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铁路

燕赵勇哥

毛泽东不但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而且是早期中国铁路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者。

毛泽东在他 13 岁的时候知道了铁路。“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毛泽东 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正是这本书，激起了少年毛泽东恢复已中断学业的愿望。

铁路还促使毛泽东成为反清战士。1911 年秋，17 岁的毛泽东进了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毛泽东说：“川汉铁路的修建引起了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人民对立宪的要求日益广泛起来。在我的学校里，同学们越来越激动。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掉了我们的辫子，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要求全部取消辫子。”（同上）不久，毛泽东参加了湖南革命军。

1918 年 8 月，毛泽东第一次乘坐火车。他从长沙启程赴北平，先是步行，然后坐船到武昌，再从武昌乘火车进北平。在北平，他见到了李大钊，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31 年后，1949 年 3 月毛泽东乘火车再次进入北平。10 月 1 日，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国际共运中某些人曾对毛泽东有过误解，认为“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

其实，毛泽东曾是湖南工人运动的领袖、早期中国铁路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者之一。

1956 年 3 月 6 日，毛泽东在听取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汇报铁路工作时，回忆当年的情况，插话道：“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我还到那里参观过一次。”

那是 1918 年 8 月，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八名新民学会会员，为了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来到了北平。他们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 7 号。

毛泽东和蔡和森在 1918 年 12 月的一个严寒的日子来到长辛店，与何长工等同志商谈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路费问题。长辛店铁路工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机车车辆修理工厂，有不少进步青年在这个工厂里半工半读。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有好几千工人的大工厂，也是第一次与这么多工人接触。他与工人们交谈，搞调查研究，他亲眼看到了中国无产阶级是在怎样的艰苦条件下劳动和生活的。在车间，当有人将教留法预备班学员钳工技术的老工人陶善琮师傅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马上站起来与陶师傅握手，热情交谈，感谢陶师傅帮助这些青年完成学习任务。

1919 年 12 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平，再来到长辛店，对铁路工人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随后，毛泽东返回湖南。并在长沙等地的纺纱厂、铁路机车修理厂、粤汉铁路等地的工人中进行活动，并组织了一些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到铁路及各厂矿开办工人夜校，发动工人有步骤地建立工人俱乐部、工会组织，开展反对军阀和资本家压迫剥削的斗争。毛泽东说：“1920 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毛泽东任中共湖南支部负责人，8 月，又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曾对斯诺说：“到 1922 年 5 月，湖南省委——我当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工人中组织了 20 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5 月 1 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空前壮大。”这期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举行了闻名全国的安源路矿大罢工和粤汉铁路大罢工。

安源路矿包括萍乡煤矿和株萍铁路两部分。萍乡煤矿创建于 1898 年，株萍铁路 1906 年全部建成。

1921 年 12 月，中共湖南支部负责人毛泽东沿株萍铁路步行来到安源，以湖南一师附小主事身份作掩护，住进安源八井方 44 号他的老乡毛紫云家中。之后，毛泽东开始考察工人生产和生活状况，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他到安源之初，首先和株萍铁路火车房的几位铁路工人建立了联系，通过他们将各地劳工解放运动的消息传递给路矿工人。同去的有李隆郅（即李立三）、宋友生、张理全，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后来毛泽民担任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所办的消费合作社的总经理（《李立三同志谈安源工运》）。毛泽东一行开展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毛泽东从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压迫和痛苦，谈到了开展斗争和加强团结、组织团体的必要性，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1922 年 1 月，受毛泽东的委派，李立三、蒋先云等同志到安源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参加夜校活动的多数是铁路工人。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成立，有党员六人，李立三任书记。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第一次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宣布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

9月初的一个深夜，安源山麓牛角坡的一间小木板房里灯火通明，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在这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安源党支部会议，他向大家介绍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同时听取安源路矿工运进展情况的详细介绍。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称好。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双手攥紧拳头，坚定而沉着地说：“从目前安源路矿实际情况来看，举行罢工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是在罢工斗争中胆子要大，心要细，要有勇有谋，有勇无谋就会站不住脚。罢工中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要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

毛泽东从长沙致信安源党支部书记李立三，对“哀而动人”这一策略再次做了解释：“这样既可以动员全体工人坚决地同资本家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同时又可以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

9月14日零点，震惊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安源山下，火车汽笛与矿山汽笛一起怒吼。一万多名路矿工人高呼“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像潮水般涌向铁路，涌出井口。9月18日，路矿当局被迫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大罢工取得了胜利。此后安源工运不断发展，即使是1923年春至1925年4月全国工运的低潮时期，安源工人运动仍健康发展，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工会组织，有力地鼓舞了全国工人的革命斗争。

在毛泽东当时组织领导的工人运动中，粤汉铁路是另一个重要阵地。当年像很多产业一样，铁路大部分由外国资本把持，反帝情绪加剧了工人的反抗心理。毛泽东把注意力投向粤汉铁路，认为它与安源一样，可以成为湖南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因此，毛泽东派得力干部、中共党员郭亮具体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的斗争。1921年秋至1922年秋，党领导铁路工人在武昌的徐家棚和长沙的新河等地办起了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并于1921年10月举行了一次胜利的罢工，迫使当局收回了无理开除81名工人的成命。

毛泽东在长沙、新河火车站开办的工人补习学校中，发动铁路工人，有时还邀请铁路工人到清水塘他的家里彻夜讨论斗争计划。同时，毛泽东安排郭亮担任岳州火车站工人俱乐部秘书。郭亮在岳州和铁路工人打成一片，得到了广大铁路工人的信任。他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长沙、新河铁路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掌握工运形势，毛泽东还到岳州地区铁路工人中作调查，与郭亮一起分析研究粤汉铁路各区段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适当的斗争策略，充分掌握斗争的时机。1922年9月8日开始的粤汉铁路全线大罢工，就是毛泽东在岳州与郭亮研究后决定的。

当时粤汉铁路武长段局长开除工人，闹得众怨沸腾，工人们纷纷要求罢工。

毛泽东得到郭亮的报告，立即与武汉党组织联系，统一了粤汉铁路工人的组织，于9月5日拍电报给交通部，限三日内惩办元凶，否则，要实行全线罢工。交通部和铁路当局置之不理。9月8日，粤汉铁路全线大罢工开始。

10日晚，当局唆使部分工人开车，并用武装押运。郭亮针锋相对，率领罢工工人在岳州卧轨拦车。军阀下令军队开枪镇压工人，使部分工人伤亡，郭亮被捕。

毛泽东闻讯，当即拟出新的斗争计划：派何叔衡到武汉去找湖北党的组织，开展新的斗争，自己则迅速赶到新河火车站，召开工人大会，请岳州铁路工人代表报告卧轨截车的英雄事迹，控诉军阀残杀工人的罪行。铁路工人们听得义愤填膺，决心斗争到底。毛泽东又派人到湖南、湖北各地组织工人声援、抗议，坚持斗争20天，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终于获得了“解除压迫、维持团体、改良生活、提高人格”的大胜利。

这次罢工胜利结束后，于1922年11月1日，以徐家棚、岳州、株萍、新河四个铁路工人俱乐部为基础，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建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同日，毛泽东又以粤汉铁路总工会代表的资格，出席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大会主席。11月5日，在工团联合会第二次各工会代表会上，又当选为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包括铁路工人在内的湖南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到1925年4月，参加湖南工团联合会的工会已达3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多达5万多人。

毛泽东虽身处湘区，但对其他地区的铁路工人运动，也给予极大的关注。二七惨案发生后，2月8日，粤汉铁路全线工人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了同情性罢工，毛泽东还在长沙发起召开隆重的二七烈士追悼大会，举行了有两万多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先后发出四通电，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正义斗争。

毛泽东领导的早期铁路工运，在中国铁路工运及中国工运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毛泽东利用铁路加速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他是新中国铁路发展方略的伟大决策人。

在长期的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把铁路、公路军事运输摆在了重要位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组织联络前线与后方的军事运输，是对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指挥敌后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铁路交通破袭战，扒钢轨、炸铁路，使敌人魂飞胆丧。无数支铁道游击队在千里铁道线上四处出击，牵制了敌人的战略进攻。

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更加明确了他的作战思想：“大军进入国民党区域执行无后方或半有后方的作战，……首先是解决交通运输和修理铁路。”毛泽东发出一系列电报，指示各战区充分发挥铁路这个现代交通工具的作用。1948年9月16日至21日，铁路将10万解放大军从东北各地输送到辽西，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以后平津、淮海战役，30万大军南下，都大量地使用了铁路。所以，1949年初，毛泽东深情地说：“向铁路工人致敬!”对这个赞誉，广大铁路职工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当时他们提出：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其中“毛泽东号”机车就是突出的代表。1946年，哈尔滨机务段的工人，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不畏艰难，自力更生，开展了“死车复活”活动。他们连续奋战27个昼夜，终于将一台废旧机车整修一新。经上级批准，这台机车被命名为“毛泽东号”。在枪林弹雨中，“毛泽东号”出色地完成了运输任务，成为英雄机车。直到今天，这台机车仍是铁路艰苦创业精神以及安全生产的代表。

毛泽东对修建新铁路十分关心，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就指出：我们的铁路太少，要使中国工业化，必须大大地发展铁路。现在才两万多公里，少得很，今后要有20万公里，要有更多的铁路。他还指出，“要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建设人民铁道。”

按照毛泽东的宏伟蓝图，新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开始建设新铁路。“一五”期间，全国新建铁路8500公里，而国民党统治旧中国22年才修了2600多公里。当四川人民渴望已久的成渝铁路建成通车的时候，毛泽东写了“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的题词。当通向西北的干线天兰铁路建成通车时，毛泽东又写了“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的题词。毛泽东的这些题词，给广大铁路职工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施工进展日新月异。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有了宝成铁路，东南沿海前线有了鹰厦铁路，号称“绿色宝库”的大兴安岭有了嫩林铁路，广袤千里的大戈壁有了兰新铁路。新中国先后修建了几十条新线，改变了旧中国铁路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搭起了内地铁路网的骨架。

1964年8月，毛泽东吹响了新中国第一次铁路建设大会战的号角。他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即贵昆）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他还说：“把川黔、滇黔铁路停下来是没有道理的，你们不去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南，如果没有投资，可以把我的稿费拿出来。”毛泽东多次听取西南铁路建设汇报，审阅建设规划，并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亲自挂帅，铁道部吕正操、刘建章等领导亲自坐镇指挥，调集了铁道兵和铁路职工30余万人，展开了西南铁路大会战。工程集中了来自全国的1200名科技工作者，对65个新技术项目进行攻关，采取了多项快速施工方案，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得以推广应用。1965年和1966年国庆节，川黔、贵昆铁路相继通车。成昆铁路受“文革”影响工期延长，毛泽东又发出“成昆线要快修”的战斗号令。广大铁路职工和铁道兵指战员奋力拼搏甚至流血牺牲，终于在外国专家认为不能修筑铁路的“禁区”，于1970年7月1日接轨通车，同年12月交付运营。中国大西南铁路网的形成，无论是当时、现在和将来，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不光把修筑铁路的蓝图在神州大地上变成辉煌的现实，而且还将他那高瞻远瞩的目光投向世界，使中国铁路的影响超出国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派出中国铁道兵和铁路员工，在朝鲜的三千里江山上建起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从国际主义出发，决定援建坦赞铁路。这条铁路长1860公里，沿线大多是深山峡谷和沼泽，地形复杂，工程艰巨、宏伟。工程于1970年10月开工，1975年7月竣工，8月完成铺轨，1976年7月全线通车。这项世界瞩目的铁路工程，除了它的政治意义之外，也使大批中国铁路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得到了锻炼，为日后中国铁路打入世界工程建筑市场和劳务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意义已远远超出工程本身。

作为理论巨人的毛泽东，在庞大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他创建的中国社会主义铁路管理理论，也占有重要地位。

1958年9月，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报告，提出了“三个元帅、两个先行官”的思想（注：三个元帅指粮、钢和机器），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中共中央随之发出了关于加强当前运输工作的指示。

1959年，毛泽东在谈到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方针时表示：要把重、轻、农、商、交的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交通由“老五”升为“老四”。为改进对“先行官”铁路的领导和管理，经毛泽东主席圈阅，中共中央1961年1月作出批示：“铁路是国民经济大动脉，是高度集中的企业，带有半军事化，必须把一切权力集中在铁道部。”这就是铁路“高、大、半”的由来。

可以说，中国铁路的发展方略以及技术政策，都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和完善的。

毛泽东的铁路“先行官”思想是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1958年，由于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够，在“大跃进”时期，铁路部门一些同志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对“先行官”思想的理解出现偏差。毛泽东较早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向铁道部负责人当面指出：“你那个两万公里铁路修得了吗？是不是把人家地方修的也算到你的账上了？”又说：“我看能修成5000公里就不错了。”后来事实上也只修成5000多公里，证明毛泽东的估计是正确的。

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毛泽东这一重要方针对改变中国独家修路、独家经营的状况，提倡多渠道集资修路、发展地方铁路指明了方向。直至今天，这一正确方针依然在指导着中国铁路的伟大实践。

毛泽东还认为，由于中国铁路的行业特点，所以就存在一个行业作风问题。他在1956年就提醒铁道部：“铁路人多，家底大，成绩也不小，容易骄傲，应该注意这一方面。”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反骄破满，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毛泽东对中国铁路的日常管理以及管理机制的确立，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繁忙的党务、政务活动中，以相当大的精力来关注铁路工作。

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中央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说：“你写的文章——《怎么办铁路》我看过了。现在我们就是要学会搞建设。”在详细询问了东北解放区铁路的管理情况后，毛泽东又说：“要认真向内行学习，外行可以变成内行嘛。”于是，1949年8月，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亲自率领铁道部一批领导干部到东北铁路考察学习，参照苏联铁路经验，建立起新中国初期中国铁路统一的管理制度。这些重要管理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铁路管理分散、各自为政的情况，使全国铁路统一调度、统一规章，为办好人民铁路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1949年9月14日，毛泽东在给滕代远、吕正操的书面指示中，要求铁道部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自建国之初，毛泽东就强调铁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认为必须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才能办好。

1955年底，全国铁路的固定资产达到127亿元，毛泽东很兴奋地说：“这是各部中最大的，了不起!”针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还没有建立编制年度运输计划制度的情况，他指示铁道部：“这件事你们要向计委作斗争，要常去‘促进’，促使他们注意。”

毛泽东十分挂念铁路牵引动力的内燃化。1969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听取了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的汇报后，立即对工厂是否上马内燃机车作出批示：“二七厂生产问题，当前以修为主，制造为辅，可以试点制造，多做几次试验，方向要在这上面走。”此后我国内燃机车的发展呈飞速跃进之势。

对于铁路职工的衣食住行，毛泽东也非常关心。1951年，铁道部的一位工程师韩伯林写信反映北京市住房紧张，房租上涨，一些机关干部无房住整天忙于找房。毛泽东阅信后极为重视，1951年10月12日在韩伯林的信上批示：“彭真同志：此事请市委讨论一下，找出解决办法，并给韩伯林工程师一个答复。”毛泽东的批示，不仅促进了北京市委，也促进了铁道部。50年代，铁路职工的住房问题解决得还是比较好的。

中国铁路的教育事业，也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发展起来的。早在 50 年代中期，当铁道部领导向毛泽东汇报五年来全国大学毕业生分给铁路的只占 3.1%，且铁路现有技术干部不能适应需要时，毛泽东明确指示：“你们自己要办学校。”根据这一重要指示，全国铁路办学之风很快兴起，如今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足迹遍及中华大地，他上工厂、下农村，进班组、入农户，以他的经世雄才，指点江山，叱咤风云。他曾亲临一些铁路单位视察，多次接见“毛泽东号”机车组等先进单位的代表。早在 1949 年 5 月 1 日，毛泽东就亲笔为刚刚创刊的《人民铁道》报题写了报头。建国后又为《铁道兵》报、北京站、北方交通大学题写了报头、站名和校名。在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铁路职工深深地怀念他，他来铁路时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

毛泽东首次视察的铁路单位是哈尔滨车辆工厂。1950 年 2 月 27 日下午 2 时，毛泽东访苏归国途中在哈尔滨火车站下车。到驻地后，毛泽东听取了省、市领导张策、饶斌的汇报后，关切地问：“哈尔滨有什么大工厂？”省、市领导回答说：“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是最大的。这个工厂历史上曾发生过较有影响的工人运动。”毛泽东高兴地说：“我要去看看!”

下午 4 时，工厂交接班的汽笛刚刚响过，一队小轿车由一号门缓缓驶进厂区，在厂部办公楼前停下。因事前没有明确通知，毛泽东的突然出现，使工厂领导和广大职工惊喜万分，奔走相告。

极度兴奋的工厂党总支书记、副厂长费立人请毛泽东进厂部办公楼休息，毛泽东笑着说：“不进去了，还是到车间看看。”

毛泽东先到锻造分厂，在五吨气锤旁停下来。分厂长鲍洪雅和工人们一起操纵大锤正锻造一根大轴。毛泽东在这里观看了六分钟才离开。毛泽东边走边与工厂领导交谈。当费立人汇报到这个厂建厂早、设备陈旧时，毛泽东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工厂，虽然设备陈旧，也要利用、保护好，把它管理好。”他说：“哈尔滨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这个工厂是哈尔滨最大的工厂，你们应该给全国工厂作出榜样。”

在机械分厂，毛泽东走到 60 多岁的老工人王恒顺的面前，握住他的手问候道：“你好啊!”王恒顺，这位在旧社会饱尝 40 多年辛酸的老工人，一时语塞，激动得只说出一句话：“毛主席，你太辛苦了。”毛泽东亲切地回答：“我们都一样。”

当听说厂里老工人很多时，毛泽东满意地说：“老工人多好嘛，我们不懂要靠老工人来管厂嘛。”毛泽东又问：“办不办职工夜校？”费立人回答：“没有职工夜校，但厂里办了许多业余政治学习班。”毛泽东说：“政治是要学的，但工人也应学点文化技术。”在去机车分厂的路上，毛泽东又关切地问费立人：“你管工厂，懂吗？”费立人摇了摇头说：“不懂，我是新调来管业务的。”毛泽东说：“不懂要学习，我们都不懂，都要学习。你们要好学，向老工人学习，学会管理工厂。”

毛泽东在机车分厂前停下，环顾这个老建筑的全貌，然后缓步走向工厂办公大楼。下午 5 时，毛泽东挥手告别了工厂。

毛泽东在 1953 年 2 月至 1957 年 9 月，多次视察武汉长江大桥，可以说，大桥的建设一直是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

1950 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铁道部讨论了武汉长江大桥桥址方案，建议桥址采用龟山、蛇山线，铁道部将桥址方案上报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随即来到武汉，亲自实地考察。

1953 年 2 月 18 日，雪后初晴，风和日丽，连日大雪把武汉三镇点缀得多姿多彩。下午 3 时许，毛泽东沿盘山小道，登上武昌蛇山的黄鹤楼，毛泽东凭栏伫立，隔江相望的武汉三镇和被长江隔断的京汉、粤汉铁路尽收眼底。有关同志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情况和桥址方案。经过实地考察，他同意修建武汉长江大桥，也赞同铁道部的桥址方案。

当大桥紧张施工的时候，1956 年 6 月 30 日清晨，毛泽东来到武汉视察大桥工程，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问：“是岸上看，还是水上看？”毛泽东说：“水上看。”

毛泽东乘坐“武康”号轮船，经汉阳晴川阁上行，从二、三号桥墩间穿过，驶到鹦鹉洲附近的江面后，又折回下行，从三、四号桥墩间穿出。此时，武汉长江大桥的水中桥墩已全部建成，钢梁从汉阳岸正向江中伸展。

船仓里，毛泽东一面听取汇报，一面翻阅材料，不时地插话、提问、发表意见。

彭敏详细地报告了中苏技术人员共同创造的世界桥梁史上无先例的大型管柱基础和管柱钻孔法。毛泽东说：“困难中往往能产生新的东西。”同时，毛泽东又指出：你们报告中“新方法从社会意义上说是社会主义的劳动方法”的提法不妥当。

他问：“假若美国采用了这种方法，也是社会主义劳动方法？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搞了30年还未采用这种方法。”毛泽东说：“劳动方法从历史上看，石器时代是使用石头；资本主义使用机器，在劳动方法上已大进了一步。在劳动方法上，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进步，而从社会制度上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比他们进步。劳动方法只有科学不科学之分，不好说哪些方法是资本主义的，哪些方法是社会主义的。”

当汇报到我们自己制造震动打桩机的时候，毛泽东插话道：“是啊，不能说苏联没有的我们就一定做不来，个别的东西，我们也是可以创造出来的。”

这次视察后，毛泽东连续三次畅游长江。在第二次当游到大桥上游水域时，毛泽东一边踩水，一边观看正在紧张施工的大桥。临近桥墩时，毛泽东挥臂侧游，从大桥二、三号桥墩间穿过。第三次畅游长江后，毛泽东写下了气势磅礴的《水调歌头·游泳》。

武汉长江大桥是1955年9月1日正式开工的，只用了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于1957年9月全部竣工。9月6日，毛泽东再次视察大桥。

这天傍晚，毛泽东的轿车从汉口方向驶来，沿龟山山腰公路一直开到汉阳桥头堡旁，徐徐停稳。毛泽东从车里出来，他身穿灰色中山服，脚上穿着一双布鞋，和等候在桥头的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副局长杨在田等一一握手，然后健步走上大桥。

毛泽东向宽阔的江心桥走去。他一面俯瞰武汉三镇，一面细心询问大桥工程情况：修这个桥用了多少钢？多少混凝土？花了多少钱？杨在田回答：一共用了5万吨钢，人民币1.3亿元。毛泽东说：“不算多。”

毛泽东继续往前走，一会又面向上游指着江心问道：“鹦鹉洲不是在江中间吗？黄鹤楼呢？”“从前在江中间，现在汉阳江边就叫鹦鹉洲了。黄鹤楼因修大桥拆了，现在计划重修。”陪同的王任重回答。毛泽东笑着点头说：“应当修，这是历史古迹。”

接着，毛泽东又关切地问：“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现在如果没有苏联专家可以修了吗？”“可以修了。”杨在田回答。“可以修了吗？”毛泽东重复问了一句。“能修能修，我们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杨在田说。

到了武昌桥头堡的凉亭处，大家看毛泽东很累了，劝他在这里停下。杨在田将一本《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画册递给毛泽东，并说：“这本书里有一封信，是建桥全体职工给主席的。”毛泽东高兴地点了点头，收下。杨在田又拿出笔和纸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认真地说：“这可要好好想想。”然后，毛泽东满意地与大家握手告别。

几天后，毛泽东派人送来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题词。

黄河是仅次于长江的中国第二大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为了治理这条多灾多难的母亲河，1952年10月，毛泽东专程到河南作实地考察，视察了黄河铁路大桥。

10月31日上午9时许，毛泽东来到黄河南岸的山脚下。毛泽东健步登上中山顶，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反复察看了几个来回，然后点燃一支香烟，坐在一个高高的土堆上，一边居高临下地向东眺望，仔细观察京广铁路的咽喉要道——黄河铁路大桥。

就是在这里，摄影师摄下了那张人们熟悉的照片：《毛泽东视察黄河》。毛泽东指着浑浊而又奔腾不息的黄河说：“要确保黄河沿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确保黄河铁桥的安全。”停顿一会儿又说：“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不然，我是睡不着觉的。”

在黄河铁路大桥上，毛泽东微笑着与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交谈，询问大桥的情况，滕代远一一做了回答。

上午10时左右，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从黄河铁路大桥上驶过，进入黄河北岸的新乡，沿铁路专用线，直驶号称“小黄河”的人民胜利渠。

建国10周年前夕，首都北京胜利地建成了一批宏伟的建筑，北京站就是其中之一。就在新站正式交付使用的前一天，1959年9月14日晚10时左右，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新建成的北京站视察。

毛泽东一下汽车看到墙上的“北京站”三个大字就笑了。这三个字是车站建设总指挥部的同志用毛泽东的手书拼的，其中“站”字是中办的同志从毛泽东批阅的文件中找到后送来的。

毛泽东在彭真、吕正操、武竞天等同志的陪同下，参观了大厅、候车室、餐厅。在售票厅的窗口，毛泽东还与售票员交谈起来。来到主要候车室休息时，毛泽东坐在椅上与大家谈天说地，当北京铁路局副局长兼北京站建设总指挥李岳林向毛泽东汇报说，搞这类工程还是头一回，缺乏经验，毛泽东笑着说：“你们积累经验是外行，这不是很好吗!”停顿了一下，又说：“世上的事大都是外行干成的。”

参观完贵宾室，李岳林请毛泽东为北京站重新题写站名，毛泽东当即答应了。

15日凌晨1时左右，毛泽东的汽车离开了北京站，几个小时后，北京站迎来了第一列进站的列车。

不久，毛泽东从杭州视察回来后，派人将题字送到北京站。一共三张，其中一张宣纸上的“北京站”个字的上方，毛泽东自己画了一个小圆圈，于是就选了这张。如今大家看到的北京站楼顶的“北京站”三个大字，就是毛泽东自己圈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