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印记》我的父亲母亲，2、3、4，陈蔺

进勇

写在前边的话

　　不久前参加了陈蔺《岁月印记》新书的首发仪式，见到不少老朋友甚是兴奋，回家阅读再次兴奋。作为曾经的西知网站站长，感觉有责任让更多的人阅读、分享，于是就制作成美篇，每天一段宣传正能量，希望您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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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陈蔺，1954年出生于成都。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长期就职于经济和金融行业。兴趣广泛，热爱读书和码字做笔记。过去找个本子写写记记，现在电脑前面敲敲打打，记录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受，乐在其中。有文章收入云南知青相关纪实文集《青春无悔》《八年》、四川省社科院《当代史资料》，和朋友合著出版纪实文集马语》，编写有纪实作品《八十回眸》《我这一辈子》。

我的父亲母亲

第一部分 背影

　　那一段岁月虽然已经属于上个世纪，属于一个遥远的年代了，但那一段生活和历史并没有被忘却淹没。

2. 负笈求学

　　1935 年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从摩尼过，公立学校暂时停办，我曾祖父送父亲到安旗屯亲戚家读私塾。第二年公学复课后，进入公学学习，每年寒暑假仍在摩尼街上的何秀才、何掌师、张茂材家读私塾。学“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四书五经、幼学琼林等。公立摩尼小学是民国古蔺县立第四小学，校长和教师都是从县城里受聘而来。父亲说，在小学，包括在私塾接受的教育对他后来的思想观念有深刻的影响。

　　1939 年春，父亲考入离家百里的全县最高学府蔺中（古蔺中学）。

　　蔺中创建于 1933 年，时称县立初级中学。著名诗人、“创造社”发起人之一的邓均吾先生曾任蔺中校长。邓先生是左翼作家诗人，在上海等地搞过创作、翻译、写诗填词，与郭沫若、成仿吾、丁玲、艾芜等作家交往至深。他是 1938 年入党的老牌中共地下党员。由党组织派回古蔺，任过小学校长、中学校长，教过英语。他在古蔺办短期、小型的党员训练班，教育青年学习了解马列主义。他在古蔺学生、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邓家几个兄弟都是大知识分子，中共党员，为古蔺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父亲说邓均吾先生为蔺中所写的校歌一直鼓舞他：

济济多士，蔺中之英，

探求科学真理，秉承先哲遗训；

恢弘我青年志气，发扬我民族精神；

养成既仁且勇之德性，抱定救世济人之决心；

促进三民主义之文化，完成世界大同之使命。

　　蔺中师资水平高，学校老师中有好些是来自北大、川大等知名院校的。他们有的是响应政府号召从大城市来到古蔺，从事乡村基层教育；有的是抗战期间从日本占领区辗转而来；也有的是本县大户人家的子女出外读书成归来，为家乡教育事业贡献力量……这些优秀的学人影响了古蔺一大批学子。

　　父亲常常提到他敬佩不已的一位老师，潘从理先生。潘先生是古蔺人，先后到过上海、成都、北京等地求学。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家堂屋里挂有他毕业于北大，蔡元培先生亲笔签署的毕业证，让我父亲等后生无比敬仰羡慕。潘先生得到北大老师，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的赏识。抗战开始，他追随梁先生南下，先后在广东、山东、重庆办学，以后他独自回到古蔺老家从教，集资兴办了古蔺的勉仁小学、勉仁中学，成为梁漱溟先生所领导的“乡村建设理论”的骨干，致力于地方教育事业，教育救国，蜚声教界。

　　还有川大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王楚玉，教父亲的初中数学、地理。以及陈雨沧老师对于他的关心关照，等等。

　　1941 年冬，父亲蔺中毕业，和几个同学相约到抗战时期的新兴城市贵阳考高中。春节前就要离家赴贵阳赶考，父亲随同学到公路上乘汽车，我祖母眼泪汪汪地倚门而望，依依不舍，看父亲出门不远又喊回去，硬塞了两块大洋给他，然后目送他们远去。父亲说，当时浑然不觉，兴高采烈地随同学们扬长而去。到以后为人父时才体会到可贵的慈母心肠，母亲泪眼倚门的身影永远在他眼前晃动。

　　父亲同时考上贵阳中学和贵州清镇中学。他选择就读离贵阳 28公里的清镇中学。清镇中学是 1939 年南下流亡学生创办的国立中山中学班，曾经只招收流亡学生，到 1941 年改为贵州省立清镇中学。学校的同班同学多从沦陷区来，师资都是沦陷地区流亡内地的有名教师，教学质量相当高，供给上还得到美国的资助，每人发有一套蓝布制服。

　　我曾祖父去世后，家里生意渐不如前，父亲感觉求学前景堪忧。尽管我的祖父祖母一再来信要父亲坚持读书，他的好友骆邦彦亦坚决主张父亲一定留下完成学业，并表示他家今后在经济上可以全力资助我父亲。他家还说可以送他俩一起到成都或者北京、上海考大学深造等。但我父亲思前想后，下决心辍学回家另谋出路。

3. 教书谋生参加革命

　　父亲 1943 年元月离开清镇中学回到摩尼家中。他的挚友骆邦彦说，我父离开，他也不愿留下，随即赶回了古蔺，并帮助父亲，他们一起受聘于彰德建国小学任教。父亲从此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教书生涯。

　　我父亲说，当时他们很多年青人有个说法：教书是读书人的后路。同学中有的辍学后在教书的驿站上又重新去读书深造，有的则去搞其他更满意的职业，有些人则在这个岗位上终此一生。

　　父亲从 1943 年春到 1949 年冬的七年教书期间，在他好友余辉指引下，参加了革命。余辉和父亲是蔺中同学，他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参加中共地下组织的革命活动。他和我父亲性情投缘，很是要好。他经常介绍我父亲读些进步的课外读物。如冰心的《寄小读者》、巴金的《家》、臧克家的诗歌等。1945 年他们同在古蔺县城中城小学任课时，接触更多，常与我父抵脚而眠。

　　余辉带领我父亲开始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并极力推荐我父亲参加了党的一个地下刊物“读书会”的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团结起步青年，按照党的政治主张，宣传组织各镇乡民众“三抗”

（抗粮、抗税、抗丁），并为党组织递送情报等。“读书会”的何显宗、陈昭信、邱泽仁等，先后两次到重庆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学习培训，带回延安整风的情况，学习延安整风的文件。这一时期，同在《雪

山关》工作的还有刘振美、黄体材等。刘振美、黄体材于 1947 年被捕，1949 年在重庆渣滓洞“11·27”惨案中，被残酷杀害，光荣牺牲。

　　1949 年 11 月 21 日，遵义解放，余辉在和解放军接头后，身揣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等文件返回西安寨途中，被国民党溃军抓住，残酷杀害，头颅挂在城楼上。牺牲时还不到三十岁。

　　影响我父亲参加革命的还有何显宗。他是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曾任中共古蔺早期县委书记，在川南地下党中很有影响和威望。1945 年，抗战胜利后，他曾先后两次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学习。1946 年，参加了国共“重庆谈判”保卫毛主席等中共领导的工作。何显宗与我父同在中城小学任教时，同寝室。他时常往我父亲案头枕下塞《挺进报》《新华日报》，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等著作。何显宗是职业革命者，任教只是作掩护，他参加革命活动经常缺课，教学就由我父亲和一位叫陈其圣的老师代为完成。

　　在余辉和何显宗的指引下，1948 年 10 月，我父亲正式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说，若不是余辉他们的指引，他的人生际遇当是另一番模样。

4. 父母初识

　　受党组织指派，1947 年初，我父亲进入县税捐处工作，同时在县城中城小学兼课。他负责随时向党组织报告县政府的动态，并积极地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中共党员。1948 年暑期，认识了刚从川南师范学堂毕业来中城小学任教的我母亲。

　　我父母虽同是蔺中学生，但之前并不认识。当时的蔺中分为男生部和女生部，男女生在校是没有任何交集的。加上他们相差几个年级。

　　我母亲 1948 年暑期从川师（川南师范学堂）毕业。原打算去重庆投奔邓均吾先生。邓先生当时在重庆，是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川南、川东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邓均吾先生的意思，重庆情况已经非常复杂，让我母亲暂回家乡古蔺。于是，母亲回到古蔺小学任教。

　　那时的我母亲二十出头，身条清秀，皮肤白皙，落落大方，敢说敢为，按我父亲的话是一个“泼辣能干，篮球打得好，左手上拦，百发百中。说话清脆响亮，唱歌好听……”的女子。

　　我的母亲大名黄星联，小名黄春，出生在古蔺县城。古蔺县城是典型的边隅小邑，全城仅一条正街，两三米宽，青石板铺成，分为上街、中街、下街，大约两华里长。古蔺人开玩笑常说“帽子上街吹脱，下街拣”可见县城之小。据载：1949 年末解放时，古蔺全县城约五六千人。

　　我母亲常常自诩是城里人，优越于我父亲出生在摩尼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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