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襄渝线上的记忆2》

铁兵缘

铁建国

转发按语：

读铁建国战友的回忆，瞬间被拉回襄渝线上的热血岁月！

汉江的蓝绿江水、摆渡的往返、拉歌的嘹亮、修车铺的汗水，有修 113 台军车的自豪，有战友分冰棍的温暖，有杀猪时的手忙脚乱，更有一辈子扯不断的兄弟情。“在一个锅里吃过饭” 的情谊最珍贵，愿老战友们都安康，也把这份难忘的军旅记忆分享给更多人！

编者

2025年11月6日

1971年3月，我从铁道兵10师49团卫生队调至汽车连。汽车连驻扎在陕西旬阳吕河镇对面的山坡下，与镇子隔汉江相望。那时的汉江格外秀美，冬日常是澄澈的蔚蓝色，到了夏天便化作深邃的墨绿色，让人过目难忘。我在那里生活战斗了三个年头，对当地的山山水水都饱含深厚情谊，也留下了无数难以忘怀的记忆。

那个年代，星期天能请假到吕河街上走走、买点东西，都算得上是奢侈的享受。汽车连紧邻49团团部，占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我们常能去看团电影队放映的影片。那时的电影多是《智取威虎山》这类样板戏，偶尔也会放朝鲜影片，还看过团宣传队演出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每次放电影，我们都要集合整队前往指定区域，每人拎着小凳子，各连队还会相互拉歌，“汽车连来一个！”的呼喊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歌声嘹亮。等团首长就位后，电影才正式开始。

团里的军人服务社也是我们常去的地方，主要是为了买烟。我当时抽的基本是两个牌子——“大前门”和“光荣”，每盒三毛多钱。在团部与汽车连之间，还有一间简易浴室，男兵女兵轮流使用，一天一换。记得有一次路过团司令部，站岗的哨兵叫住我，说包团长找我。我心里揣着疑惑前去，没想到团长竟递给我一堆自制的冰棍——当时天气炎热，团里特意做了冰棍解暑。我接过冰棍，分给同行的几位战友，一同驱散酷暑。

我到汽车连时，连队共有83台车，下设四个排，其中三个驾驶排、一个修理排。1972年，汽车连又接收了30台崭新的解放牌卡车，整齐地停放在车场，车门还未喷字。新车到位后，连队新增了驾驶四排，由王思怀同志担任排长。到1973年，汽车连的军车已增至113台，下设五个排，包括四个驾驶排和一个修理排，这样的规模在全军都算得上独一无二。杜玉良连长告诉我，襄渝铁路建设时期，正是汽车连最鼎盛的阶段。我为此深感自豪，尽管那时我才十八九岁，却亲身见证了连队的高光时刻。

部队里曾有人说，咱们团有10台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嘎斯51车，这些立下过战功的车辆后来被分配到各营当生活车。如今想来，这个数字或许并不确切，我在汽车连期间，只见过两三台这样的车。记忆最深的是1966年入伍的广东潮州兵陈英进，他当时就开嘎斯51，常来找我修车。他鼻梁高高的，模样有点像美国兵。遗憾的是，今年三月我去潮州看望林达钦班长时，没能见到他。达钦战友说他在汕头，若是能碰面，许多往事或许就能说得更清楚了。

每次提及汽车连，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团运输股的许德厚股长。当年，他坐着咱们团的嘎斯69军用吉普车，专门到卫生队接我前往汽车连。他是湖南人，1956年入伍，身材瘦削，待人亲切。我记得那天，我背着背包、提着行李，从卫生队所在的山坡走下来，许股长还主动帮我分担行李，一同登上吉普车。可惜自那以后，我们便再未相见。听战友们说，许股长后来转业到广西南宁，现已离世。得知这个消息，我心里满是难过，愿他在天堂一切安好。

1971年3月我到汽车连时，1971年入伍的四川兵还在参加新训，不久后他们便分到了各个连队。我们十五班分来的有刘军驰、刘新国、张明川、梁友贵、蒋次忠，还有几位战友的名字，我已记不太清了。我在大修班负责修理汽车底盘，这项工作除了需要技术，更得有力气——或许是因为我身高1米78，年轻力壮，才被分配了这份差事。我还带过1971年的新兵，记得有小梁，还有一个大个子战友，他是重庆某个县的，人很老实，不太爱说话，名字我已经忘了，当时也跟着我学习底盘修理。汽车底盘涵盖前后轮、钢板、传动系统、方向机、变速箱、差速器、减速器等多个部件，修理起来颇为繁琐。

襄渝铁路建设期间，部队的运输任务十分繁重，大修一台车通常只需三天，工作量可想而知。我记得刘军驰当时负责的是传动系统维修。同志们工作都格外积极，个个吃苦耐劳，力争保质保量完成每一台汽车的大修任务。我们大修班（十五班）共有36人，工种齐全：陈俊、徐积根是焊工，甘秋来、蒋次忠是漆工，张明川、黄世忠是电工，天津的张师傅、苏浓灿、安晓明、李勇负责汽车发动机维修，南通的吴师傅是汽车钣金工，石玉坤负责搪缸，1969年入伍的云南兵曾道成好像是锻工。时隔多年，有些战友的工种和名字，我已经记不太真切了。1972年因林彪事件，全军未再征兵，汽车连最晚入伍的便是1971年的四川兵。修理排除了我们大修班，还有二保班、小修班等，大家各司其职，全力保障汽车连所有车辆正常运转，确保49团各项运输任务圆满完成——这是我们修理排义不容辞的职责。

记得我到汽车连后第一次站岗的情景。我们的营房就在一条简易公路下方，这条路是部队进驻后修建的，连接旬阳与安康，实则更像一条便道，路边的山上长满了柿子树。营房面朝汉江，右侧是连队的蓄水池，往下走是炊事班，炊事班左侧下方还有一个油库。我的流动哨位负责守护营房和油库的安全。那天半夜，我扛着56式冲锋枪，腰间系着子弹袋前去站岗。走到炊事班附近时，突然听到一阵响亮的呼噜声。我端着枪，顺着声音找到一间屋子，往里一看，只见一群熟睡的大白猪，个头堪比小牛犊——原来这是炊事班的猪圈。那是我平生见过最大的猪，也是第一次知道猪还会打呼噜，不知炳南战友是否还记得这件事。

还有一次，记不清是过节还是其他缘由，炊事班要杀猪，出工差刚好轮到我们班，我也是其中一员。那天负责杀猪的是我们班1968年入伍的江苏江都兵陈明山，大家都叫他“大脑袋”。他让我们每人负责按住猪的一条腿，无论如何都不能松手，我分到的是猪后腿。其实陈明山也不算会杀猪，他拿着一把长三角刮刀，朝着猪脖子下方捅了进去。猪疼得大声嚎叫、拼命挣扎，见一时杀不死，他便拿着刮刀在猪脖子里乱搅，最后几乎是把猪活活痛死的。事后我们还去炊事班讨要猪下水，炊事班的同志说，猪下水都被搅碎了，实在没法分给我们。

1972年春节，是我在汽车连过的第一个年。往常过年我们大多吃饺子，那年却吃的是汤圆。不知其他战友是否还有印象，那些汤圆没有馅料，吃的时候蘸着白糖就行。因为孙永康司务长是江苏人，战友们都打趣说，我们过了个“江苏年”。我本身偏爱甜食，觉得这个“江苏年”格外对胃口。说起孙司务长，我还想起一件事：当年我每次回西安老家，都会去他那里买点东西——一公斤装的军用猪肉罐头，一块钱一个；陕南木耳四块钱一斤，我每次回家都会买两斤木耳和十个罐头。孙司务长是1968年入伍的江苏兵，皮肤白白的，说话和气，为人很好。可惜听战友们说，他也已经离世了，愿他在天堂安好。

或许是年纪大了，愈发怀旧。每每提起铁道兵49团汽车连，就有说不完的往事；每每念及汽车连的战友，就有扯不断的情思。正如战友们所说，我们毕竟是在一个锅里吃过饭的人。讲述襄渝铁路建设的过往，回顾汽车连的军旅生涯，重温这份深厚的战友情谊，心中满是感慨——战友，就是我一辈子的好兄弟。永远的铁道兵，不变的军魂。衷心祝福老战友们晚年幸福，健康长寿。

作者：铁建国，原铁道兵10师49团汽车连修理排十五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