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痕】 村名溯源 村魂守望

wbz

　　岁月模糊了村落的记忆，战乱焚毁了祠堂的族谱；风雨漫漶了碑刻的字迹，时光带走了见证的老人。斑驳史料中记载的缺失，像一道深不见底的沟壑，似乎割裂了村落的脉络…历史怎能就此失声？好在村人：“先有零藏，后有小相”，在口耳相传中成为血脉里永不熄灭的星火，让我们指腹摩挲着大量的资料，仿佛能触摸岁月的痕迹。

村志编辑组的同仁，踏破铁鞋觅旧痕，背上布包访千家，走进田野的褶皱里，来到遗址的街巷中。烈日下，古庙的残碑苔痕斑驳，碑文漫漶如泪痕；晨昏中，指尖在键盘飞掠海搜，史料串缀成经纬。明清老屋的房梁上，墨写的字迹依稀可辨，相里金碑上的世系渊源，迁徙的箭头指向避祸的始祖，老旧的契约中记载着先辈买房置地，清代、民国文人留下的墨迹诗文，近代汾阳巨著《汾州沧桑》记载着：“小相村，该村甚古。相传，春秋时晋国大夫里克被晋惠公所杀，其妻携子逃居相城…遂有‘里克少子逃小相’之说。”这些零散的吉光片羽，都是穿越时空的密码，需要耐心地拼合，更需要初心的引领。

旁参《史记》、《国语》等信史，详读《姓纂》、《通志•氏族略》等典籍，深研《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记载：汾州西河郡出十姓、相里列其中，细析《汾阳县志》各版本相关记载，对照相邻《贾家庄镇志•大相村》相里武——汉景帝时擢升御史中丞的文字考证，整合出历史纵横和背景轮廓…资料非死物，是散落的星火，要用双脚丈量土地，更需案头钩沉探究，方能点燃历史记忆的薪柴，照亮村名溯源的根系。

动人的转机，往往藏在记忆深处。村上的老槐树下召集耄耋老人座谈，街旁的屋舍边随机采访相关问题…茶烟袅袅中，个体的碎片在不断的追问中聚沙成丘，披沙拣金。某个不经意的午后，在乡贤绘就的一张村域政区图上，“零藏”街巷和遗址——补上了据传克妻携少子避窨潜藏的合理解构。信史与典籍、实物与文献、田野与口述，是打捞断代的众桨，载着历史的小舟浮出水面溯洄从之，尽管道阻且长，还是让湮没的历历往事重焕新生。

一、核心事实确认

1、三块涉相里氏碑

一是大相崇胜寺《北齐佛造像碑》，明确纪年为北齐天保三年（552年）造像。清•光绪《汾阳县志》卷九《坛庙•寺观补遗》载：“题名可识者七十六人，重见者三人：相里荣智、相里兴龙、相里蛮丑。有官位者六，…开底行参军相里叔悦，…前祭酒从事吏相里继宗，…华州西曹书佐相里山洪，隰城令相里荣矩，…前西河太守相里兴龙，前新兴太守相里刀生”等多为相里氏族人。顾炎武定名为《相里寺碑》，林徽因记作《任敬志造像碑》，这是关于相里姓氏国内目前最早的实物证据。

二是相里瑞碑，顾炎武根据则天新字，推断为武周时所立，民国县长王堉昌在《汾阳金石类编》中也作如是认定。

三是相里金神道碑，碑文较为完备的记载了相里金的一生及家世源流，得姓始祖相里季连，得姓之地相城。

2、郡望与籍贯

《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现存国家博物馆）明确记载：谨录元出州郡河东道汾州西河郡十姓，相里姓列第六位。该书经专家考证，是唐代大历十四年后、元和元年前的产物（779~806年），应是唐朝时的官方认定，唐之汾州，隋为西河郡，唐之西河县，隋为隰城县，西河县（今汾阳市）为汾州治所，属河东道。

相里金为五代时人，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卒葬于小相村北。《五代史•相里金传》记为并州人，碑载汾州西河县唐化乡大相里，史书与碑刻有异，应以碑刻为信。分析其记载的原因，或是兹氏、隰城属太原郡（国），或东汉初年西河郡由朔方刺史部划归并州刺史部有关，应是以上郡代下县所致，而未细致到具体的县、乡、村。

清•乾隆《汾阳县志》载：“按：相里瑞，唐时人，盖（相里）金之远祖。然则（相里）金世居汾州西河，而五代史云并州人，考之未审（不细）也。”（注：世居即三代以上祖辈居住于某地的意思。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父子相代为一世，世居至少三代以上的祖居地），《五代史•相里金传》与碑刻文本、清代《汾阳县志》，应能认定相里金的籍贯；也与村志编辑组寻访到的大相村相里后裔收藏的家族神秩相互印证。

3、零藏村遗址及街巷

零藏村原为小相村的自然村，位于小相村西南一隅。现遗址尚存，始建年代不详，现小相村西南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零藏巷，拐过直角后向西的一条街叫零藏街。《汾阳金石类编》卷三幢塔类收录《宋.满公大师幢记》石刻：“智清口述：法师讳义满，字谦叔，俗姓郭，本邑零藏人，父母舍送小相灵岩院礼僧道宁为师，治平四年（1067年）所试经业合格，十九落发，二十具戒…”是有确切纪年的零藏村住民。

二、重要史料辨正

1、地名信息断代：

相里金神道碑，全称为《大晋故建雄节度使左龙武将军检校太尉赠太子太师西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相里公神道之碑并序》，原耸立于小相村北“太师茔”，现存汾阳市博物馆，是研究相里姓氏历史渊源和小相里村名起源的重要史料。

碑文由中散大夫行尚书刑部员外郎臣李霞蒸奉敕撰，囗恭囗囗成知训书，其真实性、权威性、历史价值颇高。碑文对相里氏的起源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弥补了《庄子》、《韩非子》书中只有相里姓氏而没有源流的缺憾。明确记载了相里金的血缘始祖是河间颛顼高阳氏之苗裔，历史上因官职、避祸三易其氏，改姓相里，这是相里姓氏有史可据的实证。序文提及“克妻司成氏携少子季连逃居相城…相里氏的得姓始祖为相里季连、汉代御史相里武、前赵将军相里览，公（碑主）七世祖相里遵，其先为冯翊人”，说明相里金这一支有过迁徙的经历，在追溯相里遵的远祖时，用了“远祖食禄西河，因居汾晋间，奈为汾州西河县人也”的记述方式，认定了碑主相里金的籍贯——汾州西河县。笔者按史料推定，碑文中的冯翊与西河两处地名，其上限不超过曹魏初年，但丝毫不影响今人按历史沿革追溯其始祖；而“汾晋”一词组合连用，始见于东汉末年的重大事件，《晋书•载记序》：“董卓之乱，则汾晋之郊萧然也。”该序由唐太宗（李世民）御撰，是正史《晋书》的序文，凿凿可信，其后历代有汾晋的诸多记述，皆指汾水流域，也特指太原地区。这些地名、地理信息，遂成为笔者村名溯源的重要节点，为我们根据是时的西河地名，结合西河郡（县）的历史沿革，溯源小相里村名提供了凭依。

宋代金石大家赵明诚认为：“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

作为朝廷命官李霞蒸奉敕撰写的神道碑内容，是研究当地历史和姓氏源流的第一手史料。

　　2、郡望入爵辨析：

碑文记载：相里金在后唐闵帝应顺元年（934年）初封西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后晋天福元年（936年）改封开西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后晋天福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卒于东京（今开封）望仙坊私第，同年十月十七日，归葬于汾州西河县唐化乡大相里原（墓地在小相村北，《汾阳县志》有载）。相里金碑文中：“离汴水以涉长政，归汾川而就玄寝”的文字记载，至少说明相里金的子孙和族人已将位于汾晋间的汾州西河县小/大相里村认作“根祖地”。其封爵爵号前的地名西河郡（县）是为相里氏郡望的元出之地，为今人追溯其得姓之地提供了重要线索。根据《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官方认定：河东道第四、汾州西河郡出十姓，相里列为第六序位的权威记载，且是相里姓氏在全国的唯一郡望。

《元和郡县图志》：“汾州，西河。望。…魏黄初二年，乃于汉兹氏县置西河郡，即今州理是也。…隋大业三年废汾州，还于隰城县（晋改兹氏县为隰城县）置西河郡，皇明初改为浩州，武德三年又改浩州为汾州。”…“西河县，望，郭下…（唐）上元元年改为西河县。”敦煌文书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云：“汾州、西河郡出十姓：靳、卜、宋、林、植、相里、任、临、栾、通”；《太平寰宇记》载：“汾州西河出四姓：任、临、栾、相里”。无论怎样变化，汾州西河的相里姓氏均赫然在列。由上可见，相里金封爵爵号前的西河郡（县）应是郡望入爵。加之唐时安史之乱后有“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的原则规制。事实上在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封爵似有泛化的迹象，异姓封王打破了“非李氏不王”的传统，从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可以管窥一斑。后唐、后晋遵崇并沿袭唐制，封相里金为西河县开国男，改封西河郡开国侯，也就符合唐代后期的制度惯例。

　　3、相里神秩赏鉴：

村志编辑组收集到大相村相里金后裔留存的两幅神秩，非常珍贵，它见证了相里族人的繁衍生息。第一幅画面空间占满，门前有案桌，放有整猪、整羊祭品，骑马官员，妇人开门等图案，中心幅面有两位立祖夫妇（字迹模糊，不可识读），更为重要的是，在立祖人身后左、右两上角各有小的画面，将整个图面全部充满画像，凸显了相里族人文臣武将、冠冕不坠的历史影响力。现今的相里族人提示，右上角的无字碑，暗指女皇武则天是为相里氏族的外甥女（非血亲），因为家族神秩这种绘画内容殊为特别，彰显着相里家族的荣耀。《新唐书•武士彟传》记载：“始，士彟娶相里氏，生子元庆、元爽；又娶杨氏，生三女（武则天为次女），似能印证此说。另一幅神秩，立祖人为“太子太师、西河开国侯，敕封相里金，敕封常夫人”字样。笔者欣赏之余作大略鉴别，推断这两幅神秩应属清代时期所作，因为在明清时绘制祖宗画像渐成蔚然之势…两幅神秩均未见在地“太师茔”上，位于相里金碑之东的唐上骑都尉相里瑞的名讳，也未见《北齐佛造像碑》上诸多相里氏人的名讳，也未见相里金神道碑记载的父讳、祖父、曾祖和七世祖相里遵的名讳（碑文记载遵其先为冯翊人），说明此神秩应是相里金的后裔选择了族中最为显赫的相里金作为供奉始祖而作的神秩，并非是地有碑刻载记的相里氏全部族人的共同始祖。故而笔者在村名溯源时仅作为过程资料参考。

明、清时相里后裔制作的神秩，或由于战乱等原因造成宗谱佚失，选择家族中最为显赫的相里金作为供奉始祖就是合乎情理的家事。

三、关键问题解析

1、相里氏是否源于里克？

较早见诸于汾阳小相村的记载，是民国时期汾阳学人刘天成在《汾阳遗事》记载：“小相村（卜阳镇），相传列国李（里）克少子逃小相…故名。”上世纪九十年代《汾州沧桑》载“该村甚古，相传，春秋时期里克系晋国大夫，后被晋惠公所杀，其妻携少子逃居相城，时人遂乎相里氏…故有‘里克少子逃小相一说’。”从相里金碑文相里氏起源可证，该传说基本可信。不同时期的记述，皆用了“相传”二字，足见汾阳地方学者的审慎，有文化学者指出：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由于文字出现较晚，传说就成为通例。旁参《史记》、《国语》皆有：“晋杀大夫里克”的明确记载，以此为信史，对照《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姓氏典籍相里姓的源流来自于里克，《庄子》、《韩非子》等先秦文献有相里勤之弟子、相里氏之墨的记述，未见姓氏源渊。笔者曾撰写《汾阳古相城的推述》一文，运用多重证据（碑刻、文献、口述等资料）和类比推断，较系统地进行了分折，皆以小相村周边的三块涉相里姓氏的碑碣为基石，以相里金碑文内容为一手史料，对相里金爵位前冦以西河郡（县）郡望入爵作依据，参考唐代中后期唐玄宗幸蜀之后的唐制“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原则规制，实现了实物、文献互相印证。根据相里金碑文可证：今汾阳市小/大相村的“相里氏源自里克”，应是有客观的事实依据。北齐相里寺碑中题名人为相里姓氏，且有官职的有六位相里族人，笔者推断北齐时已是当地的旺族，《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汾州西河郡出十姓，相里位列其中，唐代官方谱碟应能佐证，表明至迟在唐代的官方认知里，相里氏的郡望确为汾州西河（今汾阳一带的小/大相里村），后晋时朝廷命官李霞蒸奉敕撰写的相里金碑文刻有“相里金为里克的后裔”是在地化文本，从“历史记忆”和“社会认同”的角度看，该碑刻文本是真实可信的，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认可。这也为汾阳当地史家“相传，里克少子逃小相”提供了强力的支持！

　　2、零藏意涵理解：

相里金碑刻中的世系、生平与籍贯，葬地小相村北“太师茔”（《汾阳县志》有载），是连接“相里”姓氏与小/大相里村名的关键物证。特别是碑文中“协避窨全身支道，见因地得姓之由”，译为白话文即是：协调避窨潜藏与保全身家性命的生存方式，显现出因避地而得姓相里的具体缘由。碑文较好地补充了《姓纂》、《通志•氏族略》姓氏典籍中未记载克妻携少子季连的避祸细节。

小相村人历代口耳相传：“先有零藏，后有小相”。揭示了村落演变的可能过程，足见零藏村的历史地位。关于零藏自然村，《汾阳县志》少见记载，历代的石幢、契约、绘图、类编、丛书中出现了零藏、灵藏、林藏、离藏、云藏等不同书写方式。好在清代•光绪版《汾阳县志》辑录有寺僧智清述：“法师讳义满，字谦叔，俗姓郭，本邑零藏人”的记载，民国县长王堉昌《汾阳金石类编》卷三幢塔类也收录了《宋•义满公大师经幢》石刻，从书写的小字看：该经幢民国十二年尚存，今（当时）残留数小块，行字未详，据县志录列其略（简要内容），但在抄录时记为“雲藏”，应属笔误；该书另录有《金胜师围地经幢》中也有“零藏村妙觉禅院小师 普恩”字样，说明零藏村作为一个地名至少在北宋至金代已稳定使用。笔者曾撰文认为“零藏”二字应为正字。初时面对零藏这一别致的村名，其内涵的深意为何？颇费思量，而漫长的岁月里也未见老祖宗的具体释意。今见之文章中有高僧灵骨埋藏说，有灵藏法师讲经传佛说等，为了弄清零藏村之涵意，海见同学曾经进行了大量搜索，历史信息中仍然不见具体解释，且大多写作“靈藏”。笔者在推述中，根据《史记》、《国语》等典籍记载的“晋，杀大夫里克”的历史事件作为信史，结合小相村“据传，李（里）克少子逃小相…故名”的记载，试图进行可能的分析，因文生义也好，按迹循踪也罢，结合甲骨文“零”的造字本义，释意零藏为：里克妻儿从晋国大夫的贵族“零落寒门，避窨潜藏”的省文，这在语言学上是可行的，与里克妻儿为避祸选择的生存策略相关，符合地名命名中意愿性或记述性的特征，同时承载是地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先秦时期的省文，是古代汉语中常见的现象，一般是结构不同的联合词组的凝缩，如：《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旦辅政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成语为吐哺握发，省文为“吐握”；《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授”，后世通过简省，形成更简洁的“金紫”代称官职，这种简省并不鲜见。汾阳文化研究会一行数人2024年5月走访小相村后，侯廷胜先生撰写了《小相村中村零藏村》一文，进行了详细的记述，附文对辛（新）庄村作了介绍，据村中八、九十岁老人回忆，辛庄村遗弃于1938年（因日本侵略），最后的住民为赞化里八甲相里尔泰（1871~1959年）夫妻二人；可以说相里尔泰是祖居旧地辛庄村的最后坚守者。

笔者认为：地名，不仅是地理信息标志，更是时间、历史的承载和人文记忆。史学研究中对待已有的地名文字记载，应注重历史背景和约定俗成口述衍传等相互关联，采用审慎的态度解读为宜。

从村人衍传：“先有零藏，后有小相”审视，至少说明零藏是比小相里（村）更早的聚落。现有收集大量的史料说明，产生在汾阳的独特姓氏相里，小相里村名的演变，与《史记•晋世家》载记的“汾阳之邑”存在着事实上的牵联是肯定无疑的，也是有碑碣实物客观印证的。而《汾州沧桑》记载：“相传，辛庄是相里族人的祖居旧地”源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对村民的认真采访而写就，并作为汾阳的大型文化出版物，其严肃性是有保证的。通常认为：“村”是自然形成的多姓氏聚居区，唐代成为一级基层行政组织；而“庄”则为有着密切血缘关系的族亲聚居之处。

笔者对零藏村名涵意的解读，采用了类比逻辑推理方式，根据98版《汾阳县志》：“汾阳沿革，春秋属晋为瓜衍县，为晋献公假虞灭虢后，迁其族人于此，筑城以居之”（《太平御览》有载）。为何叫瓜衍县，已难稽考，原汾阳史志办主任王希良先生解释：汾、孝方言中虢读作瓜，虞与衍近音，意为虢国和虞国后代子民延续繁衍之地。笔者认为：同属春秋时期的晋国（晋献公、晋惠公时）、同在瓜衍之地、且皆涉及里克（假虞灭虢主帅、侯迎夷吾归晋的主角），两件事前后不到十年。则里克罹难后，克妻司成氏或亲见过晋惠公写给里克的遗里克书：“诚得立，请遂封子于汾阳之邑”，或听闻过里克（或部下）押解虢、虞族人迁徙至瓜衍县的口述，司成氏携少子季连逃居地选择瓜衍境域，零落寒门，避窨潜藏，后形成零藏自然村是最为合乎情理的史实！有史家言：春秋时期贵族避难常选偏边、隐蔽之地，瓜衍县属晋国的边鄙之地，地处吕梁山东麓，山川环绕，更利于藏匿。这样的解读也与相里金碑文中“协避窨全身支道，见因地得姓之由”所暗示的相里家族起源与“避祸”、“得姓之地”相吻合，说明李霞蒸自陈的“抒思冥搜，摭实记述”，此言着实不虚。

这样的类比推理，存在较大的或然性，但为零藏村名提出了一个合乎典籍信史与碑刻文本的解读。继先同学今夏采访汾阳城的王羽钟先生，在谈及小相零藏村时，其解释为：信源来自80年代末小相村的一对夫妻，村名应为里藏（Li qio ，汾阳方言音），意指相里家族的祖先避难藏到此地，王羽钟先生的解读指向相里氏的始祖，笔者对零藏的释读指向里克妻儿零落潜藏，有异曲同工之效，或为巧合。至于汾阳（或绛县）方言中里藏是如何音（讹）变为零藏的过程，最后村人衍传将零藏定音为闾藏（Lu Zang），涉及到地名学解释上需要音韵学、方言学的佐证支持，笔者对小相方言略知一二，对音韵学知之甚少，故而对里藏如何演变为零藏的过程未敢涉及，更不便妄断，只能作留白处理或阙如对待…希望后来者深研之，更望今之博雅君子补正。

现今小相村有零藏遗址，零藏街巷名称，也有辛庄地垙命名。零藏村名的释意，是结合典籍《史记》、《国语》信史记载的史事，姓氏专著、碑文石刻、地方志书、先贤记述、地理方位等史文而作出的史意解读，它客观地佐证了小相村地名的起源和演变，与村人衍传：“先有零藏，后有小相”也契合无间。体现了零藏、小相村名演进的先后顺序和作为文化记忆的纽带功能，同时也说明了历史文化传承有着强大生命力。诗云：

卜山倚背田舍幽，

零藏真义古韵悠。

西河溯洄寻旧邑，

残幢刻名志书留。

注：清•康熙《汾阳县志》载：“而惟汾州之为汾阳，则自周迄明，相沿独久。以郡言则曰西河，以州言则曰汾州，以邑与县言则曰汾阳” 。

　　3、相城究竟何在？

碑碣作为“在地化”的历史文本，通过记录造像碑、神道碑的事件、人物、世系等细节，为村名溯源提供了时间锚点、空间线索、村落关系网络等关键信息，结合典籍文献、方志记载、先贤考述文字，对溯源历史事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实物证据优先于文献记载，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北齐相里寺造像碑，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相里氏实物证据，其时相里氏聚居，合族参与佛造像碑，题名中众多相里氏人名刻字，将相里姓氏的可靠史提至六世纪，实际地点离零藏、辛庄自然村不足一公里，属小相村的两个自然村，村名含“相”，符合因地得姓的逻辑。

* 汾阳小/大相村地名存在，至今千年有余，顾炎武言“今汾阳大、小相里二村，相里氏之后尚有数十家…欲求元时遗族，己寥寥不可见矣”，元时遗族意即最靠前头的相里氏的后裔；小/大相村这类地名通常是聚落分化的结果，相字直接关联相里氏。实物证据可证，相里氏聚居地小/大相村，从北齐、隋唐、五代、明清至今，脉络清晰可辨。

*《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记载，汾州西河郡为相里氏的唯一郡望，这是唐代的官方认定的历史事实，也与《姓氏联典•相里》：相城启姓，西河阀阅”相互印证。相里金爵号为郡望入爵是不争的事实，唐制“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的原则规制，为推述相里姓氏起源地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无论如何，相里氏得姓始祖相里季连，郡望西河已是学界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各地探究相城的地望不失为一种现实选择。

* 清代《四库全书》中《元和姓纂•粗校》：西河隰城，相里祉始居焉，今汾州相里城是也。”将居西河的相里祉（济阴太守）指向东汉时；《贾家庄镇志•大相篇》载：“相里武，汉景帝时擢升御史中丞”的考证为汉景帝时的结论，将是地相里氏人指向西汉；清•康熙《汾阳县志》辑录朱彝尊为相里金碑所撰跋云：“汾阳县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聚族居焉。按：相里氏东周时即有之，庄子称相里勤之弟子是己，汉有御史武，十六国前赵有览，大都皆为晋人也”的考据，通过姓氏与地域双重纽带，将两者联系起来…这些相里氏人纵向勾连，形成了粗线条的世系，春秋、战国、西汉、东汉、北齐、唐朝、五代、明清至今的链条，以相里金爵号郡望——汾州西河为锚点，按今汾阳市的历史沿革上溯至瓜衍（或汾阳之邑），是为一种可行的研究方向。

* 民国县长王堉昌《汾阳金石类编》记载的宋•满公大师经幢石刻“法师讳义满…本邑零藏人”，说明至少在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前小相里已有零藏自然村，笔者解读为“零落寒门、避窨潜藏”的省文，意指克妻司成氏携少子季连逃居相城（一隅）的栖身之地，因此事件将自然村名称为零藏，也就是顺利成章的事情，这样释读与相里金碑文：“协避窨全身支道，见因地得姓之由”能够互相印证。或许零藏村名背后有着厚重历史遗址值得挖掘。

以上诸多证据，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逻辑闭环：汾阳之邑、汾阳之田（《史记》、《国语》）——相里氏在汾阳历史悠久（北齐相里寺碑）——唐上骑都尉相里瑞（顾炎武《金石文字志》武周时立）——郡望为汾州西河（《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后晋相里金碑（相里源自里克，碑文，唐代《姓纂》、宋代《通志》姓氏谱牒）——相里后裔延绵不断（大相村人《家族神秩》、小相村人神龛）。这些足以说明《汾阳遗事》和《汾州沧桑》记载的“据传，里克少子逃小相之说”确实不诬！笔者以为：小相村西南一隅的零藏村，是为里克妻儿逃居避祸的最初栖身之所，辛庄是相里氏族人聚（祖）居之地，之后聚落分化而衍生出小/大相村。这样，姓氏典籍、碑刻文本记载的相城将“浮出水面”，因相里季连是里克夫妇的小儿子，而得姓受氏时年龄尚小，村人遂呼小相里，之后村名演变为小相里（村），零藏村是上托相城，下承小相的重要节点…尽管对相城的确指尚存争议，见之网络上的有韩城相里堡，山西安邑的北相镇等，各自都有理由阐述，但两地均未见实物证据支持。我们不能因为古代文献未见今汾阳有过相城的记载，而刻舟求剑地以为相城是今安徽淮北（此相城与相里姓氏无丝毫的牵联）。我们应构建“标准名称（零藏、小相里）——地理位置（汾晋间）——历史沿革（唐时~五代：汾州、西河）——文化内涵（信史、人文历史、传说）”的研究框架，运用全面的客观证据，将零星信息转化为可追溯的结构而溯其源流，并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正如今汾阳市名中的汾阳，正史记载始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而近些年出土的几块唐代墓志，早已载记有汾阳城、汾阳私第等字样，印证了唐代官称的西河，在民间已经广泛使用汾阳称谓的事实。客观地说，北齐之前，关于相里氏的实物全国都很少见，留下了很长一段的历史空白，好在无论官方正史、还是地方志书、先贤文人都撰写了不少的文字史料，村人代代耳口相传的“先有零藏，后有小相”都成为笔者撰此拙文的重要史料。

从时间上看，《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成书早于《元和姓纂》，且都在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元和姓纂》未注明相城所在的州郡，个中缘由不便揣测；相里金碑文也作如是载刻，与海见同学交流零藏村名缘由时，他给出了自己的判断：相城前并无定语，属于在地化的记述，若是它处，应会标注说明，这是很有见地的解释。今人只能按文献、碑刻文本的先后生成顺序尽力去作“理解”…尽管相里金碑文记载：“相里氏源自里克”，也有姓氏学文献支持，更有地方志书的佐证。但从史学家的角度审视，是地北齐前至春秋时期1200年左右的时间尚缺直接证据支撑！唐宋时的姓氏典籍晚出千年以上，尚不能做为前溯的直接证据，碑文中的春秋源流叙述，是后世的“追溯”，而非当时的“实录”，其可信度有限。但相里金神道碑是立于墓道前，向公众展示的纪念性石碑，碑文由朝廷机构撰刻，具有昭示官方评价和认定的公开属性，碑文内容无疑是真实可信的，并得到朝廷和相里族人双方认可，且供民众瞻仰的纪念碑。其铭文“归葬故园”的记载，在祖茔与远祖相里瑞碑毗邻安葬的事实（金碑在西、瑞碑居东，古代奉行以东为上），体现了对传统文化中的血脉延续和家族认同！我们能够从“封爵”与“郡望”，结合唐制“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的原则，推断出其得姓之地即是唐朝~五代时的汾州西河（今汾阳小/大相里）。这个强大的逻辑闭环也为笔者因文生义地解读“零藏”村名提供了文本依据，今人应当承认这些文字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文史价值，作为“先有零藏，后有小相”村民衍传，这是一个富有历史沉淀和文化内涵的村名“起源叙事”，应引起我们的足够正视与尊重！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通史名著，它在起源叙事方式上，以其“神性奠基，人性落笔”开创了正史撰写范式，通过对主题的提练，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标杆，同时揭示出被遮蔽的历史图景；其“以人系事”的书写方法，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传统史学认为“实录”、“直笔”、“因果探究”的起源叙事更为可取；“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而“逻辑”则是由概念、方法组成的框架，是建构的分析工具。

本文按实物直接证据，小相村至迟在北齐时己经存在，相里族人是时己成为望族，从零落寒门到真正崛起，没有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接续是不可能的，惜其族谱因战乱佚失，今人不能窥其原貌；按《姓纂》、《通志•氏族略》等文献和相里金碑文刻写的“相里源自里克”可信的源流记述，则至春秋时期里克罹难，其妻携少子季连“协避窨全身支道，见因地得姓之由”的“零落潜藏（零藏）”算起，小相村己有2600多年的人文历史记载。至于更为严谨的史学定论，仍需更多的田野考古发掘或新文献的发现，才能予以证实！

　　并非所有的空白都能填满。志书如树，纵写脉络需顺时而生，阙如处，终须留白守史魂——在村志组卷时，若能再添一篇“史料阙如考”，详记战乱焚毁之痛，文献记载之缺，并附一行文字：“待后有识者续之”应是非常可行的作法。史学的尊严，不是虚构圆满，而是敬畏空白；那留白阙如处，是向未知的躬身，也是对后生的托付；溯源之史料印痕记述清晰，终将成为后来者接力的序章。

整理完拙文的最后一页，窗外已是寒星点辍，小区早已静谧无声。缺憾未必是终点，它让村名溯源有了呼吸的间隙，在求索中学会谦卑，在流白处守望村魂。

笔者受多年工程师思维的熏染，只在规程规范、技术标准、设计图纸之内编写技术方案，创意解释明显缺乏。或许存在着固执、执拗的缺陷，也可以说是坚持、坚守的力扛，但会尊重地名解释的多样性，文末借用史学大家司马迁一语作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这应是志书的灵魂，让我们共同守望村魂。

今特故备著之，以见区区之初心，芹献于村志编辑组，亦聊以供村名溯源之助。

2025年 11月4日草就

11月14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