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综合实力未来图景

Moon river

　　补足短板、锻造实力

——中国迈向国际金融强国的攻坚之路

引言：金融强国梦的现实差距

2025年，全球金融版图依然由美元与英镑主导，美元占国际支付份额40%、外汇储备57%，伦敦与纽约分列全球前两大金融中心，掌控着全球60%以上的衍生品交易和50%的债券存量。

中国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超18万亿美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仍有显著差距。

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足（全球支付占比仅3.5%）、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法治与监管体系尚未与国际完全接轨、高端金融人才匮乏……

这些短板制约着中国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跨越。

若要在未来10-20年真正挑战美英金融霸权，中国必须直面核心问题，系统性补足短板，锻造与综合国力匹配的金融硬实力与软实力。

一、核心短板：中国金融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

1. 本币可兑换与资本项目开放：自由流动的“最后一公里”

国际金融中心的本质是“资金自由港”。纽约与伦敦之所以成为全球资本配置中枢，关键在于资本项目高度开放，境外投资者可无障碍买卖股票、债券，资金跨境流动仅需符合反洗钱等基本规则。

而中国目前仅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仍受额度审批限制（如QFII/RQFII额度、企业外债备案制），人民币在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尚未完全放开。

2015年“8·11汇改”后，因资本短期外流压力引发股市震荡，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一度放缓。

尽管近年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管道式开放”取得进展（境外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占比约3%），但与大型金融中心“外资占比15%以上”的平均水平仍有差距。

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仍需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中“逆周期因子”的调控痕迹，以及离岸与在岸汇率价差的存在，均影响着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自由使用”的信心。

时间表挑战：业内普遍认为，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需5-10年完成“底线任务”，而实现完全可兑换，包括个人资本流动、衍生品跨境交易等，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2. 金融市场深度与广度：从“规模大”到“生态全”的跨越

美英金融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全链条、高联动”。

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与纳斯达克合计市值超56万亿美元，伦敦证券交易所（LSE）则是全球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日均交易量1.9万亿美元）和欧洲债券发行中心。

衍生品市场名义本金规模更是占据全球60%以上，形成24小时不间断的全球定价能力。

反观中国，尽管沪深两市总市值超100万亿元居全球第二，但境外投资者持股比例仅约3%，且市场结构存在明显短板。

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仅约1500亿美元（约为伦敦的1/10），衍生品市场以商品期货为主（金融衍生品占比不足20%），资产支持证券（ABS）、绿色债券等创新品种规模有限。

境内市场与离岸市场（如香港、新加坡）的联动性较弱，人民币离岸产品（如点心债）规模不足，难以形成全球投资者的“一站式配置平台”。

攻坚方向：需在货币、债券、外汇、衍生品等全品类市场扩容，同步提升离岸人民币产品供给（如扩大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并打通境内外市场定价机制，最终形成“上海价格”“上海标准”的全球影响力。

3. 法治与监管：从“中国特色”到“国际惯例”的接轨

国际投资者最看重的是“规则确定性”。

纽约依托普通法体系（判例法传统）和完善的破产保护制度，确保契约执行与股东权益。

伦敦通过“金融服务补偿计划（FSCS）”和跨境仲裁机制（如伦敦国际仲裁院），成为全球争议解决的“首选地”。

中国虽已建立较为完备的金融法律框架（如《证券法》《商业银行法》），但部分规则仍带有“行政主导”色彩。

例如上市公司退市效率较低、债券违约处置缺乏市场化流程、跨境司法协作机制不健全。

上海虽提出设立“特别法律适用区”并引入国际判例库，但全国层面的《破产法》《金融控股公司法》等关键法律修订尚未完成，法治环境的国际公信力有待提升。

改革窗口：立法与司法改革预计需5-8年与国际接轨，而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仲裁与调解机制，如推广“上海金融法院”经验，可能是更快的突破口。

4. 税收与激励：从“高成本”到“强吸引力”的转型

伦敦、纽约对境外投资者普遍实行0-15%的优惠税率（如英国资本利得税10%、美国股息预提税15%），并通过离岸金融中心（如开曼群岛）提供税收豁免，吸引全球资本沉淀。

中国现行预提所得税率为10%（部分国家为5%）、增值税6%（金融交易无豁免），缺乏针对长期资本的系统性激励。

上海曾提议将资本利得税降至5%并保持十年不变，但受限于全国人大立法程序，目前仅在自贸区等局部区域试点。

若要形成全球竞争力，需通过税收优惠（如降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的增值税）、财政补贴（如对跨国金融机构总部给予奖励）等组合拳，提升人民币资产的“持有性价比”。

落地节奏：局部试点2-3年可推进，但全国推广需5年以上，且需平衡财政收入与资本吸引力的关系。

5. 金融基础设施：从“跟随者”到“领跑者”的突破

SWIFT系统掌控全球80%以上的跨境支付信息流，而中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虽已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处理金额超120万亿元），但参与者主要为中资银行，国际机构直连比例不足30%。

此外，托管结算（如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征信评级（如标普、穆迪在华合资机构）、指数编制（如MSCI中国指数）等关键环节仍依赖国际机构技术标准。

追赶路径：需在3-5年内完成CIPS二期技术升级（支持多币种、实时清算），并推动国际机构接入。

同时培育本土评级机构（如中诚信国际）、指数公司（如中证指数）的全球公信力，最终形成“自主可控+国际兼容”的基础设施网络。

二、进阶挑战：信用、人才与综合国力的“隐形门槛”

1. 本币信用与央行影响力：从“区域货币”到“全球锚”的升级

美元之所以成为“避险货币”，背后是美国国债3A评级、美联储“最后贷款人”角色，以及10年期国债作为全球无风险利率基准的地位。

中国虽保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2025年通胀率约1.2%），但国债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存量约30万亿元），且境外投资者持有占比仅约10%，难以形成类似美国国债的定价锚效应。

破局关键：需进一步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尤其是长期限国债），完善做市商制度，推动10年期国债收益率成为亚洲基准。

同时加强央行与IMF等国际机构的合作，提升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篮子中的实际使用权重。

2. 金融人才与移民政策：从“本土精英”到“全球军团”的扩容

伦敦、纽约的外籍金融从业者占比达25%-30%，而中国金融行业外籍人士不足3%（主要集中在外资机构）。

高端人才受限因素包括：个人所得税率最高达45%（纽约为37%、伦敦为47%但享有补贴）、子女教育资源竞争激烈、跨境资本流动不便等。

激励措施：上海已试点“金融人才签证”和个税优惠（部分区域降至15%），但需全国推广“金融绿卡”制度，配套国际学校、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力争将境外中高级人才比例提升至10%以上。

3. 对外资产负债与跨国企业：从“贸易大国”到“资本输出大国”的转型

美英金融霸权的底层支撑是其跨国公司（如苹果、壳牌）和庞大的对外资产（美国对外净负债18万亿美元，但通过“美元循环”实现收益）。

中国对外净资产仅2.9万亿美元，且以官方储备为主（外汇储备超3万亿美元），跨国企业全球布局不足（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仅5家）。

战略路径：需通过“一带一路”并购（如能源、基础设施领域）、境外保险+基金投资等方式，将对外资产提升至8-10万亿美元。

并行跟进培育100家以上全球系统重要性跨国企业（如华为、比亚迪），形成“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良性循环。

三、攻坚时间表与战略优先级

短期（5-10年）：夯实基础，局部突破

- 完成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如放宽境外投资者投资范围、取消QFII额度限制）；

- 扩大金融市场开放（外资持股占比提升至10%以上，离岸人民币产品规模翻倍）；

- 推动CIPS接入更多央行清算体系，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效率；

- 试点金融税收优惠（如资本利得税降至5%），吸引境外机构增配人民币资产。

中期（10-15年）：制度接轨，生态成型

- 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包括个人资本流动、衍生品跨境交易）；

- 建成与纽约、伦敦匹敌的多层次金融市场（外汇、衍生品交易量进入全球前三）；

- 完善法治与监管体系（破产法修订、跨境司法协作机制落地）；

- 形成全球认可的人民币定价基准（10年期国债收益率成为亚洲无风险利率）。

长期（15-20年）：挑战霸权，鼎立全球

- 人民币与美元、欧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储备货币格局（全球支付占比超15%）；

- 上海与北京、香港共同构成全球顶级金融中心集群（外资参与度达15%以上）；

- 中国成为全球资本输出大国（对外资产超10万亿美元，跨国企业主导产业链定价权）。

结语：以开放促改革，以韧性赢未来

挑战美英金融霸权绝非朝夕之功，但中国具备独特的优势，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数字技术的后发优势（如数字人民币、区块链应用）。

只要坚持“以我为主”的开放节奏，在补足本币可兑换、法治建设、人才生态等短板的同时，抓住数字金融与绿色金融的机遇，完全有可能在2040年前后建成与综合国力匹配的国际金融强国。

届时，人民币不仅将成为全球贸易与投资的“硬通货”，更将推动国际金融秩序向更加公平、多元的方向演进。

推动实现这一图景，不仅是金融实力的跃升，更是一个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参与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