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上的沉思， ——雁北大院纪事

凯博尔

　　

序

每一个从雁北行署大院走出来的孩子，每每一触及到“雁北大院”四个字，条件反射般地想起那个哺育自己成长的摇蓝——“大楼院”，想起雁北大院的历历往事。

雁北大院是雁北行署机关的所在地。1958年，雁北行署机关正式迁入雁北大院。随着岁月的流逝与体制的变迁，1993年雁北行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被撤销并入大同市人民政府。

历经五十一年的沧桑岁月，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变幻。2009年8月，雁北大院在城市更新中被夷为平地，昔日的院落、楼宇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生态林。曾经的邮政编码037044也隐匿了，曾经的通讯地址御河北路也被忘却了，往日的辉煌宛如过眼云烟，消逝于厚重的历史尘埃之中。

如今徜徉在雁北大院的遗址上，历史的回音壁叩响我们的记忆，旧日的各种场景在脑中掠过，前辈们的音容笑貌依然栩栩如生。

作为一个曾经的地理符号，雁北大院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历史符号，镌刻着一个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印记；演变成了一个政治符号，关联着政权机构的运作与区域治理的记忆；演变成了一个感情符号，深深植根于每一位大院原住民的心底。

怀旧的惜别之情，引起一丝丝内心的隐痛。这不仅是对一个物理空间的尊重，而且承载着抒情性的场所精神和人文主义的审美意象。虽然有美化往昔生活环境的心理倾向，但是难以忘怀的个体命运与集体记忆的碰撞，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情感价值的融合，作为情感拓扑学保存在心间，并且已升华为一个精神家园，已经成为父辈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去理解、去传承。

从历史深处进一步挖掘雁北大院的精神价值，并将此形成一种永恒，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笫一节: 雁北地区的演变

雁北地区位于山西北部，40度北纬线、400mm等降水量线的自然生态，形成了雁北的天然资源。四面环山的地势，桑干河自西南向东北贯穿全境，静静地淌入河北。只留雁门关、杀虎口和灵丘道作为通往外地的孔道。

雁北作为中原地区同北方边塞地区接攘地带，是汉民族与北方民族的交接地带，是多民族聚居融合的地带，也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碰撞、汇合、融会的主要地带，在此建都的北魏曾留下了厚重的历史文化。从汉代设郡县开始，成为军事与商贸重镇。

雁北地区在上世纪50年代后，作为一个行政区划，自成一个地理单元，分别辖大同、怀仁、阳高、天镇、左云、右玉、平鲁、浑源、朔县、山阴、广灵、灵邱、应县等十三县。曾经的雁北全区总人口约240万，总土地面积3402万亩，耕地面积为1002万亩。

雁北地区处于晋、冀、蒙三省交界，京包铁路、同蒲铁路以及大秦铁路交汇于此，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长期以来，雁北地区作为一个以自然经济和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作为以各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一种行政区划型经济结构主体，虽然希望通过“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形成接口桥梁，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基础条件的薄弱，因此农业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工业基础相对薄弱，构成了雁北地区一直没有完全摆脱落后的状况，解决温饱问题构成了当时雁北行署的工作方向和农村工作的主要特点。

　　行政公署是中华民国时期的行政督察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简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将原“行政督察区”改为专区，则成为“行政专员公署”的简称。1967年至1971年，“专区”改称“地区”，作为“地区行政专员公署”的简称，成为正式的机构名称，管理一般地区的行政公署叫地区行政公署。

雁北行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的一个区域性的政治权利中心，代表着国家政权行使着政治、经济、文化和民生的管辖权，保证着十三县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及民生的稳定发展，触角无所不及，无微不至。在发展过程中，雁北地区的政权机关历经体制的变化：

1949年5月设立雁北专区，这是雁北首次作为我国行政区地名，以大同、阳高、广灵、灵邱（灵丘）、浑源、应县、怀仁、山阴、朔县、平鲁、右玉、左云这12个县为辖区，大同县城改为大同市并作为专署驻地，天镇县为察哈尔省直辖。雁北专区与察南专区、察北专区一同构成察哈尔省的三个专区；

这是雁北十三县在民国初年雁门道之后再次位于同一个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内。

1952年11月察哈尔省撤销后，雁北专区各县（含大同市）划入山西省至今。

1954年大同县与怀仁县合并为大仁县（驻大同市），雁北十三县变成雁北十二县。

1958年雁北专区与忻县专区合并为晋北专区，同时大仁县并入大同市和山阴县、应县并入山阴县、天镇县并入阳高县、广灵县并入浑源县、平鲁县并入朔县、右玉县并入左云县；雁北12个县变成6个，足以说明此次县际合并的力度之大。

1960年应县与广灵县恢复建制，原雁北专区范围内的县由6个变成8个。

1961年晋北专区改为雁北专区与忻县专区，天镇县、平鲁县、右玉县恢复之后的雁北专区管辖11个县；同时大同市改为省辖市，这是雁北与大同分治的起点，标志这原来雁北专区已由一个整体变成两个县级以上的行政区了。

1964年大同县、怀仁县恢复建制并属大同市管辖，自此又形成雁北十三县的格局；次年大同县、怀仁县从大同市划入雁北专区。

1970年雁北专区改名为雁北地区，以大同市为驻地，1972年3月，大同市划归雁北地区。大同市恢复省辖市身份后，大同市有城区、矿区、南郊区、新荣区4个市辖区、雁北地区辖有十三县，与最早的雁北专区和大同市的格局一致。

1978年改名雁北行政公署。

1989年1月地级市朔州市成立，以雁北地区的朔县、平鲁县、山阴县为辖区并将朔县改为朔州市朔城区、平鲁县改为朔州市平鲁区；自此雁北区域由一个整体形成了雁北地区、大同市、朔州市三足鼎立的局面，调整后的雁北地区仍有10个辖县。

1993年7月地市合并时，雁北行署撤销，雁北地区所辖10县，将天镇、阳高、广灵、灵丘、浑源、左云、大同等7县划入大同市，将怀仁、应县、右玉等3县划入朔州市，最早的雁北专区范围类形成今天大同市与朔州市这两座城市的格局。

在历史的演变中，随着体制的不断变化，雁北行署经历了几度分合，最终被撤销。

　　

笫二节: 历史的回眸

中国的“大院”是一个专用名词，特指以房屋围合并具有某种独立性的建筑群。

近代中，其特征根据居住者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而形成，如苏杭的“古典私家园林”、如山西的各种官家大院、商家大院等。

现代中，“大院”按照居住者群体特征划分成了相对的物理单元，如“机关大院”、“部队大院”、“厂矿大院”等。

从属性讲，每个“大院”都是制度、观念和器物三重文化的集中体现。

　　

雁北大院作为雁北专区行署领导机关所在地，坐落在山西省大同市市区的东北角，在百姓口中俗称“大楼院”。

和现代中国的许许多多的“大院”(有部队大院、有工厂大院)一样，既有政治集合体的属性，同时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办公和居所集聚平台。

从社会学的角度认识，雁北大院是集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在一个空间，由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共同生活组成的一个共同体。

雁北大院其社会属性和文化内涵已与传统“大院”有了本质区别，其演变轨迹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它也是解读中国历史、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的重要密码。

从文化角度审视，雁北大院作为雁北文化的象征性载体，记录着社会风貌，记录着地域历史与社会发展的脉络，并且形成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传统文化的再生路径。雁北大院所体现的文化，不仅是精神的归宿，更是一种历史的沉淀。

　　一、大院的属性

属性是事物的性质和关系的统称。

雁北大院作为一个机关大院，具有政治集合体的属性，在延续过程中，父辈以奠基者的身份，以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强烈的家国情怀，影响和滋养着大院的居住者，并得以跨越时空，延续至今。

属性一：生活家园

大院包含居住、教育、娱乐、工作等多种功能分区，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型社会单元，为居住者提供遮风避雨的物理空间，满足居住者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多元需求，成为一个舒适、安宁、和谐的生活环境。

属性二：社会功能

大院作为一个政权机关的所在地，其政治功能通过外在的物质符号，渗透成大院的意识形态，向外界传递其权力辐射和社会影响。

属性三：精神领地

大院特定的文化得以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传承与强化，体现在其内部形成的独特生活方式与文化氛围。以此形成了雁北大院特有的精神气质。

　　二、大院的维度

维度用于描述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经过岁月的打磨，人们对雁北大院的认识已经由感性认识逐渐形成了概念上的沉淀，并且不约而同地试图从地理、政治、历史、文化四个维度去回忆和重新认识雁北大院：

一是地理维度：

雁北大院坐落在大同市的东边的旧城墙和御河之间，这里是城区边界的城乡结合部。大院建于50年代，由18栋青砖红瓦的三层高的楼群组成，周边一圈精巧镂空的红砖花栏墙，在周围的田园风光的衬映下，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雁北大院的总体建筑规划据说是苏联专家受中国的委托设计的，原为东方红拖拉机厂的交钥匙工程，建成后因大同地区火山群可能有复发的隐患，拖拉机厂改变计划迁移洛阳，雁北专区接手，成为办公和生活驻地的雁北大院。

和全国五十年代同时期许多由苏联援建的建筑大致相同，雁北大院的建筑特点遵循了苏式建筑风格，这也是大同市第一次引进的外国建筑元素，堪称中西结合。

大院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大院兼容着城市和农村的某些特点，不仅链接着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而且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也在这里交汇。

大院的地理位置具有立体性和独特性，而且由于时间久远，因此以一种强有力的形象被留存于每个人的记忆之中。

二是政治维度：

雁北大院是集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于一体的特殊区域，是现行政治制度和观念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时代的制度、观念、社会习俗的承载物，极具历史性和追溯性。

从宏观的社会层面看，在政治一元化领导的年代中，雁北大院的工作机构通过自上而下地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和各项指令，领导和管理着十三个县的基层政权的运行，保证着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的稳定，影响和推进着雁北地区的社会变迁和发展进程，并且同时形成了雁北大院的特有的意识形态；

从微观的家庭层面看，雁北大院内的意识形态和大院的政治氛围，雁北大院的教育条件和生活环境，奠定了每个家庭的教育基础，形成了大院内的每个家庭单元体的思想基础和发展方向。

三是历史维度：

雁北地区作为山西省北部内外长城间地区的地理区域，承载着深厚的内涵底蕴与历史价值，作为历史的延伸线上的一个地理节点，也成为了一个历史承载体。

从民生的角度看，历史上的雁北地区，作为边塞，饱受外来游牧民族的袭扰，在接受入侵的同时，也带来了游牧文化，逐步形成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雁北地区的自然融合，形成了社会发展的传统基础。

从自然条件看，由于地理条件、天气条件和水利资源所限，历史上的雁北地区一直以农业、畜牧业为主，而且基本上处于贫瘠的状态。百姓们守在本土，努力自给自足，形成了本本分分的淳朴民风和勤劳耕作的生产特点。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雁北大院作为一个新的政权管理空间，在当地的影响力相当于“紫禁城”，代表政权所产生的推动社会发展的能量，具有强有力的辐射和渗透作用，对雁北地区乃至大同市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名种角度的交汇，构成了雁北大院的历史维度。

遗憾的是在城市建设发展中，出于发展旅游的目的，我们可以保留祁县的乔家大院、保留灵石县的王家大院，但是却容不下一个具有一定的历史纪念意义的雁北大院。

而且在遗址上，我们看到的不是曾经的雁北大院的影子和人物，而是为鲜卑人拓跋珪树立的雕像，让人为此惆怅。

四是文化维度：

当一个自然区域形成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状态时，必然会产生不同于社会普遍的文化元素、文化形态以及主流意识。特别是当传统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混合发展的情况下，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传统的社会组织管理方式，形成了雁北经济区域文化的基本特点。

聚集在雁北大院的人群，自生的主要价值观、主要情绪价值、主要的生活观念构成了大院的人文因素，而主导性的变量包括了大院子弟对父辈曾经的功绩的敬仰和怀念，并且转化成信仰和价值观。

其中，坚持数十年，与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的生生不息的“右玉精神”，就是被官方总结和推崇的雁北经济区域文化中标志性的元素之一，代表着父辈披荆斩棘、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覆盖和影响着雁北大院。而这一切，如春风一样，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院的孩子们的精神成长；

其中，有以怀仁县旺火为代表的“旺火”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的人文景观，代表着人们对生活的憧憬而生生不息，已经成为现在雁北旅游资源的一张名片。这也是当时雁北大院的孩子们守岁时的保留节目，每年除夕时都可以看到每个楼前的旺火中映照着每个孩子充满希望的脸庞；

其中，有独特的“烽火台”文化，作为冷兵器时代政权传递信息、守疆卫土的遗址，一直守护在长城，赋予雁北地区特有的物质文化资源。烽火台也是大院的每个孩子经常去怀古缅怀的地方，潜移默化中，将爱国情结渗透。

丰富、多元的文化沉淀，渗透到两代人的血液中，也构成了雁北大院的主体文化，至今影响着大院后代的价值取向。

　　对于雁北大院仅用以上维度的内涵并不能完全诠释“雁北大院”，也很难准确的概括雁北大院的物理属性和文化精髓，毕竟每个人的认识和见解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各异。但是，基于这样的维度认识，可能会将雁北大院的印象牢牢地锚定在每个大院中走出去的下一代的脑海里。

真正的文化生命力不在于固守物理边界，而在于将地理特征转化为精神符号的能力。而传承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它将植根于每个人心中。

　　

第三节: 儿时的回忆

看到昔日的雁北大院的旧址如今已经绿树成荫，绿草成坪，心中不无惆怅......

旧日的情怀，将我们拉回到当年雁北大院的每个场景。当年大院内部的一房一路、一草一木，如同芯片一般被植入每个人的脑海中，栩栩如生，每个人现在回忆起来如数家珍，其价值不仅在于其物质性的建筑遗存，更在于它承载了数代人的记忆与情感。

场景一：大院的楼群

雁北大院的西边是大同市区，南边紧邻的是五爱村，东边曾经是五爱村的农业用地，北边延伸一公里（包括黄花场）建有雁北行署各单位的宿舍。

由于缺乏详细考证，雁北大院的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包括办公面积和居住面积）和居住人口的数量、男女比例、年龄分布及人口分类缺乏详实的数据。

雁北大院是雁北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不仅各种工作指令由此发出，而且和老百姓生活有关联的雁北地区的全区性文艺汇演和篮球、兵乒球比赛及各种重大活动常常都在雁北大院举行。

大院中配套的生活服务设施也一应俱全，包括自建锅炉房供暖，自来水水塔，电力变压器设施，基本可以满足大院内居民的生活要求。

大院的东门至西门的中轴线确定了雁北大院的南北中轴线。大院里道路整齐，疏密有致，绿树成荫，非常适宜办公和居住。

大院中的4号楼是雁北地委所在的办公场所，5号楼是雁北行署所在的办公场所。在4号楼和5号楼之间的 “小转盘”空间，是大院的“中心”。记得在“文革”中，每天早晚可以看到所谓的“牛鬼蛇神”在这里“早请示晚汇报”，并且接受“革命”群众的训斥和批斗。而且高音大喇叭每天都在声撕力竭。

3号楼是雁北大院的“中南海”，雁北行署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居住在这里，每天晚上还有警卫战士站岗，保证安全。

8号楼有干部食堂，底层是小灶，供领导干部就餐；二层是大灶，所有机关干部在此就餐。8号楼一层还有一个理发室和一个澡堂，澡堂每个周末开放，周六是面向女性，周日面向男性开放，那时也没有更多的讲究。

8号楼的三层还有活动室和图书馆；10号楼有小卖部，相当于现在的小超市；14号楼有招待所；11号楼前的灯光篮球场经常有比赛。

院内在2号楼和3号楼之间有一个小礼堂，作为准电影院，每周都有电影放映（票价只有5分钱）。

院内还有地直机关门诊部，解决干部和家属的就医问题；还有新华书店和卖菜点；还有卖早点夜宵的小饭店。

供给制的体制使雁北大院基本构成了一个区域相对独立、服务配置完整的小社会。在这种环境中，供给制和计划经济的观念深深地植入每个孩子们的脑中。

　　场景二：大院的喧闹

那时，生活在大院的孩子们的生活内容中科技含量少，远没有如今丰富。虽然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游戏机等科技产品，但是有五花八门的原生态游戏，譬如说：踢毽子、跳皮筋、拍洋画、打元宝、扔沙包、跳方格、滑冰车、滚铁环、放风筝、抽陀螺、跳橡皮筋；而且大自然为孩子们提供了捕蝴蝶、抓蝌蚪、捉蜻蜓、捞小鱼、养鸽子、养兔子的条件。

随着季节的更替，可以看到大院的孩子们放学之后聚在一起活动，有些调皮的孩子还会不惧危险去爬城墙、爬水塔，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培养了孩子们自由自在的天性。

每年秋天，跟上父母去大同县的落阵营劳改农场采摘国光苹果；每年白菜、萝卜和土豆下来后，挖菜窖储备冬菜；除夕夜聚在一起垒“旺火”；放学后在西门口护城河上的食堂烤甜菜根充饥；冬天钉滑冰车到御河冰上比赛；跟随雁北篮球队乘车去赛场当拉拉队助威；周末到地委传达室听传达室的工作人员“小老李”讲故事……

那时大院里的孩子们基本上以自己所居楼房为界相聚和活动，大院里没有自然产生的孩子王，只有活跃在大院的“孩子魔头”张仁和其跟班“烟头”，让孩子们是既害怕又羡慕，纷纷敬而远之……留下的都是童年绚烂多彩的记忆。

大院的周边是用红砖砌的花栏墙围绕，不高、可攀，但是这种边界只能挡住循规蹈矩的成年人，拦不住顽皮的孩子们。为了少走几步，大院的许多男孩子通常是飞檐走壁，越墙而过，甚至走在墙头上如履平地。

花栏墙象一个无形的防火墙一样，作为天然屏障，不同程度的阻隔了社会上一些丑恶的现象和人的进入，为大院的孩子们提供了健康成长的保障，同时孕育出具有非社会性的大院文化，也沉淀了多少人的梦想和追求。

　　场景三：大院之东

那时大院东边都是开阔的庄稼地，种植的西红柿、菜瓜、向日葵等，菜地一直延伸到御河边。每到夏天，郁郁葱葱，一派田园风光。

那时的大自然是为孩子们敞开的，农田里没有化肥和农药，河渠里有青蛙，土壤里有蚯蚓，雁北大院的每个孩子的天性就是在与自然界共生中养成的，因此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现代人的焦虑和压力，有的只是无忧无虑的青春张力。

每到夏秋季，学校放了暑假，这里就成为大院里的孩子们玩耍嬉乐的场所：或自制弓箭，沿着水渠捕射青蛙，然后燃火烧烤蛙腿解馋；或在菜地偷摘西红柿、菜瓜、葵花，躲到一旁饱吃一顿；或在草丛中捕捉蚂蚱，然后烧烤……

越过东面的庄稼地，就是流水潺潺、清澈见底的御河了。

御河属于海河水系，是桑干河一级，发源于内蒙丰镇的三岔河村。应该说，御河的湿润，部分地调节了雁北大院的气候。在夏天没有洪水 时，御河平静缓和。、

御河是孩子们最好的活动场所，放学后孩子们结伴而来，共同嬉水摸鱼，不亦乐乎，一玩就忘天上挂月。

逢周末，大院的孩子们三三两两结伴，一块到大楼院以东方向的水泊寺水库或是东南方向的“方坑”去游泳（那时大同市没有游泳池），自然的环境，但是没有化学药物的污染，大院孩子们的游泳技能都是在这两个地方练就的，有时候甚至和洗澡的羊群同坑而游。而勇于挑战任何新鲜的事物的性格也是在此铸就的。

遗憾的是，现在昔日的绿色田园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水泥建筑林立，恍如换了人间。御河虽然还在，但已被拦坝蓄水，失去了往日的自由流淌，从严格意义上讲，如今被蓄水的御河，已经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河。但是又有谁会想到，御河的自由和我们每个人的自由是相通的，也是共情的。

试想一下，当你面对蓝天和田园时，你会感觉到一种拥抱大自然的自由。而你面对直耸云天的水泥林时，你感到的是一种窒息。这种变化是一种社会进化还是文明倒退？ 又有谁能够说清楚呢！

　　场景四：大院之西：

大院的西边，那时是古老的大同市的土城墙和旧日的护城河（基本无水），一墙之隔，形成了大同市和雁北行署的汉河楚界，也成为“大楼院”孩子的心理屏障。

破损的城墙已失去了旧日的雄伟，也失去了抗御外敌侵略的功能，成为大院孩子们游戏的阵地。作为每日放学的必经之路，不走大路而钻城墙洞回到大院，是孩子们的经常性的游戏。

而且经常出现墙内外的孩子们隔城墙土坷拉之战。一到此时，碰到的大院的孩子们，不管相识与否，都在大院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对外，共同“抗敌”，一种微缩化的爱国情结通过“爱院”情结充分展现，并且一直伴随着大院孩子们的成长。

雁北艺校、雁北文工团、雁北幼儿园、雁北子弟小学——大有仓小学（后更名为第二十四校）都在大院的西面。

　　场景五：大院之西的大有仓小学：

大院的孩子们如果说因为年龄小而对幼儿园记忆模糊的话，但都对大有仓小学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毕竟这是他们在家庭之外接受社会教育的第一个场所。

那时的大有仓小学，感到是一片净土。而且每天大院的孩子们鱼贯行走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没有安全恐惧，也从来不需要家长们护送。

作为一个单纯的学生，感觉那时的老师们是充满善良和理想，倾注心血，授道解惑中言传身教。同时，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不管其父母职位高低，只要分数不及格，一律按照规定留级，而在三号楼居住的学生也概莫能外。

到如今，还经常回想起每个辛勤哺育的老师：特别是被戏称“坦克头”的体育老师杨生茂，不管严寒酷暑，总是第一个来到体育场等候陪学生们一起锻炼。杨老师的贡献值在于，不仅给学生们带来健康的体魄，而且间接培养出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吃苦耐劳的精神；

想起娇小秀美的音乐老师关秀珍，细声细语，循循善诱，让音乐传递美好，浸润在学生心底，让美好从小在学生们的心中发芽；

想起不苟言笑的语文老师李吉的“带、学、想、用”的“四字经”作文模板，使学生们繁中见简，终身受益；

想起戏称“黄麻子”的校长黄俊元，威中带善，平易近人，颇具教育家的风范;

如今年过九旬的张创业老师，仍然一直是学生心目中的园丁，每逢当年的学生们聚会，总会邀请张老师参加；

记得任过班主任的张德梅老师刚从县里调过来，一张青涩稚嫩的面孔，周末教我们学唱儿歌“高粱杆杆粗又长，扛在肩上当步枪，一声口令齐步走，打谷场上练兵忙”……

也想起被误判死刑的青年才俊田永清老师的一副书生面孔，想起被处分的李国盛老师的卷发头和琅琅读书声……虽然当时不明就里，但是也多多少少算是一种启蒙。

那时，学校崇尚的是师道尊严，在对老师们有一种深深的崇敬的同时，大家的幼小的心灵中感受着世界的美好，感受着纯洁的师生情谊，由此种下了热爱生活的种子。

小学的老师多已作古，让人唏嘘。一个人的生命有限，一个教师的教学生涯也有限，但是作为一个好教师，其散发出的光芒是无限的，因为他将影响几代人。

遗憾的是由于教育体制的束缚，教学内容的局限，大院的第二代在启蒙教育阶段中缺失了逻辑学教育，缺失了哲学知识。同时，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理想主义缺乏普及型的了解和认识。而这种不完整的教育的恶果只有今天我们才认识到。

　　场景六：大院之南

大院的南边那时是五爱村（现在已经完成了城中村改造，五爱村不复存在），形成了城乡分界线。这也是从雁北大院进大同市市区的必经之路。

那时候的大院孩子们虽然有很多也随父母来自农村，但是对农村并不了解，对农村生活并不熟悉，而且对农村也没有感情，一旦成为城市人口，就会滋生一种优越感，对由于户籍政策而持有农村户口的人产生非常大的歧视，完全不明白人为地形成城乡差别和沿用苏联的户籍政策对社会长远发展造成的危害，也不知道消除城乡差别的艰巨性。

那时大院的孩子们根本不屑于和五爱村里孩子们打交道，倒是经常仗着地位优越，抱团和村里的孩子挑衅，尽管常常占不到上风。这显然是一种教育的缺失。

那时是计划经济，大院的住户家家户户都是供应粮，一个人一个月只有定量的27斤口粮，很难吃饱，而70%是“粮粮”，其中还有红薯干等代粮，很难消化。

而供应大院各家各户的粮店也在这边。一个不大的店面经常是买粮的人挤的滿滿腾腾的。

在我印象中，小时候从来就没有吃撑的时候。那时候，孩子们唱的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的孩子吃不饱”。由于物质短缺的可怕，饥饿让孩子们心有余悸。大院的很多孩子们体差身弱，就是在身体发育时期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所造成的，影响到一辈子的健康。

　　场景七: 大院之北

大院的北边是一条笔直的路，通往黄花场和大同剧院，还有大同火车站。

路边的雁北商业局礼堂是当时区直机关的比较大的会议和演出场所，当时雁北许多重要的全体干部大会，许多重要的文艺演出都在这里举行。

大院的孩子都记得，在邻御河边的田园中，矗立着一尊长2.23米，高1.52米的明代铁牛，也就是传说中的"镇河铁牛"，孩子们经常在铁牛身上玩耍。一尊默默无语的古铁牛，其造型和功能让人想到的是，过去御河经常会有洪水泛滥，需要铁牛镇守。但之后御河经常断流，古老的铁牛也完成了“镇河”之责，作为历史文物迁到大同市善化寺内束之高阁了。这种变化揭示了在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大自然所发生的不协调的变化。

现在的北面，已经是大同市房地产开发的重点区域，原来铁牛所在的遗址已扩展为“铁牛里”住宅区。看到的都是代表城市飞跃发展的高楼大厦，自然景象已经不复存在。

一位雁北大院的子弟赋诗：常思年少旧时光，御河旁，笑声扬，嬉水摸鱼，河水湿衣裳。弹弓在手惊飞鸟，心欢畅，意翱翔；时光飞逝梦犹长，菜花黄，蝶蜂忙。炊烟袅枭，慈母唤儿郎。唯愿童心终不改，情未老，永难忘。

雁北大院已经成为历史遗址，旧时的欢乐已经永久地埋藏在记忆中了。

　　

第四节：我们的父辈

时间的跨度，包容了雁北大院的三代人，在前后的迭代中，我们怀念我们的父辈，也就是大院的第一代人；我们正视自己，也就是大院的第二代人；我们凝望着我们的后代，也就是大院的第三代人。

雁北大院第一代人的称呼作为一种集合取向，其属性是雁北大院的奠基者，没有他们，就不可能存在雁北大院。

从雁北专区组建开始，来自四面八方的工农干部，作为新政权的第一代执政者，携家带口汇集到雁北大院办公、生活。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的职业革命者，经历过战争的考验。一部分人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的。

他们中间多数都打着着农民知识分子的烙印，保留着浓厚的农民意识，但不影响每个人带着朴素的工作热情，在自身的工作岗位上忠于职守，勤勉地奔波于雁北地区十三县，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核心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回顾雁北地区的发展历程，其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折射出父辈一代人的功绩和闪耀的光芒。毕竟在一个长期落后的基础条件下，能够使老百姓得到丰衣足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由此赢得百姓对现政权的衷心拥护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父辈凭借他们的努力做到了。

从横向看，和山西省其他地区相比，雁北的经济发展虽然可能仍不尽人意，没有实现预想的目标值（严格地讲，由于没有具体的数据，因此只是一种概念），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从纵向看，和过去的雁北地区相比，雁北的经济发展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其标志是基本上解决了百姓的温饱问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日的落后面貌。

　　一、践行中的认识：

作为第二代，虽然我们未曾与父辈做过推心置腹的内心世界交流，但我们总试图从更深的角度去揣测父辈的想法，理解父辈的精神遗产，并且希望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讲述与怀念中，获得传承。

为此，我们试图从原点去诠释父辈参加革命的心理路径，重新考量不同时期的革命的任务和目标、重新考量革命的概念、革命的内容和革命的意义的不同内涵、重新考量参加革命的动机和必要性，对于认识、理解和传承父辈们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为的同时，十分有必要。

用发展的眼光审视第一代革命者的精神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

雁北专署的传统的官本位体制和强大的官场辐射力，影响着每个干部的精神世界和他们的格局，形成了相信权威的工作价值观，形成了唯上唯同的工作哲学，也形成了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形成了循规蹈矩、谨慎自律的生活信条。

同时，每个人都十分珍惜进入地区级的政府机构对个人的生活和前途所带来的变化，体会到位差对一个人的发展所产生的激励作用。

虽然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很难看到作为个人能够有更多的创造性的作为，但是由于纪律和自律，也基本没有胆大妄为的滥用公权的行为。

干部队伍的自觉和自律，保证了政令的顺畅执行。尽管其中出了原地委书记王进之子王小平入学作弊的事件，在全国形成较大影响，但是，不以一眚掩大德，不影响雁北干部队伍的主流。这也是对第一代人的基本估价。

二、父辈的遗憾：

参加革命，是特定时期一个革命者的标准式。客观地说，我们的父辈在参加革命时，多数人初期的目的和理想是模糊的，只是一种政治潮流的席卷和一种个人出路的选择，每个人在懵懵懂懂中希望通过参加革命去进而实现人生命运的改变，但是可能大多数人在思想上没有一种明晰的预期和答案。

革命的释意有很多，很难做到用一种惟一的答案来解释来涵盖革命的所有内容。

一是对革命的理解：

若从名词解释的角度看：

古代凡朝代更替，君主改年号，称为革命。近代则指自然界、社会界或思想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深刻质变。

若从政治学的角度解释：

革命是一种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革命是一种权力转移的方法；革命是一种发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途径；革命是一种实现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

若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解释：

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而这些观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指导方针。

若从历史的角度理解革命：

中国的历代改朝换代，无论是皇权自然更迭，还是农民起义，革命的最后结果基本上只是政权易主，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权的性质。

这些观点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革命的含义，我们可以认为：现代中国的革命可以定义为一个政党推翻另一个政党、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改朝换代的暴力行动。

父辈的信仰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革命过程中逐步明确的精神抉择。初期，多数人受政治潮流裹挟或为寻求个人出路而投身革命，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仅停留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三十亩地一头牛”等具象化的物质愿景层面，这种基于现实利益的朴素向往，构成了信仰的起点。

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理论的提高与斗争的考验，父辈们开始逐渐认识到，所追逐的共产主义不仅可以带来物质生活的改善，更是赋予个体存在意义的精神旗帜，具有值得为之牺牲的正当性。长期“洗脑式”的教育与革命使命感的塑造，形成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核心价值追求，进一步将精神动力升华为信仰。

站在历史的角度，是父辈们投身革命，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一个新的政权的建立，可以确立父辈们投身革命的正义性。考量革命给每个人带来的影响，带来的追求和向往，带来的的激励作用，带来的人生转变，可以充分理解父辈们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为。

　　三是革命中的困惑：

父辈们作为革命的参与者，也都成为革命的受益者，开始享受革命成果的变现。而公务员的职业，就是革命后得到的红利变现。曾经的每个革命者的业生涯已经转为拿着国家俸禄的公共管理者，代表着政权，管理着国家，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完成了人生的转变。这种翻天覆地的命运变化可能是父辈们参加革命时所料想不到的。

随着中国的经济建设的推进，革命本应该进入新的阶段，本应该逐步摈弃其中的暴力成分而赋予新的内容，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

但是由于缺乏执政经验，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成为执政党继续革命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逆经济规律，采用政治运动式的办法推动经济发展，在给百姓带来幸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由于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和在治国政策上的偏差，给百姓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雁北行署作为一个区域的执行机构，很难抗拒当时的潮流，必然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譬如说“抓革命促生产”，而“抓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

用现代人的视角判断我们父辈的历史作用和功过是非，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父辈们受时代中各种政治运动裹挟，被统一的意志所驱使，个人的行动往往被构成日常经验的信念和既有的知识体系所支配，因此面对各种政治运动，往往采取坚持立场，放弃信仰，而服从现实的做法，并成为了其中的参与者、执行者、甚至是助力者，“平庸之恶”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毕竟雪崩来临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四是必要的反思：

在建国后诸多的政治运动过程中，揭示了历史评价的核心原则——既要承认集体探索中的客观局限，也不能忽视个体在权力结构中的主观选择。

而父辈们作为革命者和执政者，既有过作为凌辱者的耻辱，也有过作为被凌辱者的耻辱，不可避免的曾有过双重的经历和双标的人格。

应该看到，过程中有的人是出于无奈而被迫的，有的人则是出于主动，但就最终结果来看，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的；无论是被蒙蔽的，还是甘愿被蒙蔽的；无论是心甘情愿的，还是违心的，都无一例外地表明了每一个人的最终选择。这一抉择不仅影响了个人命运，也折射出特定时代背景下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复杂交织。

这种困境本质上是个体在历史局限中的哲学拷问：信仰能否超越具体实践的误差？当信仰与真理矛盾时，是坚守精神符号，还是回归理性认知？能否为了真理而修正自己的信仰？这可能是人生中的必须要经历的一种哲学思考。

父辈的信仰历程对我们的启示在于：

信仰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坚守，更在于以真理为尺度的自我革新。理想主义精神与奋斗热情值得传承，但将信仰异化为教条、拒绝反思的教训更需警惕。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信仰的内涵应从单向度的忠诚转向理性与价值的统一，既要保持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也要具备直面现实、修正错误的勇气。

不纠缠历史旧事是必要的，但由此有意识地忘却一些永远应该记住的教训，却是不应该的。自己可以宽恕自己，但历史不会遗忘。

如果离开这些认识，很难在历史的长河对我们的父辈有一个中肯的、正确的了解和评判。我们的父辈尽管在探索中走过一些弯路，但是其历史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他们的奋斗精神和艰辛付出，永远值得历史铭记和后人尊重，他们的故事应该永远讲给后人听。

　　

第五节：“文革”中的雁北大院

对每个大院的第二代人，没有和父辈们在战争年代赴汤蹈火的经历，而记忆犹新、刻骨铭心的就是伴随着父辈经历了雁北大院最黑暗的历史阶段——“文革”时期。

对雁北大院来说，“文革”无疑是一次覆盖面积最大的政治运动，利用了阶级斗争的形式，自上而下地发动了全国范围的“打倒一切、造反有理”的运动，现有的法律秩序被打破，一切社会伦理被颠倒，一切是非标准被混淆，民主被践踏。大院内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纷走向前台（这里不乏我们所熟悉的父辈中的很多人，不乏“文革”结束后依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很多人），许多潜藏在内心的劣根性，籍以政治运动得到最充分的暴露，人和人的相互信任关系遭到了践踏和毁坏，正常的工作秩序荡然无存。雁北大院也由此进入了红色恐怖中，人人自危。

一、当年“文革”的场景：

场景一：

许多人都会回忆起在4号楼和5号楼前的用竹席编立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栏，这种大字报形式被冠以“拿起笔，做刀枪”，成为乱世的最佳工具。不少人都在利用大字报的形式，利用公众舆论进行诽谤性的人身攻击，造谣惑众、歪曲真相和事实，渲泄私愤。

场景二：

在大院的灯光球场和小礼堂，司空见惯的是经常性地召开对各种人物的批斗会，被批斗的对象脖子上挂着沉重的侮辱人的大牌子，被造反派押在台上，伺以强制性的“喷气式的批斗姿势”，伴有参与批斗的群众的震耳欲聋的批斗口号。许多人回忆起被裹挟参加的各类批斗会，至今还能想起“王杜赵苗被批斗和游街示众”的惨不忍睹的场景；

在批斗过程中，经常有被批斗对象扛不住而栽倒在地，实现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这种高压态势下，被批斗对象很容易心理破防，被迫承认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甚至有的选择了自杀轻生的方式进行抵制。

　　场景三：

“文革”期间，司空见惯的是将被打倒的对象在大院内进行游街示众，更有甚者，将最落后的习俗搬出来，将被游街者化妆丑化，并且挂着破鞋等侮辱人的器物，给予人格上的羞辱和践踏。

场景四：

借着查找“罪证”之名，“革命造反派”经常私闯民宅，进行违宪的抄家活动，还有人趁机火中取栗，偷盗私人财产。

场景五：

在文革中，司空见惯的是“革命政权”通过组织“小分队”“雁北群专指挥部”，私设公堂，非法关押“牛鬼蛇神”，并且使用各种手段进行逼供信。

场景六：

当时的“革命政权”通过夺权的方式，剥夺了雁北地区各级领导的工作权利，并且投放到监狱进行关押，将批斗和劳动相结合进行改造。同时，揪出来中层干部中的“牛鬼蛇神”，采用群众专政的方式进行关押和无休止的批斗。

场景七：

许多人回忆起手持长矛大刀、头戴栁盔的造反派一次次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中冲锋陷阵的场景至今心有余悸；

许多人回忆起当时造反派为抢夺雁北地委的公章（认为这就是夺权），组织文攻武卫队伍晚上围攻地委大楼而上演的闹剧。

许多人回忆起“1.20”“糟派”（当时大同市的一个造反派别）第一次夺权的紧张气氛，回忆起“3.16”“好派”（当时由支左部队支持的另一个造反派别）夺权的恐怖日子，全副武装、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景象至今历历在目；

场景八：

许多人回忆起当时造反起家的造反派头头“三英”在雁北大院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大院内人人自危，都被迫选边站队，违心地加入“造反派”。

场景九：

在潮流中，有许多人出于扭曲的价值观，跳出来参加“造反”，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不惜和人性决裂、和善良决裂，并且不惜夫妻间反目、不惜同志间反目；

场景十：

文革时期，大部分的领导干部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并剥夺工作权利，进行劳动改造。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回想起来触目惊心。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革”已经突破了文明的底线，是反人类的的表现形式，它只能助长社会文明的倒退。

从历史的角度推演，“文革”有农民起义造反的影子，亦有义和团乱世的痕迹。

一位大院子弟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我父亲时任雁北专署文教局副局长兼视导组组长。在我的印象中，他工作认真负责，对下属比较严厉。一年中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外出开会或下乡调研、巡视。

1966 年文革爆发了。因为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重用右派分子等罪名，父亲被扣上“反党集团成员”的帽子，错误批斗，虽多次检查，终不能过关。他不甘受辱，以死抗争，含冤去世，终年 52 岁”。

这仅是雁北大院中在“文革”中许多被迫害致死的其中一例。

而且随之带来的是作为“黑帮”子女也被株连扫地出门，遣返农村老家，人生一下子跌入低谷。

这仅是雁北大院第二代人的许多不幸遭遇中的一例。

　　二、对“文革”反思：

反思一：检验每个人的试金石。

“文革”中雁北大院所发生的一切，是一个基层政权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的缩影，对于参与“文革”的每一个人，无疑也是一个考验：

在非正常的社会秩序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规则的瓶颈”，如果不向规则妥协，可能会危及到自己的生存的安全性，这正是很多当时在“文革”中“宁愿杀人，也不愿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重要理由。

在非正常的社会秩序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人性的瓶颈”，“文革”中的混乱，形成可乘之机，许多人的人性中的劣根性很容易全部迸发出来，成为一种可怕的破坏力。

在非正常的社会秩序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文明的瓶颈”，每个人首先在意的是社会评价，若没有外界的“评价与反应”，便可自我解脱，相对免去耻辱责难。很多人反思“文革”，更多是控诉，以及对发动者的谴责，而谈及自己，都成了无辜的受害者。

直至今日，许多当事人对当时的自己仍然是一种文过饰非的态度，习惯了把一切都推诿给时代，将历史责任归咎于领袖个人。在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干部的回忆录中（包括第二代人笔下的父辈回忆中），不少人涉及历史往往是曲笔，涉及自己必然是溢美。

究其原因，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而且充分表明了在中国，封建残余的延续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因此，干部队伍还需要进一步清除头脑里残存的封建意识和农民意识。

反思二：警惕“新文革主义”卷土重来。

应该看到，由于只是用“继续革命”理论去结束阶级斗争，用“文革”的方法结束“文革”，因此长期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指导思想并没有立刻消失，仍然在隐隐作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了执政党执政中所出现的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铲除阶级斗争的土壤，可能还会出现用无休止的整肃内部的方式维持一个政权的运行。

虽然执政党对“文革”已经有结论，但是由于受众过多，由于各种因素的遮蔽，“文革”的真相尚没有完全揭示，“文革”的沉渣的泛起征兆屡屡抬头，甚至被美化成作为消除党内的腐败的一种“新文革主义”，打着公平、公正、反腐的名义，拖曳它那极端的、反人性的足迹，悄悄潜入人的思想，并将“文革”中的方式重新出现在社会中。

反思三：一代人的精神成人。

大院的第二代人很多由于没有亲身参与，因此并不真正了解“文革”，并不了解雁北大院在“文革”中发生的一切。

但是，或多或少地知道“文革”对国家意味着什么，对人民意味着什么，对我们的父辈意味着什么。应该说，“文革”从反面教育了雁北大院的后代，帮助成长中的第二代人接受一次对社会的深刻认识，是一代人的精神洗礼。

　　

第六节： 雁北大院的接力者

雁北大院第二代人的称呼作为一种集合取向，基本定义是指在雁北行署任职并居住在雁北大院的干部的后代，是伴随在父辈身边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其属性应该是雁北大院精神的接力者。

大院的第二代人的有的从小就出生在大院，有的随着父母的工作调动从天南海北（山西人居多）来到雁北大院，大部分都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50、60后。多数孩子操着大同普通话的口音，穿着面料和样式基本差不多的衣服，留着雁北大院流行的标配发式，脸上显示着无忧无虑的面容，大院留下他青春时代的喜怒哀乐。

作为雁北大院的子弟，有着共同的背景，有着共同的生存环境，熏陶在共同的意识形态中。由于环境和家庭的熏陶，普遍见识、境界与气质有别于大同市区的孩子们。并且雁北大院子弟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牢牢镶嵌在每个人身上，赋予“大楼院的孩子们”极具标签性的气质。这也是雁北大院子弟文化自信的最根本的来源。

一、第二代人的思想基础：

第二代人接受的教育来自三方面：

一是家庭教育：

作为革命者的后代的身份，父母的熏陶和所处阶层，决定了一代人一直活在父辈的红色思想延长线上，决定了其持有的基本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

父母参与了我们人生的前半程，随着我们的成长，父辈逐渐慢下脚步，追不上时代的变化，观念也变得不那么合乎时宜。这时，虽然两代人之间产生了代沟，但并不能改变红色基因，而且必然影响了一生。

二是学校教育：

学校里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红色教育，提倡的是黑白对立，爱憎分明，提倡的是做革命的接班人，提倡的是要去解放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人民。

在学校的教育下，在集体主义的裹挟下，幼稚、迷信、顺从成了那一代人的符号，每个人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自认为是共产主义理想的旗帜下，笃定的坚持同一个方向，呼喊着同样的口号，履行同样的步伐，保持同样的节奏，并且成为一种时代特征。

三是社会教育：

在第二代人成长的过程中，社会背景还是提倡无产阶级专政，提倡阶级斗争，提倡批判封资修，提倡打倒美帝国主义，提倡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提倡政治挂帅，提倡镇压地富反坏右，提倡大公无私，提倡学习雷锋，提倡“勒紧裤带过紧日子”......

在这种背景下，第二代人的视野禁锢在一个固定的边界中，习惯于用静止的眼光和传统的标准衡量看待社会现象。并且踌躇满志，将自己定位在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并且一是要解放台湾，二是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人民，三是要做一个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人。

就是这种虚无缥缈的理想支撑着一代人的青春人生和伴随的奋斗。

四是在实践中得到的教育：

随着时代的发展，第二代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农村接受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经历了计划生育；经历了解放思想；经历了改革开放……现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变化和多元动荡，构成了第二代人的成长背景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影响。

透过多种场景，亲身体验到制度和政策给每个人带来的不同命运，体验到传统教育对每个人的洗脑式的影响效果，感受到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看到了地位差对每个人形成的心理差，看到了在强势的权力面前普通人的无助，看到了财富和贫穷所形成的人与人的生活差，体会到被碾压在社会底层的无奈……

其中，对这一代人影响最大的是每个人都亲历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且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和磨难。虽然说，上山下乡的经历，在每个知识青年的人生中只是一瞬间，但是，恰恰是这一瞬间，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了每个人的一生轨迹，并且留下终生难忘的追忆和刻骨铭心的教训。

时至今日，许多当年的知识青年仍然“无悔”，坚持把苦难进行歌颂，把黑暗当作光明，回忆起当时的插队生活，仍然心潮澎湃，沉浸在鸵鸟式的回忆中。

需要提醒的是，作为一代人，离开过去的政治语境，现在应该以批判性的思维赋予哲学思考，将自己的经历代入那个年代，将进一步的思考代入历史的反思，将进一步的反思代入已经形成的反省。

不能否认，长期的“洗脑式”教育，使每个人在一种固定的语境下，习惯于用固定的眼光观前人之作品，背千年之古经，蹈前人之覆辙，世界的多元性已被遮蔽。常常因为愚昧而导致迷信---迷惑---迷失---迷茫。并且已经习惯以一个时代涂抹另一个时代，以一个时代覆盖另一个时代。

放在历史条件下看，父辈们或许有着不确定的物质与精神条件，但是意识形态给予了他们一种面对世界的稳定感。

而第二代人可能比父辈更容易被形形色色的思想所左右，随之而来的同质化的工作模式、同质化的思维模式、乃至同质化的生活模式中，面临着前现代与后现代被轻易地被嫁接在一起，封建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息息共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双轨运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相互作用，现代技术与传统意识并不排斥的社会剧烈变化，造就了共同的思维模式，赋予每个人相应丶的价值观。

过程中，每个人企图依靠父辈的权势影响而造就个人发展途径的梦想也被现实击破，逐渐放弃了出人头地的玫瑰色的梦想，丢弃了要将成功证明给父辈看的雄心。多数人被迫与生活妥协，思想上淡漠政治、生活上追求简单、工作上基本上循规蹈矩。服从现实，安居乐业成为第二代人的生活主流，在默默流淌的生活河流中被推来搡去而随波逐流。

存在决定意识，大院的环境造就了第二代人的性格，从父辈的叛逆到孩子们的循规蹈矩，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回归。

　　二、第二代人的共同属性：

雁北大院作为一个权力机构的所在地，官场的势能自然传递到大院的第二代身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

一是干部子弟的属性：

在我国，体制内的干部由于自身的优越条件，已经形成一个阶层，而其子弟自然可以享受父辈的社会资源，甚至可以世袭父辈所赋予的“荫凉”。同时，一种根深蒂固的“老子打江山，子孙坐江山”的

“血统论”的潜意识植入第二代的脑海中，在感受父辈的权力的同时，每个人派生出一定的优越感，由此奠定了“干部二代”的思想基础，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影响了每一个人的一生。

从现实看，第二代人走向社会后，很多人都选择了进入官场，追逐官吏之路，多数人在心目中还是以是否做官、官职多大？作为一个人的“成功”的衡量标准。

二是革命后代的属性：

大院的第二代人在接受启蒙教育的阶段中，得到的印象最深的是非黑即白的教育，形成“二元对立”的根深蒂固的概念，影响到这一代人世界观的形成。同时也催化了做一个革命接班人的基本条件，即具有革命的思想，坚持革命的传统的一种品质。这也成为“大楼院”孩子们的外包装。

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大院的第二代人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在本质上同市场经济难以相容，同今天的自由竞争原则产生了剧烈的抵触和冲突。

随着社会的变化，市场经济的转换、外部世界的打通、电视和互联网的影响，社会性的分配式就业，将第二代人驱赶到“花栏墙”外，开始接触、了解、认识社会，被迫接受社会的选择和安排。渐渐地，革命后代的属性在第二代人身上消失殆尽。

三是艰苦朴素的属性：

艰苦朴素的属性可以理解为一种本色，这是第二代人在传承中保留的父辈的遗风，而且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人生观上。

在过去的年代，当时的雁北机关干部平均工资水平虽然略高于普通百姓，但是当时的干部很多都是参加工作不久，而且是多子女家庭，因此带来沉重的生活负担，加之物质短缺，生活虽然不是比较拮据的，但至少也是不富裕的。这一点，从每家孩子的穿戴就可以略见端倪。因此，勤俭持家、艰苦朴素的家庭教育和家风自然感染了第二代人，奠定了第二代人的生活信条。同时，计划经济带来的分配制，也让孩子们接受着平均主义的熏陶。

应该说，艰苦朴素的思维模式的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穷人”思维，限制和束缚了他们开拓创新的发展格局，捆绑了他们放开的手脚，影响着他们的成长经历。

　　三、第二代人的历练：

从数据上看，在雁北大院的第二代人中，大多数人就职于普通的体力劳动和服务业，成为社会金字塔的底座。从不同人群的人生路径细分：

有的子承父业，走入官场，在体制内重复着父辈的的人生轨迹，有的甚至步入省级干部的高阶，在多数人眼里被誉为成功人士。但是官场敦应让一部分人得以成功，也让有些人因腐败而踉跄入狱；

也有的遁入商界，利用父辈的背景，用商人的思维和行为，改变了父辈的血统，争取到自己的财务自由，开始了新一代的人生，被多数人评价为“有出息”。但是缺乏能夠运用经济理论、运用资本实现经营蓝图的格局，未能成大气候；

也有的将社会责任感同自己的理想结合起来，执掌国有企业或自己创造的企业，通过实体经济为社会做贡献，被大家评价为“有本事”，得到赞誉；

个别的攻读学业，钻研业务，在贡献社会的同时，成为靠一技之能养家糊口的行家里手（包括医生、作家和工程师），被誉为“有文化”，成为学习的榜样；

还有的混迹于社会的底层，做一个普通的体力劳动者，返璞归真，回到了父辈的原点，踏踏实实地生活，认认真真地回报社会，虽然被有些人瞧不起，但是他们坦然面对；

也不容忽略，还有的人偏离了人生轨道，成为了父辈的叛逆，大楼院的一些人撞上了法律的红线，成为阶下囚……

一位大院子弟曾说：我们这些人的命运，像被巨手拨弄的算盘珠，总身不由己地滚动，并且被撞得遍体鳞伤。

一位大院的发小颇有感触地说到：我们登上并非我们所选择的人生舞台，演出并非我们自己所选择的剧本，你无法对命运有过多的期待和抱怨。

回望雁北大院，每个人耳畔不免会响起“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的旋律。光阴似沉重磨盘，压弯了无数年轻脊梁，却也碾出了不为人知的内在韧度。

　　四、同代人的对标：

如何看待雁北大院的第二代的历史表现和历史作用，可能会出现各类不同的评判标准，但是一个共同的认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定群体，不应该简单的、孤立的考量，而是可以通过和同类群体对标的方法进行衡量：

一是和父辈对标：

雁北大院的父辈作为第二代人的先辈，从传承的角度讲，应该是第二代人追崇和效仿的榜样。活成父辈的版式，至少身上充满父辈的影子，应该是第二代人的成长方向。

然而，历史的笔触在两代人之间画了一个拐点。父辈的时代，和现在的时代已经大相径庭。父辈在一个充满不公平的年代所产生的叛逆心理和追求公平正义的愿望导致的参与革命的行为，已经成为不可复制的历史。第二代人虽然有第一代人的家庭背景，但是现在的时代已经没有当时的驱动力了，因此不会再有揭竿而起、匡扶正义的冲动了，也没有复制的可能了。

因此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再用父辈的标准界定和复制自己，也没有必要循着父辈的足迹前进，颠覆和超越才是这一代人应有的态度，这应该也是父辈的期望。

第二代人开始认识到：以牺牲人的自由、牺牲人的尊严、乃至人的生命以换取新的秩序、新的平衡、新的政权，已经不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必由途径了。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将是通过用科技的进步、民主的进步进而推动国家的发展，用人类的共同幸福来构建和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

这种变化，揭示了两代人的历史性交替：第一代人的革命精神精髓，将得到继承；但是第一代人的革命方式，将在传承中得到根本的改变。而人类进步的本质就是下一代不是完全接受上一代人的耳提面命，而是在传承中扬弃，在扬弃中实现再生。

和父辈相比，第二代人的人生没有形成革命历史的延续，也没有形成革命历史的超越，但是，两代人的思想演变，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看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必然趋势。

二是和国内同代人对标：

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定群体，无疑应该将大楼院的第二代人去对标社会中同年龄的一代人，可以发现：虽然他们有一定的政治背景资源，有超出普通人的优越条件，身负着父辈寄予的子承父业的希望。但是，离开了时代的需求，则没有相同的路径供第二代人去重蹈，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父辈的革命勇气和信仰，去走出同样的路。

和同时代的人相比，第二代人没有像其父辈一样成为社会的领跑者，也未显现出对社会进步的特殊推动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一种阶层的回归。

三是和世界的同代人对标：

如果眼界再放宽一点，对标大洋彼岸的同代人，可以感到不同的教育制度、教育方式和环境，使同代人在接受文明的程度上差距显而易见，自由的天性，开放的视野，没有约束的追求，创新的意识，导致了不同的成长步伐。

这不同程度地影响到第二代人开始用一个全新的角度看待世界，开始重新思索人类的进步途径。同时增强了到国外接受教育，获得能够改变自己的成长机会的要求。

同样，如果对标台湾的同龄人，作为同宗的中国人，我们不难看出制度对第二代人的影响，看到普世价值观对第二代人的影响，看到社会前进方向对第二代人的影响，由此形成完全不同的同代人。

　　客观地说，第二代人一直接受的教育和宣传，往往是执政体的语言，视角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根本变化，不免处在一种混沌的、偏执的思维中，习惯用中国现行政治的逻辑、立场看待历史，解释现实。导致不能在时间和空间之间、在真实和非真实之间，在信仰和真理之间，重新地进行选择、认识和修正。

因此，抱持一种文化的立场、价值的立场，不困于主义，不惑于现实，不再用零和博弈、非黑即白的认识观察社会，继而会用世界的角度、用人类的角度、用自然的角度、用普世价值的角度去重新认识中国的未来。

啾啾之鸟，愿为阳光而鸣。虽然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活得不尽人意，然而每个人的灵魂都在时刻提醒自己除了为生计而努力付出的同时，还应该尝试新的人生挑战。尽管充满困厄与隐忧，仍有一部分人竭尽全力地建立起一种属于自己的叙事，用行动映证信念，努力做一个有微光、并能为他人带去光亮的拾光人，这无疑是一种美好的人生选择。

　　

第七节：大院的新生代

雁北大院的第三代人是指出生于七十年代后的大院子弟，现在都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作为新生代，在他们的生长期，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赶上了社会发展的好时机，使他们充分沐浴着阳光，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

作为新生代，“独生子女”的独特的社会属性，是他们的社会标签，体现在血缘关系和家庭结构上，还涉及政策认定、父辈溺爱和家庭资源分配、性格发展以及政策优惠等多个方面。这些属性共同塑造了独生子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独特地位。

随着逐步成长，作为新生代，在父辈提供的物质基础上，看着日渐破旧的建筑，不再被传统所束缚，多数人不希望自己的人生被狭义，也不希望生活中失去想象的空间，开始回归，追求过一种更加注重内心生活和精神追求，真正有品质的生活。开始尝试努力寻找自己的意义感、使命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个人理想，体现出个人的价值，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寻找身份认同。

同时，我们也看到，社会的压力和生活的重负，催化着年青代的价值观发生变化，趋众、安稳、现实成了他们的身份标签，也成为一种主流价值观。在生活压力下，热情在慢慢丧失，淡化了信仰、淡化了追求、淡化了理想与梦想。

同时，从传承的血缘关系看，第三代人肩负着延续着雁北大院的文化基因，传承家族记忆与价值观的责任。但是生理上的延续断然不能代表雁北大院传统精神的传承。随着时代的变化，第一代人所形成的遗留，在他们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他们与时俱进，正是第二代人所希望的那样，义无反顾地探索自己的新路程。

从使命感的角度看，第三代人深知自己的历史渊源，因此拥有更宽广辽远的视野，拥有更多获取资讯的方式，并能够用一种跨界的思维来进行文化的交流碰撞，思考文化如何传承与突破，融合与发展，探讨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追求一个精神家园，追求一种文化的生存空间。

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第三代人虽然对雁北大院的历史并不完全清楚，但是已经习惯用在雁北大院养成的视野看待新的多元环境，用雁北大院的标尺去丈量发展变化的文化，用雁北大院的价值观寻找新的共鸣，融入新的平台，认识新的朋友，沟通新的体验。

他们的成长轨迹早已不同于父辈，正以自己的方式重塑属于这一代人的精神内核。从他们身上的不可逆，才能够感觉到代际的真正跨越、也体会到真正的传承。这也是上一代人所不能理解的，也是第二代人只能报以羡慕而不能完成的。

由于难以同频，我们对他们的未来走向不甚了了，也无法预知他们的未来，也许时间的磨砺才是最好的催化剂，将催生出既保持有第一代人的血统、同时更具有时代感的第三代人。

　　

第八节：薪火相传

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代人的终结，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任何事物不会戛然而止，如何站在传承的角度去审视父辈留下的精神遗产？这是需要雁北大院的第二代人认真思索的问题。

如果能够站在历史的角度进行追溯、梳理和复盘，并试着透过迷雾和疑感，从哲学的层面中找出雁北大院精神的真谛，揭示出雁北大院留给后人可传承的文化，并且做出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可能会催人深省。

一、沉重的思考：

随着雁北大院的消失，随着父辈的逝去，大院深处蕴含的复杂和深刻正在逐渐淡化和湮没中重新引起后代们的思考。

思考一：

父辈参加的革命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定行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需要再有前辈那种揭杆而起、进行暴力革命的冲动和选择了。开始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赋予这一代的历史使命将是用科技的进步推动中国的发展，用普世价值观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用人类的共同幸福来构建社会的进步。

这是第二代人在信仰上的根本变化。

思考二：

第二代人逐步认识到每个人不再是子承父业，不是参加革命，而是参加工作。两字之差，显然大相径庭，内涵有本质的区别。

革命是一种事业，而工作仅仅是一种保证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虽然多数人也积极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组织，但多是为个人政治上的进步在创造条件，身上很难找出第一代人的使命感，而交替为个人奋斗的信念。第二代在走着与父辈不同的路，已经开始转基因。

这是第二代人人生观的根本变化。

思考三：

父辈的管束和社会的影响，影响着第二代中的多数人的行为轨迹，但是，第二代人已经在觉醒：

从固定思维觉醒为成长思维，从利己思维觉醒成利他思维，从黑白认知觉醒为系统认知，不再以简单的二元论或者极端的观念去解释发生的一切，特别是不再用“好人”和“坏人”的概念去看待和解释世界；

相信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而不是仅凭享受父辈留下的红利，也可以改变自己的成长通道。并且已经不再被集体主义裹挟，从本质上理解了利他并不是简单的通过集体主义、通过牺牲个人和奉献，而是在平等的条件下共存。

再不会形成基于激情的政治信仰，不会为某种追随而盲从，也不会被历史使命绑架自己。并且对“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口号开始重新思索，开始认识到“只有解放自己才有可能解放全人类”。开始不再追随宏大叙事，开始追求和争取自己的理想和兴趣，

这是第二代人的思想基础的根本变化。

思考四：

第二代人选择独立思考的方式，开始在体制约束和个人行为之间、在社会格局和自我意识之间去探索和寻找平衡，坚守个人主义，在奋斗中实现自我；开始坚守理想主义，在自由中诠释人生；开始在单一和多元中寻求平衡，在困惑和探索中找到平衡。

这是第二代人的价值观的形成。

以上的思考很难完全诠释两代人的思想变化的区别，但是从中可以看到时代的变化已经在深刻地影响着两代人的彼此认同感，并且在两代人之间形成必然的、难以弥合的代沟，这无疑是社会的进步。

　　二、清醒的认识：

不得不承认，雁北大院的前两代人之间的边界已经存在着很难跨越的鸿沟：

一是社会地位：

父辈们作为一个干部阶层，由于在革命中的贡献，在社会上得到普遍的尊重，由此奠定了稳固的、被尊重的社会地位。

而第二代人多数虽然还保留着部分残存的父辈背景，但是社会改变了他们的就业条件，由政府的统一安排逐渐过渡到自主择业上，使每个人的干部子弟的优越感消失殆尽，在社会上成为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分子。

这一重大变化，改变了大多数第二代的人生，巨大的反差形成了彼此的社会地位存在着不可弥合的边界，形成了对同样的问题的不同认识，并带来的两代人的思想断代。

二是思想边界：

由于父辈接受的是政治一元化的教育和熏陶，作为一种志向选择，父辈参加革命、继续革命是他们一生的不懈追求，因此仍然希望用传统的观点要求和说服第二代人。

客观地看，大院的第二代对父辈的认识仅限于亲情，不完全了解父辈所工作的雁北行署作为一个政治构架，对于一个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历史影响；不了解父辈及雁北行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功过；也没有从父辈身上得到官场内幕灌输，没有了解大院作为雁北的“紫禁城”，出现过的形形色色的官场之争；也不了解大院内部发生的许许多多值得第二代汲取的事情。

相对父辈，第二代人想的是颠覆和超越。在超越和被超越之间，两代人一直存在着分歧和斗争，思想的边界无法融合。而正因为如此，也在孕育着新一代人的成长。

三是文化观念：

父辈由于在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上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更多的徘徊于历史中，趋于传统和保守。

而第二代人由于对外开放和传播工具的变化，因此有了和第一代人不一样的视野、不一样的格局及不一样的包容量，能够接受新事物，能够用科学的眼光看待未来。

文化程度的不同，和对文化的不同理解，决定了两代人的价值观出现裂痕，决定了两代人之间的沟壑越来越深，但是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四是生活方式：

父辈由于脱胎于艰苦的年代，因此经常在纵向比较中得到满足，在计划经济和供给制条件下所形成的生活意识，很难与时代发展同步。

而第二代人的生活习惯已经从传统中跳出来，在生活内容、生活方式等方面形成了不一样的追求，希望通过自身的力量不再重蹈父辈的老路。

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两代人观念不同、行事方式不同、生活理念不同，决定了两代人的轨迹既不在同一条直线上，也不在平行线上，虽有交集，但似乎渐行渐远。

　　三、必要的对比：

在两代人的迭代过程中，第二代人尊重父辈的革命精神以及对此做出的牺牲，但是“我不希望你用你的价值观来覆盖我的价值观”，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父母与子女都是相互独立的个体，没有必要继续循着父辈的轨迹前行；

在两代人的传承过程中，第二代人仰慕父辈的身份地位和权势，但是认为由于缺乏相同的历史条件，复制是可望不可即的事情，不愿为此付出无谓的努力；

第二代人也试图质疑父辈的信仰和观念，但是却没有产生相应的替代思想，多是采取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沦为坐而论道。

但是，父辈给下一代留下了精神支柱和做人的底线，一直伴随着第二代人的人生历程，帮助着这一代人思考人生的道路，在成长的过程中不致于丧失人生的方向。

后记

时光流逝，告别了雁北大院，送走了我们的父辈，大院的第二代人也都进入了古稀之年。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人，虽然不可能重建一个物理概念的雁北大院，但是完全能夠站在历史的一个高点上，用追忆的笔触全景式展现大院的历史轮廓，叙述大院的文化框架，再现父辈的音容笑貌，将雁北大院演绎的时代画卷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完成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与文化传承。

作为记忆的起点，精神的归宿，历史记忆方式也在随着社会评价体系的改变发生着变化。雁北大院的后代，从往日的迷信权威，盲目追随，盲目信仰，到现在的一点一点拾回常识，建立自信，独立思考，这是两代人共同走过乃至今天仍有许多人在重复的过程，也是传承的正在进行时。

也有人从哲学的角度提问：雁北大院的魂是什么？魂又在哪里？对此，我问过许多人，回答各异，都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但是大家认为，这作为一个历史的未解，潜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不需要破解，将陪伴我们的一生。

回忆中的反思，帮助我们拂去掩在大院上的历史尘埃，重新认识雁北大院的历史价值，认识雁北大院的父辈的精神价值，用父辈的精神遗产激励下一代人努力将自身的优秀与推动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纯真而不欠闻达，善良而不失坚强，把生命高举在尘俗之上，又融化于社会之中，这应当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追求。”以此告慰父辈。

雁北大院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人、第三代人，虽然如蒲公英一般，散落在大同市各个角落。但是物理空间的隔阻阻挡不了因大院而生的家园友情，同理心和共情心构成了大院情结，固存于内心的美好仍然可以用大院情结唤醒，寄深情以低唱，写复杂于单一。

一位雁北大院的子弟深情地吟道：消失的雁北大院，就像自己的故乡，回首再望，依然定格在告别的那一天，模糊中透着清晰，缥缈中又现厚重，几近永恒。添些色彩，加些遗憾，留些无奈，多些祝福。心心念念的，还是那时的一条条路，那一棵棵树，那一个个人，那一个个难忘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