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关东大地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读《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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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下：这些笔记是读书手记、随感与延伸，并非对原书的解读，其中可能包含个人感想、相关内容的拓展，甚至一些基本概念的梳理，本质上是娱乐，仅是个人观点！

一次大战：1914年-1918年11月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1918-1929年

世界经济大危机：1929年10月-1933年

二战前的危机与战争策源地形成时期：1933年-1939年

二次大战：1939年9月-1945年9月

明治维新于1868年启动后，日本确立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又裹挟封建主义专制性的近现代国体，历经约21年的发展，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颁布，1890年正式实施，二元立宪体制就此定型。

此后这一体制运行近30年，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逐渐滋生蔓延。

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条非常基本和核心的理论，更是其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论证资本主义历史暂时性的基石之一——日本也未能脱离这一规律，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进入了首个明显的经济危机周期，各行业陷入衰退与不稳定状态。尽管这种周期性危机危害深远，但并非日本独有，尚未构成致命打击。

1923年9月1日，一场致命天灾打破了这种“可控”的困境——关东大地震爆发。

这场矩震级8.3级、震中烈度达Ⅺ度的特大地震，对日本的工业化根基与人口结构造成了毁灭性冲击，而值得特别说明的是，1920年代的日本，工业本身就高度集中于东京、横滨等少数中心城市，产业结构相对单调，核心产能集中在造船、纺织、军工等有限领域，

因此这场地震的冲击在日本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的惨烈，造成的影响直接且彻底。更雪上加霜的是，地震后混乱的难民安置、损毁的公共卫生设施，以及尸体处理的滞后，直接引发了大规模瘟疫蔓延——霍乱、伤寒、痢疾等传染病在避难所和受灾区域快速传播，原本就因地震伤亡惨重的民众，又面临着疫病的致命威胁，进一步加剧了人口损耗与社会恐慌。

这里不禁想起，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记得80年代风靡中国的日本电视剧《阿信》，其中就有对关东大地震的生动描写。这正是阿信与丈夫龙三的第一次创业发展期：龙三满怀憧憬地贷款扩建成衣厂，满心期待事业能更上一层楼，结果这座承载着一家人希望的工厂，在关东大地震中被完全摧毁。

失去所有家产的阿信一家，再也无法在城市定居，只能被迫退回农村。而这次灾难也成了龙三事业的分水岭，他此后再也没能重振旗鼓，直至后来被征兵，彻底告别了创业之路。《阿信》中的这段情节，也让抽象的历史灾难变得具象可感，成为当时无数日本普通家庭与中小企业在时代洪流中挣扎的缩影。

一、工业化的毁灭性打击

1. 核心工业集群彻底瘫痪：东京、横滨作为日本工业心脏，集中了全国30%以上的工厂，其中横滨横须贺造船厂、东京石川岛造船所等关键军工与民用工厂，以及龙三这样普通创业者的成衣厂等，均被地震和后续大火夷为平地，机床、锅炉等核心设备尽数损毁，仅东京一地就有12万多家工厂直接停产，工业产能瞬间腰斩。

2. 基础设施全面断裂：关东地区的铁路干线（如东京-横滨、东京-神户线）近80%的轨道变形、桥梁坍塌，港口码头（横滨港、东京港）的装卸设备全毁，对外贸易完全停滞；电力系统损毁导致东京、横滨等城市连续数周停电，幸存工厂因缺乏能源无法复工；邮政、电信网络中断，企业间的生产协同与资金流转彻底瘫痪，无论是大财阀还是中小创业者，都难以开展正常生产经营。

3. 产业资本大规模蒸发：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10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两年的财政总收入，大量中小企业因厂房、存货被毁而破产，三菱、三井等大财阀虽有实力重建，但也因资产缩水导致投资能力锐减，工业化进程被迫中断；

二. 瘟疫的爆发及后果

• 爆发根源：地震导致东京、横滨等核心城市的下水道系统、自来水厂等公共卫生设施完全损毁，340多万难民挤在临时搭建的避难所中，居住环境拥挤肮脏；同时，地震造成的大量尸体未能及时妥善处理，高温天气下迅速腐烂，成为病菌滋生的温床，为疫病传播提供了绝佳条件。

• 核心疫病：以霍乱、伤寒、痢疾为主，这三种肠道传染病通过污染的水源、食物快速扩散——避难所的集中供水系统被尸体腐败物污染，难民共享的餐具、衣物未经消毒，直接导致疫病在群体中爆发；此外，地震造成的伤口感染引发的败血症、破伤风等疾病，也因医疗资源短缺而大量蔓延，形成“地震外伤+疫病感染”的叠加伤亡。

• 蔓延路径：从东京、横滨的地震核心区起步，随着难民向周边千叶、埼玉、神奈川等县迁移，疫病快速扩散至整个关东地区，甚至波及关西部分城镇，形成“核心区集中爆发、周边区多点扩散”的态势。

• 伤亡数据：根据日本内务省事后统计，地震直接死亡（含失踪）约14.3万人，而瘟疫导致的额外死亡人数约1.2万-1.5万人，占总死亡人数的近10%；另有超过5万人因感染疫病留下终身伤残，其中不乏原本具备熟练技能的产业工人、技术人员，进一步放大了人口结构的损伤。

瘟疫对日本社会与复苏的深层影响

1. 医疗与财政的双重透支：当时日本的医疗资源本就集中在城市核心区，地震中多数医院、诊所被毁，医护人员伤亡过半，剩余力量根本无法应对大规模瘟疫。政府为防控疫病，被迫紧急调拨军费采购疫苗、搭建临时隔离区、雇佣人力处理尸体与消毒，仅卫生防疫支出就达3.2亿日元，占地震总损失的3.2%，直接挤占了工业重建、基础设施修复的资金，导致复苏节奏延缓至少1-2年。

2. 社会恐慌的加剧与秩序失控：疫病的无形传播让民众陷入普遍恐慌，“避疫”成为首要需求，大量受灾民众放弃返乡重建，转而向未爆发疫病的偏远地区逃亡，导致工业劳动力回流彻底停滞；同时，部分谣言将疫病传播归咎于朝鲜侨民、中国侨民，进一步助长了排外情绪，加剧了“朝鲜人虐杀事件”等暴力冲突，社会秩序陷入“地震破坏+疫病恐慌+暴力冲突”的三重混乱。

3. 对政府公信力的打击：政党内阁在灾后防疫中表现低效——疫苗供应不足、隔离措施滞后、信息披露不透明，让民众对“西式民主”政党的治理能力彻底失望。

相比之下，军部以“高效防疫、维护秩序”为名，直接介入灾区管控，在疫苗分发、隔离区看守等工作中展现出“强执行力”，为后续军部扩大政治影响力埋下了伏笔。

三、人口结构的剧烈冲击

1. 核心区人口锐减：地震及次生火灾、海啸共造成约14.3万人死亡（含失踪）、20万人受伤，叠加瘟疫导致的1.2万-1.5万额外死亡与5万余人伤残，死者中不乏产业工人、技术工匠、企业家等关键劳动力，东京、横滨核心区人口密度骤降1/10，直接导致工业生产所需的熟练劳动力严重短缺。

2. 难民潮与疫病扩散打乱秩序：340多万无家可归的难民（包括阿信一家）涌入周边城市，不仅让劳动力市场陷入混乱，更成为疫病传播的载体，使得瘟疫从受灾核心区扩散至整个关东地区及关西部分城镇；大量家庭因亲人伤亡、财产尽失而破碎，社会消费能力大幅下滑，同时民众为躲避疫病纷纷逃离聚居区，进一步阻碍了劳动力回流与生产恢复。

关东大地震后，日本并未一蹶不振，而是以顽强的韧性逐步推进恢复——尽管未能实现全面复苏，但工业产能、基础设施与社会秩序均在缓慢回暖。

然而不幸的是，1929年美国经济大危机爆发并席卷全球，日本刚有起色的经济再次陷入绝境。关于这场危机对日本的具体影响，前文第十五篇已专门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至此，本章的第一节终于结束，叨咕了十几天🤯

其核心主旨在于清晰梳理：在国家层面，日本军国主义的滋生与发展，是特定历史条件、制度缺陷与地震、瘟疫、经济危机等多重灾难叠加的必然结果。这一切都为后续的对外扩张埋下了伏笔。

接下来，本章第二节，把视角转向与国家层面相对应的民间——聚焦日本民间法西斯团体的涌现。

这一领域我们过往了解甚少，但其蔓延态势之迅猛、影响之深远，同样令人不安，值得深入探究当时的具体境况。

写于2025年11月4日，我钩的风铃，嘿嘿😁

写作思路和感想来自本人，文字润色和资料检索等则依仗豆包人工智能和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及我脑中残留的一点儿知识。

再次声明，这些都是为了理解日本发动二次大战的背景，非专业文章，娱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