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周曼翠

周老师

知青岁月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到那里去大有作为的”。六十年代，全国各大城市无数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怀揣一颗红心，奔赴农村去开荒种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就是其中一员。

六十年前，我18岁，和南昌市西湖区一百来个知青在一片喧天的锣鼓声中，在西湖区政府干部的欢送下，胸戴大红花，在上奉人民公社派来接我们的汪庆雄社长带领下，登上了开往修水革命老区的专车。

专车分三辆：两辆坐人，一辆装行李。上车后大家兴高采烈，一路歌声一路欢笑，怀揣梦想去开辟新生活。可是当车子一路颠簸，越开越远，映入眼帘的都是起伏连绵的大山时，歌声停了，笑声没了，听到的是阵阵抽泣声。修水上奉乡政府来接我们的领导一路安慰，可还是止不住哭声。

车子大约颠簸了八九个小时总算进了修水，到了上奉。只见上奉街上许多人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我们，这让我们的精神倒是有些兴奋（我一路晕车一路呕吐兴奋不起来）。然而车子还在往前开，一直开到山背村我们才到了目的地——大坪山茶场。那里有公社派的当地场长张治华带领村干部和村民在敲锣打鼓迎接我们，场面非常热闹，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特别是我们这些晕车的人，只想马上躺下。我们住进了山背的一个大祠堂（据说是三公庙）。这祠堂是四方形，分上下两层，大约有几十间房，条件是非常简陋的。可大家经过长途颠波，顾不了那么多，放下行李，只想躺下。

安顿好了后，艰苦的劳动锻炼开始了。当地政府委派的干部带着我们：去大坪山开荒种茶，去山上砍柴，去水田插秧等等。

我记得第一次去山上砍柴，大家拿起柴刀不知怎么下手，场长就教我们。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使力。最后大家砍下的都是一些小树杆。回来一称，我扛回来的一根只有16斤（应还算重的），扛这16柴还累得气喘吁吁，肩上红肿。

去大坪山开荒，不会用锄头，使不上力，挖了半天也挖不了多少。时近十二月，天气渐冷，可大家累出了汗。口渴，带的水不够，大家休息时就去挖当地（那时听说是肖家湾）老百姓的红薯解渴。老百姓很好，看我们是大城市来的小青年不说我们。特别是有一个肖姓农民（后来成了我的家公），还挖好红薯，甚至擦掉泥巴抛给我们，我们几十个人抢着吃，那红薯很甜，水份多，很解渴。此时的大家开心极了。第二年春天，场长带我们去山背田里插秧，一下田蚂蝗就爬到了脚上，特别是女生吓得尖声大叫，都往岸上跑，我胆大些，用手去拍，可是越拍叮得越紧，而且有好几只，我也往岸上跑，坐在田埂上再也不想下去了。后来老农告诉我们下田前腿上抹点牛黄，蚂蝗就不大叮了，再后来慢慢习惯了，胆子大了，有蚂蝗叮上了，就直接用手扯下来踩到泥巴里。

农村确实是个锻炼人的地方，开荒种地我们手上磨起了泡也不叫苦了，慢慢还结了茧。

再说说我们的生活。那时劳动艰苦又没有肉吃，肚子里没有油水，就特别能吃饭。那饭里面都有红薯丝的，搁现在都不想吃，可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没有菜一餐也能吃六七大碗，只怕有七八两，有的男生甚至一餐能吃一斤米，那些南瓜、红薯都是我们的宝。那时没什么肉吃，有的男生胆子大，实在熬不住了，晚上就去山背街上农民家偷鸡摸狗回来打牙祭。

下放劳动是艰苦的，但也是锻炼人的，经过了几个月的劳动锻炼，我们慢慢适应了农村生活，也不再那么娇气叫苦了。我们的业余生活也丰富了。白天劳动回来，晚上就唱歌，跳舞。逢年过节我们还排练节目。演出时山背街上，附近村子的人都来看。我们毕竟是大地方去的，有的还是文艺爱好者。我们唱歌，我们跳舞，我们还演情景戏。比如我们排了一个老两口学毛选。我记得那时我演老太太，一个叫邱焕曾的男生演老头子。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还排练了一个有特色的节目去走街串巷演。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但我记得我们扎了一只花轿（也许是一只花船），我打扮得花枝招展在轿子（船）里面，两手扶着轿子（船邦）边走边扭，两边有人护着，也是边唱边跳。从场里出发，一路跳到山背街上，跳过大坪山，跳到沙洲街上，开心得很。那时劳动之余我们的业余生活到是挺丰富的。

我还记得一件事：我们去山背街上一个小店里买东西，热情的山背人给我们泡修水茶，那一碗茶里放了好几样东西：不仅有茶叶，还有菊花，豆子，芝麻，萝卜干，姜丝等，闻着香气扑鼻茶，我们把茶水喝了，可里面还有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才能弄到嘴里去，有的从身上拔下钢笔挑，有的用手抓，后来老乡告诉我们，用巴掌盖住茶杯口拍茶杯底才慢慢学会了喝修水茶。

还有一件事记忆犹新：那时我们在大坪山开荒，有一个人头发梳得溜光，脖子上一条围巾，一头在前一头在后搭着，戴一副眼镜从我们开荒的地方路过，大起哄说，这个人头上溜溜光苍蝇都站不住（这个人就是肖理忠）。

第二年（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场里开始贴大字报，发传单。针对的是人民公社的走资派。一些男生闹得最起劲，他们有时还闹到观前街上去。那时我在茶场小学当老师了。不大参与闹革命行动。

在茶场做老师有时去中心小学开会，经人牵线认识了肖理忠。那时知道他出身贫下中农，是我要找的保护伞，就开始交往了。我们场里有些人说，周曼翠怎么找个乡下人，以后一辈子都回不了城。

我说我家庭出身不好，肯定回不去了。算了认命吧。

文化大革命越闹越凶，没有课上了。我也不愿意去参与闹革命，也参加不了闹革命，因为我是黑五类的子女。火不烧到我身上就万幸了。就是这样小心翼翼的还是被人揪了一回。那次我和茶场的人上台跳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台下就有人说：周曼翠是黑五类子女，把她揪下来，一个舞没跳完就被赶下台了。

到处闹革命，没事做了就天天打扑克，没想头了就结婚吧。肖理忠是贫下中农，是麻石阶级，是我的保护伞，没人敢揪我了。

可是好景不长，肖理忠所在学校的校长被红卫兵抓走资派抓去批斗了。肖理忠和走资派是铁杆关系，作为保皇派也抓去陪斗了。一时间人心惶惶，社会动荡，生活不得安宁。我们经常搬家，怀孕两次都被搬家弄得没保住，到七零年才保住了大儿子。

七零年以后我们的生活才慢慢安定了。我们上奉茶场的知青们也陆陆续续走了，有的当兵去了，有的回南昌进了工厂。也有几个和我一样在修水扎根了。

往事不堪回首，一晃60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女孩变成老太婆了。

这就是我的知青岁月。本以为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真的大有作为，未料想被一场浩浩荡荡的文化大革命搞得一片狼藉。

忆往事，难于释旧怀。就此搁笔🖊。

周曼翠2025、11月南昌。

写于下放修水六十周年之时

当年一起下放的女知青。

回南昌后的一次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