熠熠其辉（二）

志在远方

第三部分 礼乐演续

东周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转型时期，春秋中晚期开始进入了所谓“礼崩乐坏”的时代，西周以来开创的礼乐制度， 或被僭越，或被损益。 西周礼乐制度崩溃是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等基本社会制度瓦解的必然结果。东周时期礼乐制度的变革，可相类于周礼对商礼的“损益”，与其说是礼乐“崩坏”，毋宁说是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生”，礼乐文化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并且延续至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

　　

器 以 藏 礼

（第一单元）

在礼义、礼制与礼器的周礼三维架构中，礼器是最直接的物化载体。器以藏礼，通过形制序列、组合规则与使用场景的系统规定，使抽象的礼法转化为具象的仪节实践。

东周时期，礼制下移，新兴贵族为凸显自己的实力和权威，一方面因循古礼以显示自身地位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加速对传统礼制的偕越与创新，在延续礼乐文化框架的基础上，推动礼制体系在社会转型期的演变，形成“礼崩乐坏”表象下的深层文化延续机制。

　　（一） 沃盥以礼

沃盥礼兴起于西周，是举行祭祀典礼、婚礼、 葬礼、宴飨时不可或缺的“净手”礼仪，行礼时长者以匜倒水，少者以盘承接，象征尊贵、洁净。除净手外，古人祭祀前需要沐浴以示虔诚。相比于中原各国，楚国气候偏炎热潮湿，因而楚人更加勤于沐浴，楚国的沐浴礼器种类也更加丰富。

　　浴缶(盥洗器) 春秋(公元前770一前476年）

浴缶是贵族洗沐时用的水器，宴饮和祭祀之前洗沐以示虔诚，流行于春秋时期楚文化区。该器盖内和口沿有铭文“倗止（作)缶"，盖顶有环形彩提手，肩部有浮雕兽首状耳， 张口卷髻，器身上部有一周蟠虺纹带，纹带上下加饰两周绚索红。

　　青铜浴缶(盥洗器)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蟠虺纹鉴(盥洗器)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蛙螨纹鉴(盥洗器） 春秋(公元前770 ～476年）

鉴原是盛水照面的的器具，后由于铜镜的出现和大最使用，遂渐成为沐浴用器。

该鉴耳呈兽首状，腹部的变形蟠螭纹、垂鳞纹与三角纹等。

　　佣之盟匜、仰之盟盘(盥洗器)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盘匜为配套使用的盥洗器具，使用时以匜注水，并用盘承接洗过手的水，这种组

合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该组器物内底分别有“佣之盥盘”“佣之盥匜”铭文，明

确了器物的主人及自名。

　　（二） 乐悬制度

《周礼》规定，天子用宫悬，东、南、西、北四面排列乐器；诸侯用轩悬，东、西、 北三面排列乐器；卿大夫用判悬，东、西两面排列乐器；士用特悬，东面排列乐器。

　　蟠螭云纹编钟(乐器)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该组编钟为春秋时期郑国乐器，包括20件妞钟和4件镈钟。音域横跨4个八度，具备完整的七声音阶结构，音律和谐，音色动听，至今仍然能够演奏丰富多变的调式和优美的旋律。新郑郑国祭祀遗址窖藏坑出土编钟10余组共260多枚，证明了“乐”在当时社会的重要地位。

春秋中原地区的乐器仍以西周流行的编钟、编磐为主，但音域更广，辅之以管弦乐器，能够演奏更加复杂、优美的音乐，不仅能满足礼仪场合的需要，也更能适应新兴贵族日常生活的音乐娱乐需求。

　　青铜甬钟(乐器)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青铜甬钟最早出现于西周初期，因有“甬柱”而得名，是最具代表性的礼仪乐器。 合瓦形，每面各有18个枚，征部饰长翼蝉纹，篆间饰斜角云纹，正面鼓部饰卷云纹，侧鼓部饰鸾鸟纹，背面正鼓部及舞部云纹。这种合瓦形钟可以“一钟双音”，敲击正鼓部一个音，敲击侧鼓部是另一个音，侧鼓部的鸾鸟纹就是侧鼓音的最佳敲击。

　　编馨(乐器)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磬是古代乐器“八音”中的“石”类乐器，声音清越典雅，是宫廷雅乐的重要乐器，与“金”类编钟共同演奏，形成“金声玉振”的效果。西周以后的磐多由石灰岩磨制而成，石片越大声音越低，反之亦然。该套编磐1组10 件，整体磨制光滑，形制相同，大小相次。

　　编磬悬挂图。

　　（三）列鼎制度

鼎分镬(huo)鼎、升鼎和差鼎，镬鼎用于煮肉，形体较大；升鼎用于盛放肉食，是祭祀用的核心礼器，也被称为“正鼎”；羞鼎是陪鼎，放调味品。列鼎制度的核心体现在“正鼎”，即升鼎的数量上。西周中期开始，奇数鼎与偶数簋的配套成为祭祀宴飨的主要礼器组合，鼎簋用数是身份等级的体现。天子九鼎八簋， 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土三鼎二簋或一鼎无簋。

东周中后期，贵族们纷纷僭越礼制， 大墓中不只使用一套升鼎。仅郑韩故城就发现了5套九鼎八簋的组合，郑国国君使用天子级别的礼器组合几成惯例，传统礼制被严重僭越。

　　周礼列鼎列簋图。

　　青铜鼎(饪食器)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敞口，立耳，浅垂腹，圆低近平，双耳

与三足呈五点式分布，腹部以雷纹为地， 以涡纹、回首夔龙纹和四瓣日目纹为主纹。 此鼎为典型周式青铜鼎。

　　蟠螭纹鼎（饪食器) 春秋(公元前770一前476年)

主体纹饰为蟠螭纹和绚索纹，并有突起的扉棱，蹄足饰兽面纹，立耳外侧饰窃曲纹。

　　二夔共目纹簋(盛食器)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主体纹饰为瓦楞纹，盖边缘及圈足均饰二夔共目纹，兽首状耳粗大，圈足下接三个兽首状小支足。

　　夔龙纹鬲（饪食器)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腹部主体纹饰为夔龙纹， 腹部近裆处饰顾首式对称卷龙纹，并有突起的扉棱， 下有三蹄足。

　　（四） 楚风新尚

楚立国虽晚，但其在礼制文化方面的繁荣不亚于其他诸侯国，在中原礼乐文化的浸润下，其在春秋中期开始形成富有自身特色的青铜器体系。随着楚国与周边诸侯国的互动，楚系青铜器传播到长江中下游以及岭南等更为广阔的地域。

　　“王子午”鼎(饪食器) 春秋(公元前70~前076年)

侈口，束腰，平底，斜立耳，器身满饰半浮雕蟠龙纹、窃曲纹和云纹。口沿攀附6条浮雕夔龙，似呈探水状，是迄今所知我国采用失蜡法制作的最早铸件之一。此器平底束腰，体现了楚王“好细腰”的特殊审美 。器壁内侧铸鸟篆铭文14行84字，大意为王子午铸鼎以祭先祖文王和进行盟祀，并因施行德政，受到楚国民众的敬重，希望子孙后代以此作为行动准则。鸟篆铭文字体纤秀隽美，有确切纪年，为研究楚国历史和书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该鼎的主人王子午为楚庄王之子、楚康王时期的令尹子庚。是高等级楚式升鼎的典型器物。

王子午鼎被誉为“鼎中翘楚”，代表了春秋楚国青铜器的崭新风貌。

　　螨首提梁盉(酒器)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春秋战国时期，盉的主要功能是调酒器，“盉乃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该器提梁的主体纹饰是一条螺角龙， 龙角由螭龙盘旋而成，这种立体造型常见于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流是张口螭造型，鋬由5条螭龙盘绕而成，器身满饰细密蟠螭纹。

　　“楚王孙”铜钟(乐器)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合瓦形甬钟。腔体直，铣略外鼓，弧形于。甬、舞部饰窃曲纹，旋饰龙纹，幹饰兽首纹。篆间饰窃曲纹，鼓部饰蟠螨纹。缸部两面共36圆台形枚。钲部与鼓部共有铭文6处48 字，“楚王孙"铭文即出于此。

　　青铜尊缶(酒器)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尊缶为盛酒器，也可作为打击乐器使用，盛行春秋战国时期。

　　青铜提梁壶(酒器)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青铜壶主要作为酒器使用，造型精美者被用作祭祀和宴飨礼器。壶身供提挈的部位最初为贯耳，后演变出钮耳、环钮和提梁等。 该壶盖饰窃曲纹，肩饰一周蝉形纹，腹饰六周蟠虺纹，圈足饰一周綯纹。

　　青铜三足盘(水器)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盘是盛水器，主要用于沃盥之礼，西周中期以前流行盘、盉组合，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流行盘、匜组合，战国以后，沃盥礼逐渐废弛，盘的功能被“洗”取代。

该盘身侧有一对兽首衔环，底部有三兽头蹄形足，器身饰上下相对的勾形羽状纹，并填充纤细的S形圆涡纹和三角涡纹。该盘出土时器身涂有一层厚漆， 具有强烈的楚文化风格。

　　

以 礼 以 诈

（第二单元）

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衰微，列国蜂起，诸侯逐鹿中原。以春秋中期为界，战争观念从“崇礼守礼”向“诡诈之道”转变。 春秋早中期的战争仍以“崇礼”为指导思想，诸侯争霸要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遵守尚德守信的礼义精神，战争手段相对温和，以车战为主，以步卒为辅。春秋晚期至战国，诸侯争战以兼并战和灭国战为主，战术成为取胜的重要条件，“诡诈之道”走向前台，军礼逐步式微，并发展出骑兵这一杀伤力更强的兵种。

　　（一）战而守礼

春秋早中期，列国贵族受西周礼乐教育的浸润仍然较为深入，仅贵族才有资格参战，军中普遍遵守师出有名、不鼓不成列、不重(chong)伤、不杀黄口、不获二

毛、鸣金收兵、师不代丧等原则。

　　浮雕龙凤纹戈(兵器)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前锋呈丰头状，有脊，胡后有2个竖条形穿，有下闲，内为长方形。内双面铸阴线象纹，闲上部与脊交汇处饰一组浮雕龙风纹。

　　（二） 兵以诡道

春秋晚期至战国，铁农具、牛耕的使用和水利灌溉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升，人口数量得以增长，为更加激烈的战争形态提供了物质保障和人口支撑。 残酷的战争导致民不聊生，儒家在周礼“德治”的基础上提出了“仁”这一更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孔子认为， 仁与礼相辅相成，以仁释礼才是礼乐德治的精神内核，这一核心理念被后世历代王朝所推崇。

　　黄君孟戈(兵器) 铜镞(兵器)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铜镞（兵器）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黄国是周代嬴姓诸侯国，大致位于今河南信阳潢川、光山一带。黄君孟是春秋早期的黄国国君。黄国贵族墓葬出土的兵器制作精美，这与黄国军事实力在春秋早期位属前列有关，也与文献记载黄国不服楚国称霸并与其抗衡相呼应，然其终被楚国所灭。

　　“卅一年郑令”戈 “郑左库”矛 长胶素面矛(兵器)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强兵劲弩尽韩出”，韩国的兵器在列国中质量尤佳。郑韩故城白庙范发现的一处韩国铜兵器窖藏中出土了戈、矛、剑等180件兵器，其中170余件均有铭文，内容涉及冶铸管理官职、纪年、地名等。

　　（三）强兵劲弩

东周时期，青铜兵器的制造技艺已相当成熟，甚至建立了专门的生产管理机构，兵器的种类更加齐全，性能更加完善。

　　素面薄格剑(兵器) 战国(公元475~前221年)

　　铜镞(兵器) 商~战国(公元前1600~前221年)

该组铜镞时代跨越商代至战国，有双翼镞、三翼镞、三棱镞以及较为少见的异形。

　　“郭工稽福造”铜弩机(兵器) 东汉(公元25~220年)

弩是装有长臂和发射机枢的弓，用于向远处发射箭矢，铜弩机则是控制弩发射的重要部件。铜弩机出现于战国早期，汉代有显著的改进，并被大量使用。该弩机郭面饰3条错金银菱格纹带，并刻纪年铭文“建安甘二年五月十六日郭工稽福造”。

　　

日 新 不 滞

（ 第三单元）

东周以降，因宗周礼制的崩坏而展现出礼器器型多样化、装饰精细化、功能实用化等特征。玉器使用更加广泛，佩饰玉更加精巧，铁工具促玉雕技艺更加精湛，抽象纹样增多。青铜礼器出现了不少新造型，铜镜、带钩等生活用品增多，显示出礼乐文化的人文化趋势。失蜡法、嵌错法等新工艺使得庄重的青铜器褪去礼器的庄重沉闷，增添了活泼灵动的气息。

　　（一）比德于玉

古人对玉的崇拜源于其润泽细腻的质感，以及在此基础上赋予其超自然的社会属性，如玉之六德说。受“君子比德于玉”思想的影响，东周用玉的社会阶层更加广泛，与适配宗周礼制的礼玉相比，新兴贵族更加偏爱奇巧的佩饰玉。

　　青玉龙凤首璜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青玉质，深褐色。两端分饰龙首和凤首，正面以纤细流畅的双阴线琢出相互勾连的变形鸟兽纹，这种纹饰在春秋时期较为流行。

　　戚齿玉环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玉环分别饰涡纹和谷纹，内外均有齿，环身缠绕长方形金柄，柄的一端有銎，銎内装有三梭形铜条，铜条可连接金属利器，因而玉环可能是某种金属利器的环首部位。春秋战国时期，常见在金属利器末端嵌套玉环的做法。

　　玉带钩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青玉兽面纹剑璇 汉(公元前202~220年)

剑璇是镶嵌于剑鞘上半部的玉饰，供穿戴佩系之用。该剑晚青玉质，有黄褐色沁。表面以绞丝绳纹为界，一端饰兽面纹，另一端饰勾连云纹。

　　白玉剑珌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剑珌是镶嵌在剑鞘未端的玉饰。该剑现白玉质，周身沁色，侧视呈五边形，上端有3个未穿透的圆孔，两侧小孔斜向与中间大孔相通，以接剑鞘。

　　（二）推陈出新

东周时期，青铜器出现了敦、舟、 鉴、缶、钮钟、钲、錞于等新器型，原有的青铜器类也出现了新的造型和装饰纹样，动植物纹、几何纹等替代神秘庄重的兽面纹。在宗周礼制的母体中孕育出新生的青铜文明景象，显示出中华礼乐文化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和创新性。

　　熊足兽耳舟(酒器)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舟可能为饮酒器，春秋中期以后出现。该舟体呈椭圆形，圆底下有4个呈站姿的人身熊首足，环耳上各有一兽首。器盖上有椭圆形镂空捉手。

　　翼兽形铜盉(酒器)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春秋战国时期，盉的主要功能是调酒器。该盉整体呈翼兽造型，腹部有蛇身羽翼兽纹，流为鸟喙兽首，鋬似鸟尾，足为兽蹄。提梁亦为长体四足兽，首尾似虎，身有细鳞。

　　青铜敦(dui)(盛食器)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整体呈球状，盖与器身几乎一致，这种器型的敦俗称“西瓜敦”。口沿有三兽面口卡，腹部对置双环耳，底部有三夔龙片足。

　　弦纹环耳敦(dui)(盛食器)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盆形敦，盖有喇叭状捉手，腹部两侧各有一环耳，饰弦纹。

　　蟠螨纹沿耳鼎(饪食器)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口微敛，斜沿，双立耳外撇，器腹呈半球状，下有三路足，腹部饰蟠焖纹。蟠螭纹是春秋时期新兴的装饰纹样。

　　蟠虺纹盖鼎(饪食器)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子母口，深腹，腹两侧各附一方直耳。圆底，下接三兽首蹄足。盖面隆起，盖顶中央有环形捉手及四环钮，器盖和腹部均饰蟠虺纹。

　　蟠龙纹盖鼎(饪食器)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子母口，深鼓腹，附耳外搬，圜底下有三饰足。盖上置3个环形钮，盖血和腹部以蟠龙纹为主体纹饰。

　　“楚中氏”套耳铜盖鼎(饪食器)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虎钮錞于(乐器) 汉(公元前202~220年)

錞于是打击乐器，主要作为军乐器使用，也用于祭祀和宴乐场合，始于春秋，沿用至东汉。该器内空，顶上立一只长尾虎，虎作前扑状，虎眼圆睁，口微张，虎头及身饰波曲纹。

　　（三）礼化人文

东周时期，镶嵌、错金银、填漆等工艺使得器物更加精致，青铜镜、带钩等生活用品逐渐增多，倡导“崇文尚德”“敬天保民”的周礼朝着更加世俗化人文化的方向发展，塑造着中原青铜文化异彩纷呈的新气象。

　　“见日之光”草叶纹铜镜 汉(公元前202~220年)

草叶纹镜流行于西汉早中期。圆钮，方钮座。座外有方格铭文带“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方格四隅各伸出一株双叶花枝。方格外有四乳钉，乳钉外侧有桃形花，两侧有单层草叶纹。镜缘饰16组内向连弧纹。

　　连弧蟠螨纹铜镜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桥钮，边缘凸起，山向外围依次饰绳纹、宽弦纹带、绳纹带、八弧纹、鸟兽纹带、绳纹带和宽弦纹带。

　　山字纹铜镜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桥钮，方座外区分布四组山r字纹和柿蒂纹，素缘斜凸。

　　八禽博局纹铜镜 汉(公元前202~220年)

圆钮，柿蒂钮座。座外有方框形铭文带

“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西戌亥”，铭文由

12枚乳钉相间；主区饰八乳钉、博局纹及八禽鸟。外围有铭文带“尚方作镜真大好，上有山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口口。”

　　龙虎奔马纹铜镜 汉(公元前202~220年)

圆钮，圆纽座。座外有方形弦纹带。主纹饰由四乳钉分为四部分，分别浮雕龙、虎、马纹，外围有铭文带“尚方作镜真大好，上有山人不知”。

　　错金嵌玉带钩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嵌松石几何纹带钩1727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琵琶式带钩，钩首呈兽首状，钩面以错银、嵌绿松石工艺制出几何纹样。

　　嵌孔雀石云纹方豆(盛食器)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豆是重要礼器，用于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器盖倒放也可盛放食物。该豆盘为方斗形、器身满饰云纹，云纹末端及空隙处镶嵌形状各异的孔雀石。

第四部分 玉熠其辉

中国古礼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庙底沟的彩陶、良渚的玉器等都以独特的文化穿透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证明其礼器属性。祭玉以敬神祇，王玉以显威，瑞玉以昭法度，佩玉以彰德——这组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的玉器，贯穿了中国玉礼器从神玉、王玉、 到德玉的阶段，也是反映古代礼制由石器时代重视神权，到夏商时代事王权，及至西周制礼作乐等级分明、东周时期礼乐革新的历史。

　　（一）祭玉敬神

　　玉琮(祭玉)

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000~4000年)

玉琮是良渚文化中用以沟通神灵的重要礼器，神人兽面纹玉琮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神权礼制。

该神人兽面纹玉琮为矮体筒形，外方内圆。纹饰以四角为中心，形成四组兽面神人纹组合纹饰:每组上节为神人纹，以双弦纹为额，圆眼阔嘴；下节为兽面，眼大夸张， 宽鼻阔嘴。神人兽面纹组合是良渚文化的族微。

　　（二）王玉显威

　　牙璋(王玉) 西周~春秋(公元前1046~前476年)

牙璋是中原夏王朝的核心玉礼器，是王权的象征，受夏王朝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影响，牙璋被传播至南中国地区。

该牙璋首部为"v”字形刃，柄部有一对对称的呈锯齿状扉牙。出土于广州增城两周时期的遗址中，应为当时的礼器，与中原夏王朝的牙璋高度相似。

　　有领玉环(王玉)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有领玉环起源于龙山时代，至商代中晚期成为中原王朝的重要礼器，是殷商王朝的文化符号。有领玉环传播至岭南后可能作为臂饰，礼器文化内涵发生了改变。

　　（三）瑞玉昭法

　　玉戈(瑞玉)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该玉戈出土于虢国墓地，考古报告中将其称为“戈”，但结合其形制和出土位置，并对照《周礼》记载的“六瑞”详情可知，此玉戈应为象征墓主身份地位的高等级大玉圭。

《周礼》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玉圭作为身份象征的瑞玉具有昭法度、明贵贱的礼制功能。

　　（四）佩玉彰德

　　青玉透雕龙形佩(佩玉)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龙形玉佩是战国时期流行的一种佩饰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件龙形佩出土于淮阳，此地在春秋末至战国晚期是楚国的军事重镇。此器是楚国龙形玉佩的精品，反映了楚玉飞扬灵动、雄奇豪放的艺术特征，也是战国时期礼制向人文化、世俗化转变的表现。

　　青玉透雕龙纹璜(佩玉)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玉璜是《周礼》“六器”之一，天地四方“以玄璜礼北方”。

这件玉璜两端饰龙首，口微张，正面饰双钩龙纹，椭圆形眼，两端有圆形小穿孔。两周时期，玉璜多与其他玉饰组合形成组玉佩，璜的数量越多表明等级越高，是周代等级和礼制的体现，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中出土了7件玉璜的组玉佩。

　　玉援(佩玉)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玉瑗是从新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种臂饰，也与其他玉饰组合使用。 《尔雅·释器》中把中心孔径大于边宽的圆玉称为玉瑗。《荀子·大略》载“问士以璧，召人以瑷，绝人以玦，反绝以环”，记载了各类圆玉的使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