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的纸短情长：家书里的父爱与牵挂

醉古雅集

熊新发

　　近期，一个偶尔的机会，让我得到了一件张大千写给张文碧的实寄封并有张大千亲笔书写在大千私用有印痕纸张上的亲笔信，并加盖张大千的朱红印章。信封上粘贴有“中华帝国”的邮票，并有杭州…的邮戳。信纸泛黄，墨迹犹存，这位国画大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对家人的牵挂透过笔尖缓缓流淌。

　　1946年的中国，正值抗战胜利后的复杂时期。张大千在这一年创作了多幅重要作品，同时也与家人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在一封寄给女儿张文碧的信中，这位国画大师展现了不同于艺术创作的一面——一位关心子女日常生活的普通父亲。

信中提及的“香港徐样芝”实为徐雯波，后来成为张大千的第四任妻子，而收信人张文碧则是张大千的女儿。这类家书不仅是亲情的见证，更是研究张大千生平与艺术的重要史料。

　　01 艺术大师的寻常父爱

在艺术市场上，张大千的画作屡屡拍出天价。然而，在这些辉煌成就的背后，张大千作为父亲的形象却鲜为人知。

张大千在家书中对女儿的关爱体现在细微之处。他会寄送食品，关心孩子的身体状况，这些看似普通的举动，展现了一位父亲对子女的深情。在张家，孩子们过生日要给父母亲磕头以谢养育之恩，全家吃面庆生。

这种父爱在张大千的离乱生活中显得尤为珍贵。即使忙于创作和画展，他仍不忘抽出时间给女儿写信。张大千一生漂泊，但与子女的情感联系从未中断。1963年，当张心瑞带着女儿莲莲与张大千在巴西团聚时，老人对孙辈的疼爱溢于言表。

张大千家书中的笔迹也反映了他独特的书法造诣。他的“大千体”书法结体险峻、用笔灵活、章法整肃、气韵朴茂，即使是日常家书，也能看出这位艺术大师对笔墨的娴熟驾驭。

　　02 家书中的历史印记与家族情怀

张大千的家书折射出当时艺术家的生存状态和家国情怀。抗战胜利后，张大千急于返回北平，最主要目的是搜购因战乱散落民间的古代字画。

张大千的家书不仅关乎亲情，还是研究其艺术交易和经济生活的重要文献。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位艺术大师在动荡年代中如何维系家庭，经营艺术事业。他在1961年写给三哥的信中提到：“每年卖画可得美金万余，只是人口稍多，足够家用，无多蓄积而已。”

在家书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艺术大师，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亲情牵挂的普通人。他对三哥三嫂的感情尤为深厚，曾在信中动情地说：“三嫂是我们家里的一位老嫂子，弟小的时候，穿衣做鞋洗澡，都是她照料的，弟真是当她同母亲一样。”

这种对家族的情感和责任担当，展现了张大千性格中细腻温情的一面。他曾慨叹：“卖画的一生也是担荷家族兴旺，维系血缘亲情的一生。”

　　03 墨迹中的情感价值与书法艺术

张大千的家书具有独特的情感价值。在包立民编著的《张大千家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没有艺术光环”的张大千。这些信件不是同道间的“谈艺论道”，而是亲人间的嘘寒问暖和离愁别绪。

“大千体”书法形成了内敛、古拙、多变、出新、笔力遒劲而秀逸的风格，具有结体险峻、用笔灵活的特点。这种独特的书风在张大千的家书中得到了自然流露，笔笔都是对亲人的“自明心迹”。

与张大千其他类型的书信相比，他写给家人的信笔调自然质朴。张大千在家书中对女儿的关爱，体现了他对家族的重视。在家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重视亲情、有家族责任感的张大千，这与他在艺术创作中表现出的豪放不羁形成有趣对比。

　　04 家书与画作的对话

1946年是张大千艺术创作的重要年份。这一年，他创作了多幅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与他写给家人的信件共同构成了对他生平研究的重要材料。

张大千在这一年的艺术活动十分频繁。1946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五），他携新购的《江堤晚景图》赴万寿山溥心畬居处共度元宵佳节。这些艺术活动与家书相互印证，共同勾勒出张大千完整的生活图景。

张大千不仅给女儿写信，还通过画作表达父爱。1944年，他为长女张心瑞十八岁生日绘制了《倩影》；1949年，又为女儿绘制了《菡萏真丝旗袍》。他甚至告诉心瑞：“女儿是含苞未放的花，所以就只画花苞。”

这种艺术表达与家书语言的结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的张大千。在创作宏大画作的同时，他也在家书中记录着日常生活的点滴。

张大千写给子女的信件，如今已成为收藏市场关注的珍品。但比起市场价值，更珍贵的是它们揭示了艺术家平凡而真实的一面。

张大千的后人回忆道：“虽然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遗产，但他留给我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财富，这才是真正让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 这些家书不仅承载着个人情感，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珍贵记忆。

2025年11月4月于襄阳市文人会馆