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黄金文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黄金缕》特展

波澜不惊

漫步于首都博物馆《黄金缕》展厅，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藏古代金器展。一场以“黄金”为线索的文明对话徐徐展开。此次《黄金缕》古代金器展，不仅是一次视觉的盛宴，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巡礼。黄金，自古便是权力、财富与神圣的象征，而在这座现代与传统交融的殿堂中，它化作一条绵延千年的纽带，串联起中原与草原、唐与吐蕃、辽宋至明的文明碰撞与融合。 展览以深蓝背景上的“黄金缕”标识开启，骑马猎手在幽邃光影中奔腾，仿佛引领观者穿越历史长河。前言部分娓娓道来黄金在人类文明中的深远意义——它不仅是装饰与货币，更是族群交流的见证者。从早期中国草原民族以金饰彰显身份，到周代青铜与黄金并重，文明的脉络在金属光泽中清晰浮现。 "自古黄金贵"，黄金因其稀有性和永恒性在古代是权力、地位、财富和宗教神圣性等的象征物。在数千年间的黄金生产、加工、使用和传播中产生的金器，既形制万千，光彩熠熠，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文明的载体，也是文明的纽带——黄金如缕，串联起和见证着不同族群和文明的交流与融汇。此次展览中的金器，其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5世纪。而中国最早的黄金制品，皆出自与欧亚草原有着密切交往的西北边地。随着人口迁徙、商品贸易和技术交流的日益频繁，黄金开始在中原地区广泛使用，构成了中国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尽黄金缕"，其所代表的文明交流更是不绝如缕。展览呈现了来自西部、北部草原、中原地区和青藏高原的170余组件金器，在概述过去三千多年中国黄金工艺的演变与成就中，探讨这金器如何成为中原与周边域外地区——特别是通过草原之路与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永恒见证。 第一章兴起草原与早期中国在文明发展的早期，欧亚草原的贵族与中原的贵族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身份标识：草原贵族偏好装饰有动物纹的黄金饰品，而中原贵族则主要使用青铜礼器和玉器。然而，在周朝（约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和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期间，受到迁移、战争和贸易等多种交流方式的影响，中原贵族也开始将黄金用于日常生活和礼仪物品中。草原民族、部落黄金饰品各具其趣，异中有同，其中蕴含着草原和中原地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 山戎饰物山戎是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末、战国（公元前475—前256年）初活跃于河北北部与北京一带的草原部族，与燕国为邻。其部分饰物的形制可见于更早期西伯利亚南部草原贵族的遗存中，是当时物品、人员、工艺交流的物质见证。 耳饰公元前13—公元前11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金耳饰由圆柱形金丝锤打而成，上部保留细丝以便穿挂耳上，下半部则锤打成月牙形薄片，尾部呈螺旋形，样式简洁。其中一件细丝上坠有绿松石珠。类似金耳饰见于陕西、山西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墓葬，是李家崖文化的代表性器类之一，可能属于中国北方边境戎狄文化的遗物。李家崖文化（约公元前12﹣公元前10世纪）是分布在陕北、晋西北及内蒙阴山以南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可能对应文献中的"鬼方"或"土方"。 璜形项饰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项饰锤楪成璜形，中部宽，两端渐窄，表面抛光，两端有穿孔。类似的项饰还发现于北京、辽宁和内蒙古等北方地区的遗址中。与该地区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生活着北方草原部族或与草原部族交往密切相关。并可追溯到南俄罗斯的斯基泰葬俗。斯基泰人是同时期生活在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其著名的黄金项饰描绘了神话场景和草纹。有学者指出，这类黄金质地的璜形项饰广布于欧亚大陆腹地。甚至远至希腊和爱尔兰地区，反映了共同的审美趋向和价值观念。 兽面纹璜形项饰公元前4—公元前2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此器物外形与北京地区所发现的项饰相似，唯表面刻划兽面纹，兽面纹长角卷曲延伸，与表现躯干的条带交缠，分别向两端延伸。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56年）至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时，这种兽面纹饰被中原贵族广泛应用在玉壁上。 带有中原风格的饰物这一组展品中的带钩、管饰多为中原风格与草原风格的杂糅。其中龙纹、人物纹、虎纹与出土于中原地区西境的文物上的纹饰相似。而斜格四瓣花纹、镶嵌的绿松石等则或为西方传入的草原风格产物，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与域外频繁交流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欧亚草原浇铸与更常见的锤揲等黄金工艺是同时出现的。器物的制造方式与器类息息相关，其中带钩多用浇铸工艺。 立虎形管饰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56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此物为黄金铸造的管饰，正面铸成老虎立于金管之上，虎面朝向一方，圆眼圆耳，腿略向前曲，虎尾向后卷曲，通体有条状虎纹，虎背面有两鉴，下承一管，似可穿系，此物可能缝缀于木或皮革之上。 鸟形带钩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56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此组钩首作鸟首形，有时带长耳作神鸟模样。战国时期为秦国（公元前9世纪一公元前221年）贵族和草原贵族所使用，其主体可能是以中原常用的块范法铸造而成。出土于甘肃天水马家塬的带钩同样为铸造而成。 云鹿纹当卢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组黄金当卢形似葫芦，从背面锤揲出纹饰。边缘有小孔，用于穿系。主要纹饰为一坐鹿，昂首上视，鹿角较短小，向上弯曲，腹部镶嵌一颗肉红石髓。江苏南京大云山出土的一件鹿形铜灯，鹿灯的造型与这组当卢的鹿纹十分相似。 四瓣花野猪纹带钩战国时期—西汉（公前475—公元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四瓣花野猪纹带钩满饰菱形，其中有错金而成的卷云纹侧，其余部门则镶嵌绿松石。带钩两侧有两只错金嵌绿松石的野猪纹饰。钩首呈兽首形，颈部未施错金，但用金质堆砌了镂空，浮雕龙纹。带钩的断面呈 D 字形，背面或附有银片，但现已缺失。 人物纹带钩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带钩钩首为一龙头，勾身为蜷曲盘旋的虺尾。此带钩上的人物纹饰与陕西所发现、制作腰带饰的模具上的纹饰相似。该处同时发现草原常见工具和中原风格的礼器。主人的身份目前尚未有定论，但这些器物是两区域之间人和物密切交流的生动例证。 卷曲动物形牌饰东周时期，北部草原地区卷曲马形和兔形饰牌非常流行。它们与春秋末战国初期活跃于河北北部及北京地区的草原部族"山戎"有关。 1.卷曲马形饰牌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对饰牌以青铜为底座，表面包有一层金箔，造型为两马相对，接近心形，边缘沿着马背有一道联珠纹。类似的金属饰物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多有发现，近年在北京等地发现的这类器物被认为是山戎遗物。2.卷曲马形饰牌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铸造而成的饰牌，背面有桥形钮，可穿系绳索或皮革，马形动物的腿抱于腹部，眼、鼻、耳被夸张，周围加饰一圈尖嘴鸟头纹饰。3.卷曲兔形饰牌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镂空铸造的饰牌，呈卷曲的兔形，背面有桥形钮，可穿系绳索、皮革等。兔身体前弓，足抱于胸前，嘴与前足相连。该圆形饰牌与山戎墓葬出土的铜饰件最为相近。 1.虎形饰牌公元前5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铸造而成的饰牌，虎侧身、俯首，前后足皆向前曲。肩部下压，臀部拱起；表面有自然的肌肉起伏，面部、肩部和臀部有圆形孔、圆形孔或镶绿松石，现已佚失。类似的饰牌在公元前七世纪至六世纪的斯基泰墓葬、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南西伯利的遗物中均有发现。2.虎形饰牌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对铸造而成的饰牌，呈镜像图像，以虎为主题，虎侧身、俯首，前后足皆向前曲，肩部下压，臀部拱起，虎表面有自然的肌肉起伏，肩部和臀部饰有多重圆圈纹，前后足绘有网格。3.虎柄金匙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对铸造而成的羹匙，虎作为柄部装饰，侧身俯首，风格更趋几何化。它们可能是山戎文化的遗物。 西戎饰物战国时期活跃于甘肃的草原部族出产的饰物，有学者认为其制作者即古文献中的西戎。西戎与秦人为邻，常以色彩缤纷的珠子等配衬金饰，展现浓烈草原风格的同时，亦富于当地特色。 璜形项饰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件璜形项饰是先浇铸成金片，再锤楪成U形，项饰正面刻画两只巨鸟，鸟头在项饰两端，眼睛镶嵌绿松石，绿松石镶嵌在预留的凹槽里，而非通过包镶与器物相连。这与阿尔泰地区希力克缇三号墓的出土物工艺相似，希力克缇是位于哈萨克斯坦东部的一处考古遗址，该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公元前八世纪至六世纪的古冢。项饰两端有方形穿孔，可用于穿系。 鸟纹带饰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此长方形带饰一组四件，为鸟纹图案，双翼斜向上下伸展。皆为黄金锤楪而成，这类鸟纹带饰原是缀结于皮革之上，其功能类似于銙片，另外应有动物纹样带饰作为带扣或带钩。 鹿形车饰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两件黄金锤楪焊接而成的鹿形车饰，从里侧可以观察到焊接的痕迹，鹿呈跪卧姿。 大角羊形车饰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由金箔剪出大角羊的形状的车舆饰，类似饰物在甘肃马家塬和内蒙古游牧族墓葬中多有发现，用金、银、青铜等金属制作，装饰在马车构件和轮子上，似甘肃草原贵族所乘坐马车的配饰，它们会用来装饰车轮，当车辆行驶时，动物在滚动的车轮上看来像在奔跑一样。 匈奴饰物有学者认为，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56年）至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时期活跃于内蒙古、陕西及宁夏北部的草原部族，为古文献所载草原上第一个部落联盟—"匈奴"的建立者，其饰物反映了该族的工艺与文化特征。尽管古代文献描述西汉和匈奴在衣饰等方面差异很大，但存世金饰却表明西汉贵族受到了匈奴的衣着和生活风尚的影响。 羊形饰牌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或更晚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组由一个稍大的卧羊饰牌和八个稍小的卷角羊头饰牌组成的带饰。其中卧羊饰牌四肢弯曲，蜷曲于身体下方。羊首后顾，羊尾下垂。这一组带饰或为连缀于皮革和织物上的无穿系功能的腰带饰，其装饰方法或与展览中的鸟纹带饰类似。 锥形耳坠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由三个锥形饰和近乎环状的金环相连组成的耳坠。锥饰由盘缠卷曲紧密的金线制成，而最大的金环则是先浇铸后锤揲而成 1.神兽纹饰片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由圆形金片修剪而成的金饰，金饰上的神兽长有鹰喙、鹿角、虎身、马蹄、集多动物的特征为一体，其中卷角一直从头部绵延至尾部，仿若卷云。它或为腰带或剑鞘上的装饰。2.神兽动物搏斗纹带扣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对呈镜像图案的带扣，二者合一组成一个完整的带扣。带扣表面以浅浮雕饰神兽与动物撕咬的场景。动物身上以浮雕的条带纹作装饰，动物身下及头颈背部饰勾喙鸟兽纹，画面充满动感。 兽纹泡纹项饰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兽纹泡纹项饰的制作方式是将一锤揲出凸起圆泡的金片对折、剪开，再扭曲成 C 形，此后以金线将对折处缝合，即将金片当作纺织物或皮革处理。用缝缀的方式加工金片实属少见，仅有在甘肃马家塬西戎墓地的一件银杯有同样的做法。项饰正中相对的兽纹饰牌是用两片锤揲成形的金片合成，然后套入项圈两端，再用金线缝固。其中兽纹与阿鲁柴登出土的鹰形金冠中的冠带上的纹饰十分相似，是公元前4至3世纪在西北草原常见的纹饰。 1.狮噬鹿形带扣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对呈镜像图像的带扣，二者合一组成一个完整的带扣。带扣的主纹为鬃毛茂密的雄狮，口衔一只鹿，并用前爪将鹿踏于身下，后肢肌肉健硕，长尾下垂。2.虎噬羊形饰牌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件饰牌以动物纹饰为主、动物姿态扭曲近圆形，其中猛兽扑鹿，鹿蹄下另有一只翻倒的长角羊，羊首翻转，长角向上与兽头相接。饰牌无穿孔。 1.卷曲马形饰牌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件金饰牌有动物纹伴、其中动物形态独曲透圆形，马顾首，双腿向背上扭转，类似的马形纹饰在阿尔泰山墓地出土的文物上常见、练周团环绕具他动物组成的棱状纹饰，边缘穿有小孔。2.力士马纹饰牌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1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饰牌的主纹为一对力士和一对马匹、两名力士交颈，环抱对方，正在角力。马匹分立主纹的左右侧、人物与马匹肌肉起伏，充满力量感、马匹配有衔、鞍、蹬等马具、细节丰富、主纹以外的左右上角，饰以树叶和树枝。 虎形饰片公元前3—公元前1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锻打制成虎形饰片。虎身饰涡纹，下肢扭转，具有此时期中西亚和草原流行的"动物纹"特征，新疆阿拉沟地区曾出土过类似文物，表明新疆和西伯利亚南部草原民族之间的联系。 虎鹿搏斗纹项饰约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半月形的项饰由十六个梯形单元组成，每个单元中均饰以同样的虎鹿搏斗的纹饰，纹饰锤揲镂空而成。 1.牛纹饰牌公元前2—公元前1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鎏金镂空铜牌表现了长方形框内两头相对而立的牛。牛脸为正面，而牛身为侧面，可见全部的八条腿，水滴形嵌槽用来表现牛多毛的身体。这件饰牌本来为一对，有图案相同的另一件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带扣。镀层颇厚，但却偏白，说明鎏金的溶液中包含不低于5％的银。鄂尔多斯、南西伯利亚曾出土了大量类似的物品，这些地区当时都在匈奴的统治之下。2.猛兽噬羊形饰牌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饰牌表现了一只山羊被一只猛兽攻击倒地的场景，猛兽在饰牌的一端变为一只猛禽的头。这一风格的饰牌与公元前四世纪来到中国西境的草原部落相关，通常认为，这些部落的迁徙与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相关。德列斯图伊（ Derestuy ）七号墓中发现了一对纹饰相似的完整带扣，德列斯图伊遗址是一个位于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的、约在公元前三世纪至一世纪的匈奴文化墓葬群。 动物纹动物纹装饰和造型是北方草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由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创造的典型艺术风格，斯基泰人从公元前7世纪左右开始，通过贸易或战争将这种艺术传到周边地区。它常被用于装饰各类金属佩饰，其内容以鹿、马、鹰、羊、虎等动物为母题，造型多呈蜷曲、搏斗姿态，风格粗犷有力；传入中国后，极大地影响了战国至汉代金属器，如带钩、饰牌、车马器上的装饰艺术。 人物鸟兽形饰牌公元前3—公元前2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件饰牌有一人，左侧有一猛兽，右侧有一长喙尖耳猛禽，另有一只尖喙鸟禽立于左侧树枝之上。中间的人物亦盘坐在树下，左手握树枝。一幅人兽休憩，其乐融融的景象。 1.鹿形饰牌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此卧鹿形饰牌前后肢均收合腹下，鹿角由头部向后卷曲至尾部，呈圆环状，眼部镂空本饰牌铸造而成。卷角鹿饰是公元前六至四世纪欧亚草原至中国北方饰牌中常见的题材。2.骆驼纹饰牌公元前2—1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锤揲而成的饰牌，主题为双峰骆驼，骆驼皆作低头食草的姿态，两两相对，鼻子相碰，中间有对称的植物纹样，与骆驼头颈相连。外接方形框，框上装饰联珠纹。 鲜卑饰物鲜卑族活跃于蒙古及中国北方和东北方。公元1世纪，鲜卑大败匈奴，其中慕容一支后来建立了北朝（386年﹣581年）中的燕国（337年﹣436年）。拓跋氏一支又建立了强大的北魏（386年﹣534年）。鲜卑饰物承袭草原文化传统，抽象的纹饰突出，悬挂垂饰的"步摇"类饰物亦具鲜明的时代特征，并见于中亚及朝鲜半岛。 3.鹿纹饰牌1—3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件浇铸而成的透雕饰牌为长方形，外框内有多只鹿形动物并立，鹿角交错呈树枝状。4.虎形饰牌北朝（386-581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对虎形饰牌上下互为镜像图像，合起来可组成一个完整的带扣。饰牌为模铸而成，虎口大张，背部与上卷的尾巴化为网状镂空，身体中间浮雕有兽首与菱格纹饰。首尾各有孔洞，或用于穿系。 1.耳饰北朝（386—581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两对耳饰以金丝盘扭出主干，再穿挂花瓣、叶片形的小金箔片。以盘扭金属丝或金属叶片制作的耳饰在匈奴墓葬中已有发现，但垂挂金箔的装饰多见于鲜卑文物，可能与当时流行的步摇有关。汉刘熙《释名》所谓："上有垂珠，步则摇也"。2.耳坠公元1—3世纪香港致宫文化博物耳坠以画涡纹为主要纹饰，是鲜卑首饰中常见的样式。它由一片金胜制或。顶端和两侧成树枝状延展出金丝，每条金丝分别盘绕成调涡状。此类型耳饰多见于东汉末年鲜卑墓辉、内蒙古、吉林、山西等地均有出土，质地多样、既有青铜、铜包金、亦有金或骨质地。 兽面纹珰东汉（25—220年）或晋（265—420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金珰为铸造而成，呈兽面形，镶嵌红宝石或玻璃，以金珠填地。珰为汉代官服饰物之一，象征身份等级。 摩羯人物金索坠饰 北魏（386—534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坠饰由扣、锁链及坠子三部分组成，整条链索与下方坠子以金钉加以固定。坠子尤为精美，正中为一人形，除两眼外额上开有一孔，形如"天眼"。人物大肚前挺，双手持抱摩羯鱼尾。两条摩羯鱼口大张，吞含着左右的链索。人物下部有一活扣，连接着一个十字花形坠饰，花形坠饰上镶嵌着红、蓝、绿三种宝石，使金光璀璨的项链上增添了色彩艳丽的珠光宝气。坠饰的双摩羯人物纹，形象见于更早期阿富汗贵霜帝国的饰物上。贵霜帝国（约1—3世纪）是分布于中亚和南亚的古国，贵霜人为大月氏人的一支。 第二章碰撞唐与吐蕃在公元七世纪初期，青藏高原上兴起了一个强盛的政权﹣﹣吐蕃，它与中原的唐朝（618-907年）几乎同时出现。吐蕃利用丝绸之路等交通网络，汇聚了来自中原、南亚、中亚及西亚的多元文化，如伊朗地区的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的艺术，形成了具有独特吐蕃特色的金器风格。同时，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为唐朝吸收外来文化创造了条件；唐朝的金银器在纹饰和造型上同样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汇。初唐时有吐蕃用当地金器作为礼物馈至长安的记录，通过彼此间的联姻等交融互动，唐朝的金器也传入青藏高原。在吐蕃与唐朝长达三个世纪的频繁交往中，金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鸟鸭纹腰带饰及扣唐（618—907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组十七件青铜鎏金的带饰及扣均饰以高浮雕的鸟纹和鸭纹。方形的跨片饰以相对而的鸭纹，立于孔洞之上。带扣和姹尾则饰以鸟纹，纹饰中的鸟喙带钩、双翼尖锐、乌爪硕余地区满饰花卉纹。所有带饰上的纹饰皆由铸造而成，而后鎏金。 团花纹腰带饰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组带饰分别由一件带扣、二十三件跨片及三件銘尾组成。跨片为长方形，中央主花为宝相花，花蕊及跨片的四角上均镶嵌有绿松石。铊尾的团花与跨片相同。 腰带及腰带饰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截革带保存情况完好，边缘翻卷加厚，革带上可观察到两道压印出的平行凸棱，凸棱外侧有两道细密的针眼，应为制作革带遗留的痕迹。革带上装饰有六个花瓣纹的饰片，其上留有三个镂空小孔，镶嵌圆形绿松石。饰片上有四个金钉，穿过革带和铜质底板后固定，在底板上留有丝织物的残痕。 花卉纹腰带饰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组带饰由带扣、弧形和方形跨片，以及心形饰片组成，表面有凸起的花纹和镂空的孔洞，镂空中镶嵌绿松石和红宝石。背后附有青铜底片。革带之制，本为胡服。带扣是用来连结马具和人体腰带的用具，古代男子最初采用金属带钩作为捆缚用具，随后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带扣。吐蕃的带具在过去的考古材料中发现不多，在装饰风格上有可能同时受到北方草原部落与唐朝两方的影响。 力士花卉纹组佩饰（7-10）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这组佩饰共十一件、包括三件金饰和八件玉饰件金饰呈拱形，正面以青金石和绿松石都嵌力士像，保存完整的一件力士像刻划出了样貌和肌肉。八件王饰大小和形状不一，其中三件方形、两件三角桃形和一件梅花形，中央分别穿方和圆孔。其余两间呈大、小如意云形，两面抛光。相似的组玉佩多出自隋唐贵族公主，但多不见加配金牌饰。这批金玉佩的组合方式可以参考北周至唐的出土例子。 忍冬狮纹腰带饰及扣唐（618—907年），约7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组带饰工艺颇为复杂，边框、跨片、衬底分别铸造而成，然后铆接在一起。每一个长方形绔片都饰以两只前脚腾空的狮子，䤩（ cha）尾上也有狮纹图案，圆形銙（ kua ）片则仅饰凸起金珠。带饰上狮子跃立的姿势以及忍冬叶形的下垂带饰，均受萨珊艺术的影响，萨珊王国（公元224-651年）是伊朗历史上最后一个古代波斯帝国，以强盛的中央集权、繁荣的丝路贸易和辉煌的文化艺术而闻名，直至被阿拉伯帝国所灭。 凤鸟鸳鸯衔花枝形冠饰唐（618—907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组冠饰由风形饰和三块饰片组成，原为附于冠上的装饰。凤的身体以两块锤惵的金片合成，翅膀和尾部则以镂空的金片制成，缀以绿松石、红玛瑙、青蓝琉璃和焊金珠纹地。其余三饰片均饰缠枝花纹，装饰手法与凤相同，较小的两片还镶嵌贝母鸳鸯。唐高祖五代孙李棰公主(736年卒）入葬时佩戴的冠饰与这组冠饰的佩戴组合方式类似。 花卉纹腰带饰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组带饰由带扣、弧形和方形銙片以及心形饰片组成，表面有凸起的花纹和镂空的孔洞，镂空中镶嵌绿松石和红宝石。背后附有青铜底片。革带之制，本为胡服。带扣是用来连结马具和人体腰带的用具，古代男子最初采用金属带钩作为捆缚用具，随后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带扣。吐蕃的带具在过去的考古材料中发现不多，在装饰风格上有可能同时受到北方草原部落与唐朝两方的影响。 骑射武士形饰牌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饰牌造型威武，动感强烈。骑者缠头巾，头巾下方垂有两条发辫随风飞舞，双目圆瞪，嘴下有浓密的络腮胡须，双手拉弓欲射。骑者穿紧身三角形大翻领长袍，腰部系带，其上垂挂箭囊，腰后露出刀柄。马尾打有结扣，杏叶凌空飞动，气势撼人。饰牌背面残存带黑漆皮的薄木片，上面用金钉将饰牌与木片定缀在一起，可知原来应为某件木质器皿上的装饰物。饰牌的风格可追溯到西亚萨珊王朝（224-651年）金银器上的帝王狩猎图像，然骑士装束却为吐蕃风格。萨珊王朝由波斯人建立，并将发展至巅峰的波斯艺术传播至西欧、非洲、印度和中国等地区。 神兽团花纹饰片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饰片以一带角有翼神兽为主纹，周围是繁茂的折枝花草纹，镂空处还嵌有绿松石珠。饰片缘留有一圈小孔，推测可以穿缀在其他质地的底板上使用。 唐代梳篦与小山形发饰唐代梳篦通常为半月式梳背，有的尺寸很小，满头插梳作为头饰。露在外的梳背是装饰的重点，常在其上镂刻或浮雕各类对称的花鸟蜂蝶纹样。小山形发饰是唐代女性发髻装饰中颇具特色的一类，其形制仿若远山轮廓，因而得名。此类发饰一般由金、银、鎏金铜等金属制成。佩戴时多簪插于高髻之上或前额发际，既能稳固发型，又起到华丽的装饰作用。 飞廉衔同心结纹小山形发饰唐（618—907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件鎏金银发饰的主体纹饰为一对展翅的飞廉，其形象为马首鸟身，长尾飘扬，共衔一个同心结，立于卷曲的绶带之上。飞廉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风神，形象是多种多样的，有牛首鸟身、鹿首鸟身和马首鸟身等。有学者认为飞廉纹饰是唐代汲取了外来器物的动物装饰。 蝴蝶卷花纹小山形发饰唐（618-907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小山形发饰通体鎏金，上侧饰有三只蝴蝶，翩翩而立，蝴蝶下方是细密的卷花纹和卷草纹。类似形制和纹饰的小山形发饰出土于广州皇帝岗晚唐墓中。 凤衔同心结花枝纹发饰唐（618-907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此组发饰或为掩鬓，用以插于左右两鬓，或作为钗首正面插戴在发髻上。禽鸟纹中，寓意吉祥的鸳鸯和凤凰广受中原地区女性的喜爱。而口衔绶带、下垂花球的同心结或花枝的成对禽鸟纹，是唐代剪纸和妆具中常见的题材。 1.茨菇叶纹发饰唐（618—907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件发饰以茨菇叶为主体文饰，中间由六片茨菇叶环绕，形成一个六瓣形镂空。茨菇叶又称剪刀草，预示着心灵手巧。茨菇一株结子很多、所以又有“多子”的含义，适合女性使用。这种纹饰从唐代开始流行。2.花卉纹梳唐（618907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银梳梳背均匀分布着三朵凸起的花朵，周围是折枝花卉纹，再往外是一圈高浮雕的联珠纹最外边缘则是又一圈的花卉与圆点纹。这件银梳的五十三枚梳齿大多仍保留完好。3.鸳鸯衔绶带纹梳唐（618907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银梳梳背刻有镂空装饰和花纹，梳背中央一对鸳鸯相对而立，鸳鸯口中衔带，周围满布卷曲花卉纹。 唐代簪钗花钗是唐代新创的钗式，以银制居多，一般由两股合成，一式两件，构图相同，图案相反。使用时，左右对称地插戴在发髻两旁。钗首细薄的银片常镂空成各式花草及兽鸟蜂蝶纹样，有的钗首同钗梁连接处也做成花萼样式。其造和纹样与唐代岁时流行的立春剪彩花密不可分。花钗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新唐书．车服志》记载，命妇之服，一品花钗九树、二品花钗八树，三品花钗七树，四品花钗六树，五品花钗五树。 折股花卉纹钿头钗唐（618-907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菩萨头上有多枚用于固定鬟髻的折股钗以掐丝拼成花叶纹后镶嵌宝石和琉璃，其余填满金珠。佩戴方法可参见莫高窟中的菩萨像，唐吴王妃杨氏墓曾出土相似的发钗。 1.鹦鹉衔花枝纹钗唐（618—907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对钗首有鹦鹉口衔花结的花钗，鹦鹉身下的花枝延展上翘，构成钗首的尖端。这类以花树蜂蝶和对飞的衔瑞鸟雀为主题的花钗，含有千秋万岁的美好愿望，因此制作甚多。2.摩羯莲花纹钗唐（618-907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对花钗钗首以莲花、莲叶和茨菇叶合成一幅莲塘小景，两枚镂空莲叶上各有一尾卷鼻的摩羯鱼，前面的回首相望，后面的昂首应答。 吐蕃马具马在吐蕃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既是运输工具，也用于作战，更是贵族葬礼中的祭品。这几组马鞍饰均锤揲出帶羽翼的狮子或独角兽形象。吐蕃工匠吸收源于西亚翼兽纹的元素，并结合自身绿松石镶嵌工艺，衍生出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神兽衔枝纹马鞍饰叶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组马鞍饰一组四件，包括前、后鞍桥和后鞍桥两翅包片饰。前鞍桥主题纹饰为两两相对的狮子、独角兽等神兽。狮子和独角兽都四肢着地，身体前倾，狮口大张，细圆圈纹地上饰以变化多端的卷草纹样。后鞍桥两翅包片主纹为一对飞龙，身出双翼，长尾翻卷于空中。口吐长舌，长舌和身后的尾巴都变化为卷草纹，画面极富动感。 忍冬纹杏叶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杏叶因呈叶片状而得名，通过革带系于马身，挂在攀胸或楸上作装饰。杏叶受到萨珊马饰的影响，至唐代（618-907年）中原地区已广泛使用。这组杏叶呈曲弧花瓣形，其上有横系，有的在系内还留有革带残段。主体纹饰为三重花瓣纹，花蕊和花瓣中镂空，镶嵌绿松石。杏叶背后镶嵌有铜质薄片，从工艺上观察是先将铜片粘附于杏叶背面，然后由杏叶上预留出的舌状勾片将其包裹固定而成。杏叶背后各有金钉七枚，可将杏叶固定在附着物上。 双马双兽纹荷包扣饰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扣饰的整体造型如同荷包，图案上部为相背的双马的上半身，背上均负有马鞍。马双目圆瞪，马鬃浓密。扣饰下半部为相对的翼兽一对，皆作奔跑状。扣饰的中央有一条金属宽频，顶端为一可活动的扣舌。宽频下方有一个横长方形的大孔，可以佩物。扣饰有铜质的板托，边缘上饰有圆形的小钉孔，可与其他质地的附着物相连。有学者指出，整件器物与欧亚草原所流行的"双马神"有相似之处。 镶绿松石对兽纹鞍桥饰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两件锤揲而成的鞍桥饰，它们制作精美，花朵形孔内尚遗有绿松石，花朵间分别锤揲出凸起的浅浮雕对狮、对羊和对鹿纹饰。其中狮和独角兽均有短粗的双翼，鹿角则为圆盘的灵芝状，显然融合了中亚和汉地两方面的艺术元素。后鞍桥饰片呈弯月形、纹饰与前鞍桥一致，只是形体略小。两件饰片上下的边缘部位遗有残存的钉孔、推测或钉在木质的鞍胎上。 灵芝冠鹿纹鞍桥饰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锤探法制成的鞍桥饰片，主体纹饰为六只顾首卷曲的鹿，鹿四蹄相对，双目圆瞪。体态丰腴，灵芝形角上留有大孔，或用来镶嵌宝石。从个别联珠纹内残存的绿松石推测，联珠纹和花瓣内也应镶嵌宝石。饰片边缘有小孔数个，并向内折曲，这都应是用金属铆钉将饰片固定在木胎上遗下的痕迹。 联珠纹以联珠纹作边框的装饰技法，可在萨珊和粟特的金银器和丝织品中找到渊源。粟特人在公元前六世纪生活于中亚一带，讲伊朗语，以经商闻名，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跨区域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以环绕的花叶代替联珠纹，以及团花内的鸳鸯纹则具有唐代特征，这些都是中原、吐蕃、粟特、萨珊诸等多文化之间频繁互动的表现。 新疆克孜尔石窟第60窟联珠含绶鸟壁画 立鸟联珠纹饰牌吐蕃（7世纪—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饰牌中央是一只站立的鸟，大嘴尖喙，昂首挺胸，羽毛丰满，胸前的羽毛和双翼上的羽翼都刻画的十分精细，分别采用细点、细线组成菱形、鳞状等不同形状，来表示其羽翼丰满。边框一周采用较大的金珠构成联珠纹。 双凤衔花枝纹饰片吐蕃（7世纪—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对饰片是用锤楪成轻薄的金箔，加以鏨刻镂空之法制成的，很像汉地的剪纸工艺，其主纹为一对立凤，展翅昂首，身体和双翼鏨刻有细密的线条，凤鸟被变化多样的缠枝花草纹围绕，富有强烈的装饰性。 双凤衔花枝纹饰片吐蕃（7世纪—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吐蕃骑士形饰牌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此鎏金银饰牌为骑士形象，所骑之马装具齐备，头部有辔头，马胸前有一横带称之为攀胸，马鞍后有一横带绕过马臀称之为马楸，攀胸与马瞅上悬挂杏叶。马鞍饰花纹，辅以鱼子纹和卷草纹。马鞍下方有一条垂带，绕过马腹，悬垂的马镫用垂带相连。马腿已残。骑士直口小鼻，头缠头巾，头巾下露出卷曲的头发。身穿镶边直领交叉式对襟长袍，不仅包裹全身，而且盖住双脚。有学者认为，该人物形象可能是一位吐蕃贵族。 独角翼马形饰牌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对极富动感的翼马纹饰牌，马头长有独角，身有三重羽翼，马鬃倒立，四蹄腾跃，马尾向上舞动，犹如"天马行空"。饰牌用小金钉钉缀在木板上，和木板之间残存黑色漆皮，可能原为某种器物表面的装饰。 象形饰片吐蕃（7—9世纪）象形饰片长鼻曳地，舌头前伸，脚底錾刻麻点纹，颈下和后肢披挂有杏叶等饰带。大象头部有璎珞饰带。背部铺盖团花形圆毯。饰片背而边缘遗留熔焊而成的套环，用于穿系绳索。有多座吐蕃墓葬出土有印度象纹的金银饰片和丝织品，反映了吐蕃与南亚的文化交流。 团花纹饰片除了动物纹样，吐蕃也流行将各类花卉纹作为装饰主题锤揲在金器上。这件饰片呈长方形，边框内共六组草团花纹，花纹中有镂空，其中一朵还残留两颗绿松石。饰片边缘留有小孔，推测可以穿赘在其他质地的底板上使用。 狮纹饰片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藏狮纹饰片锤楪而成，狮口大张，尖牙利齿，四肢腾空，鬃毛飞卷，尾部似呈飞翼状，呼之欲出，非常生动。狮身饰卷草纹。饰片的角落和底部中央有小孔，或缝缀于纺织物上。 人面鸟身神衹形饰片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对鸟身人面的神衹形饰片采用大胆而夸张的刻画手法，其中一件双腿之间镶嵌有一块绿松石。在饰片的背后有三道筒状的管道，可供穿系。饰片锤揲而成，周边有十一个金钉，与背面的金板相连接。西藏早期苯教的神灵中，藏族先人为半人半鸟的异人，皆为人首鸟身，指趾带蹼的带翼巨兽。 吐蕃首饰吐蕃贵族喜以黄金制作个人饰物，且常嵌有大量绿松石。此组吐蕃饰物还融合了其他文化元素，例如颈部饰有中亚、西亚地区拜火教常见的日月图案的花形人像吊坠。这些饰物采用的以金珠为框、内嵌宝石的装饰工艺，在唐代（618-907年）金银器上也十分流行，称作"金筐宝钿"。 金珠地纹耳环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对耳环由两片金箔制成，呈空心新月形。镶嵌技法是在金片上锤揲出多个凹槽，再把宝石镶嵌人其中。耳环上的金珠大小不一。 1.花形人像纹吊坠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件花形吊坠是在金属底板土焊接金掐丝圈成的花瓣纹样，再将打磨好的各种形状的绿松石镶嵌在其中。吊坠中央镶有一片长方形的白玛瑙，再以磨蚀雕刻出人像轮廓。边缘装饰有一周点焊金珠，形成一圈联珠纹。在吊坠的背面，焊接一个管状穿孔，可以挂系。2.圆形花形戒指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圆形戒指采用简洁的手法锤揲而成，冠面镶嵌硕大的红玛瑙，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而花形戒指的冠面则以焊点金珠绕成一圈花边，然后以金箔片锤揲成八瓣花叶，在花朵中央的花瓣内镶嵌磨光的绿松石和红色宝石，富有浓烈的民族气息。戒指是吐蕃贵族喜爱的装饰物，黄金类戒指更是深受欢迎。在青海和西藏等地发现的吐蕃时期的墓葬中，都曾出土过黄金戒指。 吐蕃葬具吐蕃贵族使用的陪葬明器以黄金和其他贵重材料制成，反映了其厚葬的习俗。目前此类金框嵌宝、刻画五官轮廓的覆面最早见于新疆一处草原部落的墓地中，吐蕃金覆面应该是受该习俗的影响。 嵌宝石覆面吐蕃（7-9世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覆面眉毛形如卧蚕，两眼边缘以金珠为饰，当中各镶嵌一颗红色宝石作为眼珠。鼻梁笔直，近鼻孔处有两颗较大的绿松石。嘴部上下唇也以金珠环绕一圈，各处均划分为小正方形，以大小不等的绿松石块镶嵌在其中，各部件背面均有小钉，可供固定于某种材质的附着物之上，再制成覆面置于死者面部。 第三章融合辽宋至明辽（907-1125年）宋（960-1279年）时期，北方与中原仍将黄金饰物作为身份的象征。在风格上，这个时期的金饰既继承了传统又创领了新潮，辽代的金饰设计带有北方草原民族的特质，但汉风又贯穿始终，而两宋时期则显得精致且富有生活气息，两者在设计上虽有相似之处，却又各具特色，反映出北方与中原地区在交流融合中保持着不同的审美偏好。至元代（1206-1368年），金饰在宋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南北装饰风格依然有别。明代（1368-1644年）金饰风格大幅变革，"首饰"一词开始专门指代女性使用的饰品，与早期草原及金饰的设计大相径庭，制作规整，造型端庄，装饰纹样向吉祥题材演变，金银首饰嵌宝成为了新的贵族风尚。这些变化反映了在南北文化融合的背景下，金饰风格逐渐趋向统一的趋势。 辽代首饰辽代首饰民族特色鲜明，常见有耳环、戒指、手镯、璎珞等几类。辽代贵族女性常佩戴一对手镯，样式为中间宽两端逐渐收窄，以兽首装饰镯端的做法主要见于辽代，其原型可以追溯至更早期的中西亚和草原饰物。男女贵族所戴戒指多作盾形，饰金珠、宝石、立兽或浮雕花卉飞禽纹。辽代女性耳环多为摩羯花苞形，男性耳环花纹相对简约。 5.云龙形耳环辽（90711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只龙形神兽耳环，神兽嘴部大张，立于一朵卷云之上。顶焊金丝，弯曲为耳环环脚。6.联珠纹摩羯形耳环辽（90711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对 U 形耳环似是带珠摩羯形耳环的简约版本。金珠装饰的边缘看似是以金珠工艺制成，但其实是一整块材料掐合而成的联珠纹。在 U 形的顶端饰有金丝，金丝与耳环是一体浇铸而成。7.摩羯花苞形耳环辽（907-11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对由锤揲和錾刻的金片合成的耳饰，呈 U 字形摩羯纹，摩羯下颚分别有四瓣花和菊瓣形球。摩羯口部有弯曲的金丝，用于佩戴。同类耳饰为辽契丹女性贵族的典型饰物 辽代带具辽代腰带式样丰富。牡丹纹躁鳗带部件精细，共七十一件饰件。胡人牵狮带饰具有唐代（618-907年）风格，跨片上用来垂挂小带的"古眼"已失去原有功能，带饰运用了金丝模仿绳索，画面富手立体效果。胡人牵狮主题延续到了元（1206-1968年）、明（1368-1644年）时期。 1.灵芝冠鹿草木纹带饰及扣辽（907-11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组腰带饰及扣一共十八件，其中有两件扣饰，两件銘尾，以及十四件跨片。其中八件跨片为正方形，上饰一对灵芝冠鹿，相对卧坐于伞盖形树下。灵芝冠鹿纹是契丹金银器中常见纹饰，如辽宁彰武朝阳沟二号墓银鎏金饰件和耶律羽之墓银鎏金鹿饰的纹饰。2.牡丹纹蹀躞带饰及扣辽（907-11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组带饰的每一块银鎏金䤩片均由锤揲、錾刻制成。䤩片中央为牡丹花纹，并以錾刻麻点纹为地。扣及䤩尾则为青铜鎏金制成，其上的图案为先錾刻，后鎏金，立体度不及䤩片。据考古发掘信息，方形的䤩片组成了腰带的主体，而悬挂腰带下方的装饰则通过䤩片下方的孔洞悬系。蹀躞带的小带用于悬挂随身物件，如刀子、锦囊等物。 胡人牵狮纹带饰辽（907—11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组十二件锤揲和錾刻而成的带饰，包括十件长方形䤩片和两件圆首长方形銙尾。䤩片正面起框，内饰带幞头男子以绳牵狮，远有山脉，图画性强。銙尾两男子朝同一方向，有捧物侍从跟随其后。男子或单手或双手执绳，狮子正视或昂首。男子牵狮的题材在元明时期尤其流行。江苏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明墓曾出一套罕见的琥珀带饰，属同一题材。銙片背面有钉，表面残存织物 辽代马具同其他草原族群一样，马在辽代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契丹鞍号称"天下第一"，辽代贵族通常用华丽的金银马具装饰马匹坐骑，以突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云凤纹鞍桥饰辽（907-1125年）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组云凤纹鞍桥饰片呈弓形，分别为一件马鞍的前鞍桥与后鞍桥的包片，两件纹饰主题相同，均为两只长尾凤鸟相对而飞，中间有一朵卷云将凤鸟隔开，与由七于内蒙古赤峰大营子辽代驸马墓中的鞍桥饰片有着相似的纹饰。这组鞍桥饰片为银质，云凤纹鎏金。辽代马鞍金属包片以银质和银鎏金质最多，铜质和铜鎏金质较少，不见纯金。 　　辽代骑射用具捍腰也称"擀腰"，是一种旨在御寒和保护腰部的戎装。使用时以丝带或革带穿系两端带扣，围于腰后，于腰前系结。随着时间的推移，捍腰不仅具有了保护功能，还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上面常常雕刻龙、凤纹等图案。 1.双凤戏珠纹捍腰辽（907-11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捍腰呈山字形，中间高，两边低。表面以卷草纹为地，双凤相对振翅高飞，中间有火珠颗，四周饰祥云纹。2.双凤戏珠纹捍腰 辽(907—1125）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件捍腰与上一件铜鎏金捍腰形制、纹饰高度相似，唯质地不同。呈山字形，中间高，两边低。双凤相对振翅高飞，中间有火珠一颗，四周饰较为细密的祥云纹。 鹿纹箭箙饰一组辽（907—11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组山字形银鎏金饰片或为拢于箭箙口沿处的装饰，周边有小孔，或用于缝缀，箭箙表面饰奔鹿和卷草纹，周边一圈联珠纹。 辽代葬具辽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殡葬礼仪体系，金属葬具涵盖冠、面具、靴、枕等，其核心为金属面具与银丝网络，部分纹饰融合了草原动物纹与中原云龙图案。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发现的金冠为葬具，但文献记载契丹人现实中有时也佩戴金冠，说明金冠兼具礼仪葬具与现实佩戴的双重功能，反映了辽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也是契丹等级制度的物化体现。 覆面辽(907-11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银质面具轮廓丰圆，双眉分明，双目细长，眼窝深陷，鼻梁高挺，双唇紧闭。其墓主人或为女性。辽墓中多出土面具虽然它们在制作风格上有相通之处，但个体之间有的明显的差异概因是根据死者生前的面容进行模拟写实具体体现在胡须、眉毛、神态等细节上。 辽代帽冠 双凤戏珠纹卷云冠辽（907-11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由十六片形状如云朵的镂空金属片连缀拼合而成的卷云金冠，上面还有二十二枚鎏金圆片，饰有菊花、鹦鹉、雁、飞鸟、太极图案。 龙凤纹卷云冠辽（907-11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由多片形状如云朵的镂空金属片连缀拼合而成的鎏金铜冠，上面还有数枚鎏金圆片，上饰凤鸟纹饰。 双凤戏珠纹冠辽（907-11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精美绝伦的铜冠，铜丝编制的帽上焊接有八个饰片。顶部是一个中空的凤鸟，由两片金箔锤揲成形后合成。红铜鎏金的镂空饰片由锤揲制成。前方的饰片中有两只飞翔的凤鸟相对而立，中间有一颗火珠。后方的饰片仅饰有宝珠，冠下还残留有纺织品，或为镂空图案的底衬，铜丝编织的帽下也有纺织品残留。 双凤戏珠纹额冠辽（907-11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类额冠无冠体，是与其他冠帽搭配使用的额前装饰，通常尺寸无法围拢为冠圈，故缝于织物上进行佩戴。这件镂空铜鎏金额冠做工精巧。主体纹饰中央饰一颗火珠，从卷云纹中冉冉升起。火珠两侧各有一只凤鸟，双翼伸展，各有五根尾羽，向上翻飞，连结于额冠的上方。 宋代首饰金银首饰在两宋时已非常普遍，造型与纹饰也十分丰富。宋代出现不少新款发饰，其中一类名为花筒簪。这类花筒簪有时单支出现，有时成对出现，并套上花帽制作成双股钗。桥梁式钗，作为并头式钗的延展，有了更多翻新的花样。 1.花钿桥梁式簪宋（960-1279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件形制较大的发簪由金带上九朵并列的花朵组成。每一朵花有两层，底层为十六瓣花，上层为二十四瓣花，花蕊由錾刻而成，富于立体感。这些花朵或许是在模具中锤揲而成，后经錾刻。2.花卉纹桥梁式簪宋（960-1279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件桥梁式簪有五朵火焰式装饰，五朵火焰中间由四朵大小不一的花朵连缀。通过金丝编织、切割等工艺制成。有学者认为，这类桥梁式簪，或许是工匠效仿发髻上成排簪戴的鲜花而制成。直到近世，南方省份仍不乏女性成排簪花。 1.龙凤形簪宋（960-1279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枚通过锤揲与镂空工艺制成的龙凤形簪，由两银片焊接而成，造型十分立体。钗首的神兽为一凤凰从龙头中伸出，颇为独特。2云凤形簪宋（960—1279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对巧夺天工的发簪、由锤探、镂空、卷边等工艺制成。簪首处有一对凤鸟翩然起飞．簪首的凤鸟身体、翅膀、与花卉部分由两银片制成，再通过卷边合成，然后用银丝做出风鸟背部的螺旋，最后连接于鎏金簪脚。这对凤簪造型与辽代（960-1125年）凤簪相似、却以中原流行的工艺制作、充分反映此时期南北饰物渐趋相似的历史趋势。3.云凤形簪宋（9601279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云凤形簪的簪头为立体圆雕凤鸟造型，凤鸟作展翅高飞状，脚踏祥云，数条凤尾蜿蜒于身后。簪头与簪脚分制套合，簪头金质，簪脚银质。辽代发簪多数为簪头、簪脚分制套合，簪头制作成笔套式长尾，与单独的扁簪脚套合。 花卉纹花筒钗宋（960-1279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只锤揲而成的花卉纹花筒钗。钗首先用扁平的金箔卷成中空的筒状，再錾刻完成，上饰牡丹、菊花、梅花和兰花，分别对应着四季。钗首顶部有一朵大菊花，同样是錾刻而成，四个附着装饰垂坠于钗首之上。钗首钗脚经焊接连为一体，钗脚亦为中空。 云龙纹簪宋（960-1279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三只发簪的制作工艺完全相同。簪首分别由两片组成，中间通过鎏金银线相连，经雕镂和錾刻而成云形。簪首中央的团花表现了两条相斗的龙，口部大张，遍身鳞甲。较长的饰片则饰以镂空花卉纹，用于焊接连接簪脚。 缠枝花卉纹梳宋（960-1279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镂空制成的半月形梳。梳背上饰有缠枝花卉纹，靠近梳齿一圈边缘则是通过刻划制成纹路。梳齿大多保留完好，从正面弯折，因此正面看去光滑圆转。 花卉纹珠帘梳背宋（960-1279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锤揲而成的梳背，呈拱桥形，表面镂空和錾刻缠枝花卉纹和联珠纹。梳背外缘缀花网，插戴时花网倒垂如幕。这种珠帘梳流行于南宋后期，是在梳背另挂珠花串成的珠网，如帘垂下。上海博物馆藏南宋绘画《歌乐图》中的仕女，鬓上便饰有四弯垂挂白珠的帘梳。 狮子缠枝纹项饰宋（960-1279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项链以瓜形金珠和菱形透心水晶串成，前加镂雕双狮缠枝纹椭圆形坠饰，个别珠饰乃典型宋时之物。 西夏饰物西夏（1038-1227年）由党项人建立，统治区域在今中国西北地区，与辽（907-1125年）和宋(960-1279年）为邻。西夏金饰较罕见，此组头饰每件呈叶形，满镶绿松石，辅以累丝装饰，设计理念与宋代桥梁式发钗异曲同工，却又富草原和青藏高原饰物风格。 冠饰西夏（1038-1227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三件锤揲而成的冠饰，最大一件正中镶嵌绿松石，口沿外饰联珠纹和以金线绕成的花瓣和云纹。第二层设十五个掐丝圆托镶嵌绿松石。第三层镶嵌二十六颗绿松石，托只有联珠纹和云形金片装饰。各层之间相隔素面带并穿孔。两件较小的饰物形状和装饰大致相同，中央镶嵌物已失，可与较大一件成套使用。 花卉纹巾环金（1115-1234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对铸造而成的巾环，正面饰高浮雕花卉纹，背面有三环扣。 元代饰物蒙古男子佩戴笠帽时，一般饰以莲花形金镶珠宝帽顶，明初皇帝冠饰继承此风。元代簪钗既延续传统，亦有创新。其中，竹节钗源于宋代（960年﹣1279年）,至元代式样更为丰富；荔枝、瓜头纹钗取法宋代花鸟画意，有两情相悦、瓜瓞绵绵的寓意；满池娇纹钗由宋式虫叶纹演变而来，展现荷塘的花鸟景致；龙纹钗同属当时流行的新样，钗梁饰花朵，双股饰龙纹，南北风行；如意形簪以金丝编扭，纹样设计见于同时代器物，如元青花瓷器。 1.花卉狮纹项饰元（1206-1368年）香港故官文化博物馆项饰分三段，各段以银片卷成。中段呈 U 字形，包金片，两端有凹槽和穿孔，用银片将金银两端包裹。其余两银段可插于银片的凹槽内，原应可灵活开合。两银段开口一端有大孔，但连接物不存。金表面锤揲纹样，共九节。最外一节饰花卉纹，第二节饰兽首、鸟首和花卉纹、第三和第四节饰不同的花叶纹，中央一节饰兽纹。2.梵文狮子纹饰片元（1206-1368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此组片原来应为某种宗教器物的装饰。中央有兰札体梵文"四大天王"之一"持国天王"尊号，两侧是藏地和藏传佛教图像中常见的狮子形象。 1.缠枝莲纹冠饰元（1206-1368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组三块饰镂空缠枝牡丹花纹的冠饰。这些金片上窄下宽，微向内曲，而且边缘带孔，合扣时形如半球形冠饰的一半。2.莲花形帽顶饰元（1206-1368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锤揲面成的帽顶饰，呈莲花形，上部饰仰瓣，下部饰覆瓣。中央和覆瓣镶嵌绿松石，现已大部分脱落。底层花瓣之间饰卷草纹和穿孔，以供缝系。 1.菊花纹如意形簪元（1206-1368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是一件簪首累丝而成的如意形簪。内饰菊花及叶纹，其中叶纹垫金片，原来可能嵌物。木簪脚为后补之物。2.牡丹龙纹钗元（1206-1368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钗首正面上部饰两条盘缠而相背的龙，以金片为底，上附锤揲而成的装饰。钗梁饰牡丹花，钗脚修长而扁平。3.竹节形钗元（1206-1368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1.花卉狮纹项饰元（1206-1368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项饰分三段，各段以银片卷成。中段呈 U 字形，包金片，两端有凹槽和穿孔，用银片将金银两端包裹。其余两银段可插于银片的凹槽内，原应可灵活开合。两银段开口一端有大孔，但连接物不存。金片表面锤揲纹样，共九节。最外一节饰花卉纹，第二节饰兽首、鸟首和花卉纹，第三和第四节饰不同的花叶纹，中央一节饰兽纹。2.梵文狮子纹饰片元（1206-1368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此组饰片原来应为某种宗教器物的装饰。中央有兰札体梵文"四大天王"之一"持国天王"尊号，两侧是藏地和藏传佛教图像中常见的狮子形象。2022.267 明代饰物明代女性头饰的一大变化，是开始使用俗称"鬆髻"的发罩，便利于同时妆点各式簪钗，统称"头面":包括插在鬆髻正面的"挑心"—插于鬆髻前后正中的一种样式特殊的簪，常见主题有观音、王母骑凤、麻姑献寿等；还有插于挑心下的"分心"和"花钿"，以及倒插于两鬓的"掩鬓"与小簪—掩鬃插在左右鬓发两侧，造型多做成带尾的祥云状或团状，两件成对。镶嵌各式珠宝玉石，亦是明式金饰的一大特色。 双龙戏珠纹梁冠明（1368-1644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该束髻冠累丝而成。顶部呈半球形，有六道梁；底部呈扁平的圆领，后背立双翼形饰片。这个髻冠的装饰繁复瑰丽：顶和底部更饰以蝙蝠和莲花形饰。罩梁錾刻联珠纹和卷云纹；底部双翼用金丝编成。双翼饰寿山福海和金丝编成的五爪戏珠双龙，其中火珠镶嵌红宝石。龙颈部有弹簧，行动时龙首会随之摇摆，十分生动。 吉祥纹带饰明（1368-1644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带饰在明代仍然流行，但其形状和纹饰与展览开头所展示的草原风格带饰已相去甚远，展现了中原的审美意趣。这组十七件带饰以锤揲和镂空制成，分别呈海棠形、倭角长方形和圆形。正面一部分饰喜鹊、梅花和牡丹，谐音"喜上眉梢"和富贵之意。另一部分饰莲花和鸭子纹，取"连登科甲"之谐音。明、清时期首饰上喜用谐音意象代表吉祥寓意。 牡丹形分心明（1368—1644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枚牡丹形分心或是一个更大的头饰的一部分，背后的叶子由三部分组成，后焊接编织在一起。鎏金金线描绘出叶脉，花瓣则由编织的金丝制成。牡丹花蕊或镶嵌宝石，现已佚失。 凤纹挑心及掩鬓明（1368—1644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此组簪饰部分可能是由官方的银作局所制，属典型明式簪钗。它们包含一只插于炭髻正面中央的挑心和两支戴于两鬓的掩鬓。挑心呈如意形，掩鬓则呈云朵形，均锤揲而成，镂空团花凤凰纹并垫金片。挑心簪脚表面刻有"一口三口五分"。掩鬓的簪脚短小而光素。 明代帔坠霞帔在唐时为仙衣道服，五代后逐渐演化为礼服。帔坠为霞帔底端的一个压脚。宋代（960-1279年）以来以"冠帔"作为命妇殊荣，明代亦继承其制，以凤冠霞帔昭示身份。明代帔坠的纹饰中大多只有一只禽鸟。已发现等级最高的帔坠出土于定陵，镶珠宝桃形的金帔坠分别镂刻着二龙戏珠及海水江崖和云纹，正中部镶嵌一颗象征火珠的珍珠。出土时仍系在霞帔上的帔坠。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出土 1.凤纹帔坠明（1368-1644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帔坠以两金片合成，梨形，饰镂空云凤纹。底部有活扣，可以开合，顶部另錾以卷云纹的钩扣合与悬坠类似帔坠最早见于宋，明代例子较多。2.鹤鹿纹帔坠明（1368—1644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帔坠为梨形，饰镂空鹤鹿纹。纹饰中央底部有一立鹿，引颈昂首，中央上部有一瑞鹤，展翅翱翔，鹤首朝下，似与鹿交相嬉戏，画面十分生动。周围饰梅、兰、松、竹纹饰，取鹤鹿同春、松鹤延年之意，寓意美好。3．花鸟纹帔坠明（1368-1644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帔坠呈荷包形，饰镂空花鸟纹。其中央底部一菱形开光中有一飞翔凤鸟，下有一朵菊花。开光外饰兰花等花叶纹。上方为一倒覆的荷叶形、其上同样有兰花等花卉纹。 缠枝菊花兔衔灵芝纹梳背明（1368-1644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对梳背锤揲成拱桥形，以缠枝菊花为主纹，花蕊镶嵌红宝石。梳背两端有兔衔灵芝纹，无纹处饰錾刻的点状纹饰，形成反光效果。梳背的两端有素面金片，原应用來包裹梳齿。其形制和工艺均属典型明代发饰。 人类文明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黄金从域外走来，在一系列的文明碰撞与融合中，结合了中国本土的审美、工艺、文化和历史，形成了独具特色、博采众长、美熠四方的中国金器。展览中的这批纹饰题材多样、制作工艺精湛、艺术风韵独特的金器，犹如给我们开启了一扇历史的"黄金门扉"，让我们可以通过这批实物资料，从考古学、美术史、工艺史、图像学、民族史等不同角度和侧面，加深对其背后的区域文化、中外文明交流融汇历程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充分印证了中华文明在开放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