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览绍兴会馆：南半截胡同里的文学丰碑与岁月回响

国民一员

2025年10月6日，秋日的微风拂过北京西城区南半截胡同的青砖墙面，我们在菜市口以南的街巷深处，寻到了绍兴会馆的踪迹。这座曾因临近菜市口刑场被戏称为“绊脚胡同”的院落，如今虽仅能从门外窥见部分青灰屋顶，却因与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厚联结，成为无数人追寻历史与文学记忆的坐标。从清道光年间的“山会邑馆”到民国初年的“绍兴县馆”，再到如今待腾退的民居，这座院落的百年变迁，既是宣南会馆文化的缩影，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重要注脚。

一、溯源：从“山会邑馆”到“绍兴县馆”的百年沿革

绍兴会馆的历史起点，需追溯至清代宣南会馆文化蓬勃发展的浪潮。清道光六年（1826年），浙江籍著名学者、史学家章学诚（字实斋，会稽人，清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联合山阴、会稽两邑（清代绍兴府下辖核心两县，民国初年合并为绍兴县）的旅京同乡，筹资购地营建了这座会馆，最初定名为“山阴会稽两邑会馆”，简称“山会邑馆”。彼时的南半截胡同虽因临近刑场略带萧瑟，却因地处宣南文化圈边缘，成为同乡会馆选址的优选区域——既远离闹市喧嚣，又便于同乡往返京城核心区域。

章学诚筹建会馆的初心，源于对同乡群体需求的深切体察。清代绍兴府文风鼎盛，赴京应试的举子、任职的官员、经商的商贾络绎不绝，却长期缺乏一处凝聚乡谊、解决实际需求的固定场所。会馆建成后，迅速成为山阴、会稽两邑旅京人士的“精神驿站”：举子在此温习功课、交流学问，避免异乡奔波之苦；官员在此商议同乡公益、联络人脉；商贾在此互通商情、协调贸易；即便对贫寒同乡，会馆也会提供临时住宿与基本资助，其“联乡谊、解乡忧”的功能，贯穿了“山会邑馆”时期的始终。

民国初年，随着行政区划调整，山阴、会稽两县合并为绍兴县，“山会邑馆”也随之更名为“绍兴县馆”，名称的更迭不仅是地域行政变化的反映，更标志着会馆服务范围的扩展——从两邑同乡延伸至整个绍兴县旅京人士，进一步强化了绍兴地域文化在京城的凝聚力。此后数十年，绍兴会馆虽历经战火与社会动荡，却始终作为绍兴人在京的“文化符号”存在，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功能逐渐转型。

二、遗存：坐西朝东的三路院落与建筑风格

站在南半截胡同中眺望，绍兴会馆坐西朝东的格局与周边民居形成鲜明区隔，这种朝向既遵循了北方建筑“避西晒、纳东暖”的实用理念，也暗含着对故乡绍兴“东临东海”的地理呼应。作为宣南地区规模较大的县级会馆，其三路院落、84间房屋的规制，远超普通府州县会馆，即便与部分省级会馆相比也毫不逊色，其建筑风格可概括为“北地规整为骨，江南精巧为魂”，是南北建筑文化交融的典型例证。

从建筑结构来看，会馆采用明清时期北方四合院常见的抬梁式砖木结构——以粗壮的榆木、松木为梁架，层层叠加支撑屋顶，梁上立柱与柱下石础形成稳固的受力体系，这种结构既保证了建筑的耐久性，又让室内空间更开阔，适合举办同乡集会、宴饮等活动。墙体采用“里生外熟”的砌筑工艺，内侧用土坯砖增强保温性，外侧用青砖整齐砌筑，砖缝间的灰浆以糯米汁、石灰、砂混合调制，历经百年仍基本完好，展现了清代工匠的精湛技艺。

最能体现江南建筑韵味的，是会馆的功能分区与装饰细节。会馆分为南、中、北三路院落，每路院落又包含多进空间，功能划分极为清晰：

- 中路院落为会馆核心，设有仰蕺堂、希贤堂等主要建筑。仰蕺堂取“仰慕蕺山（绍兴名山，明末刘宗周讲学之地）”之意，是会馆的议事与祭祀中心，堂内曾供奉大禹（绍兴为大禹陵所在地）与绍兴籍先贤牌位，强化同乡的文化认同；希贤堂则用于举办同乡宴饮与戏曲演出，每逢节庆便有越剧、绍剧在此上演，乡音入耳，慰藉乡愁。

- 南路院落以文人活动为主，包含补树书屋、怀旭斋等空间。补树书屋因院内曾有一棵枯树被补种而得名，屋宇小巧雅致，窗棂采用江南常见的“冰裂纹”样式，室内陈设简朴，仅设书桌、书架与卧床，正是鲁迅在此居住时的创作之地；怀旭斋则是文人切磋诗文的场所，曾陈列绍兴籍文人的书画作品。

- 北路院落侧重实用功能，设有藤花馆、莳花别馆、绿竹舫等，或为同乡提供临时住宿，或辟为花园景观。藤花馆因院内紫藤花架得名，夏季藤花满架，香气袭人；绿竹舫则是一处仿江南水榭的建筑，虽无水景，却以竹制构件与弧形屋顶营造出“舫在水中”的意境，尽显江南园林的精巧构思。

这些建筑细节与功能布局，既满足了会馆的多元需求，又将绍兴的地域文化融入北方建筑肌理，让南半截胡同里的这座院落，成为“绍兴文化在京城的微缩景观”。

三、印记：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地

绍兴会馆的历史地位，因鲁迅的居住与创作而被永久铭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民国元年（1912年），鲁迅应教育部邀请从绍兴赴京任职，初到北京便居住在绍兴会馆，直至民国八年（1919年）迁居八道湾胡同，在此居住长达七年。这段时光虽被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称为“客中少有的闲暇，又给我一个好机会，使我回到古代去”，却也是他从“整理古籍”转向“创作白话小说”的关键转折期，而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正是这一转折的“见证者”。

民国七年（1918年）4月，鲁迅在补树书屋中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这间仅十余平方米的小屋内，他以“狂人”的视角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用辛辣的笔触与革新的文体，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纪元。据鲁迅日记记载，创作期间他常深夜伏案写作，窗外的藤花与屋内的油灯成为陪伴，“夜坐补树书屋，作《狂人日记》毕，甚快意”，寥寥数语道出了完成这部作品时的心境。除《狂人日记》外，鲁迅在绍兴会馆还创作了《孔乙己》《药》等经典短篇，翻译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幻小说，整理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古籍，这座院落见证了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鲁迅在绍兴会馆的生活，并非完全沉浸于文学与古籍。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及与同乡友人的交往，如与范爱农、许寿裳等人在仰蕺堂小聚，讨论时事与文学；也记录了在会馆周边的活动，如“赴琉璃厂买纸”“在广和居赴宴”，这些日常细节让会馆的历史记忆更加鲜活。1919年鲁迅迁居后，仍多次回到绍兴会馆探访，足见他对这座院落的深厚情感。如今，即便补树书屋已非原貌，但提及绍兴会馆，人们首先想到的仍是鲁迅与《狂人日记》，这座院落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地标”。

四、回响：除鲁迅外的名人足迹与历史事件

绍兴会馆的历史价值，并非仅由鲁迅一人铸就。作为清代至民国时期绍兴籍人士在京的重要据点，它还曾迎来多位历史名人，见证过诸多影响地域与文化发展的事件。

（一）驻足于此的历史名人

除鲁迅外，清代至民国时期多位绍兴籍名人曾与绍兴会馆产生交集：

- 章学诚（会馆创建者）：作为清代史学理论的奠基人，章学诚不仅牵头筹建了山会邑馆，还多次在会馆主持“文史研讨会”，邀请江南学者讨论史学研究方法，他的《文史通义》部分篇章的修订思路，便源于在会馆与友人的交流；同时，他还在会馆设立“助学基金”，资助贫困举子赴考，推动绍兴文风在京城的传播。

- 李慈铭（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会稽人）：光绪年间曾短期居住在绍兴会馆，他在《越缦堂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在会馆的生活：“居山会邑馆之藤花馆，院有紫藤，日午坐其下，读《资治通鉴》，听邻院书声，恍如归里”，日记中还提及在会馆与同乡唱和诗文的场景，为研究会馆的文人活动提供了珍贵史料。

- 蔡元培（近代教育家、绍兴人）：民国初年曾多次到访绍兴会馆，作为鲁迅的同乡与前辈，他曾在仰蕺堂为绍兴籍旅京学生演讲，倡导“教育救国”理念；同时，他还在会馆推动“同乡文化改良”，建议增设新式书籍阅览室，让会馆从传统同乡组织向现代文化场所转型。

这些名人的参与，让绍兴会馆从单纯的“同乡驿站”升级为“文化交流平台”，成为绍兴地域文化与京城主流文化对话的重要窗口。

（二）会馆中的历史事件

绍兴会馆在历史上虽未直接参与重大政治变革，却在文化、公益领域留下了深刻印记：

- 清代的“同乡助学与文史传承”：自章学诚创建会馆起，“助学”与“传文”便成为核心活动。道光至光绪年间，会馆通过“同乡捐资助学”模式，累计资助超过50位绍兴籍贫困举子赴考，其中23人考取进士，成为绍兴“文风鼎盛”的重要助力；同时，会馆还定期举办“文史讲座”，邀请绍兴籍学者讲解地方历史与文学，如清代学者李慈铭曾主讲“会稽地方史”，吸引众多江南籍文人参与，推动了绍兴地方文化的传播。

- 民国初年的“文化革新讨论”：民国建立后，绍兴会馆成为绍兴籍进步人士讨论文化革新的场所。1913年，鲁迅与范爱农、许寿裳等人在补树书屋多次讨论“白话文推广”，虽未形成系统主张，却为后来《狂人日记》的创作埋下伏笔；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会馆内曾举办“新旧文化之争”的小型讨论会，部分绍兴籍学生在此辩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成为新文化运动在地方同乡组织中的缩影。

- 抗日战争时期的“同乡抗日募捐”：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绍兴籍旅京人士在会馆（时已更名为绍兴县馆）成立“绍兴同乡抗日后援会”，通过募捐钱款、收集物资、组织同乡返乡参战等方式支援抗战；同时，会馆还为从沦陷区逃难至京的绍兴同乡提供临时住宿，成为战乱时期同乡的“避难所”，展现了同乡组织的社会责任。

五、现状：待腾退的“大杂院”与未来展望

如今的绍兴会馆，已不再是文人荟萃的文化场所，而是经历了“会馆—机关办公用房—民居”的功能转型，成为一座居住着数十户人家的“大杂院”，普通游客只能在胡同中驻足外观，无法进入院内参观。据周边居民与文物部门消息，会馆目前已被纳入宣南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规划，正在推进居民腾退工作，未来将进行修缮与活化利用。

（一）从会馆到“大杂院”的转型

绍兴会馆的功能转型始于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后，会馆产权被收归国有，曾先后作为地方机关办公用房、街道工厂厂房；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城市人口增加，院落被改造为居民住宅，大量居民迁入，原本规整的三路院落被分割为多个居住单元——仰蕺堂被改造成多户合用的“大杂屋”，补树书屋被纳入居民住宅，院内搭建了大量临时建筑，原始格局与建筑细节遭到严重破坏，仅部分屋顶、梁柱与石础仍保留着清代原貌。

长期的“大杂院”状态，给会馆的保护带来诸多挑战：砖木结构因长期潮湿、缺乏维护出现腐朽，部分梁柱需靠临时支架支撑；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大量垃圾与油烟，对建筑本体造成污染；私搭乱建的建筑不仅破坏了原始格局，还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尽管如此，“大杂院”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会馆避免了被废弃的命运，居民的日常维护让建筑本体得以“勉强存续”，为后来的保护与修缮保留了基础。

（二）腾退与未来展望

2021年以来，随着北京法源寺历史文化保护区复兴项目的推进，绍兴会馆因其重要的历史与文学价值，被列为重点保护与活化的遗存之一，居民腾退工作逐步启动。根据目前公布的规划思路，绍兴会馆的未来将围绕“文学记忆保护、历史风貌还原、文化功能活化”三大核心展开：

- 文学记忆保护：重点修缮补树书屋、仰蕺堂等与鲁迅相关的建筑，还原鲁迅居住与创作时的室内陈设，设立“鲁迅与绍兴会馆”专题展区，通过文物、图片、多媒体等形式，展示鲁迅在会馆的生活与创作历程。

- 历史风貌还原：拆除院内私搭乱建的临时建筑，修复三路院落的原始格局；按照“修旧如旧”原则，恢复抬梁式砖木结构、冰裂纹窗棂、紫藤花架等历史元素，让会馆重回“北地格局、江南韵味”的风貌。

- 文化功能活化：在保护的基础上，引入“文学交流、地方文化展示”等功能，定期举办鲁迅文学研讨会、绍兴文化节等活动，让会馆从“静态文物”转变为“活态文化空间”，既传承历史记忆，又服务当代文化需求。

尽管目前腾退与修缮工作仍在推进中，尚未明确开放时间，但从规划方向来看，绍兴会馆未来有望成为“宣南文化与鲁迅文学”的重要展示窗口，让更多人走进这座百年院落，感受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历程与宣南会馆文化的深厚底蕴。

离开南半截胡同时，夕阳为绍兴会馆的青灰屋顶镀上一层暖光，胡同里的行人步履匆匆，却仍有不少人在会馆门前驻足，试图从斑驳的墙面中寻找鲁迅与《狂人日记》的痕迹。这座院落，既是清代绍兴同乡的“乡愁载体”，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坐标”，更是宣南历史文化的“活态遗存”。它的百年变迁，见证了同乡组织的兴衰、文学思潮的变革与城市功能的转型，而待腾退后的新生，必将让它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中，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南半截胡同里的绍兴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