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第一女红军

龙小平

《七律·咏贺子珍》

井冈星火映天红，赣水苍茫忆旧容。

战地芳华凝铁血，枪林患难共峥嵘。

雪山跋涉留坚影，窑洞灯前寄远衷。

一世沉浮谁与诉？青山依旧月明中。

贺子珍是江西永新县黄竹岭人。她还在永新县城的福音堂女校读书时就已经得知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1926年4月，当永新一批在外求学的热血青年回城建党建团时，贺子珍成了永新县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26年9月，北伐军来到了永新，成立了以共产党、国民党左派领导的民主政权，还建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贺子珍奉党的指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县党部的领导工作，被任命为县党部妇女部长和共青团县委副书记，成为永新县有史以来第一位妇女部长。那年，她才16岁。不久，贺子珍又到吉安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妇女部长和中共吉安县委妇委书记。

这年6月，永新县的国民党右派勾结地主武装，突然袭击永新，抓捕了贺敏学等8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吉安的贺子珍得知消息后，立即和其他同志商量对策，很快起草了一份革命宣言，并派人赴省政府请愿，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对革命的罪行。另外又联络了宁冈、安福、莲花等几个县的工农武装，联合攻打永新县城，救出被捕的同志。

7月26日，宁冈、永新、安福三县农民自卫军攻克了永新城，救出了贺敏学80等多人。这时，贺子珍也从吉安回到了永新。

不久，江西、湖南两省6个团的敌人向永新扑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贺子珍和永新县委同志一起随着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上了井冈山茅坪，成为井冈山上第一个女兵。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袁文才等人带着人马在茅坪的步云山迎接，贺子珍也跟着去了。她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穿的是一身破旧的灰布中山装，脖子上系着一条红色识别带，个头很高，但很消瘦，颧骨突出，长长的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皮肤晒得很黑，神色上还留有经过激战后没有恢复的疲劳，但是一双眼睛很有神，显示出一种睿智、温和与毅力。因长途行军，草鞋磨伤了脚，走路有点不得劲。当袁文才把贺子珍介绍给毛泽东时，他有些惊讶。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还有一个年轻姑娘。

见毛泽东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袁文才笑着解释说：“她是永新县的干部，叫贺子珍。”

毛泽东疑团顿释，他握住贺子珍的手，爽朗地笑着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此后，她就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一起开展革命斗争。

起初，毛泽东住在步云山，到茅坪要步行半小时。袁文才很敬重毛泽东，觉得两人住得远，不便商谈，便请毛泽东搬到茅坪，住进了八角楼。这样，毛泽东和贺子珍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双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28年5月，朱毛红军会师后，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会剿”。为了摸清敌人的情况，军委派贺子珍带领10个红军战士潜回永新。

贺子珍派人分成两队，去了两个村庄。她去的那个庄子较大，地主武装也很强。那一天，贺子珍在一个老乡家里和战士们碰头汇集情报。突然哨兵进来报告说，地主民团带着枪来了。她要大家立即转移，并顺手将桌上的材料塞进灶堂里烧掉。敌人包围了房子，几个战士打着枪硬冲了出去。贺子珍也拔出手枪，顶上了火。准备往外冲。老乡一把拉住她，低声说：“走不得了，快藏起来！”说完，把她推到床上的蚊账后面。接着，让妻子用锅灰把脸抹黑，躺在床上装病，又把5岁的儿子抱上床，让他隔着账子坐在床上哭。当时土布做的账子本来就很厚，加上农村的房子窗户很小，屋子里黑乎乎的，从外面跑进来陡然一看，什么也看不清。敌人搜寻了一下，没有发现贺子珍，也就急匆匆地追赶冲出去的战士了。

夜深以后，老乡才让贺子珍出来。望着这对豁出自己一家人的性命来掩护她的夫妇，贺子珍半天说不出话来。直到全国解放后，贺子珍定居上海，还想方设法在永新找到这家老乡，把他们接到上海住了半年。

贺子珍同毛泽东结婚以后，担任了前委的秘书，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为前委管理机要文件，还要整理记录，抄写书稿，收集报纸，提供资料等，工作琐碎而繁重。一开始，贺子珍离开了火热的战斗生活，默默无闻地从事着这种特殊的工作，也有些烦恼，但是想到这是革命事业和全局的需要，也就甘于作南奉献了。正如她自己后来所说：“我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两只铁皮公文箱，就是我的战斗武器。从这时起，到1933年，我一直从事这项工作。我对这项工作的认识，开始并不是那么坚定、那么心甘情愿的，曾经有过几次波动和反复。也并不是所有的都能理解这种平凡而琐碎的工作。以后不断听到一些闲言碎语，把我看作一个赋闲的人，无所事事的人。我为此痛苦过。如果不是处在这种特殊的地位，我又何尝不能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女指挥员？看到有的女同志独立工作，干得很有成绩，或者在学习上有很大进步时，我既羡慕又懊丧，我是多么向往那种独立的、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和长处的战斗生活啊！遇到这种时候，毛泽东总是心平气和地开导我，我又安心下来了。”

1935年4月23日，长征途中的红军总卫生休养连来到盘县的一个普通小山村。中午时分，空中响起了敌机的轰鸣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要贺子珍隐蔽起来，但是，她临危不惧，硬是去组织伤员隐蔽，然后自己再隐蔽。

就在这时，贺子珍发现战友钟赤兵还没有隐蔽好，暴露在敌机的威胁之下。见状，她奋不顾身地跳出小沟，朝着担架冲去，用毛巾利索地包扎好了伤员的伤口，并扶他在担架上躺好，才向隐蔽处隐蔽。可就在这时，敌机一个俯冲，一阵扫射，并扔下了炸弹。危急关头，她毫不犹豫地扑到了钟赤兵身上。一阵爆炸声后，她感到浑身剧烈疼痛。原来，她用身体挡住了弹片，钟赤兵没有再受伤，而她却倒在血泊中昏迷不醒。鲜血不停地流着，染红了身边的土地。

警卫员吴吉清骑马把总卫生部的李芝医生请来了，在打了一支止血针后，检查发现，贺子珍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当时缺少麻醉药，大家只好狠了狠心，咬牙将她按住，用夹子把身体浅表的弹片取了出来，而深入体内的弹片难以取出。当时，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的她满眼是泪，却坚持一声不吭。

经过几天的抢救，贺子珍从昏迷中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问钟赤兵的情况。然后，嘱咐大家，不要把她受伤的消息告诉毛泽东，以免让他担心牵挂。

这次重伤后，贺子珍的身体很不好，到达延安后，于1937年硬是要求去了苏联治病。与伟人的婚姻关系开始破裂。在苏联还被强行关进了疯人院很长时间。

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8年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1948 年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1959年夏，贺子珍与毛泽东在庐山最后一次相见。

贺子珍在苏联养病10年，实际上也从事着学习和劳动。1948年，困于苏联10年的贺子珍带着毛岸青、娇娇（李敏）回到了沈阳。

1959年夏天，贺子珍应邀到庐山休养，令她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精心安排的。夜色之中，杨尚奎之妻水静陪同贺子珍来到了庐山“美庐”别墅。

贺子珍被水静领进会客厅，无意一抬头，不觉大吃一惊，里面坐着的那个人竟然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子，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很客气地对水静说：“谢谢你，你可以走了！”

卫士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对卫士说：“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也走吧。”他和贺子珍隔着一张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了下来。见此情景，贺子珍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痛哭流涕，竟然没有说出一句话。

“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毛泽东接着又问“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吧？”主席的关心，贺子珍的情绪平静了下来，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倒大不如以前了”毛泽东说：“66岁啦，老了！忙呀，比过去打仗还忙！”

接下来，毛泽东问了一些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听了后，他轻轻地叹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你到达兰州，我打电话给谢觉哉同志，请他劝你回头，可你就是不回头。”毛泽东说这些话时，神情凄然。贺子珍哽咽着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她关切地提醒说：“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

再接下来，毛泽东告诉贺子珍女儿李敏有对象了，问她同意不同意……他们这次见面，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毛泽东站起身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临别时，毛泽东叮嘱陪同的水静说：“她抢走了我的3瓶安眠药，说是有毒，不让我吃。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把药拿回来。那药很厉害，吃多了会出事的”

第二天，工作员告诉贺子珍毛泽东已经下山了。贺子珍随着水静去了南昌。

从1937年延安一别，到1959年，22年了。22年的漫长等待，可谁知庐山匆匆一别，竟然成了她与毛泽东的永别。

1950年，贺子珍被评定为三级甲等残疾，直到1984年4月19日病逝，享年75岁，一生都没有领取一分钱的残疾军人抚血金。她病逝后，对于后事怎样办、骨灰安葬在哪里，请示邓公。邓公说：“我们领导同志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邓公给贺子珍的葬礼规格定了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