仁参考和进一步深入研讨的结论：浑源千佛岭碧峰洞发现的“太康三年穴庭禅寂岩记”十字题记，很可能是公元三世纪末，中国北方佛教禅学僧人留下的最早记录真实行禅轨迹的文字。题记对于研究佛教在中国魏晋之交的传播、早期禅学活动、行禅方式、早期僧团形成，以及佛教中国化等课题都具有重要意义。题记中“穴庭”是对早期天然洞穴修禅的直观描述，“禅寂”是对彼时禅学思想核心义理的表达，“岩记”则包含了魏晋山林佛教僧人居址的命名习惯等，都属于非常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同地发现的明代《重修记》碑，记录了浑源永安禅寺禅宗僧人迁入碧峰洞实践百丈禅修的真实历史，以及当时雁北九大禅寺僧人和众多禅宗信士供养功德的情状，对于疏理佛教禅学、禅宗的发展史，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尘封旧史如同宇宙的物质构成，暗者为多，明者盖寡。寥寥小结，孤灯如豆，言不及义，但求斧正。

（图13）《皇帝东巡之碑》拓片

记得本文在开头处提到过，千佛岭也叫“石铭陉山”。此名的来历大概是与郦道元《水经注》[20]中关于“石铭陉“的记载有关。《水经·滱水注》中云：“滱水出于广昌县（今河北涞源县）东南大岭下……其水麓涌微渟，浑波洪怒，历涧关东，出山迳其山下，山有石铭，题言‘冀州北界’，故世谓之石铭陉也”（中华书局出版《水经注校证》卷十一）。1935年，著名考古学家傅振伦先生在对河北涞源、蔚县一带进行考古调查时，于涞源与蔚县交界的驿马岭发现了《皇帝东巡之碑》的碑座。此碑为纪念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东巡而立。时在太延三年，公元437年，碑阴刻有“冀州北界”四字（碑已毁有拓片存）。如此看来，千佛岭之“石铭陉山”旧称，要凭“广义而言之”，地道难免托名借光之嫌！其实，吾辈今所证千佛岭碧峰洞石刻比郦元所道“冀州北界”石铭要早155年，其价值更加震撼人心。是该给这个“石铭陉山”作重新解释的时候了。这句话可以作为一个学术笑话来讲……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文本字数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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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白垩统黄土坡超单元是地质学术语，指白垩纪时期形成的特定地质单元，主要分布于山西省浑源县千佛岭乡黑狗背村一带。

[2]《游恒山记》.明.徐霞客著。明崇祯六年（1633年）八月初记。《徐霞客游记》（上册）

[3]中国第一座皇家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世界遗产第56期】

[4]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一位德行高超的前秦名僧和尚乐尊柱杖西游至此，见千佛闪耀，心有所悟，于是，凿下第一个石窟。

[5]《新华网 . 新华视点 . 走进克孜尔石窟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大约开凿于公元3世纪，是中国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

[6]【登封】初祖庵 · 郑州市文物局

[7]安世高，原名帕塔马西里斯（Parthamasiris），是帕提亚帝国皇帝帕科鲁二世之子、亚美尼亚国王，佛教学者，佛经汉译第一人，东汉时期翻译家、医学家（亓佩成.《郎戴亚和约》与安世高身份之谜解析 . 外国问题研究,2021,02:91-97.）

[8]支娄迦谶（简称支谶），中国东汉僧人，原为月氏国人。东汉桓帝末年（约167年）至洛阳，为早期佛经翻译的重要代表。（《中国佛教史略之后汉佛教》）

[9]康僧会（？-280年）祖籍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世居天竺（今印度），后移居交趾（今越南北部），中国三国时期吴僧人，伦理思想家。（《中国大百科全书》）

[10]释道安（314—385年），常山郡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州市）人。东晋、前秦时僧人、佛教学者、文学家、翻译家。

[11]支道林，即支遁（314年—366年），字道林，世称支公，本姓关。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人，或说河东林虑（今河南省林州市）人。东晋高僧、佛学家、文学家。

[12]毗诃罗，源自梵语“Vihāra”，是印度佛教建筑中僧侣居住和修行的场所，后随佛教传播影响周边地区。作为僧房院，其结构简单，多设石床、灶炕等生活设施。

[13]‌宿白（1922年8月3日—2018年2月1日）‌，字季庚，辽宁沈阳人，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

[14]唐代高僧、律宗始祖道宣（596-667）在其著作 《辩正论》 的第三卷中，为论证佛教的兴盛，列举了历代佛寺和僧尼的数量。其中关于西晋的记载如下： “晋世……合寺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

[15]法护（梵名Dharmarakşa，音译昙摩罗刹），西晋僧人、佛经翻译家，原籍月氏，世居敦煌，本姓支，8岁出家后改姓竺，世称竺法护。通晓多种语言文字，曾游历西域搜集佛经原本后返回长安译经。

[16]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正始年间（240年—249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焦作修武县，现今云台山一带）竹林之中，饮酒论玄，过隐逸生活，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17]飞狐陉，又称飞狐口，位于今河北省涞源县北与蔚县之南，属太行八陉之一。

[18]蒲阴陉，古人把它列为太行八陉的第七陉。从易县西通涞源、山西灵丘，从灵丘往北就一路直抵大同了。这条通道古时是一条现成的进军路线，北方高原的骑兵，南下大同，经此可直逼河北内地。

[19]北宋时期，临济宗僧契嵩（1007-1072）他为了应对儒家的挑战和禅宗内部的法统之争，撰写了著名的 《传法正宗记》和 《传法正宗定祖图》。他通过考据和论证，为禅宗设定了一个“正统”的祖师传承世系（西天二十八祖说），并得到宋仁宗的敕准，编入大藏经。从此“传法正宗”便成了临济宗标榜正宗的口碑。

[20]郦道元（约470—527），字善长，北魏范阳涿州人。著有千古名著《水经注》，是古代著名文学家、地理学家，也被国际上誉为中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家。

李尔山 2025年10月（文中图片均为笔者拍摄和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