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金元之际的文坛巨擘与史学大家

不老松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是金末元初文坛盟主，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作为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他不仅在诗词创作上取得了卓越成就，更在金元易代之际承担起保存文化、记录历史的重任。元好问的一生跨越了金朝的衰落与蒙古的崛起，其作品深刻反映了那个动荡年代的社会现实与文人心态。本文将全面梳理元好问的家世背景、坎坷仕途、文学成就、史学贡献以及后世评价，展现这位金元之际文化巨匠的多维度形象。

家世背景与早年经历

元好问于金章宗明昌元年七月八日（1190年8月10日）出生在山西忻州一个世代书香的士大夫家庭。据史料记载，其家族系出北魏皇室拓跋氏，先祖随孝文帝南迁洛阳后改姓元，历经五代至北宋末年，高祖元谊任忻州神武军使，曾祖元春曾任北宋隰州团练使，家族遂定居忻州。祖父元滋善在金朝任柔服县丞，父亲元德明虽科举不第，却以诗闻名，著有《东岩集》，以教授乡学为业。这种深厚的家学渊源为元好问日后的文学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元好问自幼聪慧过人，展现出惊人的文学天赋。出生仅七个月，即被过继给叔父元格（时任掖县县令）抚养。七岁能诗，被誉为"神童"；八岁已能作诗；十一岁时随嗣父在冀州任职，得到翰林侍读学士路择的赏识，路择"爱其俊爽，教之为文"。十四岁时，元好问师从陵川名儒郝天挺（郝晋卿），潜心研习古代典籍，经过六年系统学习，精通百家之学，具备了极高的文学修养。这段求学经历不仅丰富了元好问的知识储备，也培养了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坎坷的科举之路与仕途起伏

元好问的科举之路充满波折，从十六岁起便开始参加科举考试。由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识免乡试"，他直接到并州参加府试，但未能中第。此后在泰和八年（1208年）十九岁时，又赴长安参加府试，再次落第。二十一岁时，他返回故里，在定襄遗山读书，并自号"遗山山人"。两年后，蒙古大军突袭秀容，屠城十万余人，其兄元好古不幸遇难，为避兵祸，元好问举家迁往河南福昌，后转徙登封。

卫绍王崇庆元年（1212年），元好问第三次赴中都（今北京）应试，依然名落孙山。此时正值金朝三十万大军被蒙古击败，国家危机加深，加上考试失败，使他的情绪极为低沉。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兵围攻中都，金宣宗仓皇迁都南京（今开封），元好问于夏天赴汴京准备秋试，虽再次落第，却得以结识朝中名流如赵秉文、杨云翼、雷渊、李晏等。其诗作《箕山》、《元鲁县琴台》深得礼部尚书赵秉文赞赏，文名震动京师，被誉为"元才子"。

经过多次挫折，元好问终于在兴定五年（1221年）三十二岁时进士及第，却因科场纠纷被诬为"元氏党人"，愤然不就选任。正大元年（1224年），三十五岁的元好问在赵秉文等人推荐下，以宏词科登第，始任权国史院编修，留官汴京。此后历任河南镇平县令（1226年）、内乡县令（1227年）、南阳县令（1231年）等职，在任期间大刀阔斧改革，政绩斐然，《南阳县志》记载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能妥善管理"兵民十余万"的大县。

金亡之际的艰难抉择与历史贡献

天兴二年（1233年）成为元好问人生的重大转折点。蒙古军围攻汴京，金哀宗弃城而逃，朝中无主之际，金将崔立发动政变，开城降蒙，并自封郑王。崔立胁迫朝臣为其立"功德碑"，元好问与王若虚、刘祁等被迫参与此事，这一"崔立碑事"成为后世争议其名节的重要焦点。现代学者如降大任认为，元好问虽参与此事，但立场上耻于为崔立歌功颂德，更多是迫于形势。

汴京城破后，元好问做出了两个对文化传承至关重要的决定：一方面，他向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推荐了五十四名金朝儒士，请求保护并任用这些知识分子。历史证明，其中十五人后来在《元史》中有记载，对保存中原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他开始系统收集整理金代文献，决心以文字保存即将湮灭的历史。

金亡后，元好问随大批官员被俘，押往山东聊城羁管两年，后居住冠氏县。在这段艰难岁月里，他痛心金国的沦亡，更加坚定了"以诗存史"的信念，开始勤奋编辑金代已故君臣的诗词总集《中州集》。这部作品不仅收录了包括两位金朝皇帝在内的250余位作者的诗词2116首，还为每位作者撰写小传，开创了"以诗系人，以人系史"的编纂体例。《中州集》以"中州"命名，寄托了对故国的缅怀之情，也表明以金朝为正统的历史观，成为后世修撰《金史》的重要蓝本。

晚年隐居与学术集大成

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年届五十的元好问结束羁押生活，重获自由后选择回归故乡忻州，而非出仕新朝。他在家中构筑"野史亭"，潜心著述，将多年积累的金源君臣言行资料整理成书，完成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等重要著作。晚年的元好问虽隐居乡野，却并未完全脱离政治，元宪宗二年（1252年），他觐见忽必烈，说服其接受"儒教大宗师"称号，并促使其任用儒士治国，这一举措对后来元朝采用汉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好问于元宪宗七年九月四日（1257年10月12日）在河北获鹿寓舍逝世，享年六十八岁。临终前，他嘱咐后人只需在墓碑上题写"诗人元好问之墓"七个字，彰显了对自己文学成就的自信与重视。其诗句"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更流露出对自己诗才的高度评价。

文学成就与诗歌艺术

元好问的文学创作体裁广泛，涵盖诗、词、文、曲各体，其中以诗歌成就最为突出。据记载，他一生创作诗歌超过5000首，现存1388首；词作现存384首，辑为《遗山乐府》；另有散曲数首传世。其文学地位被概括为"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和"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

丧乱诗是元好问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些创作于金朝灭亡前后的诗篇，如《歧阳》三首、《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续小娘歌》十首等，深刻反映了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具有"诗史"的价值。清代赵翼在《题遗山诗》中评价："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精准概括了元好问丧乱诗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与杜甫的丧乱诗相比，元好问的作品在艺术概括力和情感真挚性上堪称杜甫之后少有，但不同于杜甫对复兴仍怀希望，元好问的诗中更多是绝望与不甘交织的郁结之情，爆发出悲怆强烈的感染力。如《歧阳》之二："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歧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又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道傍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这些诗句字字血泪，饱含悲愤，生动记录了战乱中人民的深重苦难。

除丧乱诗外，元好问的写景诗也颇具特色，风格豪壮清雅，不事雕琢。如《游黄华山》描绘瀑布奇观："湍声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悬流千丈忽当眼，芥蒂一洗平生胸。雷公怒击散飞雹，日脚倒射垂长虹"，气势磅礴，给人以雄浑壮美的艺术感受。其晚期创作的题画诗则短小精炼、意境深远，往往借题发挥，耐人寻味，如《秋江晓发图》由画面引申出世路艰难的感慨。

在诗歌理论上，元好问自称"诗中疏凿手"，二十八岁时便完成《论诗三十首》，以绝句形式系统评价了汉魏至宋代的重要诗人与诗风，继承并发展了杜甫"以诗论诗"的传统。他反对浮华绮靡的诗风，倡导清新自然、豪放真淳的创作理念，对后世诗论影响深远。

词曲创作与多元艺术成就

元好问的词作在金代词坛独树一帜，堪称"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词集《遗山乐府》存词384首，风格多样，兼具豪放与婉约之美。清代翁方纲认为元好问词"比陆游的词还高秀"；刘熙载称其词"集两宋之大成"；近代郭象升评价"遗山笔力奇伟，吸纳万流"。

元好问的词风以金朝灭亡为界，前期清雄豪放，后期苍凉深郁。其代表作《摸鱼儿·雁丘词》源于一段少年经历：十六岁赴并州赶考途中，听闻猎人捕杀一雁，另一只逃脱的雁悲鸣投地而死，深受感动的元好问买下双雁合葬汾河畔，并作词纪念，后修改成传世名篇："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另一首《摸鱼儿·问莲根有丝多少》则咏叹一对投水殉情的青年男女，情感真挚深沉。

在散曲创作方面，元好问虽传世作品不多（仅6首），但在当时影响很大，对散曲这一新兴文体有倡导之功。其《人月圆·卜居外家东园》、《喜春来·春宴》等作品，展现了由词向曲过渡的艺术特征。

元好问的散文创作也颇具特色，现存250余篇，风格质朴有力，内容涉及序跋、碑铭、记传等多种类型。此外，他还撰有笔记小说集《续夷坚志》4卷202篇，记载金元之际的奇闻异事，具有一定的文学和史料价值。

史学贡献与文化传承

作为金元之际的重要历史学家，元好问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编纂《中州集》十卷，这部金代诗词总集不仅保存了大量文学作品，更通过作者小传记录了金代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开创了"以诗存史"的独特史学体例。《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后来的《金史》"多本其所著"，可见其史料价值之高。

其二，著述《壬辰杂编》，这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蒙古围攻汴京至金亡期间的历史细节，为后世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其三，编撰《金源君臣言行录》，收集金朝君臣遗闻轶事上百万字，虽已散佚，但部分内容被《金史》吸收。元好问秉持"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的原则，其史学著作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元好问的史学工作具有特殊意义——在政权更迭、文化濒临断裂的背景下，他自觉承担起保存一代文献的责任，这种"国亡修史"的做法对后世影响深远。正如他在《自题中州集后》诗中所言："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道出了乱世史家的文化使命感。

历史评价与后世影响

元好问逝世后，其学生郝经撰写《遗山先生墓铭》，称其"诗自李杜以来，号为独步"，将其与李白、杜甫相提并论。元代脱脱主修的《金史》虽未为元好问立传，但在《文艺传》中大量采用其《中州集》的资料，间接肯定了其史学价值。

明清两代，元好问的文学地位不断提升。清代赵翼称其"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四库馆臣评价其"诗文卓然自立，不为当时风气所囿"。近代学者更重视元好问在金元文化转型中的特殊作用，认为他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

关于元好问的名节问题，历史上曾有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件事："崔立碑事"、举荐金朝儒士和请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其学生郝经在《辨甘露碑》诗中辩护道："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认为不应苛责处于特殊历史环境下的文人选择。现代学者多持理解态度，认为这些行为实质是为了保护文化和知识分子，体现了"文化存亡高于一朝一姓兴废"的远见。

在文学史上，元好问的丧乱诗上承杜甫，下启元好问之后关注社会现实的诗歌传统；其词作融合南北风格，成为宋词向元曲过渡的重要环节；其"以诗存史"的方法对后世史料保存提供了宝贵借鉴。1985年，中国元好问学会成立，推动了对这位文化巨匠的深入研究。

综观元好问一生，他既是金元之际的文坛领袖，又是文化传承的守护者。在朝代更替的乱世中，他以诗文记录时代苦难，以史学保存文化命脉，实现了"诗史"与"史笔"的完美结合。其作品既有沉郁顿挫的沧桑之感，又不乏豪放清雅的艺术魅力，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今天，我们重读元好问，不仅能领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更能感受到一位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关头承担文化使命的勇气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