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北回归（历史纪实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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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紫禁残照与塞北风云

民国六年，冬。北京紫禁城的残雪尚未消融，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萧索与不安。总统府内，段祺瑞总理的办公室灯火通明，与窗外的沉沉夜色形成鲜明对比。

陆军部次长徐树铮，身着笔挺的陆军制服，身姿挺拔如松，正站在巨大的地图前。他面容清癯，眼神锐利如鹰，手指重重地落在地图上那片标着“外蒙古”的广袤区域。

“总理，库伦当局在沙俄残余势力的撺掇下，独立之心不死，已数次拒绝中央政府的交涉。若再放任不管，这片土地恐将真的从中国版图上割裂出去！”徐树铮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

段祺瑞，这位北洋军阀的巨头，此刻正眉头紧锁，抽着烟。他深知外蒙问题的棘手。沙俄虽已崩溃，但白俄将领谢苗诺夫、恩琴等人仍在外蒙一带活动，扶持傀儡，妄图建立所谓的“大蒙古国”。而北京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府院之争愈演愈烈，财政捉襟见肘，要出兵遥远的漠北，谈何容易。

“又铮，你的意思我明白。”段祺瑞缓缓开口，“可是，军费、兵力，还有国际上的反应……这些都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总理！”徐树铮上前一步，语气更为恳切，“正是因为困难重重，才更需当机立断！外蒙乃我中华故土，祖宗之地，岂能坐视其沦丧？至于军费，我可向各省军阀筹措；兵力，可抽调我部边防军精锐；国际上，苏俄新政府正寻求外交承认，未必会为外蒙问题与我们彻底交恶。一旦错失良机，悔之晚矣！”

他的话语掷地有声，眼中闪烁着理想主义与军人铁血交织的光芒。段祺瑞看着自己最信任的这位年轻将领，那份锐气与担当，正是此刻混乱的中国所急需的。沉吟片刻，他将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用力一点头：“好！就依你！务必成功，不负国家！”

得到总理的首肯，徐树铮如离弦之箭，立刻投入到紧张的筹备中。他雷厉风行，一方面四处奔走，软硬兼施，为出征部队募集粮饷弹药；另一方面，他亲自挑选士兵，整肃军纪，将自己一手训练的西北边防军打造成一支精锐之师。

与此同时，遥远的库伦（今乌兰巴托），外蒙“总理”巴德玛多尔济正坐在沙俄顾问的身旁，听着对方描绘“独立”后的美好蓝图。他对沙俄既依赖又恐惧，对南方的中华民国则充满了疏离与不信任。恩琴男爵率领的白俄匪军在城外耀武扬威，更让他觉得“独立”是唯一的出路。外蒙的王公贵族们也各怀心思，在分裂与统一的十字路口上，犹豫不决。

塞北的寒风，似乎比往年更加凛冽，预示着一场风暴的来临。

第二章 饮马色楞格

民国七年十一月，徐树铮亲率西北边防军第一师的两个团，共计四千余人，从张家口出发，向漠北进军。

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行军。时值隆冬，朔风如刀，大雪纷飞。部队在茫茫戈壁和雪原中跋涉，补给线漫长而脆弱。徐树铮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宿营时往往只在土坯房或帐篷里歇息片刻，饮食也极为简单。他不仅是指挥官，更是精神领袖，用自己的意志感染着每一个士兵。

“弟兄们！我们此番北上，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为了收复祖宗的土地，让外蒙的同胞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前方再苦再难，也动摇不了我们的决心！”在一次短暂的休整中，徐树铮站在高坡上，对集结的士兵们喊道。

士兵们齐声高呼，声音在空旷的原野上回荡，驱散了些许寒意。

大军一路向北，进展神速。徐树铮采取了“先礼后兵”的策略，一边进军，一边派人向库伦当局送去信函，晓以利害，劝其取消独立，回归中央。但库伦当局在白俄势力的怂恿下，对徐树铮的通牒置若罔闻，反而调集兵力，在途中设置障碍。

恩琴男爵更是狂妄自大，认为徐树铮的部队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他亲率主力，试图在半途截击。

双方在色楞格河畔遭遇。恩琴的白俄匪军虽然装备了一些火炮和机枪，但纪律涣散，士气低落。而徐树铮的边防军则训练有素，士气高昂，尤其是配备了先进的日式三八步枪和重机枪，火力上并不逊色。

战斗打响了。徐树铮亲临前线指挥，沉着冷静。他命令部队利用地形展开，以密集的火力压制敌人，同时派遣一支精锐小分队，迂回到敌军侧翼进行包抄。

白俄匪军在最初的冲击后，很快就陷入了混乱。他们没想到这支来自南方的中国军队如此顽强。恩琴男爵试图组织反击，但在边防军的猛烈攻势下，他的指挥系统很快就被打乱。

激战半日，白俄匪军溃不成军，恩琴男爵带着残部仓皇西逃。此役，边防军大获全胜，不仅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更重要的是，彻底粉碎了库伦当局的军事抵抗信心。

徐树铮站在色楞格河畔，望着滔滔河水，心中百感交集。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的一次重要胜利，更是收复外蒙的关键一步。他下令，部队稍作休整，即刻向库伦进发。

第三章 库伦易帜

色楞格河一役的败讯传到库伦，全城震动。外蒙“政府”内部顿时陷入一片恐慌。巴德玛多尔济总理面如死灰，那些原本支持“独立”的王公贵族们也开始动摇。他们意识到，依靠不堪一击的白俄匪军，根本无法对抗强大的中央军。

徐树铮的大军兵临库伦城下，却并未立即发动攻击。他再次派人进城，向库伦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三日之内，取消独立，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否则将兵临城下，后果自负。

城内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外蒙的普通百姓大多心向祖国，对“独立”后的动荡生活早已不满。他们纷纷涌上街头，要求当局回归中央。一些开明的王公也开始私下与徐树铮的代表接触，表示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条件。

巴德玛多尔济在内外交困之下，走投无路。他知道，抵抗无异于以卵击石。最终，在外蒙爱国王公的劝说和压力下，他不得不做出让步。

民国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库伦当局正式向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投降，宣布取消“大蒙古国”的独立地位，回归中华民国。

次日，在库伦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宫殿前，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徐树铮一身戎装，神情肃穆地站在检阅台上。外蒙的王公贵族和“政府”官员们垂头丧气地列队站在台下。

当中华民国的五色旗缓缓升起，取代了所谓的“蒙古国旗”时，许多在场的中国士兵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库伦的百姓们也纷纷涌上街头，欢呼雀跃。阔别祖国多年的外蒙，终于在徐树铮的武力威慑和政治斡旋下，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徐树铮在仪式上发表了演讲，他强调，外蒙与内地同属中华，血脉相连，中央政府将尊重外蒙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致力于发展外蒙的经济，改善民生。他的话语真诚而有力，赢得了在场不少外蒙人士的认同。

随后，徐树铮成立了“西北筹边使公署”，全面负责外蒙的军政事务。他积极整顿吏治，安定社会秩序，同时着手修建公路、开办学校、发展贸易，试图在外蒙建立起稳固的统治。

漠北的天空，似乎重新变得晴朗起来。

第四章 昙花一现的荣光

徐树铮在库伦的日子里，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他一方面严厉打击白俄残余势力和分裂分子，维护外蒙的稳定；另一方面，他也努力调和外蒙内部的矛盾，争取王公贵族和活佛的支持。

他深入了解外蒙的社会状况，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亲自拜访哲布尊丹巴活佛，与之建立了相对良好的关系。他还下令减免部分苛捐杂税，鼓励内地商人来外蒙经商，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复苏。

然而，徐树铮的铁腕手段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他行事过于专断，对不同意见缺乏容忍，这使得一些外蒙王公感到压抑。更重要的是，他在库伦的经营，离不开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而维持这支军队的开销，对本就捉襟见肘的中央政府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再次发生剧变。民国八年，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政府倒台。作为皖系核心人物的徐树铮，立刻成为直系军阀的眼中钉。

北京的新政府上台后，对徐树铮在西北的势力心存忌惮，开始削减对西北边防军的军费支持，并召回徐树铮。

徐树铮深知，自己在库伦的事业，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一旦失去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军事上的后盾，就将面临崩溃的危险。他多次致电北京，据理力争，但均无效果。

民国九年，徐树铮被迫离开库伦，返回北京。他离开时，神情落寞，心中充满了不甘与无奈。他知道，自己一手促成的外蒙回归，可能会因为国内的政治动荡而再次化为泡影。

果然，徐树铮离开后不久，外蒙的局势再次恶化。失去了军事威慑，那些主张分裂的势力死灰复燃。同时，苏俄红军开始进入外蒙，击败了白俄匪军，并逐渐在外蒙建立起自己的影响力。

民国十年，外蒙再次宣布“独立”，成立了所谓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一次，由于中国国内军阀混战，无力北顾，外蒙的分离状态，就此延续下去。

第五章 青史留名，功过任评说

徐树铮回到北京后，很快就被直系军阀控制，一度被软禁。后来虽重获自由，但他已无力回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收复外蒙的功绩付诸东流。

民国十三年，徐树铮在廊坊被冯玉祥的部下枪杀，年仅四十岁。这位才华横溢、充满争议的爱国将领，就这样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他短暂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收复外蒙的壮举，虽然如昙花一现，仅仅维持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但却是近代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一次难得的胜利。在那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年代，徐树铮以一己之力，率领孤军深入漠北，迫使外蒙回归，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

然而，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的理想和行动，超越了当时中国的实际国力和复杂的政治现实。他过于依赖个人的能力和武力，忽视了国内的政治协调和外蒙内部的民心向背，更没有考虑到国际势力的干涉。因此，他的成功注定是短暂的。

多年后，当人们回顾那段历史，依然会为徐树铮的勇气和魄力所折服。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中华民族并非没有收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虽然外蒙最终还是分离出去，但徐树铮“饮马漠北，收复故土”的功绩，永远铭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

漠北的风，依旧吹拂着那片广袤的土地。而徐树铮的故事，也如同这风一般，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声悠长而复杂的叹息。他是一个悲剧英雄，他的努力虽然未能最终成功，但他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却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