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新四军全传》第九十一章

国华书院

写在前面的话

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著名作家刘秉荣授权本刊连载他的长篇巨著《八路军新四军全传》。

《八路军新四军全传》是作家耗费近10年时间走访调查、查阅国家档案和文献、潜心创作的一部长篇纪实文学经典，资料丰富翔实、史实考证有据，文笔流畅生动，全景式地展现了伟大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恢宏场面，忠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英勇顽强、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是进行党史、军史和爱国主义教育不可多得的生动教材。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 我们要铭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努力奋斗！

　　第九十一章 我党的有力应对

刘秉荣

　　“皖南事变”前，周恩来、叶剑英和办事处为江南新四军北撤的路线、安全及军饷、军需等问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不断交涉，国民党方面虽作了许多口头许诺，但都不兑现。1941年1月7日，办事处电台收到中共转来新四军军部在北移途中被围击的急电，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急电制止”。随后，他又分别打电报谴责顾祝同、何应钦、白崇禧，并直接写信给蒋介石，要他命令国民党军队撤围让路。当他得知何应钦召集会议，通过撤销新四军番号后，立即电毛泽东对新四军的行动提出了三项建议。当他得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取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革职”，“交法庭审判”时，除提出抗议外，并在电话上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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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17日夜，周恩来在红岩村办公室为皖南事变题词

　　为了让人们知道在皖南发生了国民党军队围歼新四军的事件，南方局决定设法在《新华日报》上披露。1月11日，周恩来致信张淮南，请其制止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围攻。同日，《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纪念，周恩来、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出席纪念会，并发表讲话，当周恩来走到台前发表讲话时，会场上的电灯突然断电，周恩来仍继续讲话，他说：“好像刚才的消息说明新四军最近在向北移动中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但相信那些战士们是会冲破包围和黑暗的。因为他们有必胜的信心和艰苦卓绝的毅力！”他说：“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周恩来的讲话，告诉大家皖南发生了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新四军事件，并指出前途是光明的，勉励大家坚持奋斗。

次日《新华日报》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在三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中，发表了周恩来的这部分讲话，但在送审时却遭到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的阻挠，强令把“新四军”改成了“新×军”，把“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改成了“被敌寇重重包围”，但许多人还是从周恩来的讲话里看出在皖南发生了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新四军的事件。

　　1月13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彭德怀也致电蒋介石，抗议新四军皖南受围。

“皖南事变”被社会舆论认定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重演，这时在共产党内主张同国民党决裂、为新四军报仇的呼声高涨起来。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反攻致电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刘伯承、邓小平、吕正操、程子华、朱瑞、陈光、罗荣桓、胡服（刘少奇）、陈毅、周恩来、叶剑英，通报了“皖南事变”情况，称：“叶、项率新四军万人遵令北移，被蒋介石派7万余人包围于泾县以南之茂林一带，自鱼至元（6日至13日）已血战八昼夜，他们决与全军存亡。文（指12日）夜虽有傅秋涛一部突小包围，但主力仍未突围，有全军覆灭危险。（二）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三）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1月15日，毛泽东又就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反攻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

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取消新四军的通令，并强令各报必须在18日刊出。《新华日报》按南方局指示，拒绝发表通令。

同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出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并将军长叶挺“革取”交“军法审判”。同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在重庆就皖南事变向报界称：“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之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实行叛变之结果。”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

　　1941年1月18日《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总馆

　　周恩来于当日即提出义正词严的抗议。同时为《新华日报》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的悼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同日，周恩来致电蒋介石，就“皖南事变”提出抗议。并要蒋介石“严令江南各军立即停战，保证叶、项等生命安全，让出新四军北移道路，严惩违令将领，停止各地效尤，以挽危局，以利抗战”。

国民党当局对周恩来题写之文词并公开发表，极为恼怒，但又无可奈何，无法进行公开的还击。1月18日晚，张冲打电话给周恩来说：“周先生，你这一着实在太厉害！”表示他本人愿与周恩来面谈，继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示说：“皖南事变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国民党现已公开宣布新四军叛变，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表现。”指示分析了事变的原因，并作出反对国民党进攻的几项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内经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对国民党亲日派提出抗议；无情地揭破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倒行逆施的黑暗反动罪恶；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好作战的充分准备等。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释放叶挺等四条要求。1月19日，延安《新中华报》就皖南事变发表了社论和文章，揭露了新四军部队惨被围歼真相。谓“电讯传来，闻者心惊，读者发指，此等自毁军令，自坏国法，自相鱼肉，自损国力之举，实可谓无法无天之至！”

刘少奇冷静地分析着形势。同日，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现叶、项已被俘，皖南新四军已全被歼灭，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政上准备全面的大反攻，这里的同志于气愤之余亦有立即举行反攻之主张。然根据各方面情况下平心静气一想，我有下列意见，望中央考虑。”

他提出：全国局面，国民党仍继续抗战，对共产党仍不敢分裂，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建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在全国全世界实行大的政治反攻宣传，抗议皖南事件，揭破国民党分裂行为，以孤立顽固派，并在全国造成我实行军事反攻之理由。如能请苏联对皖南事件表示某种态度则更好”。“全国各地党部及我军下部均公开要求中央下令停止合作，撤回各地办事处，实行军事反攻，将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回大后方去，清除反共顽固派及包围蒋委员长的亲日派，敌后抗战由其他部来担负，以吓国民党。如此对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可能使蒋、何在半年至一年内不敢再向我华中进攻，使我能巩固华中阵地，以待变化。”

中共中央赞同刘少奇的意见，经过认真讨论，重新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功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

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防空洞的席棚下接待外国记者，宣传中国抗战

　　1月中旬，周恩来会见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随后，卡尔劝告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处理问题不要操之过急，以免迫成事变。英国政府在收到卡尔报告后，也告诉蒋介石说：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1月28日，苏联副外长洛左夫斯基在莫斯科召见蒋介石私人代表贺耀祖和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表示苏联政府非常关注新四军被袭击，因为“这一举动意味着内战的开始，这有损于中国的独立自主”。苏联的批评，对于急需苏联军火援助的蒋介石是一大压力。在这前后，周恩来曾几次与美国使馆员接谈，告以皖南事变真相，声明中共态度。

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被国民党军围歼，使新四军江北各部队指战员异常愤慨，1月17日，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和邓子恢、陈毅、张鼎丞、粟裕、戴季英、罗炳辉、周骏鸣、郭述申、彭雪枫、李先念、谭希林、陈仲德也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并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副委员长冯玉祥，何应钦总长，白崇禧以及各部院长，中央党部，三青团部，国民参议会，西安、桂林两行营，各战区司令长官，各省政府，各集团军司令，中央社，新华社，国新社，大公报，新华日报，新中华日报，扫荡报，中央日报，江淮日报，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全国抗战将士抗战同胞，电文敬请全国同胞仗义执言，以伸千古之奇冤，而利敌后之抗战。

就在新四军江北部队将领发通电当日，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这更惹起中共领袖们的愤怒。同日，刘少奇积极向中共提议重建新四军，以同国民党想消灭新四军的图谋针锋相对。他向中共中央建议“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并以陈毅代军长”。

新四军陈毅代军长（前中）和一部分干部合影

　　1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通电，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令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1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同日，中共中央决定逐步撤销在国民党经济区的各办事处，人员陆续撤回，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呈报任何文电。并要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及重庆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离渝，将非党干部迅速向南洋国外撤退，资料、文件、密码、电稿作积极处理，对留在办事处人员应给以气节教育，作好最坏准备。

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严正斥责国民党反动派“一·一七”反革命命令；揭露蒋介石勾结日伪实行联合“剿共”的全部罪恶阴谋；号召全国人民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斗争。最后提出解决办法十二条：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八、平毁西北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由宋庆龄先生主办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对皖南事变的报道

　　1月23日，《星洲南洋商报》为“皖南事变”发表时评：《重申华侨无党无派的立场》，指出新四军“是一支在敌后苦战3年的抗日部队，没有发现任何通敌的嫌疑，当不能视为‘叛军’。如果我们不提防敌寇汪派的政治进攻的阴谋，再度发生大规模的内战，国家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世世代代的子孙将永远不能原谅我们”。

1月23日，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刘少奇、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发表就职通电称：“当此寇氛弥漫、秦桧横行之际，毅等誓遵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与万恶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亲日派奋斗到底。惟望全国袍泽，共矢抗日之忠诚，勿为奸邪所蒙蔽，拒绝内战，一致对敌，民族国家之前途，实深利赖。”

1月24日，新四军就职将领陈毅、刘少奇等发表声讨亲日派通电，决心为“军事委员会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变，叶军长交付审判，群情痛愤，中外震骇。窃以两年以来，国事日非，倒行逆施之事，层见迭出，然未有过于此次者。此次新四军顾全大局，服从命令，实行北移，乃我军遵命移防之日，即当局聚歼计划实施之时。先则诱我入围，继则挥军环击，使我不满万人之孤军，顿遭惨痛之消灭。对敌何怯？对我何勇？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者非耶？从此以后，发号施令者之全部阴谋已暴露无余矣。宣布忠勇抗日之新四军为叛变，则所谓非叛变者作何解释？且真正叛变者果何人耶？今日之事乃真叛变抗日、叛变团结、叛变民族利益、叛变三民主义、叛变孙中山、叛变大多数，全国人民必须速起注意，监视真正叛变者。……朝有秦桧，岳飞不得不死，今之秦桧果何人耶？……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乃秦桧辈之全盘计划。盖反共之极，势必至于投降，而投降之前，尤必猛力反共。国人慎勿谓今固犹未降日，须知翻手为云者覆手可以为雨，行见今之日寇，将被尊为太上皇，今之秦桧，则正准备为袍笏登场之儿皇帝。而其对我八路军、新四军之阴谋计划，则为所谓各个击破，先消灭新四军，再消灭八路军，清除投降之道路，准备贝当之前途，固已肺肝如见矣。”同日，陈毅率全体新四军将士发通电，称：“新华日报转全国抗战党派、全国抗战将士、全国各界同胞公鉴：本军叶、项军长于1月支日（即4日）奉令北移，道出宁国、泾县间，虞日（即7日）被顾祝同等预设陷阱，指挥7万大军包围聚歼。内战业已开始爆发，分裂已难避免。皖南事变实为重庆当局一手造成，其主旨在反共投降，实现中日联合‘剿共’，断送全民族之抗战胜利，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盖无疑义矣！……时至今日，言纲纪军令，言抗战合作，言国法天理之重庆当局，已自失其主持中枢之风度，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国将不国。三年来，敌寇重创之余，所快意者无如此时者矣。毅以庸遇。身处前线，为争取中华民族之解放而共同奋斗。”

　　“皖南事变”引起了八路军和各抗日团体的无比愤慨，都纷纷发表通电或集会，声讨蒋介石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罪行。

1月25日，八路军驻绥、米、葭、吴、清警备区河防将士及绥德民众为抗议皖南事变，声讨亲日派举行示威大会，并致电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表示警备区50万人民及军队，拥护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和谈话，愿与新四军团结一致，为打败亲日派内战外和、投降卖国阴谋而奋斗。

同日，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地区的党政军民最高机关负责人举行集会，愤怒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围攻新四军的罪行。

晋察冀边区军民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

　　同日，冀中区抗战建国联合会、武装自卫委员会、抗日救国会，以及农、工、青、妇、回民、文化界等团体代表冀中800万人民，联合致电全国各抗日报社声讨亲日派何应钦抗议制造皖南惨案，同日，冀中新闻界亦向全国发出抗议皖南事变的通电。

1月26日，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等为皖南事变发出通电，请缨南下增援新四军。

同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电贺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就任新职，并表示“愿为其后盾”。贺龙接到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情况通报，非常气愤，他对关向应说：“蒋介石这个龟儿子，最仇恨的敌人是共产党，而我们的一些同志，总是对他抱有幻想。只有付出了血的代价，才使我们这些同志的头脑清醒。”

1月30日，贺龙和关向应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要求南下驰援新四军，打击亲日派。并报告了第120师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的准备情况：一是在党内进行了动员，准备应付一切突然事变；二是紧急动员新战士补充部队，特别是加强准备出动之部队；三是协同地方做好粮食储备等工作；四是筹备一部分战争费用，同时，向毛泽东等就应付国民党反共战争，120师可使用之兵力提出了建议。

115师、冀察热军区各部队等均集会，发表通电，声援新四军，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

而蒋介石一面在政治上加紧压迫共产党，一面在军事上继续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蒋氏决心削弱以致消灭中共军事力量。

　　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进攻的事件主要有：皖北92军李仙洲部向久在该地担任对敌游击任务的新四军彭雪枫部进攻，在淮南路以东、定远地区向新四军张云逸部进攻；湖北陈大庆部向久在大洪山地区担任对敌游击任务的李先念部进攻；豫北庞炳勋部自临县地区向河北省大名、南乐、清丰、汉阳地区的八路军部队进攻；陕西胡宗南部在恂邑、淳化地区向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不断进攻；江苏韩德勤部向盐城新四军部队进攻。在政治压迫事件主要有：在重庆的《新华日报》自2月起只准印不准卖，甚至报馆被封闭。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所受压迫不胜枚举，首先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当局强行撤销；继尔为八路军贵阳交通站8人被贵阳警备司令部逮去；接着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高参边章五、李清在返回延安途中，行至陕西中部县，被该地驻军109师师长陈余振扣留，同时扣去军用卡车1辆，司机2人，押车副官1人，虽然朱德以总司令名义电保，所扣押之人仍被秘密解往西安；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密令全国各军事机关部队，对共产党改称奸党，不再用共产党名称。国民党《中央日报》于2月22日及24日发表了潘公展、高振的演说词，连续称共产党为奸党，国民党当局于1940年在重庆捕去的八路军代表罗世文、中共文化协会的车耀先，在受酷刑后被暗杀；重庆各学校机关因共产党嫌疑被特务机关秘密捕去之人达40余，均押在川东师范宿舍之内，备受酷刑拷打；在贵阳被国民党当局关押3年之久的共产党政治犯9人，曾经中共代表屡次保释未得，于2月间被秘密处死；湖南省10县宣布清乡，凡发现藏有共产党者，即实行保甲制度，连带办罪；江西各县逮捕大批的中共党员及一切爱国进步人士，并宣布限期自首，过期仍发现是共产党者，杀无赦；成都生活书店、昆明生活书店、桂林生活书店等被封闭；各种进步杂志，虽经国民党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通过，然仍被禁止发行。甚至为国民党所领导之中苏文化杂志，亦被禁止在外发行。

以上所列，仅是国民党围歼新四军主力后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之一斑。

1月27日，毛泽东关于对待蒋介石的方针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你们关于蒋介石不实行我党所提出的12条，就不恢复谈判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我党的方针是捉住皖南事变和“一·一七”命令不放，除非蒋取消这个命令，并实行我提出的12条，否则，不能与他们谈判。电报表示同意南方局关于办事处人员逐步撤离的办法，在蒋未公开宣布取消八路军番号，未公开宣布共产党叛变以前，办事处人员不能全部撤走，留下的少数人员要作最坏的打算，准备他们捉去杀头。

　　1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原华中总指挥部改组为新四军新军部，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整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

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指出，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及1月17日宣布新四军叛变的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又指出，我们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对于实行三民主义、总理遗嘱与抗战建国纲领必须强调。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也不公平提出反蒋口号。对于目前时局的解决办法，必须对国民党国民政府提出12条要求。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

2月1日，115师全体将领致电中共中央及朱德总司令，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主张，请求驰赴华中或调处适当位置，以保卫陕甘宁边区，击破亲日派之毒辣阴谋，克服投降内战危险。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八路军停止给蒋介石一切呈报问题作出决定，要求在蒋介石对新四军问题没有满意答复前，八路军停止给他任何呈报，其中包括，亦不向他请领经费。他的来件，办事处可以照例收下，但不复他。

“皖南事变”真象被揭露后，国内外的反响十分强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看到美国驻华使馆报告后，2月8日写信给蒋介石，表示盼中国国共两党继续合作。2月14日，周恩来克服了国民党顽固派蛮横阻挠，会见了正在重庆访问的罗斯福代表居里，向居里提供了有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国民党坚持反共分裂、阴谋与日妥协及政府腐败等情况，送给若干一手材料。居里向蒋介石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美英方面驻渝人员大多数人认为，皖南内战“直接影响到中国抗战前途与英美利益”。

　　英国大使与蒋介石会面，劝蒋不要再制造国内冲突。苏联大使潘友新会见了蒋介石，就“皖南事变”质问蒋氏。

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之下，被迫转而与共产党寻求妥协，适逢第二届国民党参政会将在重庆开幕。蒋介石派代表赴延安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毛泽东在延安与国民党政府派的特使、120师高参陈宏谟和郭亚生、周励武谈了话，陈等向毛泽东表示，蒋介石、何应钦、张治中、吴铁城均愿转圜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并要求朱德赴重庆一谈。毛泽东说：“如果重庆方面释放叶挺，我方必派董必武出席参政会，否则仍不能出席。”毛泽东又说：“共产党决不推翻国民政府，决不越现有疆界，重庆方面必须承认我方在敌后发展的权利，承认现有的防地，承认边区，至于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互不攻击。”谈到新四军，毛泽东说：“恢复新四军，发给军饷，停止对新四军的逮捕。”谈到何应钦，毛泽东说：“何停止反共，我停止反何，并可重新往来。但何若再反共，我必再反何。”

2月18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委任令，委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所属各师军政负责人如下：一、粟裕为新四军第1师师长，刘炎为政治委员，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二、张云逸为第2师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三、黄克诚为第3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吴文玉为政治部主任；四、彭雪枫为第4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肖望东为政治部主任；五、李先念为第5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六、谭震林为第6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七、张鼎孙为第7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皖南事变”发生之际，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王世英正在延安汇报工作，便指示曹言行面见阎锡山，说明“皖南事变”的真相，望阎锡山仗义执言，劝告蒋介石以团结抗战大局为重，立即释放新四军军长叶挺和被捕将士。曹言行向阎锡山陈述完毕，阎表示，皖南的事不会是中枢的意见，这恐怕是地方驻军发生误会闹出来的，是地方事件。用他“中”的哲学观敷衍了过去。曹言行将会见阎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中央认为阎锡山的态度是中立的，对孤立蒋介石有利，办事处工作的目的已经达到。王世英返办事处后，又与阎锡山两次会面交谈，强调团结进步，阎也答应双方需进一步协商。

3月2日，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参政会议秘书处，正式提出临时解决办法12条，要求蒋介石国民党立即停止军事进攻，承认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合法地位和敌后抗日民主政权，释放“皖南事变”中被捕干部和兵员，发还枪支等。蒋介石自然不接受这些条件。共产党因此拒绝出席参政会。

毛泽东起草的命令手稿

　　5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总结指出：“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10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证明了。任何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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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秉荣，天津宝坻人，1965年入伍，同年12月入党。先后在某军炮团、军政治部、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部任记者、编辑、主编、文艺创作室主任。总参《贺龙传》编写组成员，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6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国工农红军全传》《八路军新四军全传》《红一方面军纪实》《红二方面军纪实》《红四方面军纪实》《贺龙全传》《彭德怀传奇》《朱声达将军传》《唐子安将军传》《红海忠魂》《魂飘重霄九》《西路军魂》《国民政府秘史》《北伐青史》《辛亥革命秘史》《天变》《杨三姐告状》《洪湖血浪》《刘家友传》《新编拍案惊奇》《菜刀记》《东方武警》《南疆擒魔》《英雄赞歌》《尘烟滚滚唱英雄》《共和之殇》《新军阀大战》《洪湖曲》《屹立》《善书》等70余部著作，在报刊发表作品数百篇，总字数5000余万。《贺龙元帅》获全军第五届图书奖，《贺龙全传》获全国长书金奖等奖。其中《中国工农红军全传》、《八路军新四军全传》、《贺龙传》等53部3878万字是红色经典著作，2023年8月经“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审核向其颁发了“个人创作出版红色经典主题著作字数之最（累计）——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

图文提供:刘秉荣

编 辑:李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