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记忆】春樱犹尽，情未了—— 一段跨越三十年的异国师友情谊

MaRsDr.

文字编辑：MaRsDr.

美篇ID号：73029149

图片制作：MaRsDr

清晨，手机铃声划破寂静，仿佛一道穿越时空的电波，唤醒沉睡的记忆。电话那头传来一位女士激动的声音，带着熟悉的伦敦腔英语——这声音，已阔别三十三年。瞬时间，尘封的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将我卷入那段远在异国他乡、却刻骨铭心的岁月。

（2019年8月，澳大利亚，维多利亚。 T.T Aye 参与马拉松冠军赛。）

来电者是T.T. Aye，如今定居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她曾是我留学日本时的同窗挚友。几天前，我在Facebook上偶然看到一则“寻人启事”，由我曾经在克利夫兰诊所工作时的导师 Harry Kestler 转发——寻找一位失联三十三年的学友。发帖人正是当年同在东京日本大学医学部求学的她。点开主页，那张熟悉的脸庞跃入眼帘，我立刻留言问候。不久，她便拨来了这通跨越重洋的电话。

（2023年10月，澳大利亚，维多利亚。 T.T Aye 参与马拉松冠军赛。）

电话中得知，她博士毕业后移民澳洲，长期在维多利亚血液中心工作，现已退休。谈及我们共同敬仰的志芳俊夫教授与内田俊和医生均已离世，语气中难掩哀伤。然而，她说话的神态与语调，仍如当年那个俏皮灵动的女孩般鲜活如初。

（2020年6月，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缅甸独立72周年纪念日。T. T. Aye身着缅甸传统服饰。她是昂山素季的忠实支持者。三十多年前，当领导民主运动的昂山素季遭军政府囚禁时，正在日本求学的Aye曾因愤慨与悲伤而泪流满面。）

“你还记得惹我生气的那件事吗？”她忽然轻笑着问。

我一时茫然，毫无印象。

她娓娓道来：那年，北京医科大学的庄辉教授赴日大医学部短期访学。临回国前，他邀请我和她，还有另一位女生李燕华，去他的公寓做客。我们一起包水饺，庄教授还特意煮了甜玉米招待大家——那是她最爱的食物。可我却脱口而出：“在新疆，玉米是喂牛的饲料。”她当时误解，以为我在暗讽她如牛，一赌气连吃了三根玉米。

听罢，我忍不住大笑，连声道歉：“那时年少轻狂，言语无状，实在对不住！”笑声穿越万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温暖的小屋。

（ 2020年6月，T.T Aye 博士，从澳大利亚血液中心退休，与同事合影留念。）

她还提起志芳教授第一次请我们吃饭的情景：那是我初到日本不久的一天，教授特意邀我和Aye前往东京上野的国立博物馆，参观一场德国博物馆举办的特别展览——展出了18世纪德国探险队从新疆掠走的文物，其中包括飞天壁画残片、菩萨石雕的头像，以及各式陶器。这些展品，恰恰是当年志芳教授访问新疆时，我陪他参观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所见到的那些空洞残缺之处原本所属的珍品。

参观结束后，我们走进一家名叫 “一级棒拉面” 的小馆子。教授点了一大盘拌面，放在了我面前，本意是三人共享。可我从小在新疆长大，习惯了“一人一盘、各吃各的”，便不假思索地埋头开吃，风卷残云般把整盘面吃得干干净净。等我抬起头，才发现Aye和教授正惊讶地面面相觑。

察觉失态，我连忙解释：“在新疆，吃拉面从来都是一人一大盘，不分食的。”

志芳教授听后若有所思，轻轻点了点头。Aye则立刻“趁火打劫”，半真半假地抱怨道：“我们可是天天挨饿，吃不饱啊！”

自那以后，教授便常常请我们吃饭，渐渐成了心照不宣的温馨惯例。每次他出国讲学或参会归来，总会带些小礼物送给我们，顺道关切地询问我们的研究进展、学生公寓的伙食如何，以及是否适应在日本的生活。Aye也总不失时机地调皮“抱怨”几句，比如“食堂饭又淡又少”“实验室加班饿得前胸贴后背”之类。

志芳教授听了，总是温和一笑：“那我请你们吃顿饭吧。”

有一次，他带我们去了他常去的池袋王子酒店。酒店高耸入云，共38层，顶层汇聚了多家风格各异的餐厅。入座后，教授体贴地为每人点了一份和牛牛排。我们一边品着醇香的红酒，一边聆听身旁乐师用小提琴轻柔地演奏小夜曲。透过落地窗，东京璀璨的夜景尽收眼底——车流如织，霓虹闪烁，整座城市仿佛在光影中低语。

晚餐结束后，教授特意叫来出租车，不仅将车费付妥，还亲自把我们送上车，叮嘱司机送我们回学生公寓。而他自己，则转身走向地铁站，搭乘末班车返回城郊的家。

那一晚的和牛、琴声与灯火，连同教授默默付出的体贴与关怀，深深烙印在记忆里，成为那段异国求学岁月中最温暖、最鲜活的片段。

电话那头，她的语气忽然转为认真：“你近期有没有计划回中国？如果去，一定要约上我，我至今还没去过中国。有生之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去北京再见一次庄辉教授。”

我沉默良久，眼眶微湿。

是啊，三十三年了。当年那个来自缅甸仰光的美丽女孩，在异国他乡的实验室里，与中国顶尖学者朝夕相处，虽仅短短数月，却结下深厚情谊。那时，她对中国充满向往；如今垂暮之年，初心未改，依然怀揣着那一份纯真的期待。

（2012年，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笔者应邀出席《第14 届国际病毒性肝炎与肝病大会》。）

我告诉她，庄辉教授如今功成名就，桃李满天下。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2012年《第14届国际病毒性肝炎与肝病大会》。会前我们彼此并不知情，却巧合地被会务组安排在同一张圆桌——主会场前排。当时他已经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诸多头衔，是中国肝病研究领域领军人物。二十年后重逢，恍如命运的安排。他虽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目光依旧睿智。若知她有意来访，定会欣然相迎，一如当年那般温厚亲切。

（1988年，新疆托克逊干沟大峡谷，笔者右一，与曹学义站长右三一行，赴南疆三地州考察肝炎疫情。）

庄辉教授于我，亦师亦友。我们的缘分，始于新疆戊型肝炎的研究。

1987年6月，南疆三地州爆发戊型肝炎首个流行高峰。自治区防疫站已轮换两批防控医疗队，我随科室同事返回乌鲁木齐，开始整理现场流行病学资料，撰写报告，并对采集的血清与粪便样本进行实验室检测分析。防疫站还专程从昆明购入四只恒河猴，饲养于动物房，准备开展动物模型实验。

（1989年，新疆自治区卫生防疫站肝炎研究室，笔者右一，与实验室同事一同检测现场调查采集的病人血清样本。）

不久，卫生部派专家组赴疆指导防疫工作。成员包括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庄辉教授、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的刘崇柏与曹汝霖，以及实验动物研究所的王光明研究员。

在座谈会上，我汇报了关于疫情防治、流行病学调查以及病原学研究的初步成果。随后，专家组参观了我们的实验室和动物房。彼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疫站得益于国家对边疆地区疾病防控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数十年来持续的人力物力投入——经近四十年的发展，已建立起一套涵盖疾病防控、科学研究与专业培训的完整体系：不仅配备了超速离心机、低温冰箱、组织细胞培养平台、微生物分离鉴定系统、化学与放射性检测实验室，甚至拥有一栋独立的实验动物大楼，设施齐备、功能完善。

更令专家组赞叹不已的是，我们还获得了邻近单位——中国科学院新疆化学研究所电子显微镜实验室的技术支持。在我们实验室刘占娥老师的主持下，同事们通力合作，以从戊型肝炎患者康复期血清中纯化的免疫球蛋白，与患者粪便提取物结合，通过超速离心进行免疫沉淀，并最终利用免疫电镜成功拍摄到清晰的戊型肝炎病毒颗粒图像。这一条件，在当时国内许多科研院所看来，无疑属于“高精尖”水平。

相比之下，庄辉教授坦言，当时的北京医学院（后升格为北京医科大学）在科研资源投入方面仍显不足。此后，他多次带领学生前来访学，并派遣其教研室一位姓朱的女助教到我单位进修。在刘占娥老师的指导下，她系统学习了戊肝血清抗体纯化、病毒分离鉴定以及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的制备技术。

（ 1989年，新疆自治区卫生防疫站，全疆病毒性肝炎监测会议，笔者第三排左二，与卫生厅领导和各基层单位监测点同仁合影。）

庄教授为人谦和，学识渊博，说话轻声细语，颇具江浙学者风范。他授课严谨生动，从理论到实例皆条理清晰。与他讨论课题时，他总是认真倾听，却极少直接评论，只在关键处点拨一二。每次赴京开会，我都会专程拜访他。

记得1989年5月底，我与刘远恒主任参加在北京盛唐饭店举行的全国流行病学研讨会。会议间隙，我乘公交前往北医。彼时正值特殊时期，多处主要街道实施交通管制，公交车停摆，我只好下车步行，走了三个小时才抵达。庄教授早已在校门口等候，还特意从食堂为我买了午餐。傍晚，他推着自行车送我至校门，很晚才回家。

1988年9月，南疆戊肝疫情在经历两个高峰后终于平息。我们一边总结现场调查报告，一边深入病原学实验研究，并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发表系列论文，题为《戊型肝炎现场流行病学、病原学和血清流行病学研究》。

1989年9月，《国际甲、乙、丙、丁、戊型病毒性肝炎研讨会》在东京召开。全日本肝病协会会长、日本大学医学部志芳俊夫教授邀请新疆防疫站曹学义副站长参会并作专题报告，介绍新疆戊肝大流行研究成果。庄辉教授亦受邀出席，并在会议论文集中发表中国戊肝研究综述。

志芳教授团队此前成功分离并鉴定了日本高发的输血传播性非甲非乙型肝炎病毒（即丙型肝炎病毒），并阐明其分子结构，为我们开展戊肝病毒分子生物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会后，曹学义站长邀请志芳教授及其助手内田俊和副教授访问新疆防疫站，进行学术交流。

(1990年8月，新疆自治区卫生防疫站学术厅。志芳教授与内田博士来访，召开“中日病毒性肝炎研究研讨会，笔者在会议上发言，介绍戊型肝炎研究成果。)

1990年8月，在志芳教授来访的研讨会上，我专题汇报了肠道传播型非甲非乙病毒性肝炎的研究成果。志芳教授高度评价我们的工作，并建议我赴日本大学医学部深造，进一步研究戊肝病毒。这一建议，成为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不久，我获得“纪念日本大学医学部创立五十周年外国留学生研究奖学金”。1991年3月25日，我肩负新疆父老的期望，从北京启程飞往东京，开启留学之旅。

（1991年11月，日本东京。笔者于日本大学医学部教学楼前留念。）

日本大学实行教授负责制，每系仅设一名主任教授（Chair Professor），拥有人事任免权。我的导师志芳俊夫教授，时任日大医学部第一病理系主任，亦为全日本肝病协会会长。内田俊和医生是系里第一副教授，曾留美四年，工作勤勉，深受志芳教授器重。

报到首日，秘书吉野女士带我面见志芳教授。他五十多岁，个子不高，儒雅低调。在日本同事眼中，他是个冷峻高傲的小老头。但因此前他曾与内田医生访问过新疆，我曾陪同游览乌鲁木齐南梁大巴扎、吐鲁番高昌故城与交河故城，彼此并不陌生。再次相见，他格外客气，随即安排内田医生指导我的研修。

（1992年元旦，日本东京池袋王子酒店，志芳教授邀日大医学部第一病理学系全体员工新年派对，笔者代表留学生发表新年感言。）

（1992年元旦，日本东京池袋王子酒店，志芳教授前排左三，邀日大医学部第一病理学系全体员工新年派对。庄辉教授前排右三，T.TAye 第二排右一，内田医生第二排左五，笔者前排右一。）

随后，我办理了入学注册，参观了病理系实验室。初来乍到，我用刚学的几句日语向新同事致意：“初めまし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所幸志芳教授与内田医生皆有留美背景，日常科研交流以英语为主，沟通无碍。

也正是在这里，我结识了T.T. Aye。她来自缅甸仰光总医院，比我早来日大两个月，研究课题为“仰光散发性戊型肝炎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因缅甸曾为英国殖民地，教育体系以英语为主，她操一口流利的伦敦腔英语。与她共事，用英语交流受益匪浅。或许同为异乡人，面对文化差异，我们彼此惺惺相惜。

（1991年，日本东京练马区小竹町，笔者于力行会馆学生公寓居所前留影。）

志芳教授委托吉野女士将我安顿在东京练马区小竹町的“力行会馆”留学生公寓。我住A栋男生寮，Aye住B栋女生寮。房间狭小，仅容一床、一桌、一台冰箱，洗漱间设于楼层尽头，需与众人共用。房租每月两千美元，含24天早晚两餐；周末无供餐，但可使用餐厅厨具自行烹饪。入住当日，吉野女士为我铺好全新被褥，桌上摆着一盆盛开的水仙花，附着一张手写明信片：“欢迎来到日本。”那抹洁白与清香，瞬间融化了异乡的孤寂。

（1991年，日本东京练马区小竹町，笔者于力行会馆学生公寓宿舍“斗室”内留影。）

Aye从室友处借来一辆自行车，头几天让我尾随着她在东京街头穿行，带我熟悉从公寓到医学部的路线。极大便利了我的通勤。之后我们经常一起上下班。有时为了能在公寓餐厅关门之前赶上晚餐，我们一同急匆匆的往回赶，她体力极好，单车骑得飞快，我跟在其后累的气喘吁吁。常常被邋下很远。

（1991年，日本东京练马区小竹町，力行会馆学生公寓餐厅，笔者与T.T Aye 及另一位台湾小留学生一起做新疆揪片子炒面。）

电话中，她打趣道：“我现在还这么‘苗条’，全拜当年公寓的日本餐所赐——顿顿吃不饱，饿出来的！”她至今记得，每个周末都是她最期待的“盛宴日”，因为我会在餐厅亲手做一碗热气腾腾的新疆拉面，让她吃得心满意足。那时的我，每个周末都会在力行会馆做新疆拉面，起初只有我自己，后来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加入进来，人最多的时候一二十个來搭伙，一到周末大家就买来面粉，牛羊肉和蔬菜，让我大显身手，然后大伙饱餐一顿。以至于我学成归国后很久后还有寓友写信来，说想念我当年在日本的新疆拉面。

(1991年，日本东京，做客日大医学部秘书吉野女士家，笔者与同事T.T Aye, 李燕华 、吉野女士及其女儿合影。）

(1991年，日本东京，做客日大医学部秘书吉野女士家，笔者与同事T.T Aye, 李燕华以及吉野女儿合影。）

时光如流。几个月后，庄辉教授得知我在日大从事新疆戊肝病毒分子研究，便申请到卫生部课题资助，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前来访学三个月。他的到来，如春风拂过沉寂的实验室，为我和Aye的科研生活注入了活力与温度。

（1991年，日本东京，笔者与庄辉教授、T.T Aye 及李燕华一起随日大医学部员工参加大学垒球联赛，为其助阵现场。）

80年代初，庄教授曾在墨尔本大学研修甲肝，学养深厚。首次晨会上，他谦和地介绍了自己的研究经历，并表达希望参与我们课题的意愿。此后，他每日早出晚归，相伴在我和 Aye 的左右，细致观察我们实验的每一个操作步骤，不时提问，随身小本上密密麻麻记满笔记。一位享誉学界的大家，竟如此虚心求索，毫无架子，令人肃然起敬。

（1992年元旦，日本东京池袋王子酒店。笔者右一，与庄辉教授左二，李燕华医生左一，及小岛茂医生合影留念）

Aye对他敬佩有加，两人从甲肝聊到戊肝，从墨尔本谈到北京，话题不断，意趣相投。实验室里常回荡着他们爽朗的笑声，仿佛科学的殿堂也因这份真诚而更加明亮。

然而，一天下午，我从动物楼返回系里，只见内田医生脸色阴沉，从我面前疾步而过，“砰”地关上办公室门。走进实验室，庄教授正默默垂泪，Aye立在一旁，神情黯然。我心头一紧。Aye低声告诉我：刚才她与庄教授闲聊国内见闻，内田医生不知听到了什么，突然冲进来厉声喝道：“Here only science, no politics!”（这里只有科学，没有政治！）

（1992年，日本横滨，内田医生邀笔者及T.T Aye一起春游。）

我强压怒火——他怎敢如此无礼对待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不久，铃木与林中信两位日本医生前来询问情况，用日语低语几句便匆匆离去。

次日晨会，志芳教授办公室门紧闭。众人静坐等候良久，门终于打开。内田医生满脸通红地回到座位。志芳教授步入会议室，神情肃穆，当众向庄辉教授郑重道歉，并严正声明：“庄教授是我亲自邀请的贵宾，理应受到尊重。此类事件绝不允许再次发生。”话语坚定，不容置疑。

（1992年，日本横滨，内田医生邀笔者及T.T Aye一起春游。）

（1992年，日本横滨，内田医生邀笔者及T.T Aye一起春游。）

此后几日，内田闭门不出，神情冷峻，几乎不与人言。谁料不久之后，他竟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对我们态度忽然变得亲切友善，连日本同事都惊讶于他的转变。过去系里人私下议论，说他来自北海道，性情直率粗犷，不似“东京人”那般拘谨文雅。或许这场风波让他多少有所醒悟。

在志芳教授的授意下，为了表达歉意，内田特意邀请庄辉教授、Aye和我一同外出，参观东京著名的步行街。出人意料的是，他还带我们去了歌舞伎町——那片日本人引以为傲、充满霓虹与暧昧的红灯区，颇有几分“以诚相待”的意味。更有趣的是，他又带我们去看日本名将桂花田的相扑比赛，一边讲解规则，一边笑着调侃：“相扑力士在日本很受追捧，他们身边美女如云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冬暖夏凉。”一句玩笑，引得我们都忍俊不禁。

自那以后，关系缓和的内田变得格外随和。他常请Aye帮他修改英文综述和论文，每逢周六上午（医院例行上半天班），他去外院读片赚取外快，便托我代为完成实验。中午回来时，总会请我和Aye共进午餐。久而久之，我们半开玩笑地怀疑，他对我们这番“殷勤”，或许另有用意。

（1992年，日本横滨，内田医生邀笔者及T.T Aye一起春游。）

1992年初，我收到一则“国际病毒性肝炎研讨会”的征稿启事，会议地点设在台北市。在庄辉教授的鼓励下，我决定投稿，并将此前发表的《戊型肝炎亚临床感染的流行病学研究》一文的英文摘要请他审阅。庄教授极为认真，逐字逐句为我修改润色。稿件寄出后不久，会议主办方便发来正式邀请函，邀请我作大会发言。我欣喜之余，立即写信告知在台湾的叔父这一消息。叔父一家激动不已，回信中写道，他们无比期盼这位素未谋面的侄子能借此机会赴台参会并省亲团聚。然而，受限于当时两岸关系的现实，台湾方面尚未开放大陆学者赴台进行学术交流，我的赴台申请最终因无法获得相关旅行文件而未能成行。否则，我或许会成为最早赴台参加学术会议的大陆学者之一。

（1992年，日本东京练马区小竹町，笔者与T.T Aye 及留日博士研究生王吉峰于力行会馆学生公寓居所前留影。）

三个月转瞬即逝。庄教授访学期满，临行前向我们索要了一张戊肝病毒基因序列的X光胶片作纪念。那张薄薄的胶片，承载着我们共同奋斗的日日夜夜，也凝结着一段跨越国界的学术情谊。

一年后，我受中国科协邀请，作为旅日留学生代表回北京大学参加了“全国首届青年科技大会”。会议间隙再访庄教授，见他办公桌玻璃板下，赫然压着那张熟悉的胶片。上面显影的三百个戊肝病毒基因序列，已发表于《中华临床与实验病毒学》杂志——我是合作作者之一。那一刻，仿佛又回到了东京实验室的灯光下。

（1992年，日本东京练马区小竹町，笔者与T.T Aye 及李燕华医生于力行会馆学生公寓居所前留影。）

从日大学成归国后，我以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身份，连续发表五篇《戊型肝炎分子生物学研究》系列论文。每一篇的合作者名单中，都写着T.T. Aye与庄辉教授的名字。那些字符不仅记录着科学的进展，更镌刻着一段因研究戊肝而缔结的跨国情缘。

如今，三十三年过去，一通越洋电话，让往事重现——那些在东京实验室里的日夜，那些在乌鲁木齐大巴扎街头的奔走，那些在学术会议上的握手，那些因一碗拉面而起的笑声……从未褪色，反而在时光深处愈发清晰。

重回首，山河无恙，故人仍在。科学无国界，情谊更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